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宏:政治领袖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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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宏  

第一条:政治领袖要有把握大局的能力

韩非子讲的“小忠”与“大忠”的关系,实际是指政治领袖应当具有把握大局的能力。什么是大局?大局就是政治发展之主流趋势、政治方向。怎样把握大局?要看现实政治的方向是对还是错,如果是错的,就要扭转过来,如果是对的,就坚持。在这个过程中,要不避嫌疑,不畏人言,甚至要暂时伪装自己,在小的原则和问题上作出牺牲,最后把坏的局面扳正过来,把政治方向扭转过来。这即是韩非子所指的“大忠”的作为,是政治家把握大局的能力。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秦始皇嬴政死后,赵高、胡亥和李斯串通一气,秘不发丧,假传圣旨,命令大将蒙恬、太子扶苏自杀。这两个人怎么做的呢?扶苏想都不想一下,接到诏书后马上自杀;蒙恬是怀疑诏书有问题的,既然怀疑,就应该有所行动,可他束手就擒了,被使者押解回咸阳杀死。如果蒙恬忠心服从秦始皇的命令,等事情搞清楚了再死,也是可以的,既然怀疑诏书有问题,就是说明蒙恬不相信诛杀他是秦始皇嬴政的意思,不是秦始皇的意思自然是别人的意思。可这个“别人”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怀着这么多的疑问,怎么能让使者轻易押解自己回咸阳呢?所以扬子《法言》说蒙恬之死“忠不足相也”,是不值得效仿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蒙恬劝阻扶苏不要自杀,等事情搞清楚以后再说,如果澄清是秦始皇的命令,以死尽忠也罢了;如果不是,凭着扶苏的国储身份和蒙恬的三十万大军,赵高的阴谋又如何得逞呢?所以这是愚忠的行为,是不值得效仿的。

关于小忠的解释,韩非子用了一个极为经典的故事来说明:

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国军队失败了,楚共王的眼睛受伤。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楚共王的司马子反要找水喝,侍从谷阳拿一大杯酒送给他。子反说:“哼!走开!我不喝酒。”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了。子反这个人啊,是嗜酒如命的人,他一旦喝了酒,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结果醉倒了。战斗结束以后,楚共王想重新开战,派人叫司马来布置战斗。司马子反推辞说自己患了心病。共王乘马车自己去找子反,进入子反的帐篷,闻到酒气就回去了,愤怒地说:“今天这场战争,我也身负重伤,全依仗司马了。现在司马醉成这个样子。这是想灭亡我们楚国、不关心部众的行为!我不能再和晋国作战了。于是带领军队回到楚国,诛杀子反,陈尸示众。(据《韩非子·十过》节译)

侍从谷阳的进酒,并不是对子反心怀仇恨,他内心是衷心敬爱子反的,但却恰恰杀了司马子反。应当说,蒙恬和扶苏也是忠于秦王朝,忠于秦始皇的,但是他们服从于一纸诏书,尽管怀疑诏书有鬼,也毫不犹豫地选择死,这恰恰是“小忠”的行为。这种“小忠”的做法把秦王朝彻底葬送了。

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大忠”者的本色。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吕后把持国家大权。一次,吕后想立吕氏家族的人为诸侯王,找群臣商议。右丞相王陵反对,他表态说:“高祖曾斩白马和群臣为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现在封吕氏家族为王,是违背高祖的作法。”吕后听后不高兴,又问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他俩都说:“高祖平定天下,封刘姓子弟,现在太后您主宰朝政,封吕氏子弟为王,未尝不可。”吕后听后大喜。

罢朝以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说:“当日高祖歃血为盟,你们难道不在场吗?现在高祖去世,吕后专权,她要封吕氏子弟为王。你们纵容她这样做,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死去的高祖皇帝呢?”陈平、周勃都说:“今天在朝堂上口舌争辩,我俩不如你;保全国家社稷,安定刘氏天下,你不如我俩。”王陵无言以对。过了不久,王陵被吕后任命为太子的师傅,实际剥夺了右丞相的职务,政治上已经不能有任何作为,吕后升任陈平为右丞相,接替了王陵的位置。

八年后,即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吕禄担任汉朝上将军,吕产任汉相,分掌南北军,把持朝中大权,谋夺刘氏天下。当时的周勃虽为太尉,却不得进入军营大门;陈平担任丞相,却不能处理政事,刘氏政权岌岌可危。于是周勃与陈平联合,共谋诛吕安刘之计。是年八月,齐王刘襄带兵率先讨伐诸吕,吕产派灌婴抗击,灌婴却按兵荥阳,与齐王联合共讨诸吕。周勃和陈平见齐王发兵,共谋宜为策应。于是把郦商作为人质,使其子郦寄诱劝吕禄交出兵权,归其封国。吕禄交出将印,周勃得以控制北军,派兵助刘章杀入未央宫,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宫廷军事政变,将吕氏家族子弟全部诛杀。随后,陈平、周勃与诸大臣共立文帝,使汉王朝政局拨乱反正。

(据《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五·高皇后》节译)

我们可以看到,王陵之忠,是“小忠”,他的“面折廷争”并不能改变吕氏专权的事实,因为吕后把持着国家权力,他不仅不能改变这一政治事实,还暴露了自己,结果政治生命很快结束了;陈平、周勃的忠,则是“大忠”,他们策略地在一些原则和事情上作出让步,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还在吕氏谋夺刘氏天下的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扳正了政治局面,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这才是值得称道的。

事实上,刘邦在自己即将去世时,也知道吕氏专权即将成为事实,他唱给戚夫人听的鸿鹄之歌,展现了作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能够觉察到帝王也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临死之前交代身后事时曾说:“曹参可为丞相;其次是王陵,但他有些憨呆,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谋有余,但难以独任丞相之职;周勃稳重厚道、说话谨慎,但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是此人,可任为太尉(军事最高长官)。”(《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料,他对未来的政治布局是了然于心的。陈平、周勃作为人臣,也觉察到吕后专权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趋势,尽管这不是汉王朝正确的政治方向,可是他们也不能够抗拒——所能做的就是静待转机,故而和吕后虚与委蛇,最后关键时刻拨乱反正。

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总是和人事关联的,汉朝政权最终没有被吕氏家族夺走,难道不正是这些把握大局的聪明的政治家们的功劳吗?历史就是如此告诫我们如何“大忠”的。

