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铭:自然法、契约论与内圣外王——儒学社会学的观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6 次 更新时间:2010-08-08 22: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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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剑铭  

  

  摘要:自然法与两种契约论,形成了近代以来西方宪政的理论基础。在西方主流社会中,二元绝缘性构成的秩序,是个人主义精神支持的国家意识形态与私有制本质的契约论形成的政府之间的宪政关系,"秩序"这个概念就具有了现代法哲学的特殊意义。只有在中国学术思想的视域中,才能理解从丛林动物到社会化的人类--这一人类化过程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与社会的同一性是历史自然性与人自为的伦理道德精神的整合实现,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文化的理念,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化与政治整合的渴望和现实中的努力。中国社会政治中"儒表法里"的内外两重性与西方社会中的二元绝缘性具有重要的比较意义。

  

  一、自然法与两种契约论

  

  西方近代的启蒙以理性的光辉照亮了中世纪的黑暗,但这只是"复兴"了理性应占有的王国,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们仍然保留了对上帝的敬仰,在他们的著作中,以各种方式把理论前提贡献给了一个理性上帝,这个伟大的前提,就是以"自然法"名义出现的西方文化的本质--知识理性。自然法不是自然的法律,而是由大量的理论所论述的思想体系,用以解决人类从动物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人的社会状态,在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分割后面存在的一致性问题。所以,在自然法这个术语后面,是无数深刻的思想和缤纷的理论。

  霍布斯认为,每个人从常识出发就可以理解和同意自然法,洛克直接说理性就是自然法。合乎人性和理性的制度就是合乎自然法的制度,这就是将自然法当作了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无论从学术思想还是从历史过程看,自然法是一个观念体系,这种情况表明,自然法本身具有理论前提起源上的困惑。从理论直觉上说,自然法可以较容易地引伸为自然权利、天然权利、被创造的权利等,但是"权利"同样是个难以解释的概念,实质上,贯穿自然法和权利这两个概念的是自然、神和人所共有的"西方理性":自然状态是先验理性下的自然和谐,超验理性是绝对的神性,知识理性则是人的本质,这样,经过不同的诠释产生了种种不同的理论。古典和近代的学者,实际上都把自然法认定为自然与理性同质,也就是认定人的本质是理性--这一"自然"前提,而这个本质在西方文化中最终超验地归于上帝而成为信仰,所以,自然法是理性上帝,因此,它又被称为理性法、永恒法、上帝法。

  在现代人看来,大自然是人和所有生命共有的,而人区别于动物是人具有心灵这样一种精神世界,人类以社会生活方式脱离于动物世界,但人类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本质性关系,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科学的立场出发,人源于动物,这已成为常识,但科学只能观察、思考和解释客观性存在,有关人类与动物之间体质和生理上的同异,已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人类的精神世界却不在任何解剖刀和显微镜之下,因此,科学对神学的谦虚只是一种无奈;另一方面,自然法这样一个逻辑性的体系,与社会现实中最重要的事实--权利和权力结构之间难以吻合,自然法的抽象性与社会现实中法的实践性之间,仍缺少过渡环节,实际上,这个任务是由契约论承担的。

  自然法既不是神学,也不是科学理论,而是一种法哲学,即超验的和先验的理性与人类人性化一致性原理,从而解释从动物的自然状态到人的社会状态的转变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机制的理论--契约论。基于西方文化传统,自然法实质上就是克服人性与神性的必然分裂、维持社会意识形态统一的理论,把激烈的变革精神实现在理性的政治行为之中,为剧烈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平稳的意识形态过渡, 即以意识形态革命代替了社会暴力革命。神学和科学对此都无能为力,自然法和契约论实际上以法哲学的性质,承担了这个伟大的任务。自然法并不是真接以法哲学的形式出现的,从儒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隐含的法哲学性质,成为了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政治制度中基本法--宪法的前提。

  自然法的理论根基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知识理性,而这是科学和神学能够共享的。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对自然法阐述的理论中看到,动物状态(包括混乱和冲突)在自然理性的意义上是秩序,而社会状态在人的自觉理性上也是秩序,自然界的法与社会中的法是自然一致的,这种统一性就是关系和关系过渡中法哲学意义上的理性。

  真正具有理论意义的论述,是从社会结构如何区别于丛林状态开始的。近代大多数大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人的社会性起源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力这二个方面。对于理论家们,真正困难并不在于个人权利的起源--这是自然法理论的任务,而在于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和这种关系在现实社会性中的构造:从现代法哲学的观点看,个人是社会的本质,而权利和权力就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但从理论上弄清楚并不容易,其中关键在于个人的社会性如何从自然性中合理地导出,并将这种理论上的逻辑性吻合于社会现实中的体制结构,这就是契约论。

  实际上,契约论是一个半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从文化传统、社会现象、政治现实等多方面,进行提取、抽象和理论演绎完成的。自然法与契约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演绎关系,大体上是在概念内涵方面对"共识"的直接征用,再进行理论上的发挥。比如,霍布斯就是这样展开的:"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霍布斯 利维坦第十四章 论第一与第二自然律以及契约法)这样,就直接把自然天性的"自由",经由"理性"这只上帝之手,点化为社会中的"权利"。他定义"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但这种集合式的转让并不是合同(Contract or Bargain)意义的契约,合同契约基于个人所有权的转让(参见周剑铭:中国思想与法哲学--社会制度文化论)。在霍布斯的契约论中,上帝的理性由人的意志直接表现,人们由自己的意志自主而集合缔约,这实质上是盟约(协约或公约 Covenant),盟约基于精神意志。卢梭的论述与霍布斯大体相似,不同处在于,卢梭强调个人意志集合形成公意,即"主权在民"的权力,而霍布斯完全依靠自然权利转化为国家权力。实际上,这两种性质的国家是全社会的制度性组织,这种盟约性质的契约论导致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力,所以,霍布斯比喻为"利维坦"这样的国家机器。

