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中国现代学术中的“专精”传统

——读《陈垣来往书信集》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4 次 更新时间:2011-05-10 23: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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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忽然想到中国现代学术中“专精”的传统,是因为看见三联新印陈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陈垣早年给蔡尚思的一封信。信中所传授的是一点治学方法,或者说也是对青年蔡尚思的一点学术忠告。

  “往来书信”是治中国学术史的必读史料,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的繁荣,即指出当时学者在书信往来中讨论学术是一个习惯,在现代大学和职业研究机关出现前,这是学术交流的基本方式。现代学术制度形成以后,学者间的书信交流为报章杂志及相关的学术会议取代,依赖书信交流学术的方式基本式微了,但在胡适、陈垣、陈寅恪他们那一辈学者中,这个方式还基本保留,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喜读“往来书信”的原因。中国现代学者间的往来书信,现在比较普及的就是胡适的往来书信和陈垣的往来书信了。一般来说,重要学者本人的书信,我们还不难见到,而普通学者的书信,完整见到相对不易,就某一时期、某一事件、某一问题,集中见到相关书信往来,只能在“往来书信集”中看到,所以“往来书信集”以后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史料文献形式,因为同样的书信,如果分别独立出现在各个学者的文集中与同时出现在“往来书信”集中有不同的学术史意义,它反映的学者间的情感和对某一事务的判断可能更丰富,也更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往来书信集”是学术史研究的最好材料,《陈垣来往书信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价值也就自不待言了。

  蔡尚思的学术经历,在中国现代学术上是非常独特的,和他同辈的学者,基本都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而蔡尚思则是自由求学,没有受过现代大学的完整教育,但却较早回到了现代大学中,他二十多岁就做大学教授,可见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曾经有过的自由学术风气。蔡尚思早年向陈垣求学,陈垣也非常赏识他。但蔡尚思一生的学术道路,却和陈垣不同,陈垣完全是“专精”的路子,而蔡尚思后来的学术却慢慢走向思想史、文化史一路。对这种学术走向,陈垣当年是很不以为然的。1933年6月,辅仁大学史学系缺中国断代史方面的教员,陈垣想起了远在南方的蔡尚思,想让他来辅仁教书。陈垣可能是感觉到了蔡尚思的治学方向有往思想史、文化史方面发展的苗头,所以在给蔡尚思的信中顺便谈到了治学方向问题。陈垣说:“抑有言者,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来往书集》第383页)

  蔡尚思显然没有接受陈垣的意见,为自己的学术方向作了辨解。陈垣在同年稍后给蔡尚思的另一信中说:“关于治学问题,前函不过偶而论及,士各有志,不能强同。且仆所反对者,系‘空泛弘廓’之理论,未尝反对‘博’,更未尝反对‘无博之精’也。来示先博后精之论,仆岂敢有异同。”陈垣在过去给蔡尚思的信中也曾说过:“吾之念念不忘尚思者,非爱其主观之哲论也,爱其滔滔不绝之词源也。”

  “先博后精”,现在也常被认为是“专精”的前提,其实这也是一句空话。我们只见“博而不精”,很少见“先博后精”,其实“专精”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博”上,哪有无“博”的“专精”?

  1949年后,陈垣和蔡尚思都留在了中国大陆,蔡尚思没有走陈垣的治学方向,越来越往思想、哲学一路发展,虽然也是一代学术的代表性人物,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他的影响可能远不及陈垣。观察中国现代学术史,凡走“专精”一路的学者,多数留下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这个特点在1949年后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明显,凡走思想、哲学一路的学者,比如杨荣国、胡绳、陈伯达、关锋等,都不幸被陈垣早年言中:“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然而“三五年间即归消灭。”这不仅是学术经验,更可认为是人生智慧。

  中国现代学术中的“专精”传统,主要体现在史学研究方面。所谓“专精”,其实还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的“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窄而深”的判断中包含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思维特点的把握。傅斯年著《战国子家叙论》,开篇讲“哲学是语言的副产品”时,即认为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近化的语言,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而以句叙求接近逻辑的要求。他提出汉语“是一个实是求是的语言,不富于抽象的名词,而抽象的观念,凡有实在可指者,也能设法表达出来。文法上既没有那么多的无意识,名词上又没有那么多的玄虚,则哲学断难在这个凭借发生是很自然的了。(《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253页》

  傅斯年的意思是说,凡能想清楚的东西,汉语就能表达清楚,凡“玄虚”的空论,多数是原本就没有想清楚。

   傅斯年的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早期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工作以及网罗的人才,基本是以“窄而深”为原则的。这个传统体现在具体方法上,即是傅斯年所强调的“史学即是史料学”,就是“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束,只求证,不言疏。”(《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1页)也是胡适经常说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不愿治经学,而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5页)他提到的“解释有所限制”其实就是反对玄虚、空论。

  1940年,顾颉刚为《史学季刊》所写发刊词中也强调:“故作考据者常以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以考据为琐碎。近岁以来,辩争弥烈。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察,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

  周传儒后来总结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第1页)。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潮流兴起并最终一度成为史学主流,成为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方向,有大时代的原因,但也有学术自身的问题。“窄而深”的研究,以史料发现和积累为基本原则,在学术自身来讲,确有相当艰辛,很难空论,而思想理论,常常可以信口开河。当年胡适批评冀朝鼎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可以判断为他对这种史学方法的警惕。胡适在1936年7月18日的日记中说:“读冀朝鼎的‘KeyEconomicAreainChineseHistory’,大失望。此君先有理论,然后去寻材料,其方法至松懈可骇,其结论也幼稚的可笑。”

  胡适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其实包含了他一生思想中的某种直觉,这种直觉看似针对学术研究方法,更是对一种抽象思维方式的警觉。陈垣、陈寅恪、傅斯年他们也有这种敏感,他们重史料,走“专精”的路,绝对不是个人简单的学术习惯,而是自觉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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