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来:“奥斯维辛”与现代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8 次 更新时间:2010-04-04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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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  

文章摘要:“奥斯维辛”是现代人类灵魂深处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它极大的影响了哲学的言说方式和存在方式,因而构成了考察和理解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参考系。“形而上学的终结”、“道德合理性基础的危机与重建”、“社会统一性基础的寻求”等现代哲学中最为重大的课题,只有置于这一参照系,才能获得真切地理解和深层地把握。现代哲学也正是在对这些重大课题的思考中,实现了从“终极知识”向“生存智慧”的重大转向。

究竟如何把握现代哲学的基本理论精神及其相对于传统哲学的理论转向,这是当前哲学界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对此人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了阐发。在笔者看来,考察现代哲学转向,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参考系是绝不可以忽略的,那就是“奥斯维辛”。对于现代哲学来说,“奥斯维辛”决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重要的它是现代人类灵魂深处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它迫使哲学去重新理解人性,重新理解现代性和现代社会,重新理解自身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和使命,并因而使哲学在精神气质、思想内容、理论姿态等诸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折。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奥斯维辛”是一道分水岭,“奥斯维新” 之后,哲学中一系列最为重大和根本问题的理论根基和奠基原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奥斯维辛”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拒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终结”,这是20世纪以来哲学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后形而上学”被视为现代哲学最重大的主题,标志着与传统哲学的决裂[①]。那么,“形而上学”为什么必然走向终结?究竟应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和把握“形而上学的终结”?学者们执着于各自不同的思想传统和理论视野,对此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在我看来,“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与其是纯粹理论性的,不如说是“生存实践性”的,要真正理解“后形而上学”的深层根据,必须跳出单纯理论话语的圈子,看到形而上学的理论命运与人的生存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我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在20世纪以来的命运,实质是由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所决定的:“形而上学”究竟如何直面“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之后,“形而上学”能否以及何以自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和“后形而上学思想”获得了其真实的意义。

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生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但同作为形而上学,他们呈现出一些最为根本的“家族相似”的特征,而在这些特征中,对“同一性”的追求或者说“同一性思想”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核心。

众所周知,“存在论”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存在论”要追问诸“存在者”得以“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在传统形而上学看来,所谓“存在”,就是人以一种知性的概念的方式所把握到的超时空、超感性的自因“实体”,这种“实体”存在于事物现象“后面”并支配着万事万物,构成了整个世界的最高统一性。形而上学的任务就在于排除偶然、外在现象的纷扰,深入到“事物后面”,进行“纵向的超越”,去把握这超感性的、本真的“存在”。在它看来,这一超感性的“存在”是绝对的、自在自因的、超时空和永恒在场的,感性现象变幻无常,但超感性的本质实体却永恒常在,就象海德格尔所说的:“‘实体’的存在特征描画出来就是:无所需求。完全不需要其它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上满足了实体观念”[②]。很清楚,这一实体世界超越了感性现象界的杂多和差异,它绝对同一,能统摄一切“差异”于“同一”中,统摄将来与过去于现在的永恒中,它是“一元性”、普遍性的“绝对统一体”。这一点决定了在形而上学里,“一”和“多”构成了一对最为基本的逻辑关系,“一既是原理和本质,也是原则和本源。从论证和发生意义上讲,多源于一;由于这个本源,多表现为一种整饬有序的多样性。”[③]

就此而言,可以说,形而上学实质上就是“同一性思想”,寻求、论证和捍卫这种“同一性”,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最高使命,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等形而上学大家都把其精心思辨设计而成的“同一性”本体称之为“神”,这最典型地表明了“同一性”思想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核心价值。

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纷纷登场,对传统形而上学及其同一性思想的理论缺陷进行了多方面的反省和批判。然而,与它们相比,“奥斯维辛”的批判是最具判决性和毁灭性的,它给人类提出的是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必须做出选择的终极性问题:或者选择死亡,或者抛弃“同一性”思想。

