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章介绍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对民主化问题自1950年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1980年代所谓 "第三波" 民主化以来学术界对民主化问题的最新探索。大体上，1950-1960年代是民主化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当时起主导地位的是政治学中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的民主化是经济成长，社会现代化后（表现为教育的普及，大众传媒深入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等）才会出现的结果。同一时期，学术界也非常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七十年代末开始，南欧的西班牙，希腊等国出现民主化，随后拉美各国出现大面积的民主化。以此为动力，民主化研究出现了一个新高峰。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后来影响巨大的"和约"（pacting）理论，关注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精英的相互角力与互动。和早期现代化理论强调结构性因素（经济水平，社会阶级等）相对，"和约"派强调的是事件中的人的因素（actor-centered）。1989年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湃，随后民主化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更加开阔的时期。学者们对影响民主化各种因素的研究，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公民社会，经济精英，政治文化，公民的政治行为，种族关系，历史遗产，国际环境等等各个方面。同时，转型之后的民主制度的稳定化（consolidation），以及民主建立之后民主制度的质量（quality of democracy）等问题也被广泛研究。本章主要介绍民主化研究中上述重点领域及其主要结论，讨论当前民主化研究的前沿问题，并提供一个理解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化的理论框架。
正文
本章的重点是介绍西方政治学界对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当代民主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都采用了一党制或其它各类专制政体。同时，和当时世界政治的局势有关，民主国家（及西方国家）的学术界非常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进入民主世界的问题。大体上，1950-1960年代是民主化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当时起主导地位的是政治学中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是经济成长、社会现代化后才会出现的结果。七十年代末开始，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发生民主化，随后拉美各国出现大面积的民主化。后来学者们将此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也推动民主化研究出现一个新的高峰，推出了著名的“和约”转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民主化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精英的主动选择，和社会因素如阶级结构、群众运动等无关。1989年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湃，随后民主化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更加开阔的时期。学者们对影响民主化各种因素的研究，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公民社会、经济精英、政治文化、公民的政治行为、种族关系、历史遗产、国际环境等等各个方面。同时，转型之后的民主制度的巩固（consolidation）以及民主的质量（quality of democracy）等问题也被广泛研究。
本章分为五节。第一节我们介绍有关民主化的几个主要理论流派。第二节介绍学术界对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巩固等问题的研究。第三节简要介绍几个和民主化有关的理论问题，包括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作用、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关系等。第四节在总结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解现代化过程中民主化的框架。随后第五节结束全文。
第一节 民主化理论综述
我们首先介绍西方政治学界有关民主化的主要理论流派或谱系。最主要的是现代化理论和精英转型理论。两者的区别在于，现代化理论强调一国结构性因素如经济水平、全民受教育的程度等对民主化的作用，而精英转型理论则认为理解民主化的重点应当是政治精英的行为。其它的理论也大体可以归入这两类范围：一类强调结构性因素，一类强调政治参与者的行为选择。这里简要介绍现代化理论、精英转型理论、社会结构理论、政治文化、依附理论、散播效应等。
（一） 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是研究民主转型最流行的理论。它是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欧洲殖民体系崩溃、全球逐渐形成美苏争霸的产物。现代化理论的目的，是要解释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其范式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一批美国学者以《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两份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众传媒、官僚机构、教育等的文章，逐步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学派。
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变迁是单向度的、进步的、渐进和不可逆的。这样一种变迁过程推动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从而后进国家会沿着先进国家的发展轨迹前进。一些学者把社会进化分成五个阶段，其中最高阶段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传统和现代是二元对立、互相排斥的。Lipset在1959年发表的《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观点,是现代化理论的开山之作(Lipset, 1959)。他认为社会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建立持久的民主。他运用数量方法，在发展和民主之间建立正相关关系。他选择欧洲和西方英语国家为一组，与拉丁美洲进行比较。两个地区各有民主和专制国家。他发现，无论采用何种经济发展指标，越是民主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表现就越好。他强调中产阶级在化解社会冲突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会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削弱极端主义的吸引力，从而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民主制度。Lipset 所运用的方法被后来者广泛采用。不少学者们使用人均收入作为社会发展的指标，试图找出社会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实证关系。
到197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遭到猛烈抨击。批评者认为，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看成一个线性的过程，把西方发达国家看成高级社会，而把第三世界国家看成低级社会，反映了学者们以西方为中心的种族优越感。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为这种理论不过是为美国侵略第三世界提供理论依据(Frank, 1967)。批评者同时指出将现代和传统对立的谬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纷繁众多，各个国家存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传统和现代不完全是互相排斥的。在方法论上，经典现代化理论直接从特定时间的部分数据中推导出通用性的结论，完全不考虑历史性的问题。另外，经典现代化理论过分强调内因的作用忽视了外因对政治变化的影响。