第二条:政治领袖要有高瞻远瞩的能力

韩非子讲的“小利”与“大利”的关系,实际是指政治领袖应当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所谓高瞻远瞩,乃指站得高、看得远,目光远大,器识超凡,见解深刻。要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涉及到一个人长期的知识储备、理论水平、专业素养、阅历经验、情感思维乃至欲望意志。只有政治修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具备一定的政治高度和政治远见。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往往能够从纷繁陆离的政治现象中找到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牢牢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作出正确的利害权衡考虑,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我们看到辅佐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的李斯,是有一定的高瞻远瞩眼光的政治人物。他的《谏逐客书》光耀史册、脍炙人口,使秦始皇放弃了驱逐外国人的打算,为秦王朝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储备;他的郡县制意见被秦始皇采纳,彻底打破了夏商周的分封制传统,在中国根除了血缘传承权力的世卿世禄制度。可惜的是,在突如其来的秦始皇暴崩事件面前,他吓破了胆,变得手足无措。因为贪恋自己位极人臣的权势,在赵高一番利害得失的诡辩说辞下屈服,他被赵高所利用,错误地立胡亥为秦二世。可他毕竟是开国贤能之臣,所以又不能忍受秦二世的荒淫怠惰,也与赵高等奸佞之徒格格不入。于是,他最后被自己贪恋权力所误,而被宦官赵高构陷,再被昏君胡亥杀害。李斯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是极为高明的,但贪婪的权势欲让他在似是而非的游说下变得糊涂,强烈的权势欲冲昏了他的头脑,最后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可谓咎由自取。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欲壑难填的贪欲和权势欲而造成家破人亡的例子可谓汗牛充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具备高瞻远瞩的能力并不难,难的是战胜自己的情欲——那根植于人的本能的趋利避害的天性。对政治家而言,当情欲战胜理智的时候,足以致命。

晋献公想从虞国借路征伐虢国。他的大臣荀息说:“君王您就以垂棘的璧玉和屈产的良马作为礼物,献给虞公,请求在那里借路吧。”晋献公说:“垂棘的宝玉,是我们去世君主的宝贝,屈产的良马,是我们的骏马。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又不借路,该怎么办呢?”荀息说:“他不借路给我们,必然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而借了路给我们,那等于是把宝贝从内府中取出来放进外府。马就象是从内厩中牵出来系在外厩中。君主您不用担心。”晋献公说:“好吧!”于是派荀息用垂棘的璧玉和屈产的良马,作为礼物赠送虞公而请求在虞国借路。

虞公贪得宝玉与良马的便宜,想答应晋国的请求。宫之奇劝谏说:“不能答应。虞国有虢国,就好象牙床外面有脸颊骨。颊骨倚靠着牙床,牙床也依仗着颊骨,这正象是虞虢两国的关系。如果把路借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被灭亡,虞国紧跟着晚上也就灭亡了。这是不可以的。希望不要答应他们。”虞公不听这意见,于是把路借给了晋国。荀息征伐虞国以后,果然攻克了虞国。

荀息牵着马,拿璧玉向晋献公报告。晋献公很高兴地说:“璧玉倒还仍然是老样子。虽然是这样,马的牙齿却长了几个颗了。”

晋献公假途灭虢之所以得逞,正是利用了虞公的贪婪之心。这就像是姜子牙谆谆教导周文王的“钓鱼之术”:

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武经七书·六韬》)

以诱饵做资本,可以杀死鱼;以名利做资本,可以取人才;以家业做资本,可以取得国家;以国家做资本,可以取得天下。

假途灭虢和吕不韦的政治投机,都是“以家业做资本,可以取得国家”的典范。吕不韦曾对客居楚国的异人说:“吾门待子门而开。”难道不是“钓鱼之术”的生动写照吗?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成就了人,也毁灭了人;造就了历史,也改变了历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瞻远瞩的实质在于:明于利害。见利忘义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见利忘害。见利忘害的人,就是被鱼钩戳破嘴巴任凭渔夫宰割的脱水之鱼。明于利害,才能放弃眼前的小的利益,远离隐藏在这小的利益后面的无穷的祸患。要知道,你的害,就是行“钓鱼之术”的人的利。

明白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家不是没有。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

公仪休做鲁国相时有吃鱼的嗜好,全国的人都争着买鱼献给他,可是他拒不接受。他的门徒问他:“先生嗜好鱼,却又拒不接受百姓献来的鱼。这是为什么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嗜好吃鱼,我才不接受这些人献来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献来的鱼,就一定有低人一等的神色,就一定会违反法律,违反法律我就会被罢免国相的职位。到被撤职的时候,虽然我嗜好鱼,那些原先献鱼的人却不会再送给我鱼,我也不会有经济能力买鱼吃。我现在不接受这些人献来的鱼,我就不会触犯法律,不触犯法律就能保住我的国相的职位。这样,我想吃鱼的话,也能自己长期买得起鱼吃。”

公仪休的吃鱼哲学足令古今中外的贪官污吏们汗颜!那些当官又想发财的人,往往是既发不了财也当不了官,贪婪让他们失去了当官的立身之本。所以,他们的官位越大,危险就越大。他们越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贪污就越令他们致命。那些虎视眈眈的政敌和森严冷酷的法律都在等待着他们。他们战战兢兢,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他们偷偷摸摸,没有半点为官的正气,这样的人被贪婪变成了行尸走肉,整天在砧板上行走,随时可能被政敌和法律宰割,他们不过是一群玩火自焚的飞蛾而已,一群用权力偷盗钱财的强盗而已。在任何时代,都注定了他们最终可耻的下场。

明于利害就能高瞻远瞩,这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公元208年11月,赤壁之战促成了三国鼎立局面之形成。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自己则计划谋取蜀地。孙权不愿刘备坐大,就遣使告诉刘备:“蜀地的刘璋暗弱无能,不能自守,曹操如果得到蜀地,荆州就危险了。我可以和你一起取蜀,共分天下。”从地理位置看,孙权要到蜀地,必须经过荆州。刘备明白:孙权名义伐蜀,其意在荆州,共同伐蜀的真实目的实际是假途灭虢之计,于是回书拒绝说:“今曹操三分天下有其二,将饮马沧海,观兵于吴。而同盟无故自相攻伐,这是帮助曹操找到机会,让敌人找到空子啊。”

孙权没有听刘备的。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派孙瑜率水军进驻夏口,准备进军益州。刘备不让孙权军队借道江陵。他对孙瑜说:“我刘备与刘璋同为宗室,都以匡复汉朝为己任。如果刘璋有得罪东吴的地方,我不敢过问,但请原谅我的同宗。如果贵方坚持取蜀,我就披发自我放逐,终老山林。”刘备不仅态度异常坚决,而且部署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驻扎在南郡南部,刘备亲自驻兵孱陵,摆出以死相争的态势。孙权于是没有再伐蜀的打算。

但是刘备有了进军蜀地的机遇,这个机遇是曹操为他创造的。退回北方的曹操计划进军汉中,蜀地的益州大部受到了严重威胁。蜀地已经成为刘备心腹的张松、法正等人趁机劝刘璋向荆州刘备借兵助守,防卫曹军,刘璋于是敞开大门迎进刘备,并供给刘备兵力和粮草。刘备在益州多年,不仅没有北上防卫,反而在四川地区收买人心,几年后反向成都进军。214年,刘备进入成都,自称益州牧。短短六年的时间,刘备没费多大气力就占据了荆州、益州各郡,势力足以与孙权相抗衡。孙权听到刘备征服益州后,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

(据《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节译)

