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江: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4 次 更新时间:2009-09-18 03: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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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江  

  

  [摘要]本文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而亚欧会议则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亚欧会议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中欧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促使中欧合作更多地强调多边协调,扫除中欧合作的意识形态障碍,促进中欧合作超越以“多极”制约“单极”的权力政治观念,以及推进中欧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合作,而这一切又对全球治理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关键词]全球治理;亚欧会议;中欧合作

  

  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在后冷战时期勃然兴起,已逐渐地成为当今世界事务治理的新方式和建构世界秩序的新途径。全球治理的前提是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的结构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全球治理框架中,国家虽然依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却已不再为唯一的治理主体,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跨国的社会运动都逐渐地成为有效的治理主体,其中区域性和跨区域性合作机制的作用日益明显。亚欧会议作为后冷战时期形成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与全球治理有着明显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为此,本文拟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力求从一个侧面说明全球治理的价值及其发展趋势。

  

  一、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毋庸置疑,全球治理是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政治新理念。一般认为,德国前社会民主党国际主席、前总理勃兰于1992年发起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Governance)最先从实践的层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在理论层面,“全球治理”的理念是由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N·罗西瑙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中提出来的。罗西瑙指出:由于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因为全球化的影响而出现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和碎片化同时并存的现象,在这种大背景下,政治权威的位置发生重大的迁移,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治理由此而转向多层次的治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层面的治理。[1]

  实际上,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也就是寻求所谓的“无序中的有序”。毫无疑问,当代国际体系来自1648年在西欧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该体系的典型特征是无政府和非中心化,即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为主权国家,而在主权国家之上不存在更高的权威机构。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的这种无政府和非中心化特征决定了核心公共权威中心难以形成,以至于整个国际体系处于无序的状态。随着国际体系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主权国家虽然继续保持着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地位,但是在能力和作用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一、国家针对全球性的事务显得太小,而针对某些重要的地方性的事务则又显得太大;二、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强大,尽管国家依然为主要行为体,但是却需要与诸如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公民运动等协调行动才能维护国家利益,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在这样全球化国际环境中,全球治理就成为一种应对“无序”国际体系所产生的各种挑战的有效途径。

  从理论的层面而言,全球治理的理念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分析架构。首先,与传统政治学强调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制度及其统治能力不同,全球治理的理念在承认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统治能力的同时,还更为注重国际政治中各种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其次,全球治理的治理概念不但注意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而且把它们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机制之间的互动作为重要的考量来考察国际社会与治理行动的关系。最后,全球治理的理念超越了传统政治学所强调的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权力是由国家所垄断的认识,强调在当代的世界体系中,除各国政府以外,还有一些其它机构和组织也负责维持秩序,参加对经济和社会的调节。

  由此,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关注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多元行为体相互作用,以及把一系列相关的全球层面跨国家政治过程放入一个相互连结的网络中来进行考察,并透过这样的理论化网络来进一步观察在全球经济、政治、环境、文化等政策议题中,各类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这些政策议程发展的情况。于是,全球治理理论所考察和分析的对象将不仅仅是当代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互动,而是包括国家在内的行使各种政策议程的多样性行为体,如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和社会运动等,它们合在一起构成国内和国际的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协调形式。这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主张将多种组织、多个层次和决策部门子系统纳入重要的政策网络来进行理论分析,通过跨国网络来透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

  就实践层面而言,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当代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自觉或自发的互动过程。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地方、国家、区域与全球层面的事务及议题,如安全、环保、粮食、能源等问题都不再单纯地局限在某个层次,而是跨层次地相互连接在一起,于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各政治行动体就需要进行多边和多层次的互动,即在水平的层面,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国家相互间的互动以多边为主,并且主要通过国际政府间组织或国际机制来实现多边的互动,而在垂直的层面,各种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则是在地方的、国家的和区域的乃至全球的层面上交互地展开,而就是在这样的多边多层次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全球治理。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现实的政治、经济、环保等实践议题超越地方、国家乃至区域,相关的治理过程就不可能仅限于地方、国家或区域,也不可能仅通过国家的单边或双边的行动来实现,由此,全球治理就成为一种客观的要求,并且是与国际体系无政府或无序的状态并存的客观现实。于是,全球治理也就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在无序的国际体系之中寻找有序治理的一种途径。

