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关于叙利亚目前局势时，姜瑜说：关于叙利亚局势，我们希望叙有关各方都能够摒弃暴力，最大限度保持克制，尽快化解当前的紧张局势，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我们希望叙利亚的包容性政治进程能够尽快开启，并且取得实质、有效成果。在先前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关于利比亚局势时，发言人也是用同一样的语言：我们希望利比亚各方开启包容性政治过渡进程，实现民族和解，开展国家重建。总之，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国际和地区国家冲突中，只要是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都会听到“包容性”这个使用频率很高并被反复强调的外交辞令。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

2010年9月2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概念倡导“包容性增长”，陌生概念引关注，对于“包容性增长”一词，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位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首创在国际和地区外交关系中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法，并由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其合理内在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

在国际和地区外交冲突关系中，倡导包容性，无疑符合整个人类社会对民主、法治、自由的天性向往、追求的主张，也无疑是人类社会处在同一地球、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梦想的共生共荣的生存观，应长期坚持不懈维护。从这个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这个主张是值得推广应用的。人类社会在经历俩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重创后，至今地区热点冲突仍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固然因社会群体生存历史价值观不同所致，但共产主义幽灵的形成、输出与泛滥是主要根源。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信奉共产主义制度、理想的国家，都是一党专制独裁恐怖统治使无数生灵涂炭的反人性制度，都是民族灾难性的血雨腥风史。

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倡导、力行，但在对付本国人民的这种民主权利要求和主张上，完全反其道路而行之。毛泽东时代就不用说了，执政几十年至死，他都是唯我独尊，只许人民包容他一种思想，让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腰带，以付出几千万民众为饿殍生命的代价，至死不渝地输出他的第三世界理论输出毛式革命。邓小平时代，以他一贯的“钢铁公司”锻造四个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原则、理论，排斥牺牲掉三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的两代核心至今仍顽固坚持专制独裁的“特色”制度，以十多亿民众当牛做马的低工资、低待遇、低人权创造的巨额外汇，动辄充当散财童子，大搞人民币、美元外交。而对国内民众则以频繁地变本加厉地“调控”通胀来盘剥，使人民挣扎生存于三座大山重压下水深火热之中；对人类社会证明普遍适用的宪政民主制度，相关领导人时时顽固地叫嚣以“六个绝不搞”与世隔绝，发明创造了必将在历史上留下臭名昭著的“敏感词库”，对持不同政见者动辄抓捕入狱判刑，使生于斯长于斯的许多国民至今在世界各个国家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有些甚至死后连骨灰也无法落叶归根，致使越来越多赤胆忠心的爱国斯民不得不忍痛移民其他国家。这一切违犯人性的倒行逆施暴政，哪里还有半点“包容性”影子。中国政府这种内外有别的包容性两面派伎俩，屡遭世界大多数民主国家人民的反感、侧目甚至抗议。国内亿万民众也越来越感到这种一党长期专制独裁，造成阶级、阶层不能互相包容，直至互相仇视、对立、矛盾激化加剧局势而造成社会断裂人人自危的严重后果，实在无法容忍这种专制恐怖制度造成的危害。此起彼伏地抗议活动如星星之火。面临这种危局，中国政府还有脸面好意思动辄喋喋不休地让别的国家和人民实行“包容性”吗？这种内外有别地“包容性”又能有多大的国际公信力和说服力？

一个国家在地球村里要想让别的邻居理解、信任，首要得认同天赋公民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对自己的国民最大限度的包容（违法乱纪、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除外）在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国家最大的公信力、威力、尊严，就是善待自己的国民。外交内政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更不能以内外有别地“特色”人权来对别的国家实行要挟甚至于用“不要以法律做挡箭牌”的口吻来反唇相讥。相反，对自己国民没有包容性，以一个主义、一种思想来统制国民大脑，以欺骗、撒谎甚至愚民政治政策来洗脑，一党凌驾于宪法之上，监狱“政治犯”不断。那么无论你出版多少白皮书、蓝皮书、黄皮书，费尽心机和口舌为自己的恶政欺凌下的“人权”说明、辩解、辩护，最后都是事倍功微，甚至徒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