这是因为,“奥斯维辛”以一种最典型的方式凸现了形而上学及其“同一性”思维的理论底蕴和实践效应:“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④]。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完全建立在对“个体性”和“差异性”否定和抹杀的基础上,这种对个体性的否定和抹杀,在黑格尔那里使个人成为了可以任冰冷的历史理性的车轮无情辗碎的小草,在希特勒那里则成为了实现了种族存在的“高贵同一性”而“干掉”大量“非同一”的无足轻重的“存在者”:“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式。……集中营里的施虐狂们对他们的牺牲品预言:‘明天你们将化为烟雾从这个烟囱里升上天空’。这种预言表明历史所趋向的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冷漠。个人即使在他的形式上的自由中也像在清算者的脚下一样,是可互换的和可替代的”[⑤]。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维的胜利,便是个人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被清除和消灭,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维的凯旋,便是个体生命化为奥斯维辛焚烧炉里的缕缕青烟。

与上紧密相关联,“奥斯维辛”确证了传统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想”所固有的精神品性,那就是对感性的现实生活的轻蔑和漠视。它痴迷于对可见世界背后高了还要再高的超感性的本质世界的建构,这是一个水晶宫般的绝对纯净的世界,一个毫无瑕茈的绝对完美世界,因此,它对现实世界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对感性生命的需要和欲求是蔑视和冷漠的。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想”的“崇高”是建立在贬斥和压制“凡俗”生命的基础上的,奥斯维辛则标志着这种“贬斥”和“压制”达到了极致。奥斯维辛的屠杀对于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维来说是没有重量的,死难者的眼泪和痛苦对于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维来说是不可能引起任何回音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我们需要爱和被爱,需要现实的关怀和慰藉,然而,传统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维除了强制性地、一厢情愿地要求现实世界交出一个虚妄的乌托邦之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

可见,传统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维”代表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独断话语,表达着一种绝不宽容的权力意志。“以理杀人”和个体生命价值灰飞烟灭的结局,在这种专断话语和权力意志中已深埋祸根,“奥斯维辛”确证了传统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维”的毁灭性后果,这既是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思想的胜利,——因为在此它发挥出了其极致的灾难性力量,同时也是其彻底失败和终结,——如果现代人能洞察灾难的思想根源并自求超越。

毫无疑问,没有人会愿意选择死亡,没有人会愿意重复奥斯维辛的灾难,因此也就没有人会留恋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维。正是在这里,注定了传统形而上学和同一性思想的命运,那就是它必须走向终结,必须被一种新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取而代之。我认为,只有这样把传统形而上学与“奥斯维辛”联系在一起时,才真正触及到了形而上学的深层痼疾,才真正捕捉到“形而上学的终结”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意蕴和根据。

二、“奥斯维辛”与“道德合法性基础”的危机和重建

现代哲学中,尼采等人要求“重估一切价值”、麦金泰尔等人疾呼“现代性道德论证的失败”、利奥塔德等人鼓吹“后现代道德”,等等,对现代道德合理性基础深层危机的反思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与他们相比,“奥斯维辛”的挑战是最具判决性和最不容反驳的,如果说那些哲学家尚且是用纸和笔作为工具,那么奥斯维辛则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向人们揭示了现代性道德的内在缺陷,证明了道德合理性基础的深层危机。可以说,奥斯维辛为整个现代性道德设计提供了一把检测自己的尺度,它所提出的质问是:“现代性道德”究竟是“道德”的,还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反道德”的?面对这一质问,现代性道德设计暴露出了其根本性的理论硬伤。

按照马克斯·韦伯等现代社会理论家们的观点,现代社会之区别于传统社会,是以“理性化”作为标志的,它意指一种将特定需要、为达成特定需要采取的可能手段、这种手段可能产生的结果等都一一纳入考虑和计算的态度,在它的视野里所存在的只是作为“原材料”或“工具”的 “物”和“事实”,它对任何事物惟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任何社会政治、经济的过程,其制度与组织及理智的创造等的“好”还是“坏”,终极的判断标准在于擅理智的功利性和效率性[⑥]。

