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唯物史观视野中，马克思实现了需要理论的变革。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历史生成，存在着从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域转向。面对人之需要与资本需要之间的结构性对抗，必须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纳入需要问题的理论阐释路径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需要理论，应当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以高质量供给充分满足人民需要。
关键词：马克思；需要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的辩证考察，对需要与对象性形式的科学分析，实现了需要理论的历史性变革。在马克思之后，众多思想家在异化论的阐释框架下，将需要范畴推向意识形态批判的场域，这些理论探索拓展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解释维度，但因过度强调异化批判而偏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所做的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面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需重新系统梳理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思想进程中需要理论的生成脉络，剖析其理论内核，突出需要范畴的历史性与批判性，以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理论支撑，为开辟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有益借鉴。
一、重新审视：“异化”之下的需要理论解释路径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批判理论家围绕“需要”问题展开了学术阐释与争论，其中，从“异化”出发阐释需要范畴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学者对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理解路径，这一路径内蕴于学者们对工业文明和消费社会的批判之中，对于后人理解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重新审视这一解释路径，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在继承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业文明之下的消费异化现象展开了批判，并在此过程中揭示文化工业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指出，文化工业的权力逻辑在于，它首先制造出虚假需求并获得消费者认同，随后系统性地控制和再生产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一逻辑下，尽管人的需求为个人意识所约束，但公众实际上已成为文化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艺术和消遣均服从于文化工业总体性的虚假程式，现代艺术已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其精神价值和审美意蕴早被商业利益所消解。文化工业以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使艺术作品丧失了独特性与原创性，社会公众对艺术的追求反而成为一种精神桎梏：表面上追求高雅品味，实则陷入文化工业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丧失了真正的精神自由。
马尔库塞也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并基于“虚假需要”范畴，拓展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批判视域。马尔库塞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真实需要被异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与权力支配的工具。这种扭曲不仅导致“虚假需要”在社会中的蔓延，更使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个体意识中，使人误将由资本创造的需求视为自身的真实诉求。马尔库塞认为，虚假需要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这种需要可以表达和阐释为资本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唯独不能体现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资本主义借助技术之力，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回应了人对于物质享受的期待，却无视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将虚假需要的满足和再造作为完成经济支配和政治统治的有效方式。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进行考察时，列斐伏尔将理论建构核心聚焦于异化这一关键概念，并将对需要的批判确立为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维度。在马克思的基础之上，列斐伏尔将分析视角扩展至精神维度，系统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心理机制与道德秩序的深层异化。借助广告传媒等手段，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扭曲了人类需要的内容，更从根本上重塑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形式，作为消费者的个体不仅是被制造的，其对需要的认识也是受控制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陷入深刻的异化。由此，列斐伏尔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指认为一个“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或曰消费社会。
在列斐伏尔之后，鲍德里亚通过对需要范畴的本体论解构，向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发起强烈的理论挑战。鲍德里亚指出，马克思将需要视为生产逻辑的自然对应物，实质构成对资本增殖体系的隐性辩护。在鲍德里亚看来，“需要”超脱于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并将自身转化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符号，为政治经济学建立了一整套逻辑自洽的认知框架。为了突破这种封闭的符号交换关系，鲍德里亚最终诉诸原始社会中能够体现主体关系的象征交换，将主体间的礼物馈赠、仪式互动等非生产性实践建构为对抗符号统治的武器。然而，这也使其批判理论陷入否定整个现代文明的悖论之中。鲍德里亚虽延续了符号学方法对消费社会的解构路径，却在异化理论的阐释域中展现令人困惑的矛盾：他既激进地宣告马克思的异化逻辑已无法穿透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本质，认为传统异化概念不过是主体意识自我缝合的意识形态缝线；又在深层理论架构中隐秘延续着异化批判，在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人类需要被符号系统重新编程为“功能性神话”，物品的“有用性”不再是客观属性，而是精心构造的差异化能指。
与上述学者的切入点有所不同，阿格妮丝·赫勒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视角揭示马克思需要理论中深藏的人类学维度和解放前景。赫勒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始终保持着对需要概念的双重理论定位，“需要”虽然作为经济范畴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分析，但更作为历史哲学或曰人类学的价值范畴存在。在赫勒看来，需要的异化是马克思对于需要问题展开哲学分析的核心所在。价值的标准是人“需要的丰富”，需要的异化就相当于这种丰富性的异化，人的本质在异化自身中发展，这为实现人的“需要的丰富”创造了可能。其中激进需要尤为关键，作为一种既内生于资本主义又无法被其满足的矛盾性需要，被赫勒阐释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内核、超越特定社会的实践动因。
上述批判理论家有关“需要”的理论探索，虽在方法论与阐释框架上存在差异，但在批判路径与价值立场层面始终保持着与马克思异化批判的深刻对话，共同构成理解现代性困境的重要理论参照系。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到的，“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丰富的人类需要被简化为对抽象财富的狂热追逐，需要的异化由此成为一种必然。然而，西方批判理论家所延续拓展的“异化”解释路径存在根本的理论盲点。它不自觉地停留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框架，仅以意识形态范畴非历史地解读，未能把握需要范畴的客观实在性，即“现实的个人”通过满足具象化历史需要来实现对自身存在的本质确证，也未能充分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需要体系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概言之，这条“异化”之下的需要理论解释路径虽然具有解蔽现代性危机的警示价值，但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却显现解释力边界。对于这一问题答案的探索，需要借助马克思的理论资源。