  一旦我们进一步将上述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起来考察全球治理,就能更为深入地把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的治理结构。一般而言,在人类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存在并且被普遍认知的治理结构包括:科层(hierarchies)、市场(markets)、网络(networks),以及社群(communities)等体制,这些结构都各有其引导社会和经济的方法,且将解决某些治理上的问题,但同时也会引发某些治理上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市场和网络的治理结构会产生巨大的作用,虽然科层体制和社群治理结构并不因此而被忽视。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治理不是单向线性的统治或管理结构,而是双向网状的治理结构。另外,就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定义全球治理中所强调的那样:治理过去一直被视为只是政府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同时也与非政府组织、各种公民运动、跨国公司,全球资本市场相协调,[2]如与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相关联。这也就是说,在全球治理的结构中,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共同参与了规则的制定。

  在全球治理的结构中,国际制度的配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国际制度决定了国际体系中许多角色在治理结构中的安排,设定国家和其它行为体在治理过程中能够扮演何种角色。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创始者罗伯特·基欧汉的定义,国际制度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并且“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制度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3]基欧汉进一步认为:国际制度包括三方面内容: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4]其中“国际机制”即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里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5]而新制度主义理论家学者杨(Oran R. Young)则指出:“相比于我们认同的简单模型,真正的制度通常都是更为复杂的,而且无疑国际机制的发展构成了国际层面上的一股创新性力量。但是比较合适的看法还是应该将机制看作是为了应对当今社会(国家依然是主要行为体,核心公共权威仍旧不存在)治理需要的制度性安排。[6]在很大的程度上,亚欧会议就是全球治理过程中诸多制度性安排之一,也是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因此对亚欧会议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需要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视角切入。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却尚未能取代以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国际关系。这也就是说全球治理实际上依然还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其对当代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却很难由此而否定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当代国际体系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在通过全球治理的视角研究分析亚欧会议时必须注意的。

  

  二、亚欧会议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就在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之后不久的1994年7月,欧盟制定了《走向亚洲新战略》,主张与亚洲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建立一种建设性、稳定和平等的伙伴关系。欧盟的这一举措是与缘起于欧洲的“全球治理”理念相吻合的。欧盟希望通过推动欧亚合作有效地促进欧洲所主张的在后冷战时期建立有效多边主义,而有效多边主义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然而,实际上亚洲相当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也在介入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为应对一系列全球性的新问题而希望加强与欧盟进行多边主义的协调。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于1994年10月提出建立亚欧会议的倡议,得到了有关各方的积极响应。由此可见,在相当程度上,亚欧会议的缘起乃至随后的发展都是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关联的。

  1996年3月1日至2日,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来自亚欧两大洲的25 个国国和欧盟委员会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其中,亚洲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越南、中国、日本和韩国。欧洲为欧盟15 个成员国,即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英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瑞典,以及欧盟委员会。这是亚欧国家领导人首次坐在一起共商亚欧合作大计,实际上是实践全球治理的新路径。会议确定每两年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各方领导人主要就亚欧两大洲如何加强联系与合作进行了探讨。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亚欧会议的意义,亚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亚欧会议的后续行动等。会议最后通过了《主席声明》。

  根据首届亚欧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亚欧会议的目标是在亚欧两大洲之间建立旨在促进增长的新型、全面的伙伴关系,加强相互间的对话、了解与合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亚欧会议进程应遵循以下原则:各成员国之间对话的基础应是相互尊重、平等、促进基本权利、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进程应是开放和循序渐进的,后续行动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接纳新成员应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协商一致决定;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以确定优先领域并共同合作。亚欧会议的宗旨以及亚欧会议的原则充分体现出全球治理的精神,因为它建立起一种符合全球治理理念的新的治理结构,也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的一环。

  2006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第六届亚欧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亚欧会议未来发展赫尔辛基宣言》,确定了亚欧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如加强多边交流,应对全球威胁;关注经济全球化、竞争力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问题,特别关注千年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问题;促进不同文化和信仰间的对话;深化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合作。第六届亚欧首脑会议初步认可吸纳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和东盟秘书处以及即将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为新成员。这样,亚欧会议目前拥有45 个成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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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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