  洛克的契约概念与此不同,基于财产权利转让的契约是合同,这种契约论产生了功能政府的概念。权利首先直接表现为财产私有的权利,而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契约基于对权利的让渡,权力关系在人与人的契约关系中形成,这种权力的产生是人的理性所赋予的功能,即从个人私有权利的让渡而组织成功能政府,这种功能政府产生的本质就是合同意义的契约论。

  从现代法哲学的观点看,两种契约论在理论上隐含着意志权力的国家与功能政府在起源上的不同,在以往的各种自然法理论或学派中,由于借重于西方理性的"自然"一致性,两种契约论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分,无法理解它们之间的分别,更没有去分析它们后面的一致性,以至于在后继的思想和理论中,形成了难以理清的概念和论争,这甚至表现在现代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如美国宪政形成过程中艰难的谈判、争执,已经成为今天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援引的丰富文库。尽管契约论得到了普遍的接受,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仍然难逃虚构性的责难。

  对两种契约论的分析所揭示的国家与政府两者之间所隐含的起源上的本质不同,已经充分地体现在近代以来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国家体制形形色色的差别上,实际上,功能政府所具有的合同契约性本质与权力国家之间的整合是由现代国家机制--宪政实现的。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全面而清晰地反映这种整合机制。揭示现代国家和世界政治模式构成的法哲学背景,需要一种大文化的视域,有不少学者从文化、特别是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的观点,讨论现代世界的格局,但是这种文化视域,仍是从西方学术的传统框架出发的,在西方法学理论中,自然法学派对自然法的实质性分析都会归结到人性的分析,这种抽象性与科学的纯粹性并不相同,这样造成后来功利主义法学、实证法学、社会学法学、新自然法学等等分山头而立的情况。西方文化本质上的分裂性,无法提供文化本质整合性的理论根基,而儒学社会学能够以自身文化的境域,为现代法哲学提供这种全景式的视域。

  

  二、两种文化中的秩序

  

  从文化意义上,自然法和契约论的主要困难,就是从上帝创造的人合理地过渡到世俗的社会人。在西方文化中,由于没有"人是文化的存在"这个思想,因此,无法理解人与社会同一性这个本质。从儒学社会学的观点看,"人性并不是人的属性",从动物到人的人类化过程是人的文化化,人性是人的个性:"人的内涵只有在人与人的差异性上才是个性的,因此人的个性才是人性的本质","人性的丰富性来自全部人类文化,...... 没有个性中融入无限丰富的文化因素,就没有人的个性,也就不会存在人性。"(周剑铭:中国思想和美国精神--社会制度文化论)只有在这种文化视域中,才能理解从丛林动物到社会化人类这一人类化过程。因此,相对于自然法和契约论的理性,"秩序"这个概念就具有现代法哲学的特殊意义。

  与西方知识理性相对应的是直觉理性,直觉理性是中国文化形态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个文化存在意义上的"理性",在学术上被表达为"中国理性"(可参见周剑铭:算法理论和中国理性--现代儒学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文化思想中,自然、人性、理性是变易的一致性存在,最著名的表达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性"、"道"、"教",在西方学术理论中没有相等的概念,但作为文化范畴的直觉理性,与西方文化的知识理性(特定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是互补对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文化范畴的"理性"具有文化化整合的自身一致性,既无需超验的神性,也无需先验的理性,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没有出现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也没有出现实证性的科学思想的根本原因(只有基于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回答"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难题")。

  在这种理解上,我们可以比较性地分析自然法和契约论在法哲学意义上的一致性:社会生活中普遍的个人财产契约关系,一方面形成政府管理功能(行政权力),另一方面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共同的意志,国家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机器化(可参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这才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国家的产生,表面上由暴力或个人、集团的意志形成,但实际上,暴力、战争、革命却往往与占有的权力直接相关,现代国家只不过是对这个真正起源过程不同程度上的理性自觉,即把一个历史过程自觉化为一个宪政机制。因此,在西方文化的本质性上,历史过程可以阐释为理性的一致性:从生命存在的自然性到理性的"逻各斯",从上帝意志、上帝理性,再到人的理性,从理性到权利,从权利到权力所实现的社会制度、公平、正义等等观念体系,就是自然理性、神启理性和人的世俗理性的统一。由前所述,自然法在法哲学的意义上,承担了这个任务。

  契约论就是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形态中综合提出的理论模型,所以,契约论既是理论上的虚构,也是真实的存在。在思想理论上,自然法和契约论具有西方文化本质的特征,通过逻辑理性得到必然性,化解神性得到普遍性,以世俗性得到个人主义,以工具理性实现契约精神,成为近代以来表现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等,一系列具有实在和精神品质的西方文化形态。所以,自然法和契约论以理性结构表达了主流的西方社会形态,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在意识形态、法律体系、政治制度中,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本质于自然法和契约论中的"理性"和从中国学术视域中看到的它们的一致性,就是指"秩序"。但秩序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理论中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在西方文化中也未获得自身的特定意义,通常只是对秩序状态的描写,比如,现在广泛使用 "经济秩序"一词,人们并没有一个经济秩序的直接定义,最著名的表达就是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看不见的手",即使在经济学、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如哈耶克(F.A.Hayek 1899-1992),他虽有基于自由秩序的经济政治理论,但也未深入专门研究秩序的本身意义,人们并不怀疑秩序的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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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儒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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