其后，一些学者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修正。他们不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也不再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同时，他们也不再把现代化当作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更多关注过程和事物发展的顺序。最著名的是亨廷顿。他放弃了早期坚持的普遍性假设，认为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不同时代是不相同的,而导致上一次民主化浪潮的因素，也与导致下一次浪潮的因素各不相同(Huntington, 1991)。Diamond也认为，民主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是不同的(Larry Diamond, 1992)。他们也承认阶级结构变化的重要性，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对民主至关重要，而在社会财富高度集中、普遍贫穷和少数精英对立的社会里，很难产生持久稳定的民主(Huntington, 1991; Inglehart, 1997)。新的现代化理论也更强调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如亨廷顿就认为，在集权国家的民主是被国际传媒和相邻的民主国家激发的（有人戏称为CNN效应）。外在的因素还包括美国对民主政权的支持、苏联取消对东欧政权的保护、梵蒂冈在支持民主运动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外债危机、经济发展水平等。
综合各项因素，亨廷顿指出，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最有可能发生民主化和自由化的(Huntington, 1991)。在衡量发展的指标上，新的现代化研究也注意选取经济以外的其他指标。他们认为，由于社会财富可能极度分配不均，人均收入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的状况，而非经济指标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通过分析135个国家40年间的数据，Preworski等（1997，165）发现，所谓社会经济现代化刺激民主政权建立的说法得不到实证支持。量化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从专制政权到民主政权的转型的几率未见得也会提高。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分析证明，对于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经济发展越好，民主成功的可能性越大。[1] 总体来讲，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正确的(Larry Diamond, 1992)。但到究竟社会经济现代化如何造成民主化，学界所知甚少。
（二） 精英行为、转型理论
从1970年代开始，一大批国家从专制体制过渡到民主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如何看待这些转型的发生，如何评价政治精英在其中作用，是民主化理论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拉美民主化的学者提出了著名的转型理论（Transition Paradigm）(Guillermo O'Donnell, Schmitter, & Whitehead, 1986)。这一思路认为，政治转型都是专制政府内部政治精英分裂的结果，而和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公民压力等高层政治以外的因素关系不大。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的民主转型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坚称阶级结构等宏观因素于政治变化没有关系，终归让人觉得难以信服。事实上，在这一理论提出若干年后，在19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和非洲的民主化进程中，大部分例证都不是统治集团的分裂造成的。
毫无疑问，政治精英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能否从专制到民主成功的过渡，很大成都上取决于政治领导阶层的利益、兴趣、价值、行为，取决于他们在过渡中的地位是否安全，存在何种机遇和危险(Di Palma, 1990; Guillermo O'Donnell, Schmitter, & Whitehead, 1986)。但是精英与民主化之间是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精英行为与群众运动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事实上，民主化自然是精英行为的产物，但精英必然要受到群众运动的极大影响。这种影响大体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长期社会发展创造的条件，带来群众运动的发生，对精英施加了变革的压力，使政治变革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群众运动适时地、适当地减弱，又缓解了掌权精英对被清算的恐惧，从而有助于实现从专制向民主的平稳过渡(Geddes, 1999)。[2]
转型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精英之间的合约（pacting）导致成功的民主转型(Karl, 1990)。所谓合约，是指互相斗争的精英通过谈判达成合约，实现在各个集团之间分享权力、分配利益、形成政策、将其他集团排斥在外的目的。拉丁美洲和南欧的例证支持这一观点（在非洲则没有发现相应的例证）。与此相关的是一个“主动政权”的论点，即一个专制政权如果积极参与到谈判中，相对于面对危机而被动参加到谈判中的政权会得到较有利的结果。象智利和巴西一样统治效率比较高的军事政权，通过主动谈判实现过渡，能够保证原有政府中的一些官员继续发挥作用，从而保护离职的官员（主要是旧政权的领导）不被新政府起诉。而阿根廷和希腊的军事统治者不体面地下台，手中完全没有谈判的筹码，结局就很惨。
（三） 社会结构理论
社会结构理论对民主化的解释，侧重于对政治社会结构和发展的历史分析。它关注的是世界不同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和各国的特殊性。摩尔(Barrington Moore)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1966年发表了《专制和民主的社会根源：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这被认为是开创了社会结构的民主化理论(Moore, 1966)。该书试图解释，为什么十七到二十世纪之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渐变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英、美、德、苏、日、中、印度等分别走向了共产主义、民主、或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光考虑工业化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国家的政治变化。他认为重点在于不同国家的权力结构：土地贵族（地主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导致各国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造成一国最终选择民主的重要的条件是王权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同时，强大的城市资产阶级的对民主的建立极端重要。摩尔提出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说法。美国、英国、法国都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结束了地主国家的统治。
