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骏涛:和钱锺书先生在干校的日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3 次 更新时间:2010-11-09 17: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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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骏涛  

  

  

  没有花圈花篮,没有挽幛条幅,没有悼词哀乐,没有长长吊唁的人群,只有六十余载与之相依相伴在治学的“围城”里相濡以沫的老伴,和屈指可数的至亲好友,在时隔辞世仅两天之后,就默默地送走了一位举世无双的“文化昆仑”;连政治局委员、社会科学院院长也都不是作为官员,而是作为普通成员的身份参与送别的。——这就是钱锺书,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钱锺书,谢绝喧闹、潜心治学的钱锺书,与世无争、穿透人生的钱锺书。先生生前的遗嘱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对于一代文化宗师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先例的送别方式(不是仪式)。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先生的病情和辞世均表示十分关切,但在杨绛先生的坚持下,一切都是按照钱先生的遗言照办的。如果送别的时间再往后推迟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乃至七十二小时(这都是很正常的:哪一个名人的家属不想把后事准备得充分些,把送别的场面搞得隆重体面些呢?),肯定会引来数倍、十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送别人群!我终于理解了先生的遗体之所以要如此迅速火化的原因。

  

  我是12月20日下午才得悉先生于19日晨7时38分辞世的消息的。两年以前,当我一个人悄悄地(这是因为先生不愿有人叨扰而不得已采取的方式)来到北京医院探望先生时,他已十分衰萎,我直觉先生可能不久人世了。年来也曾几度听说先生病情加重,甚至还有已辞世的谣传。但真正确凿地得悉先生辞世的消息时,我的心里却又很不是滋味!想起当年先生是何等的风度翩翩、谈笑风生,何等的词锋锐利、智慧超群,想起在“五七干校”期间与先生同室共事、朝夕相伴的那些苦中有乐的日子,想起先生对我个人和家人的关爱和教诲,真乃恍若昨日!

  

  1969年严冬,学部(昔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之简称,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全体人员分批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文学研究所是打前站的。我作为文学所先遣队队员之一,有幸与钱锺书先生结伴同行。先生其时已年届“耳顺”,居然而能充任先遣队队员,确乃“文革”一大奇事! 自那以后,干校从罗山而息县,从息县而明港,我都与先生同行。在息县和明港的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因我尚属青年,故而忝列鸡首,有幸与几位学界名流钱锺书、吴世昌、吴晓铃、范宁诸先生同处一室达一二年之久。其中,与钱锺书和吴晓铃两位先生关系尤近。

  

  其时,连部(干校仿照部队建制,一个研究所为一个连)给我的任务是负责本连的杂务,诸如工具管理、信件收发、环境卫生以及“便民服务”——为队友代购日常生活用品之类,与一般勤杂人员无异。这也算是对我的“控制使用”。几位老先生也做了分工,如钱先生负责信件收发,吴晓铃先生负责工具管理和分发等。那时候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对“五七干校”的本质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钱、吴诸位先生也不例外,大家都虔诚地把“五七干校”作为改造旧我的场所。吴先生对工作之勤快和细致,几乎博得了连队上下的一致称赞。钱先生则每天或隔天背着个军用挎包,到邮电所来回十数里地,也从未有过怨言,做到了尽职尽责。他还会忙里偷闲,比如稍微绕个弯儿,到外文所(其时,文学所连队离外文所连队并不远)的菜园子去会会杨绛先生,向她递封信、说几句悄悄话之类。有时候他还会在挎包里带部外文辞典(先生有名言曰:“字典乃旅途之良伴”),在路边歇息时翻翻。有一次,他回连队晚了,我笑问他:“又去会织女了?”他笑而不答。“鹊桥相会”遂成为干校的一段佳话。

  

  钱先生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但凡是中外古今典籍、史著、文学名著中的典故、人物和逸闻趣事等,你是很难问倒他的。但有一次倒是被我问倒了。我说:“请教钱教授,李玉和是哪国哪朝代人?”先生支支吾吾哽噎半天回答不出来。这也难怪:先生当时以“眼疾”为由几乎不看“样板戏”,当然也就无从知道李玉和是何许人也!

