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 包容性体制创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 次 更新时间:2012-10-24 19: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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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发轫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及相应的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迄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就其实施的战略方向来说是正确的,而且成果也举世瞩目。但是,着眼于中国、亚洲和世界“下一个三十年”,这一改革将会遇到更严峻的挑战。

  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在转轨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些是与世界其他转轨国家相同的,主要是怎样凝聚社会更多的共识,组成更宏大的改革大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深化改革的问题;有些是其他转轨国家所没有的,主要是如何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构建两岸同胞共同“聚兴中华”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带有世界关联性的,主要是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如何在多元基础上由隔阂走向交融的问题。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广博性和战略性,笔者认为,当代转轨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的推动者,自身需要开阔胸襟,从更大视野和更高层面来研究转轨问题。基于此,笔者在此前曾提出“包容性体制创新”的命题。[1]7在讨论转轨国家改革和发展战略时,尤其需要这种包容性思维。本文就“包容性体制创新”再作进一步探讨。

  一、提出“包容性体制创新”的考虑: 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维度的分析

  首先需要指出,“包容性体制创新”是笔者在研究“包容性发展”过程中得到启发,进而引申、推衍到制度经济学领域而探索性地提出来的,它与“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不是同一命题。

  从有关文献检索得知,“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之概念,前些年就已问世。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观念之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先后几次就“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相关话题发表过演讲:第一次是在2010年9月,胡锦涛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时,发表的致辞题目中就有“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内容;两个月之后,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再次提出“倡导包容性增长”;翌年4月1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上,胡锦涛更以《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不过,这次讲的“包容性”后面,已由“增长”变为“发展”。笔者理解,提出“包容性发展”,意在倡导和推动更为公平和均衡的新发展方式,让所有人都从中获益。所以笔者曾提出:“包容性发展,是一个以共建共享为本质要求的现代发展体系。”[1]7

  与“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或发展命题不同,“包容性体制创新”这一新命题涉及的是制度经济学或有关制度文明领域的问题。其实质是在认识并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胸怀寻求公平正义,通过构建更大范围和更高境界的制度治理框架,来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的制度创新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新范畴。

  为什么笔者提出并强调“包容性体制创新”?笔者是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方面来考虑的。

  (一)历史启迪:中国治国之“大智慧”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包容性”的论述。作为中国治国之“大智慧”结晶的老子《道德经》,就有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道德经》第十六章)[2]

  这里的“王”是指“领导、统治”。怎样才能成为领导、才能统治得好呢?老子说必须要“公”,办事公平、公正、公道;怎样才能做到“公”呢?必须要胸怀宽广,“容”量宏大;怎样才能做到“容”量大呢?必须要知道“常”。“常”是什么?“常”是常规、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等。“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告诉我们,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才会宽广,“容量”才能宏大;“容乃公”——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公平、公正、公道。中国治国“大智慧”启迪我们,无论是研究中国转轨战略,还是研究两岸的发展前景,还是研究人类文明的制度性进步,都应当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要讲究一个“容”字。

  (二)理论支撑:“包容性”哲学

  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存有诸种“非包容性”思想,把本来可以相容的、有内在联系的事物割裂开来,视为水火不容的东西。其中,两种“非包容性”思想对我们经济学界影响至深,特别是在关乎经济体制的基本理论上。一种是,在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界存在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经典论断是:一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3]这种理论被斯大林推向实践,造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厄运。还有一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也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不过,他们的主张与前一种呈两个极端:如果说,第一种是要“社”不要“市”的话,这一种则是要“市”不要“社”。

  针对上述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几十年来,世界转轨经济界的先驱们进行了勇敢的探索。中国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早在33年前,即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4]这是第一次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论的质疑。六年后,即1985年,邓小平更以“包容性”胸怀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5]148其后,“包容论”与“非包容论”争执不断。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5]373在这里,邓小平把“资本主义”与“计划”、“社会主义”与“市场”包容在一起。这是什么哲学?这是“包容性”哲学。而这种“包容”是建立在“知常”(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的。

  讲到“包容性”哲学,不禁使我想到哲学界的一句名言:“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方以智:《东西均》)这种“两间无不交”的状态,不是恰好构成一个“大屋顶”吗?笔者在此提出的构建中国(大陆)改革、两岸“合赢”、世界“新普世文明”三个“大屋顶”的想法,正是由此而来。

