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碧血湛黄花:『辛亥革命』学术史回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0 次 更新时间:2011-02-20 18:00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谢志浩 (进入专栏)  

晚清重臣李鸿章氏,深切感受西洋的船坚炮利,内心深知此种局面,何止大清不是对手,就是放在二十四史中,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亡种灭国危局的,前有林则徐、魏源,后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纵使具有林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伟大情怀,在艰难万状的形势面前,如何驾驭着曾经威震四海的“泰坦尼克号”,穿过急流险滩,进而跨越历史的三峡,实在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也就是说,大清能否跨越“历史的三峡”?也就成为清朝能否与时俱进,进而挽狂澜于既倒的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

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高举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伟大旗帜,开启了器物——制度——文化的变革三部曲。

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李鸿章,“一生功夫糊裱匠”、“李二先生是汉奸”。前一句话,至少还承认洋务运动的工作,后一句话,只是一味追究李氏签订割地赔款条约。

这里,暂且不论李氏的见识和胸怀,也不论李氏的操守和境界,只是客观和公正的立场,洋务运动纵使失败和破产,尽管步履蹒跚,但是,清朝已经开启了迈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个过程,诚然是痛苦的,因为,中国属于被近代化。

汤因比氏所言“文明的挑战与应战模式”,委实有道理。中国历史的演变,清朝不能不抬头看看: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既然中国已经开启了近代化的步伐,那么,近代史学,就已经滥觞。

梁启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卓越人物,以深切的历史意识,论述近代史,精彩纷呈,启人心扉。百年之后,依然可以在《饮冰室合集》里面,感受到历史的看窾坎镗鞳的声响。

梁启超先生不仅通过《李鸿章传》和《清代学术概论》,梳理近代政治史和学术史,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老先生所具有的全球视野,指出:中国经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大历史阶段,从晚明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之中国的历史,而晚清,只不过更加深切而已。

梁启超先生之后,吕思勉和蒋廷黻两位先生,出于史家的自觉,对于中国近代史,都具有开拓性的贡献,体现在《吕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两部著作里面。

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学的拓荒者,是近代编撰《海国图志》的大家——魏源的邵阳老乡。此种偶然的巧合,实在有趣!

从长沙的教会学校毕业之后,1912年,来到美国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受教于海斯先生。1923年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1929年——1935年,任教于清华大学,担任《西洋史》、《欧洲势力扩张史》的课程。蒋廷黻先生,传统文史的功底不够强,积累了很多近代外交史的材料,很自然走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路径。

这在当时,不能说石破天惊,但是,也是特立独行的。因为,尽管清华的根底,是留美预备学校,渊源于1909年的游美学务处;但是,自从设立国学研究院,由吴宓主持,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清华慢慢形成古今贯通、中西会通、文理融通的学术传统。在这种风气中,蒋廷黻先生学术研究的重心,也自然由西洋史向中国史的滑动,这就不难理解,何以新诗人闻一多、新散文家朱自清,在清华国文系,都要苦读传统经典?因为,国文系有刘文典那样的国学大家。无奈,蒋廷黻先生很早就在教会学校,十分欠缺国学的根底,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补课。

今天,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指摘蒋廷黻先生,只是为了说明,那时候,在文化古城北平,讲近代史,是要冒着一点风险的。其实,直到今天的学术界,依然,存在着这种见识,那就是:搞古代史的看不起搞近代史的,搞近代史的看不起搞现代史的,搞现代史的看不起搞当代史的。更何况八十年前的学术界?