工具理性的统治,把现代人的公共生活笼罩在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魔力之下,它要求人们排除私人性,“排除爱、恨和各种纯个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不合理的、难以预测的感情”[⑦],它重视的是通过“规则”来调节人们的实际利益,而不关心如人生在世究竟何如何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等终极价值和意义问题,不但不关心,而且还坚持,社会没有权力来为个人规定生命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理解,否则,就将被认为既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又是对社会公正的损害。 与此相关,道德、价值、信念、目的等由于不具有工具性意义因而被视为“非理性”的,应该从公共领域驱逐出去,其存在之所只能是生命个体自由选择的私人领域,价值是主体赋予的,价值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基础是个体的良知,如何理解道德价值、根据何种道德信念来实践,这完全属于私人的由个人自己来负责的自我选择的事情,在此领域个人拥有完全的“治权”;没有任何外在权威为个体提供先定的道德知识,也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来干涉个体对人生价值和道德意义的阐释和决断,个人是价值和道德信念的唯一合法权威。

这就是统治着现代道德的“价值个体主义”和“道德情感主义”。据此,一个人接受这种道德价值而拒斥另一种道德价值,最后的根据和权威完全是他自身,在这里,“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在本性上,它们是道德的或是评价性的而言,都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情感的表达”,“人们把价值赋予各种事物的种种理由,归根到底(虽然未必是直接地)总是任意定的、非理性的”①,道德评价和判断已全然失去统一性,道德信念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分歧和争斗,人们坚执自己选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判断,必然就会排斥其他人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判断,这里有“不同的神在相互争斗……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②。于是,在现代社会,“道德言辞最突出的特征是如此地用来表述分歧,而表达分歧的争论的最显著特征是其无止境性”③。

“价值个体主义”与“道德情感主义” 把道德仅局限于个人的“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严守“价值中立”的教条,这就意味着,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采取德冷漠的态度是完全合法的,只要符合工具理性的需要,“公共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不受道德约束和控制,人们毋需为之承担任何真正的道德责任,这就为社会生活中放弃一切道德责任的恶行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和打开了方便之门。舍勒曾十分深刻地指出,“在近代个人主义及其紧密地依附于它的专制国家、民族主义和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已丢失了‘责任共负这一崇高原则’,而且是在其理性根子上逐渐丢失了这一原则;我认为,这是近代伦理道德的一个根本缺陷”④。

奥斯维辛惨剧以一种最为鲜明和典型的方式确证了现代伦理道德的这一根本缺陷。当纳粹党徒在现代官僚机器的指示下,按照理性化的操作程序,运用先进的机械技术,把犹太人投入焚烧炉的时候,根据道德价值属于私人领域而与公共领域无关的现代性道德设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或者将在它们作用下的行动视为非理性而加以摈弃”[⑧],它致使大屠杀“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道德评价外在于行动本身,不是由引导和塑造行动自身的那些标准来做出裁定的”,因此,“大屠杀在技术与管理上的成功要部分地归功于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道德催眠药’”[⑨]。

奥斯维辛大屠杀的重要执行者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中,面对一片愤怒的谴责,他的辩解是:我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执行命令乃军人的天职,我何错之有?人们可以对艾希曼的辩解齐声声讨,然而,如果按照现代性道德的基本原则,他的话却又是不无根据的,可以说,他的辩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现代性道德的深层困境。艾希曼是现代官僚机器的一个零件,而这一官僚机器完全遵循着工具理性的效率原则,它是“道德中立”或“道德无涉”的,艾希曼按照官僚机器的指令行事,最忠实地体现了效率原则,因而他同样是“道德无涉”的。

因此,奥斯维辛的根本责任与其在于某个偶然的个人,不如说在于现代性道德范式所蕴含的内在缺陷。离开这一点,现代人就不可能认清奥斯维辛,更谈不上超越奥斯维辛。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奥斯维辛构成了人们反省和重建道德合理性基础的一个最深刻的源动力,也构成了理解现代道德哲学理论和道德实践的一个最坚实的标尺。只有以此为标尺和参照系,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约纳斯、阿伦特等人关于“责任伦理”、“集体责任”的吁求,才能领会麦金泰尔、桑德尔、泰勒等“社群主义”者们的古道热肠,才能读懂利奥塔德、福柯、德里达等人在“解构”、“否定”姿态后面所蕴含的一片苦心。

三、“奥斯维辛”与“社会统一性基础”的反思和寻求

“政治哲学”的兴起是现代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现象,在这一理论现象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但其中,“奥斯维辛”无疑是一个直接的思想刺激因素。它提出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制度的安排,来避免奥斯维辛之类的惨剧重演?如何在现代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话语多元并存、相互争斗的情势下,寻求一种“公共理性”,来包容多元话语,并使社会的统一性基础成为可能?

