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若干年间，随着有关性道德的讨论，性科学知识的介绍成为持续多年的热点，英国性心理学家、文学评论家、思想家霭理士的学说，在这个中国思想文化革故鼎新的时代被介绍进来，充当了当时思想文化变革的一种有力武器。

　　周作人非常欣赏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著作和文学评论。他自称“半生所读书中性学书给我影响最大，蔼理斯（即潘光旦译霭理士），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佛耳台，希耳须茀耳特（潘光旦译为希尔虚费尔德）之流，皆我师也，他们所给的益处比圣经贤传为大，使我心眼开阔，懂得人情物理”1 ，“性的心理，这于我益处很大，我平常提及总是不惜表示感谢的”2 。

　　周作人的阅读、写作以杂学旁收见长，来自西方的性科学知识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评论时事的随感具有了新的思想元素。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融会中西性文化的历史课题，如在谈到可将性心理的新知识嫁接到中国原有思想的老干上时，他说“这个前途辽远，一时未可预知”3 。又如在谈到可以由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出发着手研究中国妇女问题时，他说：“正是极好也极难的事，我们小乘的人无此力量，只能守开卷有益之训，暂以读书而明理为目的而已。”4 可见，周作人这方面的努力只是开了个头，未能深入下去。

　　周作人积极参与有关性道德和妇女问题的讨论，著文甚多，影响甚广。他并不是一个性学专家，他投向性学以及霭理士的眼光具有知识分子公共关怀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舍弃了具体的、繁琐的知识，抓住了性学以及霭理士学说最为本质的东西，并使之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变革。

　　除了周作人以外，五四后若干年间，介绍霭理士者不乏其人。1920年代前期，《妇女评论》、《妇女周报》、《语丝》等刊物先后刊登过霭理士著作的译文。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费云鹤翻译的霭理士著《男女能力之研究》（原书名《男与女：第二性征的研究》）一书。“性学博士”张竞生先仿效霭氏征集“性史”，引起轩然大波；后到上海开设美的书店，选译、出版了多种霭氏著作的小册子，风行一时。（详见下文第六节）

　　1920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风头正劲的时候，清华学校的青年学生潘光旦，从图书馆借阅了英文本的六大册《性心理研究录》，深为折服。此后的一二十年间，潘光旦先后译出霭理士的著作三种，《性的教育》、《性的道德》与《性心理学》。潘译文笔典雅流畅，避免了流行的欧化句式；在译文之外，还加入大量译注，与原文相互发明。就分量而言，潘译篇幅之大，亦无出其右者。从实际贡献与影响来看，近代译介、传播霭理士性心理学以潘光旦为第一人，应该说并不为过。

　　这一章主要透过潘、霭的学术因缘来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西性文化融会中的一些问题。潘光旦接受霭理士性心理学的机缘及其社会背景，牵涉当时中国社会一般存在的性状况。潘光旦接受了霭氏哪些思想倾向，在哪些方面又与霭氏有分歧，一方面能够展现西方性文化引介过程中价值观的因素如何在起作用，另一方面能够体现中国优秀的学者在吸收西方性文化时所达到的学术水准。潘光旦以“西为中用”的原则，把从霭理士那里得来的性知识，用于提炼中国传统性文化的精华，用于构建新时代需要的性道德，以及用以评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性言论、性事件，也是我们需要考察的。

　　一 学术因缘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前后几十年间，霭理士在西方世界领一时风骚，堪称大师级的人物。许多研究过他的著名学者都高度评价他的人品与学问，美国著名评论家孟根（H.L.Mencken）甚至称赞他为“当代最文明的英国人”。他的许多名著至今仍一再重印发行，依然是性科学、文学评论等领域须时时参考的著作。

　　霭理士生于1859年，那一年正值达尔文划时代的名著《物种起源》问世。《物种起源》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作为新思想的先锋突破了有宗教支持的“神创论”世界观的封锁线。“达尔文把人类也纳入了其他一切生物的同一发展系统之中，也就使人类成了可以作为客观事物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人文主义的关键”。5 霭理士正是顺着达尔文开辟的这条道路，开始在科学的基础上，把人自身的生理、心理状况作为客观的事物来加以研究的。正如萧伯纳所说的，他们那一代人“对科学所寄予的希望也许比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要多”。霭理士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取得胜利的时期，也是这种科学胜利的含义不断遭到反对的时期。6