正因为,蒋廷黻先生是搞世界史出身,所以,先天具有开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优势。无奈,从1935年始,蒋廷黻跟着翁文灏先生从政,1936——1938年担任驻苏大使,后来曾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国民党驻美大使。1938年蒋先生卸任驻苏大使,在汉口有几个月“赋闲”,在抗战的隆隆炮声中,蒋先生撰写《中国近代史》,五万字的篇幅,这在现在的学者看来,恐怕连一章的篇幅都不够,蒋先生认为,这只是一个大纲,搭起了一个架子,还是轮廓而已,一直希望在此基础上,写一本翔实的中国近代史,无奈,成为遗愿。

因为,蒋先生具有世界史的素养和视野,所以,能够克制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冲动,理性客观地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在蒋先生看来,不只中国,几乎全球亚非拉,不管是部落还是朝廷,都遇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尽管不是“情所必然”,但属于“势所必至”。因为,欧洲文明的扩张,不以亚非拉的意志为转移。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蒋廷黻先生深刻认识,中国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属于“天朝大国”的生态,以前,中国蔑视西洋人,把他们看得低人一等,现在,乾坤倒转,西洋人蔑视清朝,把中国人看的低人一等。以前,“用夏变夷”,现在,“用夷变夏”。

蒋廷黻先生只问:中国能否适应这个变化?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

蒋先生写于1938年的话语,现在阅读,依然那么激越,那么慷慨!唐德刚先生把中国人近代化的过程,形容为“历史的三峡”。那是,在“照着说”,而非“接着说”,不是说唐先生的学养和境界不够,而是说,中国人跨越历史三峡的任务,尚未完成。

在蒋廷黻先生看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在追寻现代化的努力,都是为了赶上西洋人。

吕思勉先生是和陈垣、陈寅恪、钱穆相媲美的史学大家,遗憾的是,有一段时间,被后学所淡忘了。笔者看来,这种淡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因缘的。踉踉跄跄,步履蹒跚,意识形态的作用,限制了后学的视野和胸襟。如果说故意遗忘蒋廷黻,那么,对于吕思勉,那是不自觉地淡忘。

吕思勉先生(1884——1927年),字诚之。长期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院系调整之后,被调整到华东师范大学。从百年学术地图的角度,吕思勉和小自己十一岁的蒋廷黻,大体上属于第二代学人。尽管老先生国学功底扎实阅读二十四史三遍,也没有出洋,吕思勉先生著史,不仅诚恳真挚,而且具有远见卓识,老先生不仅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而且对于宋元明清史,也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老辈的文化胸怀,令人景仰。《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1版),得以窥见一代史学通才的缜密的思考和通达的识见。

吕思勉先生将中国文化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如果说蒋廷黻注重从世界生态理解中国近代史,那么,吕思勉先生,侧重从中国心态体贴中国近代史,吕思勉先生治史,何止是史料丰富,何止是融会贯通,关键是把握社会变迁的内在肌理和节奏。

吕思勉先生在讲解中国近代史,深情地说:转变,伟大的转变。

是啊!中国近代的主题实在是转变,伟大的转变!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由吕思勉和蒋廷黻两位开山,这才符合中国近代史学的实际。

1938年,武进吕思勉先生在上海孤岛,坚持民族气节;宝庆蒋廷黻先生在武汉撰写《中国近代史》;而百年学术史上特立独行的绍兴范文澜先生,随河南大学辗转来到鸡公山,在遂平军办抗战训练班,仆仆奔走于桐柏山区,1940年1月,终于到达延安。

范文澜氏1917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曾从黄侃先生学习《文心雕龙》,在平津任教于多所学府,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红色教授”。这位国学根底深厚的红色教授,来到延安,用红色的观点,撰写《中国通史简编》,近代部分,尽管仅写到义和团,但是,伴随着1949年的鼎革,形成了大陆长期奉行的中国近代史的书写范式,影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既深且远。

当然,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稿》,对形成中国近代史的书写范式,都有极大的贡献。

笔者198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刘炼、桑咸之等老师,运用范文澜范式,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所以,尽管自大学始,就开始对这种范式,有些“水土不服”,并在大三开始进行初步的反省,但是,笔者吸收的精神滋养,长期以来,都属于“范文澜范式”。

这种范式,最终形成“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这里的“一条线索”,指的是阶级斗争。“两个过程”,指的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又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高潮”指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是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范文澜范式”,开始凸现理路的缺失。但是,由于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支撑,尽管,近代史学者进行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开拓,但是,“范文澜范式”,依然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本中,占据主流地位。