相反，在城市资产阶级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工业化的过程需要依赖国家提供的贸易保护和劳工保护法来保护农业的商业化。农业劳动力处于镇压之下，而不是在市场的控制下。最终，资本主义控制了工业和农业，将国家引向法西斯的道路。而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的情况则是，在强大的中央政府统治下，城市资产阶级非常脆弱，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也很脆弱，农业也没有商业化。面对地主阶级的镇压，农民被接受共产主义理论的知识阶层动员起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总之，摩尔认为，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即特定的阶级结构下，才能够带来民主。
后来，《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一书(Rueschemeyer, Stephens, & Stephens, 1992)，重新检视了社会各阶级对民主的作用。该书首先承认大地主阶级是反对民主的。但是，和摩尔（1966）的说法相反，该书认为资产阶级并不愿意普选权扩大，因为这样会造成工人阶级权利的扩大，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民主权利的扩大可以保障工人的自身利益，并且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这说明，工人阶级最可能是民主的坚定支持者。而中产阶级有可能赞成民主自身，但不愿意民主权利的进一步扩大。中产阶级是最为动摇的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形成能够和国家权力对抗的社会力量。[3] 该书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工业现代化）会推动民主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改变阶级结构，加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削弱了地主阶级。所以，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和资产阶级推进民主，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反对资本主义和要求民主的力量（工人阶级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和工业化早期时资产阶级是民主的推动力不同，当代社会中，资本家阶级可能是反民主的。这和东亚近年的经验是吻合的。在韩国，由于资本家阶级和政府结合紧密，所以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正面作用很小(Bellin, 2000)。而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基本是工人阶级是生力军(Yang, 2005)。[4]
（四） 政治文化、依附理论、散播效益
政治文化的视角 1963年的《公民文化》一书指出，在创造民主制度的同时，必须创造出民主的文化，即所谓的公民文化(Almond & Verba, 1963)。作者对五个国家进行了数量研究，即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他们认为政治文化也有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问题。公民从没有政治的概念和角色、到被动的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到主动的参与政治，可以区分从传统政治文化向民主的政治文化的进步。后来Inglehart发现，在欧洲，公民对基本的生活和政治环境的满意以及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程度，会影响与民主的稳定性。他提出，有活力的民主不光是依据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稳定的民主反应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联系(Inglehart, 1990)。同时，政治学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理论也兴盛起来，同样强调公民政治文化对民主的建立和巩固的重要性(Putnam, 1993, , 2000)。总而言之，政治文化的视角强调民主政治中普通公民参与政治决策对民主的重要性，但基本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民主化是如何发生的问题。
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诞生于拉丁美洲。拉美的学者和政策人士在反思联合国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项目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拉美之所以长期不能发展，在于其经济完全依靠出口原材料交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因为了原材料的价格长期被压低，所以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必将造成落后国家持久落后。依附理论是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评。它认为，落后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完全被殖民化，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附庸。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则是建立在对落后国家的剥削的基础上的。这种依赖关系导致依附国内分配不公、经济长期停滞、政治专制等问题。归根结底，这种依附关系只能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畸形发展，不可能带来全面的现代化，更谈不上民主的实现。
Cardoso (政治学者，1994－2002曾任巴西总统)对依附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在依附国中，可能会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是仅限于和发达国家有经济联系的行业和企业主。[5] 跨国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形成，但是由于这种发展严重依赖跨国公司提供的金融、技术、市场、管理等，所以这种发展路径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和巨额外债，促进奢侈消费而忽略普通民众的生活需求，造成依附国中劳工的普遍贫困。本国资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连为一体，则要求国家的政治体制与这种经济依附关系相适应：一方面，国家放弃了政治控制工具，如政党体系、选举、新闻自由等；另一方面，国家政权迅速扩张，尤其是在经济管制领域。中产阶级与军政权互相支持，形成了不民主的军事官僚阶级(Cardoso & Faletto, 1979)。O’Donnell则认为，官僚专制的出现，是进口替代战略失败后的结果：由于国际收支困难、通货膨胀、政治危机爆发，群众上街，要求增加工资，降低通货膨胀。为了应对危机，统治集团和军队结合起来，形成进一步的专制(Guillermo O'Donnell, 1973)。
国际因素和传播效益 国际组织的压力和其他国家的压力，也可能影响民主化的发生。它们通过宣传，可以削弱专制政府的合法性，并鼓吹实行民主制度是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美国外交努力和经济压力，对许多国家的民主化发挥了巨大作用，如玻利维亚、智利、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英国的威特敏斯特民主基金会等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为民主化提供了大量财力支持。传播效应(Effects of Diffusion)，又被成为滚雪球效应，对民主化的第一阶段，即专制政权的解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早期的民主转型，对其他国家的民主转型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Shin, 1994)。 Geddes (1999)认为，专制政府需要一定程度的外部支持来保持权力(如前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支持，美苏对不少第三世界独裁政府的支持)，外来的冲击削弱专制政府的经济能力（如苏联的垮台造成很多专制政府资源减少）。种种情况，都会造成专制政府无法向支持者提供经济利益，从而无力维持其强力统治。这些都会造成对民主化有利的局面。
第二节 民主化的过程
（一） 民主化的过程：从旧体制解体到高质量的民主制度
