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的经济管理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基本成形了。如果与我们的经济管理体系相比较,社会管理则还比较滞后,我们的社会管理体系还处在探索和试验的阶段。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管理需要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的目标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所以,社会管理一定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与基层老百姓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基层社会管理水平如何,决定着整体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基层社会管理是整体社会管理的基础。
笔者以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基层城乡社区管理。社区是广大人民群众居住、生活、工作的区域和共同体,它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载体。高质量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一定要落实在社区之中,基层社区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人们居有其所、生活安定、工作满意,这样,和谐的社区一定会带来和谐的社会。
我国社区在管理体制上分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社区发生巨变,从过去的仅仅是单位大院式的和街道居委会式的两种社区,演变为今天的包括:物业管理式小区、工业开发区、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区、科技园区、城乡结合部社区、流动人口聚集区域等在内的多种多样的社区形式。城市多种市区的新格局告诉我们不能延续老的管理思路,而要在管理的方式、方法上做出创新。过去都是住在单位大院里面的时候,用一致化的管理方法就可以奏效。今天,社会分化很突出,有的住在豪华小区、别墅小区,也有的则属于“蚁族”居住在城乡结合部,所以,管理的方式一定是不同的。
农村社区的变化同样巨大。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农村社区出现分散化的趋势,过去那种集中管理的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打工族外出后,不少农村社区有“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为适应农村人口结构的新局面,就需要采取新的管理方式。农村基层管理的稳定与不稳定,涉及到全社会的安定团结。据调查,近年的社会群体事件中,占很高比例的都是起源于农村中的利益纠纷,而农村的群体事件中65%都是因征地拆迁引发的。所以,农村基层管理的成功与否,已经成为影响全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当然,问题发生在基层,经验也同样出在基层。不少农村社区基层管理都创造了成功的经验,我们要善于从中发现典型和榜样。
第二,基层社会保障管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在这里,服务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供社会保障,当前,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最相关的社会保障有四件事:住房、就业、医疗、养老。中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全覆盖。如此宏大目标的实现,一定要从基层做起,离开了基层,我们的保障建设就会无的放矢。比如“最低生活保障线”、失业救济的实施,就需要基层工作者挨家挨户地核对落实。再比如,保障房的分配,谁符合条件,谁不符合条件,只有基层、居委会、邻里有资格判断。
第三,基层就业单位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社会管理上的一个极为成功的经验就是通过人们的基层就业单位来抓各种任务的落实。今天看来,这个经验不能丢。当然,体制变迁后,“铁饭碗”体制变革,简单套用老办法已经不行了。今天,就业单位多元化,私营的、外企的、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联营的、挂靠的、租柜台的等等不胜枚举,虽然就业单位多元化,但就业者都是通过就业单位而组织起来的。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要根据多种所有制的特点,落实单位的“社会责任”。如果每个单位都承担起社会责任,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井然有序。
在基层就业单位中,还有一种单位称作:“社会组织”,指各类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学会、协会、“NGO”,这类组织形式是全新的,管理方式也应该是创新的。
第四,基层公共安全管理。社会学的研究证明,人口城市化以后,巨大人口采取密集居住的生活方式以后,社会风险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事实证明,人口巨型高密度社会的社会风险极为突出。前些年“非典”的风险已经是一次警告,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城市火灾悲剧,及至最近日本因地震造成的核泄漏,都一次次告诫我们,人口高密度社会的公共安全是重中之重的事情。而社会风险的防范,只有从基层抓起,隐患常常是在公共空间、建筑、居住、社区生活等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所以,公共安全的防范,必须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近来,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北京的特点,试验“社区民警住区制”,让基层民警住进老百姓的小区,这是基层公安管理的创新,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于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及时有效,而且密切了民警与老百姓的关系。
第五,基层流动人口管理。目前,我国成为流动人口的第一大国,全国每年数亿人成为流动的大军,而且是年复一年的循环流动。这就需要创新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建设流动人口管理的信息库,健全动态的管理体系,而所有这些都必须从基层流动人口管理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