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47 次 更新时间:2004-07-03 20: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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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进入专栏)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沈原  

  

  一、导言  

  

  1.1  这里所说的中近期,指的是未来十年。作为自然时间标志转换的“世纪之交”,就将发生在未来这十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我们同时也面临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从长时段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上半个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下半个世纪的探索、迷途和改革,非常规化的时代即将结束,而进入一个常规化的时代;而就眼下而言,改革中屡次被推迟的那些最棘手的问题,则必须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被面对,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制度安排需要在这个时段开始建设。可以说,未来的十年,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要经历的历史长河中非常关键的一段。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基本走向,甚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在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短暂的历史时刻中的思考、选择和作为。本报告所面对的就是在世纪之交即今后约十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将会面对的一些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走向以及这个走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1.2  理性使人类产生预测的偏好,但预测的结果往往成为人类理性的玩笑。 1997 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 ---- 为什么权威评论家们对中国去向的预测总是那么糟糕?》。事实上,在最近一些年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预测,其中有些是乐观主义的,有些则是悲观主义的。但这些研究和预测报告发表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证明,现实往往与预测大相径庭。而且一般的情况是,这些预测越是具体,其与现实结果的距离也就越远。究其原因,除了预测本身的困难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预测者往往对在过去近 20 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生活运行机制所发生的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变化缺乏敏感,反而往往是在缺少这种敏感的情况下对社会趋势进行直线的推断。

  因而,本报告的侧重点并不是对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发展或社会结构演变做出具体的预测。本研究的目的是力图通过对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生长和演变、在此背景下社会生活机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影响社会走势的变量的分析,描述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基本趋向,以及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中国社会在中近期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概念框架,从而为今后更为具体的研究和预测奠定一个基础。

  1.3  这样的分析思路表明作者的一个基本假设: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以及由人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力量,是影响社会走势的重要力量。我们将这种社会力量的构成看作是社会结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经常被滥用的概念。在本报告中,我们所赋予这个概念的是一个特定的内含,即社会结构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目前的中国社会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和基本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背景之下,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组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力量在崛起,哪些力量在衰落,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在影响或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势,这些力量自身的变化及其结盟和冲突的可能性如何;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具有什么样的趋势,特别是影响这些趋势的变数有哪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如何在结构、制度和组织的层面实现中国社会的历史性重建。在这些问题中,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一个社会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构架来组织社会生活。 

  1.4  在这里首先应当交待一下本文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家、民间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的结构因子。由这三个结构因子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之一。这里所说的国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特指国家机构。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人们更加强调的是国家的“代表性”,即将国家看作是某些利益集团或其联盟的代表。因此,国家的决策,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达。但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研究表明,国家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是有着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民间精英则是指身在民间 ( 或者说是处于国家机构之外 ) ,在公共领域中起到领导、整合、组织、管理、协调、仲裁等社会作用的力量。民众则是构成社会成员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这是一支以潜在方式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本报告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分析,将主要以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线索。

  

  二、前提与背景

     

  2.1   ( 略 )

  2.2   ( 略 )

  2.3   ( 略 )

  2.4 49 年后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 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 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总体性社会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 : 第一, 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垄断。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 也包括如城市中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 以及就业等机会资源。也就是说, 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 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 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意识形态是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第三,从纵向角度看,消灭了统治阶级,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

  2.5  上述结构性质决定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国家目标,特别是经济建设、争光项目和应付危机;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 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 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 当国家控制受到削弱时, 社会具有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倾向; 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 控制系统不完善; 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 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 支配不同功能系统的是同一运行原则; 共振效应, 任何局部性的矛盾或紧张状态都蕴含着全局性危机;社会中身分制盛行, 赞助式流动转变为指令性流动, 结构僵硬; 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 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由于精英的缺乏, 民众抗拒运动水平低, 冲击强度大, 而建设性因素少; 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 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 因而与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换言之,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体制,显然有利于解决 1949 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2.6  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为改革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成份远远多于客观的分析。公正地说,既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民经济也没有到崩溃的边缘。真正的问题是,原有的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这突出表现在,为原有体制维持所必须的代价的可处理性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以重新配置资源和重新建构社会生活运作机制为目标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发生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含义,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配置。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原来的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资源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一个无意中的结果是,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在开始重新出现。这里所说的社会中间层,是指身处国家之外的社会精英。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精英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阶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包括部分国营企业家,特别是较大程度实行了新的经济体制的企业中的管理者。二是知识分子集团,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形成了对中心具有越来越大离心力的地方行政精英集团。后一种精英虽然其身分是政府官员,理论上并不属于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民间精英,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地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

  2.7  除了社会结构演变的这种历史脉络之外,还有几个最基本的背景,也是我们在分析社会结构演变时必须关照的。首先是改革的背景与阶段。就一般意义而言,改革大体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改革过程,特别是就中国的改革过程而言,这三个阶段大致表现为: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这个阶段大体可以称之为侵蚀阶段;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这个阶段可以被称之为转型阶段;最后的重建阶段,则是全面的社会重建,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构重建、制度重建和组织重建。中国改革的侵蚀阶段始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然后推进到一些次要经济领域的改革。侵蚀阶段是旧的经济体制(包括某些社会体制和组织形式,如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阶段。但这个时期的改革基本是局部性的。一些蕴含着新的体制因素的非正式的因素在增长。次要经济的领域。过渡到城市进入转型阶段。体制上的典型特征是双轨制。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现在。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转型阶段尚未结束。而从转型阶段到重建阶段的转变,将发生在未来的十年中。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2.8  其次,转型与重建阶段中几个重要社会过程的交织。苏东等国家的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在分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前提下进行的。与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相伴随的是如下两个过程: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从“经互会”的狭隘区域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尽管苏东的改革也面对种种的问题,但如果与中国所面对的问题相比,还是比较简单的。而在中国的情况下,则是将几个不同的过程交织在一起。这几个过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工业化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到技术密集型经济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由闭关锁国到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社会的过程。这几个过程的交织,将使未来的中国社会面对极为复杂的局面。因为从历史上看,这几个过程往往都是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分别经历和解决的。

  2.9  再次,中国社会运作机制的变化。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在分化与放权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对中国社会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局部化过程。中国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联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这种变化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更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它导致社会危机发生和解决机制的变化。一方面,社会的脱节现象在增加,不同演化阶段的碎片无规则地交织在一起,社会张力在蓄积。另一方面,社会的弹性也在增大,局部性危机演变为全局性危机的可能性也在缩小。

  

  三、社会力量的重组:中产阶级还是两极社会?

  

  3.1  在过去十几年关于改革的讨论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将走向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这个假设的出现是基于如下的两点理由:第一,一个经历了较充分的工业化,且经济体制是市场取向的社会,往往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第二,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现实,如私营企业的发展,白领阶层的扩大等等,似乎也在预示着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出现。然而,这就意味着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吗?

  3.2  以资源配置体制变迁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力量的生成。改革前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具体的场所和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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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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