根据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经验，学者们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转化过程。它包括从专制政权转变到民主政权、从有限的民主转变为完全的民主等(Bunce, 2000, , 2003; Geddes, 1999; Rose & Shin, 2001)。按照逻辑顺序，民主化可以分为旧体制的解体、民主的建立、民主的巩固三个阶段(Dahl, 1971; Shin, 1994)。但是在现实中，民主化的过程并不是严格按照这个过程和顺序进行。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产生不就就迅速消失，另外一些国家则在发现民主巩固的成果被日益侵蚀殆尽。因此很多民主国家在新体制建立几十年之后还是处于半民主状态。各种五颜六色的非民主非专制的知道被称之为选举的、不完全的、不自由的、偏离的、断裂的、不合法的民主等名称；或者称它们为强力的、专制主义的、完美的多元主义的、或者统治性的、权力政治的、混合的、多重的政权等(Carothers, 2002; Larry Diamond, 1999, , 2002, , 1997; Rose & Shin, 2001)。很多国家，在旧的专制体制解体后，久久不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所以，旧的体制解体远远不等于一个国家已经过渡到了民主制度。
同样，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这民主制度可以高枕无忧，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例如，民主宪法的通过、自由选举政治领导、大众参与等这些民主程序都不能完全保证民主制度的巩固。因此，政治精英对于民主政治游戏和民主制度价值的共识是民主巩固的核心(Shin, 1994)。民主巩固牵需要有对民主原则性的而非工具性的承诺。巩固不等于稳定，民主制度的巩固只是民主制度的延续，而民主制度的稳定则要求民主具备一定的质量。归根到底，公民和社会精英对民主信仰的确立，才是民主制度巩固的标志。这也是为什么Diamond和Putman 强调民主政治文化的进化时民主巩固的一个关键因素(Larry Diamond, 1999; Putnam, 1993)。所以，民主制度的巩固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对中国读者来说，民主转型以后迟迟不能巩固的例子是很熟悉的，比如俄罗斯和菲律宾的情况就是如此。
民主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转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对民主质量的研究，学者们力图发展出更多的方法来衡量民主的质量。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高民主质量是道德上的好事，其次，民主改革，提升民主质量，具有广泛的合法性。第三，即使是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也必须改革，解决公众不满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公众对政府信任降低，公民疏远政党，民主政府的腐败，维护自身利益，对公众要求不闻不问，在民主国家中司空见惯，引发了对民主危机的研究。Diamond提出民主的质量主要包括五个概念维度：自由、法治、垂直的责任、响应度、平等。如果加上参与、竞争和水平的责任，就是八个维度。还有透明度和代表的效率等等。但是这些维度之间存在重叠。他们认为一个有质量的或者好的民主应该是一个给予其公民高度自由、政治平等、并且能够通过立法和稳定的制度运行，对公共政策和政策制订者进行普遍控制。一个好的民主首先应当是一个合法的政权，满足公民对治理的期望，即符合民主结果质量的要求。其次，一个好的民主是一个公民、社会团体和社区享有广泛自由和政治平等，即满足对民主内容的质量要求。第三，好的民主中，公民应当享有主权政府是否遵循法治提供自由和平等，即达到对民主程序的质量要求(Larry Diamond & Morlino, 2004)。
（二） 控制下的转型和突发式的转型
根据民主转型的过程，我们可以把民主转型分为控制下的转型和突发型的转型，控制下的转型是指专制政府，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主动的，有步骤的推行民主化进程，最终过渡到民主的制度。突发式的转型，是专制政府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或者由于国内外的突发事件的影响，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迫放弃权力，过渡到民主制度。前者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后者以韩国、东南亚国家和前苏联国家为代表。
台湾在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之后，蒋经国在其死前几个月开放了党禁和报禁。随后，台湾当局，放开了自由选举，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结束了军事法，为台湾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在拉丁美洲和南欧国家的民主化很多都是通过专制主义精英和反对派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来实现的。这里面，如果在转型中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经济不受政治变动的不良影响，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控制下的转型。相反，在韩国、菲律宾、以及东欧诸国的例子中，专制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长期坚持不进行民主改革，最终导致菲律宾在1986年、韩国在1987年、东欧在1989年等，都是在一夕之间旧的制度宣告失败。这样的转型有巨大的振荡性，社会和经济会造成很大冲击，而且旧体制崩溃后，新的体制也不易较快地建立。
第三节 民主化的几个相关的问题
在上述第一、二部分讨论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民主化的总体研究后，这一部分我们用较短的篇幅讨论民主化的几个具体的问题。首先是公民社会在民主化和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其次是国家建设与民主化的关系，然后是法治和民主化的关系。本书一些章节中对这些问题也有所涉及，所以它们虽然是学术和政治实际中很重要的议题，但在本章中不是重点。
（一）公民社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公民社会的在民主化中的作用，可以算是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话题。不少对民主化的研究，都试图从国家－社会关系来理解政治的变动。但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和界定又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在理解公民社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分清公民社会的“两张脸”。
所谓公民社会的“两张脸”，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可以是温和的和激进的。温和的公民社会指的是公民自愿地结合起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娱自乐的活动。自我管理的活动包括社区组织、家长老师联合组织、同行协会等；自我教育包括读书会、职业培训等；而自娱自乐则包括爱乐协会、业余合唱团、戏迷协会、球类、棋排类的交流活动等。这些公民社会的活动最大特点是没有政治目的。至少，他们的活动没有政治取向。有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公民社会组织，例如民工维权协会等，虽然有政治的内容，但不以改变政府为目的，而是寻求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还有一些如选民素质教育活动、选举公正性监督等，同样不以推翻政府或影响不同政治派别的力量为目的。
这种“温和”的公民社会，它对民主化的影响，不在于它直接参与公民的动员，而在于普特南等人提出的“社会资本”作用(Putnam, 1993, , 2000)。一个多元社会，有良好的公民社会网络，可以实现信息的广泛流通、公民之间的互信、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政策和社会问题上形成有效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好的公民社会也许不能直接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但它为民主的运作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普特南对意大利和美国政治长年分析得出的最主要论点就是，在民主制度要想运行良好，关键要有良好的“社会资本”。而研究别的地区的学者也发现，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及由此带来的信任、宽容等公民观念）是影响民主良好运行的重要因素。对民主化来说，公民社会和社会资本决定新生民主能否顺利巩固(Gibson, 1992, , 1996, , 2001; Varshney, 2002)。