二、追本溯源：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与建构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再造了人类的文明和文明的人，也生产了其自身的矛盾。然而，基于异化论的需要理论解释路径，虽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隐形压迫机制，却因其方法论局限而将资本主义的需要控制体系描绘为一种封闭且自我强化的结构，同时由于脱离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分析，这一批判路径难以从社会现实中找到颠覆这一体系的物质力量与可行路径。“需要的异化”并非一种误认，相反，基于异化论的需要理论对阐释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或发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仅仅停留于早期异化论而发展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无法寻得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道路。因此有必要追本溯源，回到马克思，尤其是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相关论述中，探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历史形成与建构过程。
自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初，马克思就已经对“需要”这一概念有充分的关注。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社会现实生活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性特征，社会生活持续展开，虽然这一进程建基于既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但同时，生活或生产的继续蕴含着无尽可能。因此，“需要”对马克思而言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范畴。马克思强调从现实生活出发考察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研究进路必然要借助人的需要这一中介。在马克思之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论述中涉及“需要”范畴，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需要”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经济活动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用资本支持产业者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实现了追逐私利与社会利益的悖论性统一，实现方式正是社会成员通过商品交换使彼此的需要得到满足。李嘉图也指出：“一个人只要有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他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只要他有任何新的价值可以提供出来交换这些商品，那就会是一种有效需求。”而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的根本需要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之中必然无法得到满足，这将导致革命的实践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
正如西方批判理论家所关注和强调的那样，“异化”概念构成青年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核心议题。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劳动异化的多重维度：劳动的对象化进程使劳动者陷入被劳动产品支配的状态，劳动的现实化过程则演变为对劳动者主体性存在的系统否定。表面自由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背后实质上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性权力结构。这种异化机制不仅体现为劳动产品的异化，更延伸至人类需要体系内部。在资本增殖逻辑的统摄下，那些本应服务于人之个性发展的需要演变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正如马克思尖锐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体系持续制造人的需求，“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在需要异化的维度上不断巩固资本的统治秩序。这种需要异化机制与劳动异化结构相互耦合，贯通生产至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共同构筑起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压迫体系。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以“异化”阐释需要问题的阶段，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深刻阐明人类需要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历史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德国的批判从来没有离开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德国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具体到需要问题上，就是德国哲学家们看不到现实的个人对于吃喝住穿的需要，看不到人是与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并且是与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的。人的生活条件，人的生命本身，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即劳动，都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都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现实世界时不能够回避的东西。不同于以往的德国哲学家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论述不仅确立了需要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更揭示了物质生产与人类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人要获得解放，首先要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证。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能得到充分满足，满足需要的程度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社会阶级，而需要满足的程度也继续影响着个体在不同社会阶级中所处的位置。除此之外，社会关系的丰富与需要的增长之间也存在着动态交互关系。现实的个人一生下来就要面对物质联系，这种联系产生于其自身需要与他人需要之间，产生于其自身的生产方式与他人的生产方式之间。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个人在满足需要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其他个人需要的满足，因为脱离了这一共同体，或者仅仅存在于这一共同体之中而不与其他个人发生联系，自身的需要也就谈不上得到满足，甚至个体的存在本身也成为问题。在现实的个人成长过程中，由于需要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由此得以延续书写。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这种物质联系以资本的形式呈现，并满足了很多需要，尤其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不能满足的那些新的或扩大了的需要，这是资本主义的进步面。但是，资本的需要在根本上与人的需要相对立。工厂体系持续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商品，构成物质的再生产；工人阶级通过对于商品的消费，实现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主义不断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下，实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与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关系相配套的精神产品即意识形态，为“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辩护，将无法量化的需要边缘化，实现关于需要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需要体系的理解。