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经济思想不仅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而且被俄罗斯和美国学界持续关注。由于文化背景和研究习惯的不同，两国学者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的认知和方法论上又存在明显差异。俄罗斯学界注重陈云经济思想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研究集中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历史背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对俄罗斯发展的启示；美国学界则更偏好从起源和比较的角度来阐述陈云经济思想的产生过程。将二者的研究视角进行对读并互为补充，有助于深入理解陈云经济思想的当代作用与世界意义。

关键词：陈云/ 经济思想/ 俄罗斯/ 美国/ 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朱潇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张澜，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25年第4期 第36-51页

 

2025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负责经济工作方面，陈云同志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重大举措，探索了创造性解决问题、打开工作局面的有效途径。”①陈云的经济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与历程。他强调全面、协调的发展理念，系统阐述了经济建设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提出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同时，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注重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中国需求的经济政策。陈云的经济思想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窗口。

纵观世界诸多国家学界的研究，以俄罗斯、美国的学者对中国经济与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关注点广泛且论证深入。整体而言，欧洲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关论述不多且聚焦于技术性议题，缺乏宏观框架；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则偏重区域经济合作，较少涉及制度的比较。相比较而言，俄罗斯学界的相关研究是希望以中国作为经济转型范本，协调计划和市场手段，破解“新自由主义”的困境；美国学界则是将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重要内容，以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因此，本文选取俄罗斯、美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展开比较论述，以此来揭示陈云经济思想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回响。

一、俄罗斯：“鸟”与“笼”的宏观和微观平衡

俄罗斯学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全盘接受了西方建议并采纳了“休克疗法”后，俄罗斯经历了经济的快速衰退并陷入停滞。其学界也由此对曾奉为圭臬的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反思，在对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及其作用进行重新思考的过程中，他们自然地选择了同样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作为参照。其研究者中，既有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亲历者，如曾担任过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议员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也有法学专家、时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副校长的谢尔盖·沙赫赖，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②原所长季塔连科等。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与协调，二是关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双向互动。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俄罗斯研究者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可以成功拥抱市场经济：“美国和西欧都从未体验过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但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成功地进行市场改革。”③不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本身并不能保证自动繁荣。在市场条件下，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策的施行”。④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设计与实施时，将情况的复杂性进行了精细的分类定量，“涉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情况，基于‘更好’或‘更差’原则的评估并不是很合适”。⑤同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处理机制，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手段，“每个阶段，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都会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调整”⑥，由此取得了经济宏观控制和微观运行上的共同收获。而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俄罗斯，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综合国力大大削弱，国家政治生活也由此受到经济基础不牢的深远影响。“改革仍在继续，但期待已久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发生。市场经济在效率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生产长期衰退的条件下无法得到体现。”⑦针对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大相径庭的道路，俄罗斯学界对此创造了一个贴切的比喻，他们认为以陈云为重要成员的“中国领导层在处治经济疾病时采用了一种典型的东方医术——针灸疗法”。以针灸做比喻，体现出了两者在重整体、重动态、重安全、重效果上的共通之处。在具体的“治疗”过程中，讲究有耐心的循序渐进，市场和计划手段要相辅相成。俄罗斯研究者关注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数个时间节点，“1980年，在经济特区尝试市场元素；1984年，强化‘有市场经济要素的计划经济’；1988年，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1992年，‘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⑧而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手段，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休克疗法’的道路既短视又不可行，应该采取有计划、分阶段的改革措施，每个阶段都应明确优先事项”。⑨

在提出“针灸疗法”后，俄罗斯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陈云。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政策制定者之一，陈云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奠定了基石。⑩俄罗斯媒体和学界长期关注陈云思想及重要研究领域。2005年6月29日，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行了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报道这次纪念活动时，俄罗斯媒体尤其重点推介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的观点，陈云是“俄罗斯人民始终如一的真诚朋友”，“即使在中苏关系最糟糕的时期，他也没有说过一句损伤俄罗斯人民感情的话”。(11)