而“激进的”公民社会，则是从国家和社会对抗的角度来看待公民社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这一视角的由来是1970－1980年代东欧公民社会。在波兰、捷克等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公民为了争取自由和民主，逐渐通过工会和作家协会之类的形式组织起来。这样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目的，使公民社会成为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和运行者，在一些情况下（如波兰）并直接造成民主化的实现。
我们认为，激进的公民社会，当它是小范围的组织与行动时，它应当是反对派的活动，因而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概念。换句话说，由于它鲜明的政治目的，它已经不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而应当是政治社会的一部分。而当激进的公民社会转化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时，应当从街头政治、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认识它。温和的公民社会，如意大利北部和印度的经验，对民主的意义在于民主的巩固和质量：公民社会能够“让民主运作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所以，公民社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不在于民主化国家，而在于民主化社会；不在于促成政府的转型，而在与转型过程中巩固民主的进步(Atienza, 1994)。
（二）国家建设与民主化
学术界历来将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主化看作两个截然分开的问题。国家建设的研究重点是政府（state）问题，而民主化是政权类型（regime type）的问题。政府问题在于国家机器能否有效的管理国家疆域内的各项经济社会事务，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政权类型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通过何种程序来确定政策的选择。
学术界对这两者的关系，几十年间似乎正好走了一个圆圈。早在1960年代，研究第三世界政治的学者就提出，民主与否对这些国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有能力维持政治秩序(Huntington, 1968)。实际上，有选举的国家，如果全国乱成一团糟，和在军人专制下乱成一团糟有何区别？著名的学者亨廷顿（1968）十分赞赏当时共产党治下的国家，指其能够很快消除社会动乱、动员社会力量、发展经济。相反，如果在国家制度薄弱的情况下开放政治参与，会造成参与的“过载”，即民众对政治的参与超过国家体制能够承受的程度(Huntington, 1968; Huntington & Nelson, 1976)。从国际政治的实际来讲，当时处于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在第三世界扶植支持自己的国家，哪里允许民主政府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要一个有效的、能够控制该国政治和经济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服从于美苏自己的全球战略利益。
峰回路转。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也带来了学术界内的改变。亨廷顿在自己的新书里，批评自己早年只强调政治秩序不强调政权类型(Huntington, 1991)。在政策圈内，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模式在东西方对垒中大获全胜(Francis Fukuyama, 1992)，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时席卷全球。其精髓，就是要打碎国家机器，让自由市场主导一切。这种情况下，只有民主化为唯一目标，哪里谈得上国家制度的建设。
在1990年代初期全球民主化浪潮退却之后，学者们才发现，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府，民主化是走不远的。就算建立了选举等民主制度，如果政府没有必要的机构和能力来执行政策、管理社会等等，民主政府就无法实现政府的使命，最终可能会造成民主失败(Linz & Stepan, 1996; Rose & Shin, 2001)。今天回过头来看，特别是当有了非洲、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和国家建设的经验之后，当年这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思路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稳固、有效的政府和国家制度之上。在彻底民主化之前，似乎要先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而一个有效、稳固的政府，它如何获得合法性、它的政策选择如何代表公民的意志，它的能力如何保证是为公民的利益而不是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等等，则只能通过民主化来实现。所以，民主化和国家建设是不需要、似乎也不能分开的(Bratton, 2004)。[6]
国家建设实际上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问题，及一个政府实现各种政策目标的能力。第二个是国家范围（state scope）的问题，就是一个政府应当干涉和管理那些领域的事务。早期国家建设的关注点，是一个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东亚各国“发展型国家”成了学术界关注的重点(Johnson, 1982; Woo-Cumings, 1999)。而同时，印度、非洲、拉美等国，由于政府能力弱，而被认为应当学习东亚的政府(Chibber, 2003; Kohli, 2004 )。
1990年代以来，国家范围扩大，包括了环保、疾病、社会安全、监管等等议题。以此，学术界和政策圈提出了善治（good governance）和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等议题(Nanda, 2006)。不论这些议题是否带有政治色彩，至少要达到这些目标都要求一个国家建立相应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所以说，在推动民主化的同时，要着力于国家建设。同时，在现代社会，很多时候国家建设的过程就是民主化的过程：在建设的国家机器中，有不少是重要的民主制度，如利益代表制度、利益表达制度、形成共识的制度、责任政府的制度等。在国家建设中建立民主的成分，在民主改革中建设国家的能力，这将远远好过象前苏联一样，政治剧变之下，国家机器彻底分崩离析。那样得来的，只能是一个民主的空壳。
（三）法治与民主化
法治是重要的一个制度。法治和民主化的关系，类似于国家建设与民主化的关系：民主国家必须有法治；没有法治的情况下，民主制度只会有名无实。所以，似乎可以说，良好的法治为民主制度准备条件。
在学术界，法治的研究往往和民主化的研究脱节。本章仅在此点出法治对民主的重要性，而法治建设则完全应当另开一章来讨论。读者应当重点了解宪政主义、司法独立、程序公正等方面的研究(Donnelly, 2006)。同时探讨在民主化尚未实现之前，建设司法独立和法治社会，关键的问题和方法有那些(Peerenboom, 2006)。
第四节 现代化社会的民主化
现代的民主制度在人类社会中已经存在了一二百年。现在，世界上多数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国家里，而且世界上各国都有超过百分之八九十的公民认为民主制度是值得向往的制度(Inglehart, 2003)。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政治等基本问题，人们仍然在争论不休。而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民主化的研究也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尤其是1974年开始的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和1989年东欧、苏联剧变后的所谓“第四波”(McFaul, 2002)浪潮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尽管如此，我们对民主化的认识，还远远没有我们想要的那么多。[7] 对于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读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正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因其复杂性、迅速性、自我推动性，只能是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素材，而对其规律和特征的总结，仍然要等到若干年后。