他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兴生产部门的不断涌现，劳动分工与生产体系持续扩展、完善，与之相应的是人类需要体系的不断丰富，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的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也涵盖精神文化需要的深化与多样化。换言之，人类需要体系既包含维持基本生存的必需性需要，也包括促进人之全面发展的超越性需要。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需要体系的历史性特征，也为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需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当马克思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方法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分析时，他开创性地揭示出物质生产与人类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笔记本Ⅳ中，马克思通过精辟的理论分析，阐明了物质生产对需要体系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物质生产为人类需要的满足提供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又不断催生和塑造着新的需要形态。马克思特别强调，只有将人的需要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获得对其本质的理解。而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培育着社会的人的全部属性，这样的人是拥有广泛需要的人，这样的人的存在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物质生产在推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通过物质生产的持续展开，人类才得以不断突破既有的生存界限，在创造新需要体系的同时，推动文明形态的更新与跃迁。
在全面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成为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取得了形式规定：首先，需要作为使用价值的规定性；其次，需要成为价值实现的前提；最后，需要构成资本形式持存的基础。这样一种“需要”范畴成为马克思讨论生产与消费两大环节的交叉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深入阐述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他明确指出，消费对生产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尽管生产是消费的前提，但消费同样是生产的目的。当然，马克思并未因此忽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消费作为需要，本身就作为要素内在于生产活动之中。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通过对于价值形式的分析，揭示了商品神秘性的来源：商品的神秘性质并非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亦非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形式。通过交换过程，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造成商品得以表现自身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形式。这是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可以被通约，能够共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个独特的商品转化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货币，由此成为商品世界的“一般等价物”。而从研究“需要”问题的视角看，货币既是个体需要的抽象满足形式，又是社会权力的物质化身，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现实的个人的具体需要必须首先转化为对货币的占有，货币因而也具有了相对于个体的支配性力量。这种二重性使货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对象性形式，通过货币，具体劳动被抽象为价值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货币关系，消费者不得不通过货币满足需要，生产者不得不为了货币制造需要。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提出，商品要出售，必然要求买者的存在，需要转化为需求，必然要求货币的存在，而工人成本被不断压低，这就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需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几乎完全表现为商品消费，而消费力的不足根源于社会对抗性的分配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消费力深受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影响，这种分配关系将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变动范围内，让他们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同时，这种消费力还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双重限制，这种对积累的渴望进一步制约了消费力的发展空间。在这种对抗性的分配框架内，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和社会剥夺特征暴露无遗，由于其短视与偏狭，资本主义不断地爆发危机与冲突，对资本主义文明本身以及整个人类文明造成了严重危害。
马克思构建需要理论的思想历程，既存在着从哲学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域转向，又存在着从人本主义向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转向。其中，马克思关于需要与对象性形式的分析构成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维度。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需要的满足受限于具体劳动产品的直接性，对象性形式与使用价值尚未分离；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商品作为可感觉的超感觉物，使需要系统发生结构性转变，由于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具体需要的特殊性被普遍化表达。但资本主义阶段只是暂时的，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的需要也不断发展，满足需要的手段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增强，这也引向马克思主义的终极问题，即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或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这些仅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陷入绝境，是以世界市场为前提的。现实的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选择之一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资本增殖、为满足资本的需要而服务，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下降的总体趋势无可避免，最终的结局要么是经济调节能力失灵，要么是人类生产力下降。因此，另一种选择就是，以革命的实践变革现存的状况，消灭个体需要与共同体需要之间的矛盾。随着私有制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那时，共产主义者将会向世界证明，生活的不幸是资产阶级强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现实的个人能换一种活法，真正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当下，必须认识到现实个人的需要与资本增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对抗，资本的需要是需要结构中的重要一极，因而对需要问题的理论阐释不能简单诉诸异化论，必须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确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纳入进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所构建的需要理论，才能在科学的高度上划清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界限，揭示其理论架构中蕴含的批判向度。