在长期的经济管理工作实践中，陈云既系统吸收与借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又能够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状况进行创新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他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强调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12)无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改革，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将中心任务摆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之上，同时，坚持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建立在按比例发展和高质量高效益的基础之上。俄罗斯学界关注到陈云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尤其是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互动部分，以及这种运行机制对同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建设的启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就是围绕陈云关于“鸟”与“笼”比喻的经济理论的系列评论。(13)俄罗斯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即对自由市场的监督管理问题进行不断反思(14)，亦从另一侧面间接印证了这一视角。

俄罗斯学界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的关注点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前期主要是将其嵌入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考察，侧重于理论阐释；后期则更偏重于陈云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与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前期的研究对于陈云的关注聚焦于认识论层面，即从另外一个同处经济转型期大国的建设实践中汲取经验，为本国的发展模式提供“他者”参照；后期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比较与历史反思，而是从跨体系对话发展至企业管理等方法论层面。尽管两者有分野，但均肯定了陈云经济思想所展现出的“搞活经济”，既要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又要在扎根于现实土壤的基础上充分吸纳外部的经验与方法。

总体而言，俄罗斯研究者以陈云经济思想为窗口来观察、分析中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的模式，体现出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经济改革必须建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并把它贯彻到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之中。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确带领下，中国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将计划经济的集中资源能力与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相结合，创造出经济发展的中国式长效机制。(15)而俄罗斯“年轻激进的改革者们按照美国模式推行私有化和货币主义模式”，未能及时回应社会转型期的需求，导致市场的失衡与竞争优势的缺失，“几乎导致整个俄罗斯经济崩溃”。(16)第二，经济发展应遵循渐进式的路径，而非一味依赖“下猛药”来解决问题，这是俄罗斯学界在与中国对比中感受最深的部分。1979年3月，陈云在给中央的关于财经工作的信中就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17)至于俄罗斯采用的“休克疗法”致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了过热与过冷的交替，导致经济要素的调配陷于信号失灵乃至手段失效的困局中，长期阻碍了经济的稳步发展，也使其基于自身资源特征布局的产业链难以实现有效的扩张与升级。(18)第三，政府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探索中必须采取主动的干预手段，同时注重维护市场的平衡性。俄罗斯研究者关注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与李先念的谈话中，陈云提出要结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补充，但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19)从中国当时的实践看，198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强调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20)这与陈云有关计划和市场的观点是相吻合的。而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仍然放任经济惯性发展状态，认为“建立的新制度将如此高效，以至于能够像自动驾驶一样运行”。(21)其实际依赖的基础是“几乎完全报废的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资产、过时的技术、低生产率”，以及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储备。(22)近年来，俄罗斯经济成分中的国防开支占比超高，民生投入一再失速，就需要政府强化对市场的精准调节与干预。(23)第四，所有制改革的兼容性。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交叉持股的结构创新，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相较之下，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则由于缺乏竞争性市场结构和强有力的监管机制，暴露出突出的寡头垄断问题，进一步导致高利率被转嫁给普通民众。(24)

此外，俄罗斯研究者还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史、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他们积极翻译并相继出版了包括陈云在内的部分中国领导人与经济学家的著述，加强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例如，有学者在研究中“追溯了陈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展示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实施国民经济调整，以及在70年代到80年代转折点上实现重要国民经济比例调整方面的贡献，这为随后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创造了条件”。(25)

曾担任远东研究所首任所长的斯拉德科夫斯基是俄罗斯学界公认的陈云研究者中较为知名的一位，“在1920年代，斯拉德科夫斯基在上海就与陈云见过面”。(26)因此在研究中苏经济关系的同时，他也是较早关注并探讨陈云及其经济思想的学者。他认为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认知，对于从马克思主义视角阐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模式与发展路径有着重要贡献。此外，另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俄罗斯学者是季塔连科，他认为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最熟悉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7)

正是因为俄罗斯学界一直以来十分关注陈云及其经济思想，所以陈云关于“鸟”与“笼”比喻的经济理论也被译介，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成果。他们认为，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之一，“综合平衡论”在其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出色地应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纠正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实现了一条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限制重工业增长和基本建设规模的解决路线”。(28)而“鸟”与“笼”的比喻，正是对市场与计划关系这一问题的精妙阐释。(29)