  

  罗山的地盘不大,干校要在这里扎根似乎很受限制,所以不久就搬到了息县。息县幅员广阔,但却是个穷乡僻壤,老百姓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干校的伙食也就可想而知了。队友们一天劳累下来有时晚间便聚在一处聊聊“食经”,也算是画饼充饥,解解嘴馋。凡是这种场合,吴晓铃先生总是“龙首”,他不仅有理论,而且能实践,可惜当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吴教授的理论间或也有难以自圆之处。此时站在一旁观场的钱教授便插上一两句,点出其破绽,弄得吴教授哑口无言。此时大家便哈哈大笑,一天的疲累也就消散殆尽。但谁都知道钱教授只是口头理论家,他于烹调术纯属“指手画脚派”。从未或极少亲自实践过。他之精于烹调理论者,乃在于博闻强记——读菜谱也!干校搬到明港后,集中在一个废弃的兵营里,自成系统,条件好一些,副食供应也比以前充足,连里的几个能人还不时到河沟和野地里去抓抓鳝鱼、套套野兔,所以我们不时能够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碰到这种场合,吴教授常能亲临指导,甚至赤膊上阵,并与队友们共同品尝胜利果实,而钱教授则总是避让唯恐不及。——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钱、吴二位性格之异同。“钱吴之争”时常就由于二位性格之不同而引起。

  

  干校中人还多记得吴晓铃、吴世昌和钱锺书三位先生之间的一桩趣事。吴晓铃先生平时说话——特别是说到兴奋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喜欢用手指着对方。吴世昌先生看不惯,有一次就也用手指着吴晓铃说:“你以为你的手比梅兰芳的还要好看吗?”这一下把吴晓铃给气得不行,半天说不出话来。吴世昌平时说话声音既尖又细,尤其在激动的时候,这次更是如此。钱先生一直躲在蚊帐里看书,此时却猛不丁地冒出一句:“世昌,你说晓铃的手比梅兰芳的手还要好看,我看你的嗓子比梅兰芳的嗓子还要好听呢!”这一来又把吴世昌给噎住了。这桩趣事既说明了三位先生性格之异同,也表现了钱先生在这类场合比起别人来总要显得智高一筹。

  

  外界总以为钱先生“嘴不饶人”,这与钱先生机敏、风趣、幽默的说话风格有关。其实,钱先生也是很能体恤人和关心人的,尤其对于青年人。如今干校的同人在回忆往事时,总要谈到钱先生和杨先生关心人、体恤人的一些故事。我个人也有这样切身的感受。我下干校的时候,长女才出生四个月。我爱人因为是在工厂工作,所以没有跟我一起下来,就带着长女留在了北京。在干校,我最大的牵挂就是北京的家。每逢休息日,除了料理内务,就是给家人写信。在这方面,钱先生和吴晓铃先生特别能理解人,表现出一种可贵的长者风度。有一次,我爱人来信说女儿病了,希望我能回去看看。但干校有规定,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是不予准假的。我知道是回不去的,心里很不痛快。钱、吴二位知道后,除了安慰我,还特别问我经济上有没有困难,需不需要帮助,钱先生还主动到邮电局为我拍了到北京的电报。经过这件事,我与钱、吴二位的关系比以前更进了一层!

  

  干校于1971年3—4月间搬到了明港的一座废弃的兵营。兵营里当然没有多少地好种,除了种点菜,大量的时间是搞运动一一清查“5•16”。文学所当时有一百多口人,就有二十多人被打成“5•l6分子”,占了五分之 。尽管多数人都对有这么多“5•16分子”表示怀疑,但在“上面”的压力下,还是在使劲地“深挖”。钱先生、吴先生和我当时都属于“局外人”,我们既没有当“5•16”,也不是挖“5•16”的积极分子,所以钱先生有些话敢于对我说。记得当时有一个“5•16分子”(如今已是中国文学界的知名人物了),因为坦白交待了私人日记中对“文革”、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些疑惑——实际上是袒露内心深处的隐秘,“向党交心”(因为他本人就是中共党员),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那天批斗会上,钱先生一直低着头看地下,不看台上(但凡开大会,钱先生也大体如此)。会后,他悄悄对我说:“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他在日记中不是还表示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吗?……”短短几句话,充分表现出钱先生的正义感和良知。

  

  1972年年初,干校开始有一部分“老弱病残”人员被遣送回京。3月,钱先生与杨绛先生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回京。临别不免依依,我们还曾为先生“饯行”。先生说:愿各位能成为第三批和第四批!我说:保佑教授吉言应验!先生返京之后,时常惦念着“东巴”“西巴”(文学所干校驻地戏称)的队友。从3月至7月的四个月时间,他跟连队的队友频频通信。仅跟我的通信就有六七封之多。如今重读这些书信,想到先生业已辞世,不免睹物生情!从这些信件中不难看出先生当年与干校诸同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前辈对晚辈的关爱之情,同时也可见出先生淡泊俭朴的生活作风、渊博的学识见闻和诙谐风趣的谈吐。