刘备在当时是最弱的势力,只有取得蜀地才能与曹操、孙权抗衡。孙权声称要帮助刘备攻占蜀地,自然是雪中送炭。可是刘备经过一番利害权衡之后,发觉孙权的用意是十分凶险的,如果自己被孙权的说法所迷惑,不但得不到蜀地,连根据地荆州也会丢掉,于是坚决不让孙权攻占蜀地。刘备这番利害权衡,是对未来形势的估计,当然称得上高瞻远瞩。可是他却不说破,一则说刘璋是我们孙刘两家的同盟,一则说刘璋是我刘备的汉室宗亲,摆出大义凛然的姿态,不让孙权来蜀。这就使孙权完全不怀疑刘备有独自侵吞蜀地的用心,连刘璋也把刘备当作好人,甚至主动引刘备来蜀。等到刘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蜀地时,孙权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刘璋也发现自己上了大当。这番精妙的算计,完全是利害的权衡与未来形势的判断与把握,刘备显胜一筹。

自古聪明的政治家,从来都是对利害得失加以精密的权衡,然后才能把握时局、掌握主动。他们从来不会见利忘害,从来不贪恋眼前的蝇头小利,因此才能获得全胜。明了利害得失,才能把握未来形势,这就是我们对政治家高瞻远瞩之能力作出的解读。

第三条:政治领袖要有可以依靠的力量

韩非子主张君主集权,认为权势是实现一切政治活动的前提。这给人一种错觉,以为韩非子所指的君王,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四面树敌而又没有力量可以约束的。事实并非如此。韩非子之所以高调提倡“势”的思想,是因为拥有政治权力才能治国,但君王之所以得势,一方面是嫡长子继承制赋予的先天之“势”,另一方面则是君王主动地运用法、术得来的人为之“势”。

人的能力不同,自然地,不同君王的“势”也不是一样大。“势”的力量大小,全凭君王后天的努力。君王要实现个人的独裁,最要紧的是权势大过一切臣属。慎子说:

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倾则右重,右重则左轻。轻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慎子》)

这里的“权”不是“权力”,指的是秤砣,秤砣叫“权”,秤杆叫“衡”,“权衡”一词,其本义就是指秤砣和秤杆。秤砣放在哪一边,哪一边就重了。所以慎子认为:就权力而言,谁的权力大,谁就有指挥权和话语权,这是有天地以来就存在的真理。

可是君王怎样才能让权势大过臣子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慎子和韩非子都有相同的答案——需要众人的支持。当然,韩非子还为君王找到了“法”和“术”的两大法宝。众人的支持是君王权势增长的源泉,“法”“术”是君王遏制臣属势力增长的武器,一涨一消,都不可偏废。

要得到众人的支持,在慎子看来,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民能”和“君用”的关系,民众百姓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君王不要求全责备,要善用其长,“因民之能为资”。二是“上”与“下”的关系。君王不要挑剔,不管什么样的臣属都要兼容,这样拥护自己的臣属就会多起来,“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焉”。拥有支持自己的臣民越多,“上“的权势地位就越巩固,故“多下之谓太上”。谁能争取群众支持自己,谁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实际是说:君王要想独裁、专政,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真专政。任何一个独裁者,都要有拥护他的特定的集团势力;任何一种力量要想专政,都要有拥护他的势力。马克思一针见血地说: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是个阶级社会。先是奴隶主专政、再是地主专政、再是资产阶级专政、再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这个思想,就是为他的专政革命论找力量的办法。有力量支持专政,专政再给这股力量送出利益,这专政才能变成真的。没有利益,谁支持他专政?没有力量支持他,他怎么能专政?

可是中国王权社会,却很难找到支持君王专制的力量。也可以说,从秦王朝以后,皇帝背后就很难有一个固定的力量支持他。中国古代政府实际是士人政府,是读书人的天下,读书受教育,然后经过考试的人主持国家政务,这是一种公权的力量,不是皇帝私自培植的力量。皇帝要想独裁,这读书人是靠不住的,读书人也反对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历史,在前文中讲到吕后专权,那是因为吕后让自己家族的人掌握了政府权力,才能专权的;但是拥护刘家的势力更强大、更能干,所以吕后死后,她的家族就被拥护刘氏专政的势力消灭了。汉宣帝灭霍光家族势力,他是从政府中找到支持自己的张安世,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掌握了政府的实权,才废掉了霍家。把时间再往后推1000多年,慈禧太后能够把持国家权力四十多年,也是在政府中有坚决拥护自己的力量,比如恭亲王奕·为首的贵族,那是外国侵华势力扶持的满清贵族势力,这力量之强大,足以打败载垣、端华、肃顺等8位赞襄政务王大臣。否则一个女人怎么在男权社会得到权力?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君王要想独裁,一个人说了算,是非常不容易的。把各种力量、各种势力得罪光了,他就真成了孤家寡人,权势自然就没有了。

政治家没有不关注自己怎样获得力量的。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里,毛泽东开篇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孙中山要推翻满清政权,建立共和,想找资产阶级来支持他,但是这力量太弱,他发现会道门、黑社会是一种力量,学生组织起来也有几百几千,但这样的力量依然抵挡不住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所以辛亥革命的果实,不得不拱手让给袁世凯。可是,那些四分五裂的军阀势力,终究抵挡不住数以亿计的工农劳苦大众,历史就是这样走过去的。

没有依靠的力量,就做不到专制,也做不到专政,更不能发生革命。但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政治弱智,四面树敌,最后自杀:

楚灵王,名围,楚共王的儿子,他杀了侄儿楚郏敖自立。楚灵王只相信强权,想仿效齐桓公称霸的作法,即位第三年就在申地大会诸侯。鲁国和卫国没来参加,宋国只派了太子。这使灵王很不愉快,尤其对于晋国没有参加,更使灵王恼怒不已。大臣伍举告诉灵王:“这情况却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们一方面要对到会各国以礼相待,同时也要展示我们的武力,使诸侯心有敬畏,然后再讨伐那些没有到会的诸侯。”灵王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他在这次会盟中。处处表示出骄纵的习气。宋国太子迟到了,楚灵王就把他抓起来囚禁;又侮辱徐国君主;扣押了齐国的庆封。中射士劝谏他说:“与诸侯国聚会,不可以不讲礼貌。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啊!过去夏桀参加有戎的约会,而有缗就叛离了夏朝;殷纣在黎丘举行围猎,而戎、狄都背叛了商朝。这些都是由于无礼造成的,请君主您认真考虑吧!”楚灵王不听规劝,对来到的各国使者毫无礼貌。

他进攻吴国的朱方这个地区,俘虏了逃到这里避难的原齐国令尹庆封,杀死他家一族人。在把庆封拉到街上示众的时候,灵王向着公众宣布说:“大家都不要学庆封的样子。他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欺压老百姓,还强行让大夫们都支持他。”庆封便反唇相讥说:“大家也不要学楚共王的儿子围那样。杀死了自己的国君,那国君便是自己亲哥哥的儿子。还要强行故诸侯们支持他。”庆封这一句话羞辱了楚灵王,灵王急忙传令把庆封杀了。