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世界的“祛魅”意味着前现代社会那种“唯一必然之神”的消失,“价值的多神化”变得不可避免。“价值的多神化”必然导致“价值的争斗”,人们坚执自己选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就会排斥其他人的价值信念,你“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这里有“不同的神在相互争斗……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⑩]。

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多种多样的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学说和思想体系同时并存的社会,这些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都拥有着争夺自己接受者和拥护者的“自由”(罗尔斯称之为“理性多元论的事实”[11])。哈耶克曾说过:“每一种社会秩序都依赖于某一种思想体系”,因此,在多元化的“思想体系”后面蕴含着的是多元化的“社会秩序”,每一种思想体系实质都在为一种社会秩序提供辩护和论证。

“价值的多神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体系”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不能彼此宽容。每一种思想体系都是“异质的”,如果它们的每一种都以“绝对真理”自居,企图占据“话语霸权”并进而在现实社会中谋求唯我独尊的地位,那么,它必然会排斥其它思想体系,并把遏制和清除其它思想体系视为理所当然,于是,“思想体系”之间、“思想体系”的“拥护者”之间的无休止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便变得不可避免。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统一性”的危机:整个社会成为了一个由各种野心勃勃、相互竞争的学说和代表它们的拥护者们组成的竞技场,维系整个社会,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公共理性”和“社会共识”消失了,社会分裂成为现实的威胁,社会的“稳定性”面临严峻的挑战。

与上述紧密相关,在传统社会的“唯一必然之神”消失,“价值多神化”成为现实的情况下,现代人在心理上会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抉择,或者接受“价值多神化”的命运,然后在诸神中选择属于自己的“神”,或者“逃避自由”,去寻求甚至人为地制造某种偶像,然后跪倒在这一偶像面前,以获得心灵的皈依和平静。前者要求现代人具有自我承当的决心和勇气,需要现代人自觉地确立起“责任伦理”;而后者则是以放弃责任和人格,甘愿屈从于某种外在的权威为特征的(弗洛姆称之为“权威型人格)。弗洛姆、赖希等人曾作过深刻的分析,即在现代社会,“权威型人格”构成对社会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又一个重大威胁,它为现代极权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基础。

“奥斯维辛”以一种极端的形式体现了这种“社会统一性”的危机。有学者已指出,希特勒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行为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乃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即“拯救式的反犹主义”,希特勒的行为“生自对种族低劣化的恐惧,生自对拯救的宗教信仰”。希特勒把自己的“宗教”视为唯一的拯救之途,并因此把所有其它一切“思想体系”及其接受和信奉者视为必须彻底清冼的对象[12]。正是抱着这种特殊的排它性的、绝对一元性的宗教,希特勒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专心地实行了对一个民族的灭绝行动。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在“价值多神化”的处境中,许多德国人选择了“逃避自由”,他们把希特勒视为“祛魅世界”的先知,视为拯救德国和世界的救星来崇拜。这二者的内在结合,把整个社会拖入了空前野蛮的状态,整个世界于是陷入了的混乱和无序,社会的稳定性和统一性被彻底地破坏了。