三、现实关照：马克思需要理论在中国的坚持和发展
按照马克思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设想，“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所有的人富裕”也将成为社会生产的最终目标，而满足人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人就会重新陷入极端贫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并让社会主义生产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做出的科学论断。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逐步引入市场机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一种生产方式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而代表分工协作这一生产方式的市场经济更适合当时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并且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存在着根本不同，其目标也截然对立。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价值”并不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举例而言，世界粮食生产水平完全可以供养全球人类，可是饥饿及其导致的死亡却没有停止，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只关心“价值”——只有符合市场需求比例的才被其承认，其他不符合比例的都要被摧毁。而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却不是生产“价值”，而是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令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取。2021年中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衡量脱贫与否主要标准中的“两不愁三保障”都作为使用价值标准出现，这也凸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只是在现阶段，生产使用价值的个别劳动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必须经由市场机制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许多生产活动在外观上也表现为以价值为目的。但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利润、实现资本的增殖。从这一方面，也可以明白为什么部分国外学者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种种歪曲和误读，因为他们局限在资本主义的狭窄观察视角中，总是以一种非历史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有益于满足人之需要的可能性。
在当代经济理论场域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借助不同的分析工具，确实具有对经济现象进行截面化解释的实证效力。但这种解释框架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形式化确认，其方法论内核始终受限于将现存秩序永恒化的意识形态桎梏。借助算法和大数据，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出高度精细化的利润攫取机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在充分承认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优势的同时，始终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价值创造的终极尺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生产目的由“创造利润”转向了“满足需要”，这正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
而要真正满足人的需要，必须运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深入剖析需要、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强调，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内蕴否定性、批判性与革命性的辩证法，为剖析资本主义需要体系的扭曲机制提供了钥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点关注商品，商品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的对象性形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构成具有客观物质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是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前提条件，商品二重性则构成理解资本主义需要体系的核心线索。当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统摄时，需要的自然属性就被置换为价值量的社会规定，这种置换在货币形态中达到顶峰：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具体需要被资本增殖的抽象需求所吸纳，消费活动由此成为价值形式再生产的工具。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批判“三位一体公式”，揭示出资本通过将地租、利润、工资都转化为价值形式的表现形态，完成对需要体系的全面殖民。这种殖民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当资本通过技术革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时，它必须不断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来刺激消费，从而将人的欲望从生存维度抽离。欲望由此成为特定历史形式下阶级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实际上也启发了鲍德里亚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然而鲍德里亚最终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或有意忽视了马克思曾指出的：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在此意义上，存在于生产活动中的这种辩证运动使得欲望本身成为资本逻辑的产物，而脱离生产，仅在一种符号学的意义上分析需要和欲望，自然会偏离马克思主义。剖析需要、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关系，不能仅聚焦于欲望关系中主体—对象的辩证法，而是要关注到商品这一社会关系载体自身所经历的历史辩证运动，即从简单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的演化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物化逻辑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全面重构。需要、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分离，实际上是结构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一切社会关系都转化为商品关系，市场需求成为表达人之需要的支配性方式。然而，人的需要是多维度的存在，其中大量需要无法也不应被简化为市场需求。商品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对象性形式，其特殊性在于将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物化，这种物化机制从根本上重构了需要体系的生成逻辑。当资本无限扩张的需求与人类有限的使用价值需要发生矛盾时，商品形式内含的否定性便会显现，这种否定性在当代表现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等现代性困境，实质上是资本逻辑对人类需要的系统性排斥。索恩-雷特尔强调，商品形式是一种现实抽象，这种现实抽象也重塑了主体的认知范畴。因而，尽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我意识的提升，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并表达自身的需要，但前提是变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将现实抽象从人类思维中清除出去。共产主义对需要体系的改造，正是要重建“按需分配”中“需要”的主体性维度，将需要结构从交换价值的抽象性重新转换为使用价值的具体丰富性，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需要、需求和欲望的统一。概言之，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揭示了需要体系扭曲的根源，更包含着通过劳动过程的社会化来重建需要结构的解放潜能的意蕴。