楚灵王为了维持霸主国的面子,连年发动战争,生活骄奢淫逸,耗尽了楚国的国力,失去了百姓的民心。吴国为朱方之役失败的耻辱,起兵来攻楚,灵王为报复又去伐吴,却失败了。到了冬天,楚灵王又发兵去打吴国。当时正值下雪天气,士兵们身着铁甲。手执兵器,暴露在风雪之中,寒冷难耐。灵王却身穿“腹陶裘”,外披“翠羽披”,头顶皮帽,足踏豹皮装饰的锦靴,站在中军帐前观看雪景,连声赞叹“好雪!”令军人寒心。

蔡公弃疾(灵公的弟弟,后为楚平王)等人趁灵王不在家,杀掉灵王太子,立公子比为王;同时还派人到乾溪去,向楚国的官兵说:“你们的国家已经换了新的国王,你们要回去的,可以留任原来的官位,你们所拥有的土地也可以归还你们;如果你们不回去投靠新王,继续跟着这个昏君。那么你们被抓住以后,就要被杀头并夷灭三族。”让他们这样一说,灵王的部队全部溃逃,只剩下灵王。

这个昏庸的君王见自己的王位子丢了。还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杀死,就倒在地下嚎陶大哭。他对旁边仅存的两个随从说:“我不是为自己伤心,我是为儿子伤心。我对儿子多好啊,怎会遭到这种报应呢?”这时一个随从说:“你杀别人的儿子太多了,能不到这种地步吗?”灵王被他抢白了这一句话,当即止住了眼泪。这时,他的一个忠实的大臣右尹郑丹来到他的身边。灵王就问郑丹,他现在应该怎么办。郑丹说:“我看你应该回到楚都的郊外,看看国人的反应怎么样?”灵王慌忙摆手:“这还用看吗·我要是到了他们的手上,他们准得把我杀了。”郑丹说:“那你就去诸侯国去找援助力量吧。”灵王说:“那也不行,我把他们的王给得罪了,谁会在这时候帮助我呢·”郑丹觉得觉得自己不能跟着和他一起死,便离开了灵王。

灵王此时真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山里流浪,走得饿了,就想下山去要点吃的。他遇上以前的一个熟人。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说:“我都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给我一点儿吃的吧。”可是那人说:“我们的新国王已经下达命令,谁要是送你吃的,就会给杀头。”灵王又饿又累,压在那人腿上,昏睡过去。那人用土堆代替腿,抽出腿以后,悄悄逃跑了。最后,楚灵王郁郁而死,落了个众叛亲离的可悲下场。

(据《左传》、《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韩非子·十过》整理)

君王的权势是靠人事、制度和力量拥戴组成的,离开了臣民的支持,众人的扶持,那看似强大的权势就会轰然倒塌,变得一文不值。

第四条、政治领袖要有自制自强的精神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茶余饭后的业余时间投入一点精力去钻研,本无可厚非。明代洪应明先生在他的《菜根谭》一书中说:“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而尘心渐息;夷犹于诗书图画之内,而俗气潜消。故君子虽不玩物丧志,亦常借境调心。”在山林泉石之间流连忘返,那么凡尘的心事就会逐渐平息;寄情于读书吟诗作画的情趣之中,那么庸俗的气息就会不知不觉消失。所以有德行的君子虽然不会沉溺于外物而消磨意志,也常常借助外物调节心境。

这样的生活,固然令人向往。可是,这是隐者之言,是对普通大众说的。一个政治家,肩负国家人民的安危荣辱,时时面对杀伐决断,事事面对险峭人心,来不得半点的潇洒和放纵,尤其是对一些兴趣爱好,纵然是自己的兴趣所系,是自己的特长,也决不能沉迷于此。

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特长”皇帝。唐后主李煜,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词尤为五代之冠,可他在政治上却昏庸无能、优柔寡断,终成亡国之君。

南北朝时期,宋前废帝刘子业(公元449年—465年)国家大事一概不问,杀人之外就是荒淫无度,他让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在宫中裸身排成一队,再令左右追逐作乐,如若不从,就杀其全家。又如后废帝刘昱(公元463—477),杀人是他生活唯一乐趣,经常使用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一天就有数十人受刑,他看到杀人就开心,一天看不到就闷闷不乐。再比如齐东昏侯萧宝卷(公元483—501),为讨爱妃欢心,把阅武堂改名芳乐苑,按市场样式建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吆喝叫卖,他让爱妃当老板,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岸边设肉铺,自己操刀卖肉,爱妃卖酒。当时有民谣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萧宝卷还真把自己当成了生意人,梁王萧衍的军队已攻打到城外,太监茹法珍跪在地上请求他赏赐将士,他仍旧不肯,还说:“反贼难道就只捉我一个人吗?为什么偏偏向我要赏赐?”于是在萧衍发兵进攻建康的动乱中,他被将军王珍国所杀。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1605-1627年),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朱常洛之长子。万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即位,时年16岁。明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起义,正是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期。明熹宗却以“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为乐。喜机巧水戏,创演水傀儡戏。好油漆木工,房屋营造。选武阉三千,于紫禁城内开内操取乐。一生重用阉党祸国殃民,无心朝政,将国家大事抛之脑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朱由校的确有木匠天份,整日沈迷于木匠、油漆、建筑工作中。据《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他“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唯快一时之意。”“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面对这样的主子,奸臣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天启帝引绳削墨,兴趣最浓时,拿上公文请天启帝批示。明朝旧例,凡廷臣奏本,必由皇帝御笔亲批;若是例行文书,由司礼监代拟批问,也必须写上遵阁票字样,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号为批红。朱由校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正如《酌中志余》所述:“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诸奸于是恣其爱憎,批红施行。”

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和皇室养尊处优的生活孽生了这样的怪胎君王。若用现代的眼光看,李煜可做一名文学家,刘子业可当三级片导演,刘昱可当刽子手,萧宝卷可当商人,朱由校可当建筑师,但他们偏偏命中注定做君王,因此荼毒生灵,祸国殃民!

大凡耽于兴趣特长或古怪的嗜好而荒废政治的人,无不亡国亡身。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爱好者,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老子说: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三十三章》)

“胜人者”,凭借的是自我个体的蛮力与智慧,不过是比常人在某方面稍稍高出一点点;“自胜者”,凭借的是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以理智战胜欲望,以自胜克制邪念,只有战胜了自我,才是真正的强者。政治家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动心忍性”,树立远大的目标,用毅力和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施展抱负。

在中国历史上,自制力强的君王是非常多的,刘邦即是一例:

刘邦年少时,“好酒及色”(《史记·高祖本纪》),等他率领义军攻入咸阳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史记·项羽本纪》),令项羽的谋士范增惊讶不已,称刘邦志向远大。

等到刘邦建立汉朝以后,长期的战争令他身心疲惫,想偷懒几天,向群臣谎称生病,大约有十余天不理国政,在后宫静养。忠心耿耿的大将军樊哙闯入宫门,看见刘邦正枕着一个宦官睡觉。樊哙叫醒刘邦,流着眼泪说:“刚开始的时候,陛下和我们一起在丰、沛起事,平定天下,是何等雄壮啊!现在天下平定了,怎么能这样消沉懈怠呢?听说陛下病得如此厉害,连大臣们都惊慌失措了,可是我看见您现在不与臣子们商议国家大事,却和一个宦官在一起,躲着大家。难道陛下不知道宦官赵高导致秦朝灭亡的事情吗?”从谏如流的刘邦听罢,“笑而起”,立即开始处理政务。(《资治通鉴·卷第十二·太祖高皇帝下》)

