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我先从“话语”的定义开始。什么是话语？我觉得，话语首先是指一些概念和符号。符号本身也是概念，是更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和符号，以及它们的含义，就是话语的一部分、第一个层次。其次，话语还包括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叙述（statements）。对这些符号和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联系的叙述，也是一套话语的一部分。这些关系有的是明确的，有的是暗含的。这种关系并不见得非常坚固和持久，可能会变。我觉得话语或话语体系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应该是比话语更高级别的系统。另外，话语体系也不是史观，而叙事（discourse）则是由话语构成的。
话语很有规范性。有的是价值中性的，不含规范性的倾向，但有一些话语体系是有价值取向的。
政治学界的话语体系是什么样的呢？关于国内的政治学话语，我的说法可能会冒犯同行，他们可能会不高兴。最简单最有效的讲法就是，我们政治学面对的话语环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一个“自由民主话语霸权”。自由民主完全成为政治学研究里面的霸权话语。在政治学界有很强烈的认识，政治的体制或运行方式就应该是（某种设定了标准的）自由民主，而政治学就应该关于自由民主是什么、怎么运行、怎么实现的研究；或者关于自由民主的崩溃、失败、死亡，也就是某种实现方式的自由民主为什么不成功，那它暗含的前提是自由民主应该实现，应该成功。这一套话语体系形成的话语霸权，就极大地影响和限制了我们对关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研究的理解和实践。
作为一个话语体系，“自由民主”包含其他的、对应性或次一级的概念。比如说威权主义，这是和自由民主对应的概念，还有专制。政治转型、政治发展等，这是在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中次一级的概念，其涵义就是政治运行或变化的终点（目标）是实现自由民主，或者叫民主化。“民主如何出现”（how democracies emerge）、民主崩溃、“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威权韧性等等，也都是这一层次的一些概念。再次一级概念就更多了。比如社会资本，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中性的话语或者概念，但是它现在主要作为自由民主话语的一部分——社会资本是作为“让民主运转起来”的东西而存在的。其他的关于社会的研究，比如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很多时候也是将这些概念或现象放在自由民主的框架里的，是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自由民主的霸权是怎么形成的？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包括潘维老师等，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工作。现在把民主回溯到古希腊，这是非常片面或者错误的一种叙述方式。古希腊本身也不是民主体制，而亚里士多德也说民主不是好的体制。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的知识分子重新找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被塑造成欧洲的政治哲学的一个内核的观点。
古希腊和古罗马并不是欧洲的。那时候德国是蛮荒地带，后来的德国人就是当时文明的罗马帝国时时必须对付的北方蛮族。地中海地区，包括南欧、北非、地中海西岸即今日的约旦、叙利亚到两河流域的所谓“新月地带”，是当年经济、文化、政治繁荣的中心。地中海地区并不全是欧洲的一部分，而是包括东亚、西亚、北非、南欧的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一带一路”就是以地中海为中央的欧亚大陆的西部，向东经过西亚，向南进入南亚，另一条主线经过中亚进入我国的新疆，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国，也就是东亚大陆的中央。萨米尔·阿明非常明确地指出，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并不是欧洲文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知识分子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变成了“欧洲”的古代文明遗产，给现代的欧洲制造了它本来不存在的古代历史。
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兴起了，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呈现了群星闪耀的局面，比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等。正是这一批思想家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人权、自由等观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讲得没有错，近代化过程中西欧国家建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只不过现在这样说的话，可能会被某些人视为政治不正确。
将民主与选举政治或选举制度结合起来、等同起来，则要到19世纪末。欧洲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脉络，都变成了逐步扩大选举权，最终在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全民普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全球政治竞争常态化，西方于是垄断了对“民主”的使用，将非选举政体都定义成非民主的政体。我们讲的现代的政治学和现代的社会科学，主要都是二战以后，在冷战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也主要是西方的大学和学术界发展起来的。这个西方中心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体系，有非常好的部分，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也需要全面地学习。但是在话语体系上，在政治学领域，基本上选举政体成了民主的同义词，非选举类的政体就变成专制，这是如今“民主”概念的形成历史。
我们不能否认20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和北美的政治发展和治理实践，对人类的治理思想和理论做出了贡献。西方政治与治理实践中有很多有益的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事实上，我们近二三十年来也在积极地学习他们的东西。但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垄断，则完全是意识形态争夺和冷战世界格局影响的结果，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是当年这套话语体系形成统治力的根本推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成为了一个规范化的概念。本来，一个在政府组成中是不是采用直接的普选来决定立法机关或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可能仅仅是一个政府形式的区别。以此为标准将各个国家划分成各种“政体”，我觉得就有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政体话语体系，实际上含有很大的道德化能力——是否举行直接选举在区分政体类型的同时，也对非选举类政府实行了污名化、非法化（de-legitimation）。
