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贵明:忆钱锺书:他一生充满侠肝义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4 次 更新时间:2011-01-24 09: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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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贵明  

  

  

  今年是钱锺书(1910-1998)诞生一百周年。栾贵明曾追随钱锺书三十余年,自称“能跟钱先生在一起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栾贵明深情地回忆与钱锺书的交往。在栾贵明回忆里,他从来不敢以钱锺书的学生弟子自居,他曾当着钱锺书的面说:“您是我的老师,但我不是您的学生。”因为他认为没有人能当钱锺书的学生,他更没资格。栾贵明认为:钱锺书非常关心现实生活、关心社会、关心普通老百姓、关心一般读书人。在艰难时代,钱锺书对栾贵明最常说的话是:你们年轻人应该抓紧时间好好读书,这个时机不能丢,将来有一天还会回去搞这个工作,读书总是有用的。转眼之间就是百年了,绝对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我们的职业是读书,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图书馆容易找到钱锺书

  

  时代周报:你跟钱锺书先生是怎样开始认识的?

  栾贵明: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1964年的秋天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工作,做何其芳的学术秘书。我在北大的时候读到了钱先生的三本书,第一本是《谈艺录》,第二本是《围城》,第三本是《写在人生边上》,我觉得钱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分配到文学所完全是个意外,就到处去打听:在哪我能见着钱锺书?多数人都跟我讲:你上班的时候到图书馆去找他。因为我们文学所并不是天天坐班的,钱先生每个上班日不在办公室,都是在图书馆。果然,我很容易就在图书馆找到他了,没有别人介绍,我跟钱先生自我介绍,嘿,不曾料想钱先生对我家世知道得一清二楚。

  

  时代周报: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栾贵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问过钱先生多次,他笑而不答,说:你去看福尔摩斯!钱先生经常这样玩笑。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跟钱先生学本事。我比较喜欢玩笑,喜欢淘气,这也是年轻人的特点,我估计钱先生不会怎么喜欢我,于是就表现得很规矩。钱先生很快说我装蒜。憋不住,我便复原,钱先生便说我“这才像子路”,直到很晚,我终于知道他喜欢那个孩子。

  钱先生在文学所的处境并不是很随心的,并不像我们今天设想的这样。包括后来钱先生做了副院长,说三道四的人也不是没有,这是客观事实。比如,他在写《宋诗选注》时,赞许的诗不许选,评价高的诗人更不让选,使他特别不痛快。钱先生那时候毕竟年纪大,五十多岁了,他对图书的需要量非常大,所以我就讲:钱先生,您要用什么书,通知我给您送去。逐渐交往越来越深,我在文学所工作36年,追随钱先生34年,直到钱先生最后的时光。

  

  “被逼”成为患难之交

  

  时代周报:在“文革”期间也算是患难之交了?

  栾贵明:当然,想来很巧,那时运动是一波一波的,在搞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走资派的时候,钱先生是目标;在搞现行反革命、清查阶级队伍、劳动锻炼的时候,我首当其冲,这样就被逼着成了互通有无的患难之交。

  

  时代周报:在“文革”期间,钱锺书先生经历怎样?

  栾贵明:事情太多了。因为下干校都会派一个先遣队,当时整个社科院的五七干校,钱先生是第一拨,我也是第一拨,我们同时当选先遣队员。由那时起钱先生就跟我们一帮年轻人谈天说地,那成了我的最大享受。我说一句很不当的话,“文革”中充满了苦涩记忆,可是我觉得我在“文革”中能这么长时间伴随钱先生,有滋味,回想起来还真是因祸得福呢。在干校困难条件中,他仍不停地读。那时,能够公开读的书是马恩、鲁迅、毛泽东的书,别的书就得偷着看。但是钱先生不在乎,看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英文辞典》以及能得到的书籍等等。在那个床前弄一个小马扎,就是小板凳,坐在床前,把书铺在床上读,一刻不停歇。那时候我唯一带下乡被禁的书就是《聊斋志异三会本》,我曾和同事打赌,结果我赢了,钱先生不但“拿来翻翻”,又挑出好多毛病,想不到《聊斋志异》他也那么熟。当然,偶尔得到家人和别处得来的外文报刊,他读得兴致更高,完全像个孩子,事后不会忘记讲给我们这些文盲听。

  1971年年底,他告诉我:我们要回北京了。我当时一听,说:不可能啊,当时军宣队不是说,连锅端,甭想回北京了吗?钱先生说:没错。而实际上一直拖到1972年3月下旬,钱先生第四批才回到北京。他坚定不移地说:贵明,我们走了,你一定能很快回来。

  

  钱锺书的惊人阅读

  

  时代周报:钱锺书先生重要的著作《管锥编》,当年是如何写起的?

  栾贵明:关于《管锥编》这部书,他是长期酝酿的。比如在干校,虽然他没有说《管锥编》这个名字,但是从他的谈论来说,就是要搞这样一部大的著作。

  时代周报:现在对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的评论很多,其中有一点讲到它是比较零散的,不是很有体系的东西,你是怎么看的?

