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友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政治权利及其社会学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9 次 更新时间:2010-06-03 21: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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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友兴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颁布实施的四部宪法中的政治权利状况及其演变的描述,归纳出四个结论,进而结合美国宪法来分析中国宪法中政治权利之特征,最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政治权利所具有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内涵。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al rights as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PRC. It describes the evolv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olitical rights and compares them to those in the US Constitution. It arrives at two interrelated conclusions of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first,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reflect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second,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result from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一、导言

  

  所谓政治权利,简而言之就是根据宪法与法律的有关规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公民其他权利的基础。而宪法是一个国家中公民所能拥有的政治权利的最主要来源,宪法是公民政治权利最大的、最高的合法性的来源,“在现代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是由宪法、法律确认的,并受到宪法、法律的保护;同时它又受到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②中的政治权利包括法律面前平等、言论与出版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监督与申诉、控告权、结社、游行与示威、政治庇护权、少数民族自治权等。有些学者不将宗教信仰自由与少数民族自治权归为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以为在中国这两个方面首先是政治性的,所以将其列入政治权利之中。公民能够享受到的政治权利广度及其实现程度即量与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

  

  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描述与解释,也就是重在“是”、“怎么样”、“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将其重点放在“应该”、“必须”的方面。③本文旨在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制定的四部宪法中的政治权利之演变,通过与美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的比较,来分析中国宪法中政治权利的特征,然后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权利的社会学意义,即政治权利的社会内涵,也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政治权利之演变所包含着的两个方面的社会学内容: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二、中国宪法中的政治权利的演进

  

  1908年,晚清政府颁布改革大纲,准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的文件。《大纲》分“君上大权”十四条,“臣民权利义务”九条,共计二十三条,另有附属法“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在晚清政府的宪法中规定了中国公民所能享受的一些权利,如言论自由、著作、集会、结社等:“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准其自由”,“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④这是中国人拥有宪法意义上的权利之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的政治权利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1954年以来共颁过了四个宪法和两个修正案(1988年4月与1999年3月)。这四部宪法中的政治权利所规定的主要方面是相同的,但是也有所差别,有些原先有的后被取消了又再重新写入,有些是原先没有而后来写进的,有些原先有的而后来的宪法取消了。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所享受的权利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政治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中的主要内容,有些政治权利在具体的法律如《刑法》、《民法》有了进一步的规定。中国宪法中的政治权利主要有下列这些内容:人民主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游行示威、政治庇护权、少数民族自治权、监督权等。兹以下表来说明四部宪法中政治权利的情况。⑤

  

  自17、18世纪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提出了“天赋人权”与“主权在民”的主张,并且以宪法与法律的方式将它们固定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制定的四部宪法的“总纲”中,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1954年的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明确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均重申了这一点。早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中就指出了“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一精神一直渗透到以后的宪法制定。1954年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是,在1975年与1978年的宪法中却没有这样直接的条文规定,1982年的宪法又恢复了这一条。

  

  言论自由是公民主要的政治权利之一,四部宪法中都有规定,不过有些变化。这其中有两个方面引人注意,一是1954年宪法中除了规定言论自由以外,还指出“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指言论、出版等自由);二是在1975年与1978年宪法中除了规定言论自由以外,还增加了“四大”的权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公民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1978年宪法第四十五条),而1982年的宪法将这一条给予废除。

  

  这四部宪法对于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都有规定,但是1954年宪法没有授予罢工自由的权利,而1975年与1978年宪法增加了罢工自由这一条,不过1982年宪法又将这一条去掉了。四部宪法都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具体的表述不尽相同。1954年宪法中只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第八十八条),但是1975年与1978年宪法有进一步的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1975年宪法第二十八条、1978年宪法第四十六条),而1982年宪法进一步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第三十六条)。

  

  选举与被选举权当然是公民政治权利中最主要的权利之一,四部宪法都有规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有两点不同。一是规定时所作的限制性条件不同。1954年宪法的规定有一些限制,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外,对两种情况的人作了限制:“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1975年和1978年宪法则简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将“有精神病的人”去掉了,留下“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这一限制条款。1982年宪法重申了1954年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同样将“有精神病的人”去掉了。二是在选举权方面,更具体地说在投票权方面所作的规定略有差异。1954年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第二部宪法(1975年宪法)在公民的投票权方面作了改变,将由选民投票选举改为民主协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第三条),1978年宪法同样有“民主协商”之说,但是增加了“无记名投票”之规定:“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经过民主协商,无记名投票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由选民经过民主协商,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第三十五条),1982年宪法不再规定经过民主协商这一程序,恢复了1954年宪法之规定。

  

  公民的监督权是指公民有权监督一切国家机关与工作人员的权利。只有选举权而无监督权,那么就不能有效地保证国家工作人员忠实地履行其职责,代表民意。1954年宪法授予公民监督国家机关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关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第十六条)。不过,1975年宪法是以十分政治化的方式表述了这一权利:“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十一条)。1978年宪法有了新的提法:“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第十七条)。1982年宪法所作出的公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权规定之用语显然更具有法律性(或规范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三条)。四部宪法不仅规定了公民享有监督国家机关的权利,而且还有申诉与控告或讼诉之权利。⑥1954年宪法中就有这一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九十七条)。1975年宪法重申了这一条规定,但是在说法上略有差异:“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第二十七条)。1978年宪法中申诉与控告的对象增加了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控告。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申诉。对这种控告和申诉,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第五十五条)。1982年宪法对此的规定则更为周全了,不仅重申了公民的申诉与控告、诉讼之权利,而且提出防范诬告以及增加批评和建议之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的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第四十一条)。

  

  少数民族的自治也应归为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不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且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治的权利。1954年的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第三条)。1975年、1978年宪法除了重申少数民族区域实行民族自治外,还增加了这样的一条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1975年、1978年宪法第四条)。1982年宪法除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外,还增加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第四条)。中国西部广大地区不少属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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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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