学术研究虽然只能在现象发生之后进行，但研究所得的发现，却可以对未发生的给予启示。无论如何，几十年来的民主化研究，已经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可以大致帮助我们理解专制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在本章第一节综述的各个理论视角，虽然各有侧重，但对于理解民主化都有一定的帮助。在本节，我们引进比较政治学对民主化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对现代化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尤其是，理解了现代化社会中公民的政治观念的变化趋势后，对于一党体制下的国家，在经济、社会日益现代化中，政治如何向多元、开放、民主的方向发展，似乎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图景。
（一）回到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对民主化的内生式影响
早期现代化理论为人诟病之处，第一在于它的目的论色彩，似乎任何国家，只要发展经济，则必定通向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康庄大道。其二是研究中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就算我们能发现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多数都有民主的政治体制 (Lipset, 1959)，我们如何能证明是现代化带来了民主化，而不是民主国家由于制度优越而带来了繁荣的经济和优良的社会发展？Deutsch试图给出现代化过程对政治变化的影响，在于经济成长和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信息社会等对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影响(Deutsch, 1961)。这固然是有道理的解释，但这样的理论，在实证的链子上还缺少好几个环才能连上。到1990年代，大规模的跨国数据出现，学者才可以将有关理论进行实证检验。而Przeworksi 等人检验的第一个结果就石破天惊：原来，经济的成长（现代化）并不见得使一个国家更容易“变成”民主国家。相反，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变成民主制的几率，和经济水平无关。现代化对于民主的意义在于，当一个国家变成民主制之后，如果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较高，则民主在这个国家的存活率就较高。长期如此，就造成民主在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里多数存活下来了，从而我们看到的就是，越是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越有可能是民主的国家(Przeworski & Limongi, 1997)。
但Przeworksi 等人的发现只是没有找到现代化对民主化有直接影响的证据，而并没有推翻现代化理论的假设。说现代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政治动员方式的变化等对民主政治的发生没有直接影响，似乎难让人信服。显然，他们得出与多数推理相反的结论，很可能和他们所拥有的数据、所设计的模型有关。实际上，Przeworksi 等人在随后进行了一个更加系统的研究，其结果证明，现代化的水平，对一个国家发生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是有影响的。只是他们不愿造成自己推翻自己早期研究的印象，所以对这个新发现没有过分强调(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 limongi, 2000)。
最新的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水平水平的提高的确能够促成一个国家的体制向民主转型的。使用了Przeworksi 等人的数据，但对应变量进行重新归类后，一些学者发现，经济增长（现代化）清楚地提高民主转型发生的概率(Epstein, Bates, Goldstone, Kristensen, & O'Halloran, 2006)。Boix 和Stokes 对Przeworksi 等的数据库进行扩充，对他们的模型进行修改之后，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随着经济的成长，一个国家从专制变成民主的概率大大增加(Boix & Stokes, 2003)。排除一些例外的情况，如生存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和主要石油出口国，一个国家人均GDP从1，000 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时，它从专制变成民主的概率增加了5.5倍。在人均GDP是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发生民主转型的概率只有6％；而到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这个国家发生民主转型的概率达到33％。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相当高，到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如果它还是一个专制国家，那么三年之内它就会发生民主转型。[8]但事实上，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的国家，除了石油出口国外，已经多数实现民主化了。而石油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之后还能维持政治上的专制体制，问题不在于收入水平，而在于资产的流动性和分配的不平等(Boix & Stokes, 2003; Ross, 2001)。现代化的一个后果是经济成果被多数人较公平的分享。一般研究用人均GDP作为现代化的指标，自然测算不到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单一与否。石油国家民主化进程落后，不表示现代化对民主没有作用，而是说明片面的现代化不能推动民主的进程。这从反面说明现代化对民主的重要行。[9]
Przeworksi 等（1997，2000）的研究，称现代化对民主化的影响是“外生”的（exogenous）。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经济成长等）并未带来了民主化，而是在民主化发生之后，使民主制度能够存活。Boix和Stokes (2003)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现代化对民主化的影响是“内生”（endogenous）的：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实现民主的机会与日俱增。
（二）人类发展和民主的源动力：公民对民主的要求和支持
为什么经济成长和现代化对民主化有“内生”的作用呢？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学者，都试图对此进行解释：比如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出现、资产阶级（企业家阶级）的出现、信息的广泛传播等。Boix 等人认为是收入平等化的结果：在他们的模型中，收入增加对民主化的作用，不及收入均等化来得重要(Boix, 2003; Boix & Stokes, 2003)。Venhanen对民主的预测也着重看一国财产的均等化分配(Vanhanen, 1997)。这些解释都认定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政治过程、政治体制、或政治制度的变化。说到底，这样的思路最终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些解释的共同点还在于，它们都强调结构性因素，而认为政治精英在政治变化中的作用，必须在结构性条件成熟以后才有可能。[10]
但是这些解释的重要缺陷是忽略了公民在政治变化中的作用。它们间接地指向了公民的作用：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的广泛传播、中产阶级的兴起等等，其对民主化的推动，在于这些因素使公民逐步要求透明、开放、公平的政治体制；同时这些因素也使公民日益接受和习惯民主的政治模式，如包容、平等、协商、温和的政治诉求，等等。很显然，民主的定义就是人民掌握政治权力的体制，所以民主化的过程不考虑公民的作用，显然是不够的。或许，GDP的水平之所以能解释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就在于在某个GDP水平上，公民对民主的要求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应的强度。