尽管1949年之后,国民党退往台湾,郭廷以先生带着蒋廷黻先生的理念,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弟子张朋园(1926年—— ),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对于推进台湾的近代史研究,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大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之后,转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由于刘大年长期主持近代史所,所以,坚守“范文澜范式”,便成为这个所的第一要务。两岸近代史研究人员,理念各异,方法不同,但是,都对辛亥革命持肯定态度。只不过,在很长时期之内,台湾遵奉孙中山先生为“国父”。而大陆,则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每年五一、十一,都要把孙中山的画像摆放在天安门广场,各地城市的“中山路”,寄予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之情。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符合历史潮流,但是,也遭遇到了尴尬:固然,台湾把孙中山遵奉为国父,但是,台湾的学人,很长时期之内,既然已经神化孙中山,必然遮蔽黄兴等革命家的贡献。大陆盛行“范文澜范式”,但是,辛亥革命毕竟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即使高估辛亥革命,也不可能与以后的革命相提并论。

尽管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已经出版《辛亥革命》的小册子,直到1961年,由于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的大胆提议,才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当年纪念辛亥革命的风声很大,董必武、何香凝、宋庆龄、周恩来都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朱德、吴玉章开始回忆辛亥革命。随着四清和社教的来临,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来临,学者惶惶然,大陆之大,哪里有一张平静的书桌?

机缘巧合,富有趣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华中师范学院的章开沅,居然与末代皇帝——溥仪,成为牛棚的战友,一起拔草,无形之中,辛亥革命史,在章开沅心中开始发酵。1979年,拨乱反正,章开沅走出国门,进行辛亥革命的学术交流,海外史家根本不承认,大陆居然还存在什么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给身在武昌起义教书育人的章开沅的刺激,实在是如芒在背,如刺在喉。

回国之后,章开沅倡议撰写《辛亥革命史》,得到了多位学者的响应,特别是老朋友——林增平,两位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共同成就了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中著名的“林章配”,不争名、不争利,得益于“林章”谦虚的品质。

林增平(1923年12月31日——1992年12月27日),出生于江西萍乡煤矿。1947年毕业于胡先啸先生主持的中正大学文史系,毕业之后,担任中正大学助教,后来院系合并中,被调整到南昌大学,1954年前往湖南师范学院,从事近代史教学。而章开沅先生(1926年—— )小林增平三岁,1948年金陵大学肄业,前往中原解放区,随军南下,最后到中南师范学院。要不是林增平先生1992年遽然离世,那么,中国近代史的湖湘学派,必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大本营,蔚为大观。

章开沅先生大气磅礴,林增平先生平实朴素,章开沅先生酣畅淋漓,林增平先生绵密细致,可谓学术研究的“绝配”。为了修订《辛亥革命史》,林增平先生曾在北京,句斟字酌,整齐润饰,达三年之久。但是,提到《辛亥革命史》的贡献,林先生谦虚地说:襄助章开沅同志。至于林先生自己撰写的那本《中国近代史》,编辑写“林增平著”,林先生提笔勾掉“著”,改称“编”,最后,编辑妥协成为“编著”。老辈学人的道德境界,吾辈连想都不敢想吧!

1949年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多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四代学人,这一代学人,由于遭逢特殊的历史际遇,学术滋养的关键时刻,赶上了内战,学术成长期,遭遇政权鼎革。哪怕是章开沅,主动投奔中原解放区,至少具有主动适应历史潮流的“自觉”,在意识形态的漩涡中,也会有所不适。况且,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范式,就是建立在浓厚意识形态基准之上的。

但是,就在这种双重困难的境遇之下,林增平、李时岳、陈旭麓、章开沅先生,在迎来拨乱反正的大时代,开始进行深切的反省,本着梁启超先生“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精神,呕心沥血,在反省的基础上,重新移动自己的基准,开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再出发。这是何等的情怀!此情此景,怎不令人奋发!