自古以来,“垂拱而治”只不过是人们理想的描述,真实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象美国总统小布什那样,当8年总统申请了一年多的休假,还不算上法定节假日,这样无为的做法,自然会造成美国的内外政策积弊。这样“垂拱而治”的政治领袖多了,再好的制度也是枉然。

任何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都要变革,不变革就要被淘汰。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正如世间万物都有生长荣枯一样,自有腐朽的一天。变革制度需要政治家的励精图治,需要政治家的进取精神,而不是躺在既有的功劳薄上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何况美国只有223年的历史,而中国汉朝有422年的历史,唐朝有289年的历史,明朝也有276年的历史。明王朝时,累积有半个多世纪的皇帝不理国政,泱泱大国的首脑形同虚设,那又能怎么样呢?它不照样延续了276年么?它们当初不也是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吗?它们当初不也是制度最优越的国家吗?它们当初不也是幻想万世统治吗?它们不也照样被历史所淘汰了吗?——政治家没有自制的精神,没有自强的精神,只是一味幻想制度的永恒、完美和坚固,顽固保守,荒废政务,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审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第五条:政治领袖要有收束野心的明智

政治家当然要胸怀大志,有雄心壮志的政治家往往是不甘于流俗,崛起于草莽和逆境的真豪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鼓励人们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和眼光,孟子更教导儒生们要有“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的浩然气概,中国人的潜意识中自古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大理想。

可是,胸怀大志一旦被欲望所主宰,就铤而走险,就失去分寸,就利令智昏,往往演变为野心。野心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无止境的贪婪和肆无忌惮的仗势凌人,是野蛮践踏道德伦理和违背社会规则的政治冒险与投机。

野心家从来没有好下场,袁世凯称帝即是力证。贪婪而愚蠢就是野心家的写照。因为贪婪,所以见利忘害。野心令他们失去对周遭形势的正确判断,失去了对利害得失的权衡,失去了对人心向背的重视,于是作出种种愚蠢的行动,所以他们注定失败。

中国“史学双壁”之一的《资治通鉴》就是以野心家导致三家分晋为历史开篇的:

三家分晋是因智伯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引起的。当时,智伯立晋昭公的曾孙骄为国君,是为晋懿公。智伯挟持国君号令晋国臣民,大小政事皆由智伯决断。这时候,晋国政局变成智氏独强,韩、赵、魏三家相形见绌。

智伯打算吞并这三家势力,于是向这三家索要地盘。韩、魏两家顾虑智氏强盛,各将一个有上万人口的地区献给智伯。智伯又向赵氏索要蔡、皋狼之地,却被赵襄子拒绝。智伯就联合韩、魏二氏,攻伐赵氏,打算抢夺赵氏全部土地、人口和财产。赵襄子选择退守政治基础较好的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智伯率三家兵围攻晋阳,围城战争持续三年,久攻不下。

于是,智伯引晋水为助,水灌晋阳,城中一片汪洋,“城不浸者三版”,古代二尺为一版,城中大水已经有六尺高;“沉灶产蛙”,吃饭的灶沉入水下,成了青蛙产卵的地方;城内人们“悬釜而炊”,吊起锅做饭;又没有了粮食,只能“易子而食”,相互交换孩子,把别人家的孩子杀死吃掉。此时,晋阳城已经很难坚守下去了。

眼见晋阳被水所困,赵氏指日可灭,智伯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桓子和韩康子听了这话,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心,魏氏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氏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经有了共同对抗智伯的决心。

智伯的家臣郄疵注意到韩、魏两家的动向,向智伯进言:“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明白,郄疵向他解释说:“这是从人情世故中得出的结论。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就要攻破,两家之君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大概是害怕赵氏灭亡之后,两家步其后尘。如果出于这样的考虑,那是—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还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魏、韩两家当然矢口否认,智伯也不再放在心上。

在晋阳即将攻陷的危急关头,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出城,与魏、韩二君联络,以“唇亡齿寒”之说晓以利害,于是韩、赵、魏三家约定里应外合,共灭智氏。到了约定的日期,魏、韩两家杀掉智氏守护河堤的官吏,大水反灌智伯军,军队为救水乱作一团。赵襄子率军出城正面攻击,魏、韩两军侧翼夹击,智伯的军队大败。智氏全族被诛灭;智伯被杀,还被愤恨不已的赵襄子将智伯的头颅做成饮酒的器皿。

(据《左传》、《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韩非子·十过》整理)

智伯是名副其实的野心家,在很短时间内使智氏盛极一时,超过根基深厚的韩、赵、魏三家,确乎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才干,司马光评论他为“才有余而德不足”,这是古往今来野心家的通病。《左传》评价他是“贪而愎”。“贪”是贪得无厌,没有止境;“愎”是刚愎自用,不纳谏言。因为贪,所以他不懂得利益的交换,只一味索取,在强要了韩魏两家的土地之后,又联合这两家向不给他土地的赵氏发起战争。智伯和韩魏两家的联盟,并没有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这两家是被迫参与这场掠夺战争的。当他们意识到这场掠夺战争不仅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反而会加速自身灭亡的时候,这个原本脆弱的联盟就崩溃了。智伯贪婪无度,他要占尽晋国的所有利益,也因此,他成为晋国各种势力的最大威胁,这就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共同讨伐的对象,灭亡就成为必然。

不顾别人的利害安危,一心要满足自己的贪欲,为此不择手段、不顺人心、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所有野心家的本质特征。

第六条:政治领袖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总结后唐庄宗骤得天下,又骤失天下的原因时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伶官传序》)。这是洞彻人生的深刻概括。遥想浩渺无际的宇宙,会感到人的一生犹如电光石火,转瞬即灭,在短暂的一生中,究竟要如何的生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重大命题。如果一个人忧劳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那他必然在安逸喜乐中堕落蜕变,主动葬送他的事业——不进则退是宇宙进化的法则;如果一个人能够树立“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理想,毕生为之努力,将生命的价值和永恒的时空相联系,必然慎终如始,建立起可大可久的功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中国先贤们以满怀忧患的话语看透历史,告诫政治家们要以一生不断的作为,才能建立久远的事业。

公元前496年,吴王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吴王也受了重伤,临死前,嘱咐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夫差为了不忘国恨家仇,在王庭设立侍从,每逢自己出入,侍从就大声呵斥他说:“夫差!你忘记杀父之仇了吗?”夫差立即恭敬地回答:“我不敢忘!”他励精图治,加紧训练军队,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两年,夫差率兵将越国打得大败。于是越王勾践派大臣文种贿赂吴国宰辅伯嚭,让他劝说夫差,只要能保全越国,越国人甘做亡国奴,男的当吴王的奴隶,女的当吴王的小妾。夫差于是没有灭亡越国,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到吴国伺候吴王,献上奇珍异玩、美女歌姬,勾践夫妻放牛牧羊,一副俯首帖耳的样子。一次,吴王夫差生病,勾践为了解吴王病情,甚至品尝夫差的粪便,终于赢得吴王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