  栾贵明:我认为钱先生一贯不愿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搞成体系思想,一方面他是一种别样的自谦,而同时他认为一旦形成体系,强迫力量就很大,漏洞也多。体系这个东西要构建,这个结构就把人带到那个环境里去,接受它的说法。当然钱先生也举过例子,说一个大思想家是这样,更典型的是宗教。他说正确的理论是需要的,可是这个事情不是他能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大力量。只要有真知灼见,做笔记式的研究就很好了。充分的资料经过深思熟虑,便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后来有很多人写文章,包括我们文学所自己的人,说他的作品是“碎琼乱玉”。钱先生认为他们慢慢会了解自己的想法。他在《管锥编》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这是惊人的。而且他用书都是非常快速的,大部分书是早上我给他送去,第二天早晨我就可以取回来。后来我就自己动手焊了一辆小车子,一次可以借几十本,他总是第二天归还了。

  但是,这本书有一些固有的背景,因为产生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期。钱先生敢于正面批评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恐怕绝无仅有。比如,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这是马克思对宗教一个非常经典的论述。这个观点,钱先生在《管锥编》里面有段透彻的评论,他认为这个事情不对,不应是现今解释人所说的那样。他是怎么批评的呢?第一点,他说这句话原本不是马克思说的,他往前追溯一百多年,有多位德国、法国哲学家,在他们的论述里都有这个观点。第二点,他认为对这一观点的解释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应说明鸦片烟是什么东西,当时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鸦片是一种药,可以治很多病,如果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毒品,怎么能说服人呢?他又大量引用中国的古籍,证实了他的结论。

  “钱先生是最标准的正人君子”

  

  时代周报: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钱先生当然名气非常大,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批评他的文章,你是怎么看这个现象的?

  栾贵明:批评他的文章,我看得不多,但是我知道这些事情,我认为完全是冤枉钱先生。事实证明,钱先生是一位在生活和学术中充满侠肝义胆而又成绩卓著的学者,也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比如有人非说钱先生好卖弄不可,我说不是。谁都知道,在文学所、社科院他书读得多,记得多,信手拈来一大把,又有诲人不倦的品德,想不说也不行。他的学识见解令人惊讶,令人拜倒,但从来没有做作卖弄,邀赏于人。他言谈充满着欢乐和阳光,幽默而机智。相反,掩口而暗笑的事倒是经常发生,恰是舍弃卖弄的最好注释。他有大量优秀诗作,往往不被读者所了解,明明是大诗人而不张扬,也证明钱先生根本不与卖弄沾边。

  相反,令人愤怒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有人编造说,钱先生喜欢在干校讲黄色故事。我跟随钱先生在干校从始到终,从没有听到钱先生讲这类东西。还有位北大的教师,也是我的老师,写文章说钱先生为他开黄色书单子,我觉得这简直是离谱的编造,钱先生曾就此事向我说“你自己判断”。我曾托一位同学带话给那位老师,诚挚地期望如果有这张单子,他应在文章中拿出来,举出证人。可惜,那位老师不理睬我。所以,我确认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出色的书单,怎能让我那位老师忘记呢?我从来未听钱先生说过无聊的话,应该说钱先生是一位最标准的正人君子。

  

  时代周报:有一些文章说到钱锺书先生“刻薄”这一点。

  栾贵明:对,刻薄,这个刻薄如果有,应理解为准确深刻。确实,他夸赞某个人的优点,非常到位,揭示一个缺点也无可辩驳。他肯定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让大家都会感到那种价值连城的温暖期望,他帮助一个人也总是做在实处,他指出别人的缺欠之处从不留情,也很实用,听进去了受益无穷,但从没有冷酷恶意的打击。

  我觉得,在文学和学术当中,让他欣赏以至全面肯定、佩服的人,确乎没有。在文学所同仁中,他认为读书不得要领“不如不读”,像“文学所”应该改为“文学史研究所”,要记“文革”中的“愧”等等都是确证。所以,他反复跟我说要多读书,要细读书,要在读书的时候开动脑筋,多动手抄录。钱先生确实能用三言两语把一个人最根本的特征说出来,屡言不爽。所以,大家都说钱先生料事如神。

  至于在学者范围内,我觉得他不是瞧不起,对人刻薄。而他一点都不自私,只想帮助同行,总是急切地说:学术的科学化最重要,你为什么不读这本书,又为什么不读那本书,认真读了吗,你为什么走到死胡同里?一见到了文字,便当面动手快快帮助改正补充,往往大为增色。但他从不贬低你的人格,藐视你,或者拿你开恶意玩笑。刻薄的说法完全不可靠。

  

  时代周报:就你个人来讲,钱先生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栾贵明:我有父母,也有一大堆亲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过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我有很多老师,有很多朋友,没有任何一位能够超过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我也读了一辈子书,书也影响了我一生,但没有一本书能与钱先生相比。所以有医生说:你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啦。我说好,我此生足矣。这句话实际上的背景就是钱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

  前不久钱先生家乡的人来访,我也照例说钱先生纪念活动我也没参加,因为钱先生跟我讲过:伟大人物是不需要纪念的。但我记得是那一片山,是那一湾水,是那里的人民,养育了钱锺书。钱锺书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就在我身前,我追随着他那么多年,我没当成他的学生,但是我觉得此生无憾了。我应该深深地感激他的家乡人民。钱先生的嘱咐,我都一五一十落实,钱先生教我做《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事,确实是一件累活,但我得认真办,我必须遵命。

  

  原载于2010年12月16日 时代周报(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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