而要使马克思“需要理论”在中国真正得到坚持和发展，必须直面中国的现实消费情况，聚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以高质量供给保障人民需要的充分满足。
首先，基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中国经济发展要继续应对内需不足挑战。从2012年至今，尽管居民消费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中国仍处于“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的发展阶段。根据相关研究，与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相比，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偏低；居民消费倾向不高，消费意愿也有待增强。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以发挥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 22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虽然增长速度较上年有所回落，反映出持续扩大内需的艰巨性，但是2024年绿色升级类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以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为代表的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极，体现出消费质量的提升，近两年的消费数据也折射出中国经济从“迅速复苏”向“发展质量”转型的总体图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要使“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持续提振消费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尽可能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消费，不是让人民为消费而消费，在中国，扩大消费并非最终目的，因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有利于共同富裕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如果不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未来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可能难以缩小。因此，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针对初次分配，不仅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要完善生产要素市场，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再分配，要加大政策力度，着力探索税收和转移支付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有效机制。可以预见，钱包“鼓起来”，信心“足起来”，人民的消费意愿也会“高起来”，而公平合理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也将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让人民在消费活动中实现对于自身发展需要的满足。
最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充分满足人民需要。消费并非孤立的环节，而是以现实的生产作为支撑，高质量的生产供给不仅能够提高人民的消费意愿，更能够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已呈现出多重结构性危机：在生产端，核心技术垄断与产业空心化并存；在分配端，世界“中心—外围”体系依然强化；在消费端，形成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悖论。多重危机不断演化，构成对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此外，美国还基于零和博弈思维对中国发起战略围堵，意图以“脱钩断链”“科技封锁”等手段遏制中国发展。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适应外部环境的必然选择。而新发展格局必然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纵观改革开放史，中国每一次生产关系的调整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更好满足人民的需要。从前，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的需要，社会生产的核心围绕扩大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党的十八大后，由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追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国开始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了社会生产向“质量型生产方式”的转变，着力提升供给质量。新质生产力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为辨明和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提供了基本前提与保障。习近平强调，“从人民群众现实和潜在需求出发，形成的供给是有基础的”。这一思想也内蕴于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当前，既要大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更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扩大内需战略绝非简单的一揽子消费刺激政策，而是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供给体系优化的系统工程。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深化社会投资结构改革，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实现居民消费倾向与消费能力的双重提升，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这一战略部署，既是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将“人的全面发展”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实践，又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优化分配关系与完善供给体系，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人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结语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马克思的“需要”范畴清晰地蕴含于人类生产活动之中。如果脱离生产活动，将批判视角仅仅聚焦于需要异化和消费异化，片面强调“需要”范畴对人之发展的重要作用，就可能偏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重新落入前文所述异化论的解释框架之中，甚至滑向反对生产力进步、反对现代化的思维误区。在科学技术等先进生产力的推动下，部分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完全有能力满足本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但正如西方批判理论家所揭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个体失去了精神自由，被形塑为消费机器。然而，这种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需要理论研究视角，未能揭示阶级矛盾的根源，从而不能为现实的斗争提供科学指导。西方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模式之一，任何生产力也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力。可以预见的是，在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内涵将会发生改变，变为真正的人的生命活动的生产，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基于这一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满足人民需要奠定物质基础；科学把握人的需要结构，建立客观合理的需要评估体系；创新需要满足机制，构建多元化的供给体系；完善资本治理框架，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公共服务职能。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前提。
原文载于《思想理论战线》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