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准备复仇。他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安排门外的士兵每天问他:“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然后自己立即回答:“不敢忘。”他派文种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事,他亲自到田里与农夫一起干活,妻子也纺线织布。勾践的这些举动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越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

吴王夫差自从战胜越国后,以为没有后顾之忧,从此沉迷美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又不顾人民困苦,经常出兵与其它国家打伏。他还听信伯嚭的谗言,杀死忠臣伍子胥。这时的吴国,已经外强中干。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越王勾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一举打败吴兵,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估计自己的力量暂时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越国军队,屡战屡败。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不再答应。夫差见求和不成,非常羞愧,就拔剑自杀。

(据《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节译)

第七条:政治领袖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杜甫《前出塞诗》写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对中国冷兵器时代“擒贼擒王”战术的生动描写。军队的灵魂是统帅,如果统帅没有了,军队就乱作一团,无法作战。所以在战争中,就诞生了“催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三十六计·擒贼擒王》)”的军事作战思想。即摧毁敌军主力,擒杀敌军将领,使敌人的力量瓦解。政治也同样如此。

人类的历史总是透过偶然性事件来表现其必然性。不容否认,在政治生活中,政治领袖往往能在国家命运、历史进程、政局形势等方面起到关键的、主要的作用。

比如王莽篡汉,将西汉王朝彻底推翻,新政造成乱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却在乱世中崛起于隆亩,平定战乱安定天下,开创了东汉王朝,如果没有他,汉王朝可能已不复存在。

再比如明光宗朱常洛,在他即位之前,父亲万历皇帝沉溺酒色,三十年不理朝政,造成明王朝内忧外患。朱常洛上台仅一个月,发内帑犒劳边关将士,罢了万历朝造成民不聊生的矿税,将由于进谏而得罪皇帝的言官都放出来恢复官职,面对万历中后期官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他重振纲纪,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吏,补足了缺额,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在这个拨乱反正、人心思治的时刻,他的勤政有为之举无疑给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但可惜的是,“红丸案”让他即位一个月后即撒手人寰,接下来就是那位历史知名的“木匠皇帝”登基,令明王朝的政治彻底败坏。如果朱常洛在位,明朝不至于速朽。

再比如辛亥革命时的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反对袁世凯专权,是国民党在当时的实际领袖,众望所归,他在1913年被刺杀。宋教仁的死,导致国民党瓦解,再也没有第二人能够把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团结起来与袁世凯抗衡。

再如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Rabin),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实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和解而不懈努力,1995年遭到刺杀。他是在巴以和平刚刚扩大到约旦河西岸的关键时刻去世的,他的死给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至今,中东仍旧没有实现和平。

韩非子引《桃左春秋》的话说:“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韩非子·备内》)就是说,有一多半的政治领袖是非正常死亡,是被人为伤害而死的。为此,韩非子甚至主张君王“不食非常之食”(《韩非子·备内》)。这都在强调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家应当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措施。如果没有自我保护,就会“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要知道,新生事物一旦被截断了历史基础,那就注定会夭折的。

中国古代有很多政治人物,十分注意自我保护,把生命和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

过去田成子到海上去旅游,乐而不返。命令诸位大夫说:“谁说回家就处死他。”颜涿聚说:“君主您在海上旅游并十分快乐。如果国中有臣子打国家的主意怎么办呢?君主您虽然喜欢旅游,但到那时又怎能得到这份快乐呢?”田成子说:“我下了命令说:提到回家的人死!现在你违犯了我的命令!”他拿过戈,就要向颜涿聚刺去。颜涿聚说:“以前杀了关龙逢,纣杀了王子比干,今天君主您虽然杀了我,但我与关龙逢、比干一起成了三个同样的人,这也是可以的。我说的话是为了国家,不是为我自己。”他伸着脖子上前说:“君主您就杀了吧!”田成子于是放下戈,催促车驾回到国内。回国后三日,听说国内确曾有人谋划不接受田成子回国。田成子之所以控制了齐国,就是靠颜涿聚的力量。(《韩非子·十过》)

有些君王非常具有政治警觉性,故能虎口脱险。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智伯的家臣豫让想为智伯报仇,就假扮宦官,带着匕首潜入赵襄子宫中的厕所,赵襄子去厕所时,突然内心烦躁不安,“如厕心动”,命武士检查厕所,果然抓到了豫让,赵襄子宽恕了他;豫让不死心,又将全身涂黑,吞下炭装哑巴,伪装得连熟人都不能认识,他躲在赵襄子必须经过的桥下,准备刺杀赵襄子,赵襄子到桥上时,骑的马突然受惊,于是赵襄子命令武士搜索整座桥,抓到了豫让,就把他杀死了。(《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

公元前198年,刘邦经东垣(今石家庄市区北部的东古城村)进入赵国地界,担任赵国丞相的贯高在柏人县(今河北省唐山市西)馆舍的夹壁中埋伏下武士,准备伺机刺杀刘邦。刘邦到了柏人县,突然“心动”,内心烦躁不安,准备住下时,问这是什么县?回答县名是柏人。刘邦心中不喜,认为柏人有害人的意思,就没有在这个地方停留。公元前197年,贯高谋杀刘邦的事情泄露,被诛三族,赵王被贬为宜平侯。(据《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要知道:失去了生命的政治家自然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主要作用的政治家一旦死去,历史就会改写。虽然历史的最终趋势是人力无法抵抗的,但人类却会因为这些政治家的死去,不得不付出更长的时间等待黎明。

第八条:政治领袖要有虚心纳谏的谋略

谏,在《说文》中是“证”的意思,“正”的古义是匡正,“证”的古义是用言语来匡正。所以,“谏”是直言规劝之意,对他人的言行提出批评或劝告,使其改正错误或过失。

进谏是人类社会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行为方式。人是社会的一员,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人总有自身的缺点,每个人都各有长短,以己之长用言论指出彼之短,可称为谏;以己之智用言论指出彼之短,可称为谏。

可是,人也是感情和偏见的动物,当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时,本能的反应是抗拒。平庸的人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他不仅把那些忠心进谏的人拒之门外,还把自己的对手当作是比自己更无知的弱智。所以,庸人沦于流俗就是这样造成的。

政治家当然不能是一个庸人。只有超越庸人,才可能成为一名政治家。超越别人就要完善自我,克服怠惰的天性,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所以,当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和过失时,高明的政治家总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自己避免了错误。

在政治权力角逐中,竞争的双方就像棋盘上的对手。“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胜利者总是让自己不可战胜然后才能战胜别人。自己的过失越少,对方越无机可乘,对手的过失越多,自己越有机可乘。斗争取得胜利的原因,往往是因为看到对方的错误、或者有意制造对方的错误而使自己取得胜利的。要看到对方的错误或制造对方的错误,需要计算和思考,孙子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始计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自己的思虑计算,不见得比对方高明,如果有人在旁边指出双方的过错,给自己支招,甚至给对方出错误的主意,自己岂不是获得更多的胜算?所以中国人下棋的时候,主张“观棋不语真君子”,就是忌讳第三方的参与搅乱棋盘上业已形成定局的形势。

我们在棋盘上获得的启发,也同样可以用在政治领域。张华《博物志》曾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都有私心,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变得聪明能干,所以用围棋来教导之,以图将来继承自己的帝王之业。可是,当发现自己的儿子不足以驾驭人群时,都以禅让方式选贤人继承王业,这是忧心自己的后代反受其祸。可见,围棋之道和政治之道是一脉相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在对弈的时候如此渴望有人指导,在实际的生活中却对别人的忠言拒之千里呢?