固然,第四代学者,学问普遍不够大,但是,陈旭麓、林增平、章开沅、李时岳四先生,感召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第五代学者,事实证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第五代学者,并没有让老辈失望,茅海建、熊月之、郭世佑、马敏、朱英、桑兵、雷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翘楚,决非偶然。

陈旭麓先生为湖南湘乡人,与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是老乡。1938年,陈氏入已经西迁贵阳的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46年始,担任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教职,1951年院系调整,来到组建的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先生是从中国通史转到近代史的,所以,陈先生在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难得的通识;同时,陈旭麓与哲学家冯契友善,经常探讨哲学,所以,陈先生又具有历史哲学的高度。

陈旭麓先生著有《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浮想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后来经过家属整理,形成《陈旭麓文集》(4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实在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旧范式的突破,具有学术转型的重大意义。陈先生对于自己信从多年的范式,进行深入的反省,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在冰点事件中,张海鹏氏对袁伟时的批判,就可以见出,时移势转,斗转星移,陈先生去世将近二十年,而意识形态的惯性,是多么残酷地渗透在学者的内心深处。由此,更可以窥见,陈先生在八十年代,进行学术和思想的突破,是何等可贵!是何等勇敢!

辛亥革命之后,何以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成为大总统?由于,后来袁世凯复辟,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于,这段历史都刻骨铭心。所以,不能理性客观地观察与思考。而陈先生,由于彻底的反省,也由于早岁大夏大学的社会学素养,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得出自己的看法,拨云见雾,耳目一新。

陈先生娓娓道来:袁世凯有过开明的形象,有过保境安民的举措,有过被满清贵族压制的情形,同时,也是通过选举上来的,更主要的是,社会大多数人相信,袁世凯可以带来安定,而革命家孙中山却不能带来。中国走向共和,确实经历艰难险阻,但是,前辈确实往这条路走过。不能说袁世凯后来的复辟,来说当时选举袁世凯,就是一个错误。而且,就是袁世凯北洋军阀执掌政柄,思想也存在相对自由的空间,整个社会向市民社会迈进的态势,尽管是初步的,但,也是非常可贵的。

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自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在中国近代史的范文澜范式里面,属于约定俗成,也可以说是“先验判断”。而林增平、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势所必致,就要梳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生长历程。这可为难了朴素细致的林增平先生。

林先生给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78级学生开设《中国近代史》,班上有位两次高考成绩偏高,连遭冷落,最后侥幸来到岳麓山的郭世佑,竟然被林增平先生平实的讲课风格所吸引,摆脱了“本是河中一破舟,人生何必苦相求”的心理,对市民社会的问题,进行深入的阅读,发现林增平先生的破绽。

很倔强的郭世佑,想不通,直接到林先生府上,当面向林先生说出自己的疑问:《辛亥革命史》上册第一章里,您说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已经产生市民阶级;但您随后不久发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中,又阐明还没有产生市民等级。您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衡量中国市民等级产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问话,林先生却笑着回答说:“你问得不错。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好,你可以继续思考。”(郭世佑《申江挥泪悼恩师》)

遥想当年,笔者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刘炼老师开设的《中国宪政运动史》,对于梁启超和张謇,不具有同情的理解,更谈不上温情的敬意,引发了笔者强烈的反弹,要为梁启超和张謇平反,刘炼老师,极其亲切,给我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志浩啊!敢想是好的,但是,思想可不能建立在沙滩之上啊!