但是，这样的关于公民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要求政治民主化和倾向于民主的政治模式的推论，如果不具备大量的、长期的公民观念的调查数据，是没有办法验证的。所幸的是，学者们自1970年代起，已经开始定期追踪各国大众的观念变化。在对欧洲公民的价值观念长期跟踪之后，1970年代末期，学者们开始展示：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公民观念渐渐地的倾向于要求民主和支持民主。学者们称，战后几十年中，西欧各国大众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发生了“静静的革命”(Inglehart, 1977)。进入1980和1990年代，全球范围内公民观念调查的数据进一步显示，现代化造成公民对民主权利和民主制度的要求，不单是西欧的现象，而是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必然带来人观念上的现代化。而观念现代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公民日益拒绝专制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而要求开放的、多元的民主式的政治体制(Inglehart, 1997)。
在综合这些实证资料及它们与全球19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的关系，并结合其它学科的一些理论之后，Inglehart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民主化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维度的论点。人类发展是什么？就是人类通过提高生产技术和组织能力，不断扩大人类自身的自由的过程。诺贝尔经济学者Amartya Sen 最早提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人类自由的扩大（Development as Freedom）(Sen, 1999)。而政治学者Inglehart 等提出，人类发展有三个维度：（1）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有工业化、后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增长、教育普及、信息社会等物质层面的发展；（2）个人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表现在人们的观念逐渐现代、世俗化、倾向个人自主、独立等；[11]（3）民主化，即人民逐渐选择平等的、开放的、责任性的、竞争性的政治制度来管理自己的社会。[12] 这三个维度似乎是有先后顺序的：物质层面的发展造成个人获得许多现代的和后现代的观念，而大众观念对政治变个提出要求，促成政治体制的变化(Inglehart & Welzel, 2005; Welzel, Inglehart, & Klingemann, 2003)。这一理论在实证上有很强的支持。研究显示，用测量到的公民的民主观念来解释一个国家政治上的民主程度，其解释力大大超过使用物质性结构变量如人均GDP水平、教育普及率、后工业化的程度（如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等。而公民的民主观念，则可以非常有效地用一国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发展水平（及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来解释（人均GDP、教育普及水平、卫生医疗水平）。进一步的研究还显示，1980－1995年全球民主化浪潮中，最能解释一国是否发生民主转型的变量，就是该国公民对民主的要求程度(Inglehart & Welzel, 2005)。
（三）现代化中的政治变革：以公民为中心的模型
不论称之为现代化理论、新现代化理论、亦或人类发展理论，上述观点认为，公民对民主的要求在长期视野中是最根本性因素。政治精英是否作出有利于民主政治的选择，很重要的一点是公民对民主的要求有多强。[13] 反过来，政治精英中就算有人倾向民主，如果没有公民要求民主变革的压力，他们也不会主动进行民主改革的。
Geddes（1999）指出，不同的专制体制是有区别的。军人政府最容易在内部出现分裂，开启民主转型的机会。个人独裁则容易在独裁者死去后发生政权坍塌。相对而言，民主化在这两种专制体制下是比较容易发生的。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为民主化准备条件，而一旦国家面临一些特殊局面，如经济困难、国外对专制政府的支持取消（如苏联的崩溃造成很多国家失去莫斯科的支持）等，则民主化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一党执政的专制国家，则有相对较强的能力维持专制的体制。从1946年到1998年，全球所有军人专政的国家专制政府的平均寿命只有九年，个人独裁的专制政府的平均寿命只有15年，而一党执政的国家，专制政府的平均寿命达到23年。这主要是因为一党专制的体制，能够较好地控制社会资源，同时较好地避免内部分裂。一个执政党内部出现分歧时，党内各派系一般会认识到在党内解决纠纷比让党破裂对各派的总体利益损失要小，从而选择合作而避免分裂。自1946年起就存在的军人政府中，到1998年只有11％仍然存活，而个人专制政府只有15％仍然存活。相反，1946年起就存在的一党专制政府中，到1998年仍有50％存活（页130－132）。[14]
所以说，现代化中的社会，虽然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现代化、多元化会使公民逐渐向往和追求民主政治，但是要期待执政党主动进行民主改革，引进多党民主最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海外学者在综合民主化研究历年的成果后提出如下一个理论框架理解民主化的过程：以公民的民主观念为中心，以国家政治变化为关键（见图）(Wang, 2005)。
受篇幅所限，对这个框架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不过，如果读者对本章到此为止的各个论述线索都清楚理解的话，则这个框架应当是很好理解的。其要点在于将现代化（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和政治变化通过公民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联系起来。现代化带来公民的观念和行为向民主方向变化。一方面，公民逐步成为要求民主的公民（图中用支持民主的观念和民主诉求的观念表示）。这样，公民会通过各种方式的表达（如在媒体上的发声、维权运动、公开的集会等）对政府形成压力，一步一步开放政治过程，在政府和政治中引进民主的因素。另一方面，公民逐步成为民主的公民，他们有包容、平等、积极参与的态度（图中用公民文化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因此而提高，成为民主制度巩固的重要社会基础（图中最下方一组箭头表示这个因果关系）。当然，核心的过程是公民的民主诉求通过合理的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而迫使政府接受或引进民主改革。所以，在图中这个关系是用粗黑箭头来表示的。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当公民的民主诉求日益增长，如果政府能够适时地引进民主改革，缓解公民的压力，则可以实现较长时间里相对比较平和的和可控的转型。我国的台湾地区自1970年代末到1996年的政治变化，基本上符合这一模式。相反，如果政府改革迟缓，落后于公民的民主要求，则在公民意愿长期受到抵制之后，可能造成社会和政府的对峙，并可能出现这种对峙的激化，正如在南朝鲜1980年代发生的情况一样。另一方面，社会和经济的结构要求政府的过程和制度进行相应转变而这种转变迟迟不能发生时，则社会和经济就不能继续健康有效地运转。其结果是，不但民主政治不能实现，而且现代化的进程也会被打断。
五、结语：东亚国家公民民主诉求的增加
作为本章的结语，我们在此展示东亚若干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公民对民主的诉求的增长。在东亚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学者们发现，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全面现代化，公民对民主的诉求必然增加。在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莫不如此。当然，由于各国、地区的历史和一些现实条件的不同，这种诉求的增加程度和其对政治的影响也会略有不同。例如，同是中国社会，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不同，台湾和香港公民的民主诉求增长的轨迹就不太一样。在香港，由于长期港英政府严厉控制，公民的民主诉求相对较弱，而是形成一种以商业和娱乐等非政治领域的表达为主的政治文化。相反，台湾一直有族群和阶级的问题，为公民的民主诉求提供了载体，所以公民对民主政治参与程度较高。