对进谏的诸多好处,中国高明的政治家是心领神会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一句千古难闻的话:“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旧唐书·魏徵传》)魏征是男子,是著名的“犯颜直谏”的大臣,他说的话既难听又刺耳,还有“行为艺术”来冲撞君王,甚至是故意为之。比如,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玩耍,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征喋喋不休地教训他,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这样的臣子,唐太宗不觉厌恶,反而用形容女性的词汇“妩媚”来评价魏征,足见内心的喜爱程度了。孔子说:“吾未闻好德如好色者。”(《论语·子罕》)唐太宗却是爱人才如爱女色的政治人物,这样看来,他成为开创盛唐基业的政治领袖,难道不是一种必然吗?

魏征去世时,唐太宗沉痛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六·唐纪十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

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端正衣帽,将历史做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替,将人作为镜子,可以确知自己行为的得失。魏徵死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这种“以人为镜”的表述,在唐太宗之前就有思想家做过论述。墨子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中》)

韩非子说得更加深刻:

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馀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韩非子·观行》)

眼睛看不见自己,所以用镜子照着观察面孔;才智不足以认识自己,所以用法术来修正自己。因此镜子没有照出毛病的罪过,法术没有暴露过失引起的怨恨。眼睛离开镜子,就不能修整胡子眉毛;人们离开法术,就不能辨别是非。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带柔韧的皮带来提醒自己从容;董安于性情迟缓,所以佩带绷紧的弓弦来鞭策自己敏捷。所以用多余补充不足;用长的接续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这段话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法术是工具,就像镜子能照见人的真实面目一样,人不能因为自己难看就砸碎镜子,法术是用来修正自己过失的,人不能因为有过失就憎恶法术;第二,人既有长处也有短处,要善于弥补自己的短处和不足;第三,必须通过法术这个工具来找到和解决自身的短处和不足。

乍看起来,这段话似乎与纳谏没有多大关系,实则不然。纳谏既是政治家的一项基本素质和要求,也是“术”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方法。如果不坚持这个原则方法,就不能够圆满地做到弥补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唐太宗明白这一点,明白魏征的进谏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作为,这是大彻大悟的政治家才能体会得到的法术,所以他由衷地高兴,以“妩媚”来称赞魏征。

可是,纳谏并非易事。韩非子说,伊尹是商汤时期的极富才智的人,他刚开始的时候,向圣王商汤进言七十多次而不被接受,后来伊尹亲自带着厨具去做商汤的厨师,与商汤十分亲密随便以后成为心腹,商汤才了解到伊尹的一点点才能,这才任用他。“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以智说愚,必不听”(《韩非子·难言》)。

怎样才能做到善于纳谏呢?这主要看政治家自身的能力与胸怀了。这种善于纳谏的能力要具备能悟、能断、能行三个条件:

第一,能够领悟到谏言的微妙。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四起,张良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司徒。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成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汉朝开国三大功臣之一。据《史记·卷六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记载,张良身怀《太公兵法》绝学,屡次向刘邦献策,刘邦都认为他的谋划是正确的,经常按照他的谋划去做事,张良给其他起义军领袖献策,这些人都不明白他的想法,没有人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张良认为:“沛公殆天授”(刘邦大概是上天早就教过他这些谋略了)。于是忠心耿耿地辅佐刘邦取得天下。我们看历史可以知道,刘邦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为什么能够采纳张良的建议,一点就通呢?显然是刘邦具有非凡的悟性,能够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第二,能够对众多谏言作出正确的判断。项羽将刘邦围困在河南荥阳时,刘邦非常担忧,谋士郦食其主张以汉王名义复立六国的王族后代,以此获得六国后裔势力的支持与项羽抗衡,刘邦同意了。在这关键时候,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刘邦一边吃饭,一边把实行分封的主张说与张良,并问此计得失如何。于是张良张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双筷子,连比带划地讲了起来。张良“借箸画策”,以“八不可”理由深刻阐明复立六国之后的严重危害——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掖手段,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汉王,使分封成为一种维系将士之心的重要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让六国死灰复燃,这些将士都将投奔自己原来的国家报效,还靠什么凝聚和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张良并预言刘邦将因此而失去天下。刘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以致辍食吐哺,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然后,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

第三,能够对正确的谏言立即执行。汉朝建立后,群臣为论功行赏而人心浮动。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两两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刘邦大吃一惊,忙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又要谋反?”张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刘邦忙问:“那该怎么办?”张良问道;“您平时最恨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刘邦答道:“那就是雍齿了。”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

刘邦凭着能悟、能断、能行的纳谏三素质,做到了“纳善若不及,从谏如转圜”(《汉书·梅福传》),采纳正确的意见惟恐来之不及,按照正确的意见做事象原地转圈一样的顺畅自然。刘邦正是因为听取并采纳正确的意见,所以弥补了自身的种种不足。相比之下,刘邦的对手项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杰,却刚愎自用,骄傲轻敌,他连身边唯一的谋士范增意见都不听,一开始辅佐他的陈平、韩信等谋士名将都纷纷离他而去,反成为刘邦开创大汉基业的功臣。这一切的成败,难道不是刘邦谦卑含容的纳谏驭臣之术造就的吗?

第九条:政治领袖要要独立自主的谋略

在《奸劫弑君》篇中,韩非子说:

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

圣人治理国家,尽管他的做法让民众都爱戴他,但不能依靠民众爱戴圣人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想要依仗民众爱我的办法治理国家就危险,靠着不得不为我做事的办法治理国家就安全。

在《显学》篇中,韩非子说: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

圣人治国,不依靠别人对我好,而依赖别人不敢对我做坏事。

在《心度》篇中,韩非子说:

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

帝王之术,从不依恃国外不对自己发动战乱,而依仗自己不可能被动乱。依恃国外不对自己发动战乱而治国的,国家就会削弱;依仗自己不可能被动乱而又同时施行法治的国家就兴盛。

在《五蠹》篇中,韩非子说: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有之也。

称王天下,就有能力攻击别人,安定国家,就有能力不被他人所攻击,强大,就可以攻击别人,国家得到了治理,就不会被他人攻击。国家的治理和强大,不能指望外国,这是内政建设的问题。

韩非子的这些论述,说明作为一名政治家,无论内政外交,都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要幻想别人主动帮助自己,不要幻想别人不来捣乱——要让别人不得不帮助自己,要让自己的事情无法被人捣乱。这就深刻而具体地阐明了政治治理的内因决定外因的规律。