“价值的多神化”,这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特质。必须肯定,相对前现代社会个人受制于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价值的多神化”是对个人的一次重大解放,它为个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现代社会的这一积极成果无疑应该予以保留, 但是要维持现代社会的统一性与稳定性,又必须确立“多”中之“一”,寻求到一种能把整个社会“粘合”在一起的公共性纽带。这种公共性纽带不能建立在抹杀“多样性”的基础上,它必须既能包容多样性,同时又能超出多样性并把多样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种公共性纽带是什么呢?许多现代哲学家指出,这种公共性纽带不能是实质性的,不能建立在某种“完备性学说”的基础上,而只能是形式性、程序性和制度性的。实质性、建立在完备性学说基础上的“纽带”不可能具有“公共性”,它总是个别的、带着自己倾向性的,它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狭隘性和排它性,因而不可能包容和允许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存在。只有制度性、程序性的设计,才能够既具有公共性,同时又能包容异质性和多样性。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罗尔斯明确提出了“正义优先于善”的主张,一种“正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为分化的现代社会提供着“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保证着现代社会的长治久安[13]。在正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框架内,一方面,异质性政治、道德和宗教学说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设计将各自保持其个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其中任何一种学说及其代表的社会秩序设计都不能超越正义原则设定的边界,成为无限膨胀、压制它者的独断力量。于是,在正义程序的规范之下,既保留了“价值多神化”的积极成果,又避免了“诸神争斗”所可能带来的离心和无政府倾向。

无疑,罗尔斯等人把“政治正义”作为现代社会的统一性基础,以之来保障现代社会的稳定性,这其中包含着难以掩饰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是,它们的理论努力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和使命,那就是寻求和确立一种维持现代社会良好秩序、避免“奥斯维辛”之类惨剧重演的“公共理性”。“奥斯维辛”之后,一种哲学要在当今之世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对此已不可能无动于衷。

四、“奥斯维辛”之后的哲学:从“终极知识”到“生存智慧”

如上三个方面,实质上已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示着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和回答,那就是:奥斯维辛之后,哲学的言说方式和存在方式必须发生重大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哲学始终把捕获绝对的、无条件的终极知识和最高本体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而概念逻辑则被视为通达这种终极知识和最高本体的根本途径和不二法门,以概念的方式来把握终极存在,获得关于世界的终极解释,建立起关于整个世界的客观知识体系,被视为哲学的最高目标。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提供一种大全性、永恒性的特殊知识,这种特殊知识能为人的现实生活和一切具体知识提供最后的基础和最高的尺度,凭此人们即可脚踏根基,找到可资依赖的最后权威和依靠。

“知识就是权力(power)”,哲学试图捕获绝对的、无条件的终极知识,在深层所潜藏着的是对一种至高无上、以一驭万、唯我独尊的话语权力的隐秘渴望[14]。任何话语权力都是建立在“我”与“他”、“主”与“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基础上的,它企图控制对象、统治存在、掌握他者,因而它要求建立的实质是一种等级关系而非平等的交往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哲学醉心于这种话语权力,沉溺于这种“我与他”、“主与客”式的二元等级关系,企图用概念逻辑之网来捕捉整个世界,海德格尔把长期统治着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概括为“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可谓十分恰切。但奥斯维辛彻底地宣告了这种哲学的终结,它以无数生命为代价,向哲学提出了这样的迫切要求:必须改变以“我与他”、“主与客”的等级模式为根据的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并提供人类在奥斯维辛之后在这个星球继续生活下去的生存智慧。

这意味着,哲学的言说方式和存在姿态必须发生重大改变。哲学不应再汲汲于对“超级学科”和话语权力的追求,恰恰相反,它应该成为自觉抵制话语权力、拒斥文化霸权的否定和超越性力量。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指出,在种种历史悲剧的背后,几乎都可以看到作为权力话语而存在的哲学的身影,奥斯维辛惨剧的深层根源,是与企图占据权力中心的“同一性”哲学话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奥斯维辛以一种极致的方式凸显出了哲学“控制论”思维方式灾难性的实践后果。要想避免奥斯维辛之类的悲剧,哲学就必须放弃成为话语霸权的野心,抛弃唯我独尊的狂妄,它应该学会承认并习惯于接受这一点:自己的真实位置不在“中心”,而是在“边缘”,不是“现存世界”的“在场”者,而是“生活在远方”的“不在场”者。不仅如此,它还应该成为现存世界中一切权力话语积极的解构者和否定者,运用反思批判力量,发现和揭示权力话语的裂缝和界限,扫除无论理论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形而上学的幽灵”,为新的生活可能性寻找空间,是哲学所应自觉采取的思想姿态。相对于从前哲学唯我独尊的理论抱负,这种思想姿态似乎是哲学地位的一种“自我降低”,然而,哲学的这种“自我贬抑”,其目的恰恰是为了肯定生活的多样性和创生力,肯定未来的开放性和生成性,肯定思想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在此意义上,哲学的“否定”姿态,其根本旨趣恰恰在于“肯定”思想、生活和未来,在于保护人类从此永远避开奥斯维辛式悲剧的重演。