  (三)现实考虑:基于对中国改革、两岸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三点考虑

  首要问题是如何突破中国改革的僵局。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导向的中国改革事业,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下一步到底往哪里去?最近,笔者沿着20年前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路线实地作了调研,深深感到,邓小平当年说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句话,对今天突破改革僵局依旧具有警示意义。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促进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方面取得了不小进展,其成绩值得肯定。但是,也应该认识到:经济领域一些深层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与当初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主要有三大矛盾:(1)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远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基本没有“破题”;(2)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及其他资源、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各类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状态;(3)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政府部门仍然大量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金融危机后干预尤甚。[6]

  以上是经济领域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再放宽视野审视社会领域的问题,就会看到,现在中国社会领域矛盾比较尖锐。主要也有三大矛盾:一是社会腐败严重,特别是官员寻租行为令人忧虑。在“透明国际”组织2010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78位;二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除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外,因机会不均等和分配过程的不公正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几乎迫近社会的容忍度;[7]三是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例如在征地、拆迁和社会治理中的矛盾比较尖锐)。

  面对经济社会领域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多元交织的复杂局面,急需突破改革僵局,按照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推进改革。这就要正视转轨的三不足:即转轨动力不足;转轨队伍不足;转轨共识不足。要克服转轨的三不足问题,就需要树立“包容性体制创新”理念。

  除了突破中国大陆自身改革僵局的问题外,从更大视野研究,还有对构建两岸“合赢”新格局和世界“新普世文明”大格局的考虑,这两点拟在下一部分结合构建“大屋顶”一并分析。

  

  二、“包容性体制创新”第一诉求的实施:四大制度支柱

  

  (一)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经过33年的改革,中国的产权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有”与“非国有”指标对比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592 882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247 759.86亿元,占41.8%,“国有”与“非公有”的比例为4∶6。但是,在“国有”与“非公有”之间,还有一块“非国、非私”的集体所有制或各种“非国控股也非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笔者曾作过一个典型调查,中石油公司“辽河油田多种经营处”下,就有25家“非国、非私”的内部职工持股的集体所有制公司,其资产总额为154亿元,从业人员有17 591人,2011年销售收入为144亿元。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若减去这块“非国、非私”的集体所有制或各种“非国控股也非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公有”成分占多少比重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中,私营、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资产合计为265 420亿元,占44.8%。[9]可见,若以“国有”与“非国有”划分,比例为4∶6,若以“公有”与“非公有”划分,比例大体为5.5∶4.5(这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的划分,不是全部资产,也不是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下,工业部门相对于高端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垄断性部门而言,其市场准入的门槛是比较低的,非国有资本进入是比较充分的。这就意味着,对于某些垄断性的服务业而言,“国有”与“非国有”的比例不止是4∶6的水平,应该会更高。下面一组关于银行业股权结构的数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判断:截至2010年底,在全部银行业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比53.85%,国有法人股占比6.81%,非国有股占比39.34%。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股权结构中,国家股占比68.19%,国有法人股占比1.36%,非国有股占比30.45%。由此看来,银行系统国有性质与非国有性质的股权比大体为6∶4或7∶3的水平。

  中国改革中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在国有经济内部,塑造开放的产权结构,使国有资本能够有进有退,合理流动;二是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个体私营经济与时俱进,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其实质就是谋求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里讲的共同发展,既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公有资本和各类非公有资本并行不悖的发展(“平行——板块式”发展),也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公有资本和各类非公有资本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发展,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融合体(“渗透——胶体式”发展),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格局。发展这种混合所有制格局正是笔者在基础经济制度层面所寻求的包容性。这应该是现阶段的基本经济纲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国有与民营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哪些方面包容得还不够,请看表3:中国垄断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表。 表3中国垄断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表(2010)(单位:亿元)

  [2] 总投资额[]其 中 国有控股[] 集体控股[] 私人控股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2007[] 1536.3 (76.5%)[] 24.4(1.2%)[] 75.1(3.7%)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1915.2[] 9247.1(77.6%)[] 506.6(4.3%)[] 1731.2(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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