  

  钱先生返京不久,即给我和其他三位同人(许德政、栾勋和栾贵明)写来一信,信云:“淫雨凿井,极念劳瘁!天漏若悬河,而下有断水之忧,此乃文明社会中之矛盾现象,原始社会中生活者必大惑不解。”其时明港多雨,但我们仍在凿井,故引出先生的如上感慨。又云:“行李前晚运到,方知身外累赘实多,踞天蹐地,煞费安排,又处理或赠送了一部分。虽有人怂恿请求搬家,而我自忖待遇太高,退休有愿,殊不欲多此一举,故不添家具,不雇助理,因陋就简:半病不病身体,似通非通思想,得过且过生活,如此而已。”钱先生与杨先生乎时生活简朴,书籍也多是些工具书、外文原版书之类,他生前最怕累赘,经常送人东西(包括书籍),故有“身外累赘实多”之类的感慨。先生回京后先是住在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后来又与人合住,生活自然多有不便,故有“有人怂恿请求搬家”一说。但先生当时并未提出此要求。接下来信中说:“解开箱子包裹时,尚忆及诸君亲手代捆情景.”对干校同人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1972年4—5月间,我趁干校同人回京探亲之便,从明港带了点花生给钱先生。花生是当地的土产,我们在农民那里不难买到,但带到北京就算是紧俏物品了,故而引出了先生在随后一封信中如下略带夸张风趣的说法:“奉手书,并惠珍品,惟有感激。此物在明港,亦如熊猫之在我国,今到北京,更比之麝香牛矣!”先生其时刚拔去两牙,尚有一牙待拔,故信云:“看来‘无齿之徒’已做定,兄所惠花生尚赶得及吃。再过些时,上下齿空空如也,只能望洋兴叹,兄之盛意遂变成残酷的讽刺、恶作剧的引诱!!”读后不免令人捧腹。信中先生还谈及一事:“昨晤余震同志……自言来京汇报,我想探问‘泡校’泡到几时,他当然口风甚紧,如末打开之食品罐头,我无‘照胆之镜’、‘开心之钥’等等法宝,无奈他何。”余震系当时军宣队负责人,先生向余震打探“泡校”之事,说明先生对干校同人的关切之情。

  

  ]972年5—6月间,已风闻学部将全部返京。但此时却出现了“信阳大会”上学部“挨批”的事件,似乎又使返京之事出现僵局。是时先生来信极表关切,云:“夏鼐同志(按,著名考古学家,当时亦在干校)亦参预信阳大会,返京后曾以概况略告,倾读尊函,益了然於事态之发展,同时逾代诸君乾着急。‘学部挨扣’之耗,我等山野闲人无所知云,但从于(余)震同志动员报告推测,似非言出无因。”但7月初,先生突然得悉干校同人即将全体返京之消息,遂来信告以“喜讯,亦为欣慰”,谈及“一周后想可晤面”,流溢出欣喜之情,并禁不住在信中重提干校之“打赌”趣事一桩:“老道(按,指曹道衡先生,古典文学研究家,亦连队队友)输酒一瓶,打开时酒香远刺建外宿舍中人鼻孔,至有连打喷嚏者。真怪事可人笔记小说也。……”

  

  1972年7月,干校终于全体返回北京。此时百废待兴,先生和师母正拟重操旧业,我深知先生好静,不愿外人多予叨扰,且先生学贯中西、学养深厚,而我学识浅陋、学养甚薄,与先生很难在学术上进行对话,故而极少登门拜访。但逢上年节,我与家人到南沙沟寓所看望先生时,先生和师母总是热情相待。1977年年底,我长女病后初愈。先生获悉,遂来一信云:“令媛病,我与季康(按,即杨绛)皆甚悬念。病后需营养,俾早复元。请即抽空一来为盼。”我和我夫人同去了,先生和师母一定要我们收下三十元钱作孩子的营养费,我们怎么推辞都不让。这使我们深为感动!三十元钱,这在二十一年前虽是一笔不算太小的数字,但其中所包含的前辈对晚辈的关切之情,又怎能以金钱的多寡来度量呢?

  

  还有一事也是我永志不忘的。1986年,我受命筹组于10月间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开会前数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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