从今天的中文报道和文献资料来看，“鸟”与“笼”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1956年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30)“陈云，他提出了‘鸟’与‘笼’的概念。鸟代表市场经济，而鸟笼代表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这个原则正是‘改革开放’战略的基础”(31)；“如果你把鸟抱得太紧，它们会窒息。如果你放过他们，他们就会飞走”。(32)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作为“笼子”，需要为微观运行这只“鸟”的活动提供框架和边界，以确保市场在计划的宏观调控下运行，防止市场失灵和经济混乱。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陈云同志从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有过比较长期和比较深入的思考”。(33)计划的总体性则通过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防止经济过热或资源错配来体现。市场的活力释放则通过在计划范围内的自由调节来实现，诸如价格机制反映供求关系。在此，计划与市场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补充。

在“鸟”与“笼”的辩证关系中，“笼”的设计与边界范围是基础性工作，没有具体的公式套用，需要依据现实国情科学地制定与实施。科学性首先根植于实践，其次则取决于实践的精确度。而这一点早在陈云领导制定“一五”计划之时就被俄罗斯研究者所关注。“1952年8月，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部门组成的代表团乘坐3架飞机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国的经济工作者学习了务实。其中，副总理陈云提出的第一个教训是：摒弃‘几乎’、‘大约’、‘或多或少’等词语。在与苏联专家打交道时，要使用精确的计算和具体的数字。”(34)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俄罗斯学界的局限。对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陈云一直主张通过市场调节把微观经济搞活；同时，他又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下发挥作用，使经济在宏观上得到控制。而俄罗斯长期深受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即使其学界看到了中国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展市场经济所展现出来的巨大活力，但其政府可能也无法通过政策的制定与经济的微观运行来实现他们对“鸟”与“笼”关系的理解。

二、美国：经济改革的“管与放”“快与慢”

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经济思想在美国学界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35)美国学者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要点展开：一是陈云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看法，即“鸟”与“笼”的关系；二是陈云对“渐进式”和“激进式”改革的看法。(36)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陈云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也成为制度观察的棱镜，投射出美国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了解和评价。

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其对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关系的阐述，即“鸟”与“笼”的关系，同样也是美国学者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指出，陈云将市场调节比作“鸟”，计划经济比作“笼”，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下进行。(37)中共领导层通过反复实验来确定“笼”的大小，既认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强调国家计划的主导地位，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和有序发展。(38)这一理论体现了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理解和谨慎态度，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39)因此，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和陈云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模式。(40)这种模式既避免了东欧式的“政治自由化伴随经济休克”，也确保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

对于陈云一以贯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家巴里·诺顿认为这并非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而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41)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存在着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等诸多困难，需要依靠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来稳定秩序。另外，陈云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优势，因而主张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适度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尽管陈云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他对此仍持有谨慎的态度。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认为，这主要体现在陈云对价格管制的坚持上。在20世纪80年代，陈云担心过早放开价格管制会导致经济失控，故而多次强调要通过行政手段对价格进行调控。罗斯基提出，这种谨慎态度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经济，但也引起了中央“无法预料或控制的分散反应”，延缓了市场化进程。(42)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来看，陈云在价格改革问题上，一直坚持的是“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43)

除了上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外，美国学者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快与慢”的问题，即采取所谓的“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改革路线。美国学界普遍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激进式”与“渐进式”路径的矛盾集中体现在改革目标与执行策略的冲突。“激进式”改革强调快速突破，如价格双轨制通过“调改结合”打破计划定价体系，在利改税、企业放权等领域进行综合改革，但这类措施常引发市场秩序混乱与寻租行为。“渐进式”改革则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通过分阶段释放要素活力。一方面，价格双轨制试图短期内衔接计划与市场，但产生了“体制双轨”的摩擦成本，造成资源配置低效；另一方面，地方分权改革虽然激发了经济活力，但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过低，也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此外，央地分权政策与顶层设计的渐进转型形成张力，导致区域改革试点与全国的制度变化难以协同。这些矛盾最终衍生出通胀压力、国企效率不高、市场分割等结构性问题。

