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包括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一般规律、企业组织形式和市场运行的一般制度等。然而，不同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具有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因而必然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作为市场经济的共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守的规律，就会混淆两种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误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区别。

一、两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不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体，它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体，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资本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约有500年的历史。相对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矛盾：一个是企业生产有组织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一个是资本无限扩张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归结起来，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在这种对抗性的矛盾中运行，并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隔几年就爆发一次，每一次都要造成重大损失，使生产力受到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其市场经济的垄断性、腐朽性、寄生性不断发展。

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私人资本的垄断，并进而发展为国家垄断和国际资本垄断，再由国际资本垄断发展为国际金融资本寡头垄断。1969年，全球跨国公司为7267家，1980年发展为1.5万家，目前为6.5万家。目前这6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50多万家海外子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跨国公司不仅控制着世界的生产和流通，而且控制着世界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权、裁决权，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成为资本垄断的手段。当前，国际金融寡头实际上掌握着政府的决策权，控制着资本的规模、结构、流向和利润率，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统治。

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向泡沫经济、虚拟经济、投机经济发展，并且更加趋于制度化，成为资本掠夺的主要手段。美国的金融资产总量，1952年为1.47万亿美元，2008年底达145.5万亿美元；其金融资产总量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倍数不断扩大，1952年为4.11倍，2008年末扩大至10.2倍。这就为泡沫经济和投机资本的大规模出现提供了条件。投机资本完全脱离生产需要，如脱缰之马在市场上独立运行，不仅扰乱生产秩序、金融秩序，而且成为政治工具。因此，有人认为，当代垄断资本及其国家已演化为集投（投机）、诈（诈骗）、赌（高杠杆操作）、毒（有毒资产）于一身和向世界圈钱的货币循环体系。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进一步发展。西方国家第一、第二产业萎缩，第三产业急剧发展，并不全是生产力发达的表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家脱离实体经济，专食股息、红利，从事投机。他们吃遍国内又吃遍世界。他们把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大量低价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用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来维持自己的高消费。资本主义国内的矛盾转化为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国内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扩大为落后国家消费不足的矛盾，国内寄生虫转化为国际寄生虫，这些都是资本寄生性、掠夺性的新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主体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表明，主要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的状态已经结束，劳动者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再任人摆布和宰割。由于主要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共同占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分工合作，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公有制为主体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解决了个别生产有计划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也原则上消除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能够通过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以解决。

二、两种市场经济的立足点不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立足点和指导思想是人性自私论。斯密认为，每个人生来首先是主要关心自己，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克拉克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利己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符合人性。哈耶克认为，经济理论当中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如果满足某些条件，一个私有财产经济将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可见，“人性自私论”是私有制的理论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指导思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切规则都是围绕着这种思想展开的。其实，斯密等所说的人性只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抽象掉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把资产阶级本性说成是人类的本质和发展要求，并把它看作“一切经济行为的动力”。用它来构筑市场经济大厦，符合资产阶级的“人性”，却违背广大劳动者的“人性”。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却又与之相矛盾。这正是“它必将被炸毁”，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信条，就是断定买和卖始终是一致的，供给会创造需求；市场能够自动进行调节，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无须任何外部干预，交换双方通过自由竞争，必然达到完美的均衡。这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可以调节一切，决定一切。其实这是一厢情愿。需求创造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但供给不等于需求，供给与需求始终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抗性的统一体。通过市场竞争达到完美的均衡，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发点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分工协作，联合劳动，发展生产，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劳动者具有个人利益，同时具有共同利益，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结合的经济。它肯定个人利益，尊重个人利益，强调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尊重共同利益，发挥共同利益的优势，在处理个人、集体、国家关系，局部与全局关系时，强调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追求个人利益要以不损害国家利益和全局利益为前提。

三、两种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不同

西方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完美无缺的，国家只能起“守夜人”的作用，无需由国家出来进行宏观管理。资本主义国家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后，不得不采取凯恩斯的主张，进行市场干预。西方国家政府调控经济有三种形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它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采用间接手段，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限定在所谓”市场失灵”的范围。二是以德国等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同社会公平原则相结合，以市场为基础，政府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有限干预监督，为市场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和秩序。三是以日本、新加坡、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中，就国家干预的程度来看，第三种甚于第二种，第二种甚于第一种。

不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哪一种宏观调控模式，它们所能调节的范围和内容都非常有限，主要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局部供求关系、物价、就业及财政收支作某些有限的干预。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投资、收入分配主要由私有企业主掌握和决定，政府无法从全局上决定和调节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积累与消费结构、就业结构及总供求关系。由于财政收入仅靠税收和印票子，国家也很难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西方国家干预经济，发挥的是“总资本家”即资本家后台的作用，是为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维护资本统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这种干预调节，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本性，也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矛盾。西方国家有的也制订计划或规划，但计划涉及的范围有限，资本家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所谓”弥补市场失灵”，不过是私人资本不赚钱、不愿干的事由政府出面干，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资本主义补漏洞，为资产阶级取得高利润服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拿出7000亿美元救市，主要用于帮助垄断大企业度过难关，避免破产。这再一次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干预完全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

宏观调控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由劳动人民掌握的。劳动人民掌握政权，不仅要维护国家利益，保障社会稳定，而且要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满足广大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重要职能。社会主义宏 观调控是国家代表人民利益，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体要求，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规划，调节国民经济的基本平衡，监督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矛盾，调节收入分配以保障社会公平等。通过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能够摆脱企业和市场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将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我国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间接调控为主，不对企业的日常活动进行干涉，但对涉及全局的重大投资和经济活动作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它是一个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分配资源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管理体系。我国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优势是，既能尊重市场经济各主体的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又能超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来配置资源，因而能够抓住主要矛盾，抓住关系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大项目，推动社会飞跃和重大进步。这种宏观调控，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些年来，正是由于我们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促进了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挑战，从而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于这一点，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终结论”的炮制者福山说：中国体制最重要的优点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定执行的效果还不错；中国有一套能够避免混乱的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