但不论怎样，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公民民主诉求的增加这种长期趋势是可以肯定的。 跨国调查的数据对此有强有力的支持。在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经济起飞大概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期开始。调查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公民，他们比早年的公民就有更强烈的民主意识。换句话说，现代化中成长起来的公民，比现代化发生之前长大的公民的民主意识强。随着现代化的持续，每一代新出生的公民都比上一代公民要更有民主意识。
这可以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2000－2001年调查的数据来证明。该调查的一个问题请被调查者选出国内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选项包括发展经济、发展国防、维护物价稳定、维护社会治安等，也包括保障言论自由、保障公民参与或影响政府决策等。在经济社会现代化中长大的公民，就更倾向于选择保障言论自由、参与政府决策等选项。例如，在韩国，1950代或更早出生的公民中，只有30％左右认为保障公民能够参与或影响政府决策是国家一项重要议题。而1960年以后出生的公民，这个比例达到将近50％。在台湾、新加坡等地也是如此。同一个研究也发现，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即中国高速现代化开始的时候）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公民，对类似问题的回答也显示他们的民主诉求比早些辈的公民要强。
不论怎么样，东亚的政治发展经验应当是比较清楚的。在政府主导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逐渐多元化和现代化，公民对民主的诉求就会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和经济的结构逐渐多元化，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比例大幅增加，而社会教育水平、信息流通的程度等也大大提高，公民社会逐渐成长、充满活力等等，为民主化准备了各种充分的和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转型会比较顺利地发生，而转型的过程和建设民主政治的过程，也会比较成功。
注释：
[1] 他们数据分析显示，在1950年已经是民主制度的国家中，1975年人均收入6066美元以上的国家，到1990年为止，没有哪个的民主失败。
[2] 大规模群众运动对民主化的这种影响，在不同的案例中也是略有不同的。在1989年的东欧，已经近年来的各个“颜色革命”中，群众运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民主的转型。但是在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民主化的过程中，社会运动发生得很晚，通常是当大局已定之后，高涨的群众运动才出现。在后一种情况下，大众运动得作用似乎仅限于让民主发展得比政权精英设想的来得更快。
[3] 他们还指出，国际市场和跨国企业（全球化）也会影响阶级力量对比、国家的性质和力量、国家社会关系等。在欧洲、拉美、中美等地区，阶级、国家机器、跨国力量等各因素都会影响民主的发展。
[4] 有意思的是，学者对东亚各社会大众观念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民主的支持度要低于农民(Albritton, Thawilwadee, & Gang, 2003)。乍一看这个论断有悖常理：城市人口教育程度高于农村人口，应当更加支持民主。但是由于一般亚洲社会（泰国、中国、印度等）农村人口远远大于城市人口，所以城市居民会担心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下，农村居民的利益会在国家政治中压制城市居民的利益。其实，民主国家农村压制城市的例子不少，以印度为最(Varshney, 1995)。
[5] 他称为“依附相连的发展” 和“依附资本家发展”。
[6] 有意思的是，福山，这个亨廷顿的学生，在1990年代首先以“历史的终结”欢呼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胜利。十多年之后，他也如乃师一样，检讨自己，而要求政策圈的人士注重国家建设问题，见(Francis Fukuyama, 2004) 所以，亨廷顿从鼓吹政治秩序（1960年代）到鼓吹民主（1990年代），福山从鼓吹民主（1990年代）到鼓吹国家建设（2000年代）。四十年之间这二人正好转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7]事实上，学术研究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多数时候也只会自认无能为力。对于现实的发展，学者们往往在事后才能恍然大悟地得出结论，而事件的发展，往往在学者们面对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头绪不知所措时，就迅雷不及掩耳地发生了。摩尔（Moore，1966）的大作试图从阶级结构上解释几个多世纪来在英、法、美、中、日、印的天翻地覆的政治变化，但这样的研究也只能在这些巨变尘埃落定之后才能开始。苏联、东欧在1989年一夜直间的变化，到今天无疑帮助学者们生产了大量的文章书籍，但当时又有哪个学者明白它们会发生或者会怎样发生呢？
[8] 根据文中的估算，一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发生民主转型的概率可以达到11％左右。换句话说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的国家，如果还是专制体制得话，在十年之内可以实现民主转型。按照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在2005－2008年左右，人均GDP应当已经达到4，000美元。当然，上述研究的GDP数目是按汇率平价来计算的。
[9] 其它试图证明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关系的研究包括Vanhanen的研究重点证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全社会较全面的占有财富，绝对是对民主化的一个有利因素。不过，Doorenspleet 用大型数据库证明，在“第四波”（1989年－2000年）的民主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民主化的几率是成反比的：经济水平越落后的国家，在这一波民主化浪潮中越容易发生转型。这应当解释为经济水平低的地方公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力量较强，以及专制政府维持统治的力量较弱，而不能排除长期的经济增长为民主化已经准备了条件(Doorenspleet, 2005) 。关于当代专制国家在经济增长后提高了延续政治统治的能力，参见(de Mesquita & Downs, 2005; Nathan, 2003)。
[10]当然，很多情况下，结构性因素给政治人物提供的空间是很大的。人均GDP2，000美元和人均GDP4，000美元的情况下，都可能由于政治人物的不同选择而造成不同的政治后果(Boix & Stokes, 2003)。
[11] 别的学者也称这中观念的变化为个人现代性，参见社会学和人类学里的一些论述(Inkeles & Smith, 1974)。
[12] 这三个维度，似乎可以用中国读者熟悉的三个概念来进行一个大致的类比：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至于这样的类比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另外著文讨论。
[13]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也是公民的一部分。因而，如果全体公民的民主观念较强，则政治精英群体平均的民主观念也会较强。不过，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新一代的公民总是比老一代的公民更倾向于民主，而政治精英又以老一代的公民为主，所以总体而言，政治精英的民主观念会落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不过，在统治集团体系内，也会出现年轻一代官员比老一代官员更倾向于民主的现象。
[14]自1945年到1994年之间，任意五年之中，某个一党专制的政府存活下来的概率是任一个军人专政的政府存活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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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华世平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政治学分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