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则柯:五十年前读北大(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1 次 更新时间:2011-03-09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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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则柯  

我的大学生活(1959~1965)

这一章,将为全书回顾五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的生活提供一个轮廓。大学学习,要从高中毕业讲起。

经济一困难,“运动”就收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之前大约十年时间我国政治生活的规律。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我所在的广州第六中学和别的学校一样,三番五次地停课劳动。到了1959年上半年广东经济生活明显困难的时候,正是我们高三年级迎接高考的时候。因为经济困难,“运动”收缩,停课劳动也就变得比较少了。静下心来读了几个月书,不少同学就已经感觉功课掌握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广州六中,同学们有这样的传统:只要天气合适,就会每天下午到江边的学校游泳场游泳。所以我们这些觉得功课已经很有把握的同学,在那个阶段可以说在游泳场度过的时间更长。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泡游泳场,迎来1959年的高考。

入学北大

高考前报志愿的时候,高三大约有一半同学被召集到实验室去,学校跟他们说,“祖国需要你们,党信任你们”,动员他们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军工、航空、造船等。物理方面凡是我们中学生能够想到的,包括无线电、半导体、光学、地球物理、原子能等,都属于鼓励报考之列。

我虽然一直是班级学习委员,还是在1958年学校“勤工俭学展览会”上被挂大照片的全校为数不多的“二级”劳动积极分子,却没有被召集去接受动员。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出身”不够“好”(详见后面的说明)正式列入另册。但是我们那时候所接受的教育真是非常成功,以至于我对于没有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专业和机密专业,毫无怨言。记得“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两个口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才唱响的,但是远在这个时候以前,多年的教育在我们这样自觉接受教育的学生身上,已经形成了听从安排做“螺丝钉”的人生理念。

我从小热衷于无线电。可是现在,“党和国家”没有动员我报考无线电这样的专业,我就选择了最不机密的数学和民用建筑,当时这些专业似乎也没有保密和急需的意思。虽然自己不那么被信任,但我还是相信只要我不冲撞不叫我接近的专业,别的专业还是可能考虑我这样的考生的。当时我们功课好一些的同学,都有上北京念书的愿望。最理想的,自然是北大、清华了。我就斗胆以第一志愿报考北大的数学,第二志愿则是另外一所名牌大学的民用建筑。说实在的,在那次学校动员近半同学报考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的会议以前,我压根儿没想过会把数学或者民用建筑作为自己将来的事业。

高考以后经过大约两个月的等待,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我要好的同学朱蔚文一起,到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书,他在力学专业,我在数学专业。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人揭发,北大的招生“不能坚持党的阶级路线”,1958年强调了一下,1959年又放松了;1960年还是1961年强调了一下,1962年又放松了。具体是不是这样,待考。

不过,至少对于“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政治”好不好却一直是决定性的因素。记得入学北京大学以后,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原来是被录取到无线电系的,按照学系排列的学号都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可能因为家庭关系或者亲戚关系不是那么“根正苗红”,在北大报到以后,马上就被召唤到学校办公楼,调整到我们数学专业来。这样看来,高中毕业前夕,学校领导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列入另册,未必不是爱护学生的举措,至少可以让我们少碰一些可以不碰的钉子。

从广州到北京,我和朱蔚文坐了三夜两天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还没有进入湖南,就已经晕车了,吃什么吐什么,一路全靠朱蔚文照顾。到达北京前门车站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读书即将毕业的姐姐到车站来接我们。想不到下了火车双脚着地,我的状态很快就恢复正常。当我们辗转来到北京大学的西校门进入北大的时候,看到在迎面的小桥两旁眼镜湖的两片水面,各有一支竖立的大水管,纯净的地下水不断地从管子里涌出来,形成两个小型的圆环瀑布。西门一带燕园的景色美轮美奂,很有积淀。后来走到学生宿舍所在的新区,房子却像是火柴盒一样。

现在,小桥还是以前的小桥,但是整个眼镜湖水系,则用水泥修整得比我们那时候考究了许多。不过,因为环境破坏,地下水自喷形成两个圆环形瀑布的美景,已经成为难以再现的记忆了。

我们到北京读书的时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当时虽然因为“大跃进”折腾的缘故国家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因为全国支援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的气象还是可以用“兴高采烈”四个字来形容。天安门自不用说了,只说北京郊区护道的杨树,绿叶婆娑,沙沙作响,已经叫我们这些南方少年不胜赞叹。

刚住下来的次日,我的一位儿时玩伴就来找我,一起上颐和园玩。在广州,我们原来是中山大学附小的同学,后来他父亲因为院系调整来到北大,他们家也就住进了燕东园。小时候我们非常要好,实际上我是他的跟屁虫,因为他玩什么都比我强。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联络,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我到北大来了的。反正他带了一部照相馆都觉得陌生的127照相机,在宿舍找到我,拉我上颐和园,让我看“八国联军一枪打掉一个佛头”的千佛墙。当时在颐和园,人们完全没有拥挤的感觉。

国庆假日,广州六中我们这一届四个班上北京读书的二十多位同学,相约一聚,集合地点选在北海公园的九龙壁,大家还在九龙壁前面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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