　　1894年，霭理士的《男与女》一书作为“现代科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了，它从人类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和评价男女之间在第二性征上的差别的意义，“为七卷本的《性心理学研究》（即《性心理学研究录》——引者注）清理基地，充当导言的角色”。7

　　1896至1909年，霭理士克服了当时笼罩在英国社会上的陈腐落后的性道德观念的阻力，几经磨难，完成了六大卷的《性心理学研究录》。19年后的1928年，他又写了一部题为《哀鸿现象和其他若干补充研究》的书，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录》六大卷中当时认为不够重要或者还不明确因而忽略了的题目作了一些补充，二是对某些处在性领域边缘的问题作适当的讨论，以便明确它们在性问题上的含义。霭理士把这部书列为《研究录》的第七卷。这七大卷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奠定了霭理士在性心理学领域一代大师的地位。

　　霭理士经过长期的踌躇后，于1933年又出版了一本教科书或手册性质的，受众面较为广泛的《性心理学》。在这本书里，他一面把《研究录》的内容作了择要再述，一面吸收了《研究录》问世以来二十余年间这门学问所获得的新进步。这本书篇幅不大，题目又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性”，所以它的读者远远超出了医学界的范围。该书英文本问世以后的头几十年里，每隔一年或两年就重印一次，还被翻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是超乎人们想像的。

　　这里以中国为例略作说明。除了周作人、张竞生等人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原版以外，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潘光旦优秀的译注本了解霭理士的学说的。潘译本1944年先由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印刷厂发行，印数较少，流传不广。1946年4月商务印书馆重庆初版，同年10月上海初版，1947年2月上海再版，1949年10月上海四版。经潘光旦的东床胡寿文教授校改，三联书店1987年7月重新出版，一时出现“满城争说霭理士”的景象。1997年4月商务印书馆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首印1万册，至2008年9月已第6次印刷。2000年12月，收入《潘光旦文集》第12卷出版。2006年6月，上海三联书店重印出版。除了潘光旦的译本以外，《性心理学》还有2006年重庆出版社的李光荣编译本，198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陈维正等译本。但就口碑和影响力而言，潘光旦译注本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潘光旦翻译的霭理士著作，还有1934年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的《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分别是从《性心理学研究录》第六卷“性与社会”中选译的。

　　潘译霭理士著作与一般的译本不同：一是译者对霭理士的思想学说极为熟悉，有整体的、深入的把握，每本都有一个“译序”，《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的“译序”对霭理士的思想既有所阐释，又有所对话。二是译文比较中国化，用潘光旦的话来说，是“译笔用语体文，于前辈所持的信、达、雅三原则，自力求其不相违背。译者素不喜所谓欧化语体，所以也力求避免。译者以为一种译本，应当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他是在读一本中国书，和原文的中国书分不出来，越是分不出来，便越见得译笔的高明”。8 三是潘译本附有大量的译注，其中大部分是补充中国文献来印证正文中的学说，小部分是阐述自己的观点与原著者对话。三种书均有译注，论质之高、量之多，以《性心理学》居首。另外，潘光旦在论有关性的问题时，常有借重霭理士性心理学的地方。所有这些文本，将是我们分析潘光旦与霭理士思想交涉的主要依据。