由此带来的认识论后果是，第三世界国家和知识精英的想象力被这样一个话语体系和道德主义框架限定。国内的学者就把自由民主当做一种理想、一种启示、一种方向。反过来自由民主的概念就成了一种霸权或者一种压迫，也就有了话语权的说法。人家掌握了一套话语权，你没有办法提出反对的、替代性的叙述，你就被压迫了。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谈论民主的时候，往往是一种想象的民主，批判和幻想都是建立在对某一种体制的想象之上。民主变成了想象，不是真的某种政治体制，而是人们在想象民主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
我们不能否认，1940年以后北美的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技术层面来讲，在研究的科学主义和方法论等方面，的确是很有成就的。刚才几位年轻的老师讲的研究都很好。我们在国内做调研非常好，但是在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上，我们还是需要借鉴很多西方的东西。我们去搞调研，在价值观念上，或者意识形态和话语上，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特色和价值体系，乃至开创新的体系。但是在方法和技术上，还需要学习很多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东西。研究生要接受方法论的训练，尽快在方法论、研究设计方面，赶上西方的学者。
政治学作为一个现代的社会科学学科，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成型，之后继续发展。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治学的主要做法，也多是叙述和讨论。到了五六十年代，开始有实证的研究、科学化研究，同时引进其他的理论范式，比如理性选择学派、博弈论等。这样在研究设计和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我们后发者的困境或挑战。我国在1980年以后重建政治学，需要先补课，再超越。有学者说了，我们什么时候补完这个课？别因为要补课，我们就永远在后面，摸着石头补课，不停地把西方的东西搬进来，结果一直在摸石头而忘了过河。摸石头过河而忘了过河，就是忘了我们学习西方学术界的东西最后是要超越他们。超越不见得是“超过”。在话语方面，更可能是“transcend”，摒弃到目前为止占统治和霸权地位的话语，推动形成替代性或竞争性的话语。没有这样的目标，那就是一直在补课，一直在摸石头而忘了要过河。
怎么办？构建中国政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首先我们还是要抑制和避免学术民族主义。所有问题都说西方错了而我们是对的，一切按中国的来，这叫“学术民族主义”。不能太着急，学术民族主义是不行的，超越对方要有耐心，要慢慢来。
第二，简单地讲中国例外论也不行。说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理念、政治不一样，讲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来拒绝西方的话语体系，也不行。要形成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话语，还是需要超越中国例外论。要超越单独国家的案例，超越国界以后还能够被适用，只适用于中国是不够的。《开放时代》一直努力在这方面构建中国话语，这非常有益。
第三，光否定和拒绝西方这一套不行，要想办法建构。中国的存在不能被西方学者忽视。最近就有人提出新的叙述了。比如说最近有一本书，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一个学者合编的，比较印度和中国，书名叫《超越政体》（Beyond Regime）。我还没有读这本书，但感觉作者的意思是比较印度和中国，是不是可以不要讲一个民主一个非民主，不要考虑政体概念。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努力，不过还不够，这只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意识，在想办法超越现有的话语框架。他们或许提出了政体思维应该被超越。但是用什么新的话语来组织我们的思想、知识呢？这就需要新的概念和话语体系。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我们的确要构建中国话语、中国的概念。很多学者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潘维老师最早将我们的政治制度称为“中华体制”。我们自己政治实践中的理念和哲学，比如群众路线、政道思维等，现在有学者把它们提炼出来，给予适当的定义和运用。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也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把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用社会科学的模式来解释。这些工作就是将中国作为一种现象去研究，用一些西方人都能理解的词汇和话语描述出来。有一本书讲过，先要总结出来，下一步在构造话语时尽量照顾到别人能接受和读懂，不要强调中国特殊论，逐渐就可能扩大它的影响。
第二步，要去研究、解释和描绘表述中国以外的现象。现在的学者只是把中国的研究搞好，但真正要创造中国的话语权，必须走出去。当然这不是几年内的事情，是未来一二十年的事情。现在中国经济和各种力量，触及全球各个区域，我们的知识也要跟上。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是和美国在二战之后变成世界第一大强权国家并行发生的。现在我们进入这个阶段。我们不是和美国或其他国家争夺全世界，而是自然而然地走向、融入全世界，这要求我们对世界各地形成自己的知识。
这需要用到现在的社会科学形成话语，已经有的一些话语和工具，包括从中国的经验和现象产生话语，从当地的经验现象产生话语，超越本地，超越中国这个“本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本地”，来获得通用性。知识话语体系的转移要靠代际替换。我们的高等教育和知识人才培养体系有两个方面需要改革。我们作为大学老师，一部分工作是自己要做研究，另外一部分是培养下一代知识人员。通过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工作者，使得他们采纳和推广新的一套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替换就逐步发生了。我认为我们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等，研究生教育的“3＋3”模式，即三年硕士研究生加三年博士研究生，不适用我们对知识生产人员的要求。用三年来培养博士生，是不够的，很多能力培养不出来；而花三年培养一个硕士研究生，可能浪费了很多时间。硕士、博士的教育应该重新组织一下。很多学科读一个硕士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一些文史哲的专业。作为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在本科阶段接受文史哲的知识与训练，之后再读一个文史哲的硕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想要做研究，真的要花五到八年来进行博士训练。必须承认，美国的人文社科的博士教育模式是非常强劲的。在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确是要花一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到田野里去，绝对不能只靠看资料来做研究。博士生期间，在去田野之前，要有两年的课程和方法的训练，之后通过综合考试或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 exam），再通过开题报告的答辩，才可以到田野里去。这些工作完成了，多多少少要三年。第四年在田野，第五年再回到学校。快的，可以第五年内把论文写出来，多数情况下要六年才完成。国内近年来开始向这样的模式靠拢，比如搞硕士直升博士，这样可以五年硕士、博士一起读完。在内容上，比如中期考试、田野研究等环节，还需要继续提高。当然，学生有一年时间做田野，在奖学金制度方面要有相应的支持。第二个需要改革的地方，就是在综合大学当中，社科类的学院与外语的专业怎么整合起来，包括同一个城市里，单独专门的外国语类院校如何与综合性大学整合在一起。培养研究世界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下一代知识工作者，可能更好的方式还是应该像美国的大学一样，语言类的院系合并到综合性的大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