在林先生的鼓舞之下,郭世佑对近代中国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郭世佑是书最可贵的地方,摆脱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文澜范式,而将梁启超、张謇立宪派纳入政治革命的视线,摒弃狭隘的革命等同于暴力的思维惯性,拓宽了政治革命的研究视野,革新了近代史书写的范式。

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章开沅带出了很好的团队。学术团队的掌门人,必然具有学术魅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仅有学术魅力还不够,必须有人格的魅力,能够散发人性的光芒。同时,师生之间聚合在一起,切磋琢磨,才能够产生氛围和能量。章开沅先生不仅具有学术和人格的魅力,特别难的是,章开沅先生具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学术预流”,对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具有预见性,而且,极具学术组织的能力。

章开沅先生著述有:《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 1986年)、《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0年)、《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6年)、《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 2001年版)

由于近代史家章开沅先生精心作育人才,朱英、马敏两位在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创获极多,且义理、考据组合得非常巧妙,不露痕迹,水乳交融,成为近代经济史学,有望成为祭酒之人物。朱英(1956年10月—— )、马敏(1955年—— )都是章开沅先生所领导的学术团队中的骨干,深切体悟章先生的学术理念头与史学兴寄,皆有团队精神,长期合作整理苏州商会档案,达十年之久。朱英、马敏近代经济史研究之创获,皆非偶然。他们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在章先生循循善诱之下,切入中观研究的独特维度,视角独特,学理性高,亦不失扎实贴切。他们的著述,有着典型的作用,有方法论之启迪。

朱英曾出版《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两人合作《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7月版)。曾看到章开沅、朱英、马敏合作主编的《中国近代的官商绅学》,极有趣味。朱英、马敏通过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掌握到了一手的资料,不仅可以体悟商人的文化性格,进而通盘思考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华中学派,就呼之欲出了。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桑兵,本科在四川大学、研究生在中山大学,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很少谈论自己的师承。桑兵师从章开沅先生,章先生的主张“史学的参与、参与的史学”,不可能不影响桑兵。在华中师范大学,桑兵与唐文权先生合编《戴季陶集》,对于桑兵的学术路径,似乎具有直接的影响。著有《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桑兵在近代史研究的第五代学者里面,向以功力深厚、材料翔实见长。章开沅先生给《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的评语是:抉剔爬梳,条分缕析,于缜密考订功夫中驰骋宏观思维,精深而不流于繁琐,博大而不失之空疏,体现了严谨而又深沉的治学风格,识见精辟独到,为时下不多见的史学力作。桑兵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重现历史,实在不是一桩易事。

雷颐师从于近代史名家李时岳先生。在郭世佑看来,李时岳先生实乃近代史学界少有的才情、史识俱佳的第一流大家。李先生对洋务运动的重新思考,在那个时代,属于难得的突破。雷颐1985年吉林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这里,可谓近代史学传统范式的大本营,雷颐先生本着独立的人格、进行着艰苦的思考。雷颐著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历史:何以至此?》(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茅海建和熊月之属于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先生的得意门生。陈先生由于历史的误会,生前不甚得志,没有指导博士的资格,所以,陈先生的门生,都很有志气,硕士毕业于“陈门”,师傅既然已经领进门,那么,修行全靠个人,何必再考取什么博士!

茅海建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戊戌变法史事考》,都是蹲档案馆的实打实的材料,茅氏著述极为严谨,对于重构中国近代史,贡献极大。

陈门另一位弟子——熊月之,写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都是大部头,且能给人以启发。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实乃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上海的发端,在近代化的意义上来说,实在是中国近代化的发端。

雷颐先生在近代史学界,特立独行,这是人所共知的;雷颐先生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研究近代史,存在深切的问题意识。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先生,与雷颐一样,具有问题意识,对当代社会,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不同的是,雷颐对近代史的研究,比较冷峻,而张鸣,这位曾经的兽医和拖拉机手,异常奇崛。张鸣著有《乡土心路八十年》、《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再说戊戌变法》等等。

遥想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具有文艺复兴气象的时代,五十年代美学辩论中,应运而生的李泽厚,可谓八十年代的思想领袖,《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每出一书,都会引发学界热烈的讨论,先生清通的文笔,通达的思考,令人过目难忘。而贯穿在李先生两部书中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深深镌刻在读者的心中,挥之不去。

(2010年12月20日,书菜楼,《品位·经典》杂志,2011年第1期)

进入 谢志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8920.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