　　潘光旦对于霭理士有一种“私淑”的心理，私淑是指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之意。潘光旦幼于霭理士整整40岁，在他的求学时代，以及在学术界的活跃时期，霭理士还在世，还在积极地从事著述活动，但不巧的是，潘光旦既无缘受业，也无缘识得一面，甚至不曾和霭氏通过信。潘、霭的相遇，是在书中。前者是饱受儒家思想熏陶、又经西方科学洗礼的中国学者，后者是谨守个人主义思想、又浸染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而具有科学精神的英国学者。潘光旦初遇霭理士，即产生倾慕的心理，二十年间，总觉得对他要尽自己所能尽的一些心力，总好像暗地里向他许过一个愿似的。1934年潘光旦选译《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篇幅都不大，“以此比霭氏的等身的著作，可以说是腋之于裘，勺水之于沧海，但历年私许的愿，总算是还了一些了”。这年秋天，潘光旦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看到霭理士的新著——《性心理学》，喜出望外，以为“译者多年来许下的愿到此该可以比较畅快的还一下了”，但“还愿的心早就有，还愿的心力自问也不太缺乏，如今还愿的方式也有了着落，但是还愿的机缘与时间却还未到。教读生涯本来比较清闲，但加上一些学校的行政，一些零星研究与写作的需要，荏苒六七年间，也就无暇及此”。一直到抗战爆发以后，学校迁往昆明，此时“零星研究既少资料，短篇写作又乏题材”，于是他想到翻译这本《性心理学》。从1939年11月13日开始着手翻译，到1941年11月27日译毕，两年之中，时作时辍，有间断三个月以上的，但最后终于完卷。在引用了霭理士在《性心理学研究录》第六卷跋里的一句话“天生了我要我做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之后，潘光旦说：“译者不敏，至少也不妨说：‘我二十年来记挂着的一个愿现在算是还了！’”9

　　潘光旦对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深刻的感受，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对性科学知识和新的性道德观念的渴求分不开的。有必要考察一下潘光旦与霭理士学说相遇的背景与经过，这样，或可加深对那时中国社会的性状况的了解。

　　潘光旦少年时期即对性问题深感兴趣。从十岁左右到二十岁左右，前后大约十年间，他偷看了许多性爱的小说或图画。“性爱的说部与图画也许有些哲学、道德、以及艺术的意义，至于科学的价值，则可以说等于零。”10 所看的性书中，唯一有些科学价值的是一本日本医师写的关于性卫生的书，那是他父亲因赴日本考察之便带回来的。

　　早期的清华学校只招收男生，清一色的男生，正值“春机发陈”的年华，对异性的好奇与兴趣随着身体的发育，自然也在蓬勃发展，但是在学校的环境里极少了解女性的机缘。这种好奇与兴趣，一定是越发地强烈。在美籍教师居住的“美国地”，在部分留学归国的中国教师中间，逢年过节，或某些周末，间或举行交际舞，“当晚一定有同学在场外偷着瞧，第二天一定成为同学们笑谈的资料，大家把它称为‘合作大会’，说某两人合作得好，某两人合作得差”。11 校内没有女生，“几个美籍女教师，中国教师的部分眷属，成为校园内最希罕而引人注目的人物”，“女教师每月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请几天假，期前必有人加以推测，替她算日子，渴盼着这日子的来临，除了可以少上一两堂课之外，这其间还包含着一个有趣的问题悬而不决的引逗心情，是显然的。某教师的宅眷新生孩子；某家专生女孩，教师夫人成了‘瓦窑’，也是课余饭后的一个谈柄。封建社会由于日常生活中把两性隔离开来而发生的所谓同性恋爱的现象，在清华也有所流行，在某些角落里也曾造成过很恶浊的气氛”。12

　　在这种两性隔离的校园环境下，很早就感受到性冲动的潘光旦偷看了许多含有性爱成分的小说或图画。那些没有科学价值的性爱读物，满足了他一时在情绪上的好奇心，但还无法在理智上给予他以知性的满足，已经受过多年正规西方科学训练的潘光旦当然期望有进一步在知识上探索的机会。也许，他早已做好了阅读性科学著作的心理准备，以便逐一解答心头的一大堆疑团：笔记小说中记载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性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有同学产生同性恋的感情，如此等等。潘光旦初遇霭理士，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

　　1920年，潘光旦20岁，他在清华图书馆发现了六大册的《性心理学研究录》。这部书在当时还不能公开借阅，平时封锁在书库以外的一间小屋里，只有教师和校医可以问津，“所以费了不少的周章以后，才逐本的借阅了一遍”13 。幸运的是，潘光旦这时在清华已有七年扎实的英文训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也比较丰富，他基本具备了理解霭理士著作的语言和学识准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