因为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要让别人不得不帮助自己,就要对别人施加利害,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得到利益,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会受到伤害;要使别人不能对自己捣乱,首先要依靠法律制度让国家强大,令人无机可乘,因为强大,别人就不敢捣乱,捣乱就会受到伤害,因为无机可乘,捣乱就无济于事。这是韩非子对王权社会的理想的政治领袖勾勒的图景。

现代政治生活,仍然遵循这样的政治规律。即便是民选的政治领袖,要想兑现当初给选民的政治承诺,也要借助不可抗拒的法令和政令,即用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统治意志的实现。国家弱小,必受制于人,不依仗大国,难以自保,可一旦仰仗大国,即沦为大国之附庸,只能仰人鼻息、忍辱负重了,所以必须依恃国家自身之强大。

《韩非子·十过》篇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过去秦国进攻宜阳,韩氏焦急了。公仲朋对韩国君主说:“我们的盟国靠不住。倒不如通过张仪与秦国讲和。用一座有名的城市作礼物送给秦国,而和秦国一起向南讨伐楚国。这样解除了秦国的祸患,而又把灾难交给了楚国。”韩君说:“好!”于是就公仲的出发发布指示,打算与西边的秦国讲和。

楚王听说了感到很害怕。召来陈轸对他说:“韩国的公仲朋将要与西边的秦国讲和,现在怎么办呢?”陈轸说:“秦国得到韩国的一座都城,驱使着他们精锐的军队,和韩国合而为一,向南边针对着楚国。这是秦王祭祀上天祖宗所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肯定会给楚造成危害。请大王赶快派出可靠的使者,多给他一些车,重重地准备礼物,以送给韩国,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虽然小,士兵们都已征召起来了,希望贵国向秦国表明你们抵抗的决心。为此也希望贵国派使者来楚国,来视察我们已动员起来的军队。”

韩国派人去到楚国。楚国因此派出车队、骑兵,排列在去韩国的大路上,对韩国使者说:“回去报告韩国君主吧。就说我们的求援军队马上就要进入韩国国境了。”使者回去向韩国君主报告,韩国君主非常高兴,就不让公仲去秦国讲和了。公仲说:“不可以这样做。以其实际行动给我们造成危害的,是秦国;以虚假的言论救援我们的是楚国。听信楚国的不实之辞,而轻视强大的秦国这实实在在的祸患,这是危害国家的根源啊!”韩国君主不听这话,公仲愤慨地回去了,十天都不上朝。

宜阳越发紧急。韩国君主派使者去楚催促救兵,使者来往不断,而救兵却一个也没有。宜阳果然失守了,被诸侯笑话。所以说:在国内不按自己的力量做事,对外则依赖诸侯国,要使国家遭到削弱的灾难。

韩国因为国力弱小,生活在虎视眈眈的大国之间,慑于大国淫威,不得已“朝秦暮楚”。可是,韩国国君却幻想大国能对自己加以保护,面对实际的敌人却轻信虚假的承诺,以为自己依靠强大的楚国就能对抗强大的秦国,这样自不量力的外交政策是必然要失败的。

人生的道理也在这里体现出来。自己妄自菲薄,不振作努力,不自强自立,却幻想依靠别人的力量帮助自己,那注定是扶不起的阿斗,就像孔夫子所言:“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论语·公冶长》)

第十条:政治领袖要有谦虚谨慎的修养

什么叫做政治家的“谦虚”呢?韩非子在《解老》篇中做了深刻的回答。老子说:

方而不割,廉而不刽,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道德经》)

方正却不割伤谁,廉竣却不刺伤谁,正直却不放肆,光彩却不炫耀。

韩非子就此解读说:所说的“正”,是指人表里如一、言而有信;所说的“廉”,是指置生死于度外,视钱财如粪土;所说的“直”,是指公正而无私心,不徇私结党;所说的“光”,是指权位显赫,过着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谦虚谨慎的人,怀着由衷的真诚恭敬之心待人接物,却不鄙视和议论穷困堕落的人;虽然有视死如归的气节,视钱财名利为身外之物,却并不因此侮辱懦弱之人,耻笑贪财之人;虽然行为正直不结党营私,却并不嫉恶如仇、与结党营私之人势不两立;虽然权势尊贵,生活优裕,却并不在人前炫耀和轻视贫贱之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迷路之人如果听从路人的指导,就不会迷路。人人都想成功,大多数人却遭遇失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懂其中的规律,又不愿听从才智之人的建议;他们不肯向才智之人学习,而出类拔萃的人物却对他们怒其不幸、哀其不争、求全责备,反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庸人多而贤能少,寡不敌众,这是一定的道理。现在一举一动都与天下结仇,这不是明哲保身之道,因此圣人以自身言行为榜样,向众人示范,而不去强迫他们。

这番道理,孔子也讲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意思是: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老子、孔子、韩非子都持这样的观点,老子、孔子只说做法不谈原因,韩非子却深究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并且把它当作政治家必须满足的一项条件来看待。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国家即使强盛,也不要对其他国家指手划脚,这种指摘他国的行为,不仅树敌招怨,也于事无补。这种行为,在他国看来是失礼和冒犯,而自己也因此失势。在国际政治舞台,失去了其他国家的支持,自己将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和被动的地位。

什么叫做政治家的“谨慎”呢?“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一个人屡次三番地犯错误,结下的仇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的时候就设法提防。贤德的人能谨慎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

政治家在细微末节之处,也丝毫不失礼数,待人温润而周到。待人接物当如此,国际交往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一则因偷看洗澡而亡国的真实历史故事:

晋文公(约公元前697年——前628年),晋献公之子,姓姬名重耳。公元前656年,重耳之兄申生被骊姬害死,重耳也遭陷害,5年后,晋献公逝世,骊姬立她的儿子奚齐为国君。在支持他的谋臣武将追随下,重耳开始流亡国外。

重耳流亡到曹国后,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连在一起,想看看他的裸体。重耳洗澡时,曹共公走近了去看他的肋骨。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她丈夫说:“我看晋国公子的随从人员,都可以担当治国的大任。如果让他们辅佐公子,公子一定能回到晋国当国君。回到晋国当国君后,一定能在诸侯中称霸。在诸侯中称霸就要讨伐对他无礼的国家,曹国恐怕就是头一个。你为什么不趁早向他表示自己对他与曹君不同呢?”于是僖负羁就给重耳送去了一盘饭,在饭中藏了一块宝玉。重耳接受了饭食,将宝玉退还了。

后来重耳费尽周折,终于回国当上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率兵灭了曹国,囚禁曹共公。所有大臣都杀,只下令留下僖负羁一家,不动一草一木。

(据《礼记·檀弓上》、《韩非子·十过》、《史记·晋世家第九》)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无意中树敌招怨的事情不胜枚举,更何况还有那样一种人——因为别人的存在威胁了自己的利益,就把无冤无仇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李斯杀害他的同学韩非子不就是这样吗?在专制社会条件下,小人防不胜防,当然更需要谦虚谨慎了。

来源:《王权论》第五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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