与此相关,哲学的理论主题和思想旨趣也必须发生根本的改变,即从追求世界的终极“本体”转向追求人与社会的自我理解,从追求“绝对知识”转向追求“生存智慧”,因此,“实践哲学”将取代“理论哲学”,成为“奥斯维辛”之后的第一哲学。绝对知识和终极本体是“不朽”的,通过对它们的占有,哲学也因此而进入不朽,这是哲学长期以来沉溺其中的梦想。然而,奥斯维辛无情地击碎了这一水晶宫里的酣梦,它发出的当头棒喝是:当“有限”的生命在焚尸炉里一瞬间灰飞烟灭时,哲学的“不朽”何以可能、其根基何在?当人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力都无法保证的时候,哲学的“不朽”大梦如何能做得安稳?当人与人共处一个世界却彼此不共戴天、以死相搏时,哲学的“不朽”梦幻有何真实的价值?很清楚,面对“奥斯维辛”,哲学如果还想有所作为,就必须从这“不朽”的迷梦中走出来,直面一个最为基本的课题,即: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共同生存于世、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存在和生活下去?人们之间应如何彼此相处,从而让每个人都能幸福地度过有限而必有一死的人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定了哲学必须放弃对“绝对知识”的追求,并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方式,来不断深入理解人在这一世界的真实地位,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相与之道”,哲学因此不再是“本体之学”而成为“生存智慧之学”,不再首先是“知识论”而首先成为了“实践哲学”[15],前文所讨论的“道德合理性基础的重建”和“社会统一性基础的寻求”等重大课题,即构成这种“实践哲学”的核心内容。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有可能理解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许多重要的哲学运动,才能理解整个现当代哲学的真实基础。雅斯贝尔斯、萨特、伽达默尔、阿道尔诺、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罗尔斯、李奥塔德……,这些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在谈及自己哲学生涯的时候,都无不承认或强调“奥斯维辛”对于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刺激作用和根本性影响,伽达默尔把自己的解释学称为“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强调“团结是决定性条件和社会理性的基础”[16],马丁·布伯呼吁彻底超越“我”、“他”对峙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代之以“我”与“你”彼此倾听和应答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哈贝马斯要求以“商谈伦理”和“交往理性”取代“策略伦理”和“工具理性”,勒维纳斯对“为他人”思想的着力阐发、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激进甚至偏执的姿态所表现出来的对“权力话语”、对以各种名目出现的“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解构和拒斥……,等等,在所有这些之后,都隐含着对“奥斯维辛”的内在关怀和深层回应。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奥斯维辛”是20世纪以来人类一个带有转折意义的内在“精神事件”,它改变了现代人的思想方式和生存方式,从而也必然改变哲学的言说方式和存在方式。

注释:

[①]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第6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14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③]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29页。

[④] 阿道尔诺:《否定辩证法》,362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同上第362-363页。

[⑥]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 转引自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⑧]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24页,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⑨] 同上,第36页。

[⑩]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40—4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11]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3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2] 转引自罗尔斯:《万民法》,第2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导论,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4] 对此,尼采、福柯等哲学家们已作了十分深刻和精彩的分析。

[15] 国内近年讨论“实践哲学”者甚多,许多学者已指出和论证实践哲学在现代哲学中的突出地位和重大价值。在笔者看来,只有理解“奥斯维辛”这一“精神事件”,才能深入领会“实践哲学”兴起的深层根源、思想旨趣和重大价值。

[16]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7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年版。

参考文献:

①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40—4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麦金泰尔:《德性之后》,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 舍勒:《爱的秩序》,第103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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