美国学者大多认为陈云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倡导者。例如，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等指出，陈云支持通过“边缘革命”逐步推进改革的进程，而不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44)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的著作引起了美国学界的普遍关注，他曾经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有过一个简要概括，认为中国是“以循序渐进、零敲碎打和试验性的方法为基础。如果一项改革奏效，就将其推广到新的领域；如果失败，就将其放弃”。(45)这种谨慎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渐进式”改革策略通过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来积累经验，将来自基层的一些重要理念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方针，避免了苏联式激进转型的灾难。(46)对于“激进式”改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苏珊·舍克也指出，陈云担心“激进式”改革会导致经济失控和社会不稳定。(47)譬如他坚决反对进一步推进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主张通过紧缩信贷和控制投资来稳定经济，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缓冲。(48)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认为“渐进式”改革策略不仅减少了改革阻力，还为后续的市场化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49)通过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在城市推行价格双轨制，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此外，华盛顿大学教授大卫·巴赫曼也认为，陈云、邓小平相互尊重与支持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因素。(50)双方的不同意见更多是在经济改革的步伐快慢方面，例如，邓小平希望1992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2％，而陈云则主张达到6％即可。(51)这种由邓小平推动开放，陈云把控风险的模式确保了改革的稳步推进。

尽管陈云的经济思想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美国研究者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立场对行政干预经济的手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作为改革启动的核心机制，行政权力通过政策试点、制度嫁接和资源再分配等方式，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原有结构。国企放权让利改革通过行政性分权释放经营自主权，价格双轨制则以行政定价和市场议价并行的方式实现了渐进过渡。改革通过或“积极”或“谨慎”的实验等方式实现落地。(52)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行政化的手段导致改革陷入另一种困境，中央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和项目审批保留宏观调控权，却因地方分权催生了区域性诉求，形成市场分割与重复建设，中央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价格双轨制的最初目的是平稳过渡，却因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的价差诱发权力寻租的空间。(53)这种制度摩擦，导致了资源配置失衡和通货膨胀压力积聚，并最终激化为“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华人学者张一平等在美国的《亚洲事务：美国评论》杂志发文指出，尽管陈云在帮助建立“一个稳定的过渡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种经济调整战略“并未解决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54)

在部分美国研究者看来，这是源于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的先天不足。如托马斯·罗斯基认为，陈云的改革思想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将一些低效率的部门和机构置于围墙之内，容易造成企业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向自身利益倾斜的纪律问题，由此延缓了市场化进程。(55)也有学者指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在开放环境下难以应对全球化冲击，只是历史情境下的一种保守选择。(56)对于这些观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邹至庄就认为计划经济思维虽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也为后续市场化积累了缓冲空间，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57)

纵观美国学者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一方面，他们肯定了陈云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关系上的深刻见解及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陈云对于计划经济手段的坚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延缓了市场化的进程。这是信奉“市场万能论”的西方学者面对非西方经济体制的偏见，源自缺乏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系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有着基于自身需求和目标的运行规律，计划与市场只是经济发展中运用的具体手段。将经济手段强行挂钩意识形态，并由此作为评判的简单标准，这是部分美国学者在认知构建上的缺陷，也是阻碍其对陈云经济思想进行准确、深刻、全面理解的障碍，我们对此要有清晰认识。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俄美研究对读的意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开展俄罗斯与美国学界的观点对读和分析，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陈云经济思想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复杂性是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在当前国际国内局势下所面临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乏力，复苏不均衡，呈现出复杂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和俄罗斯，研究两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关注点及其变化，对于我们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尽管国际需求放缓、关税冲击等不利因素对中国经济有所影响，但也为中国带来了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机会。从他们的研究中反观中国经济发展高连续性与高韧性的原因，以史为鉴、以邻为鉴、以己为鉴，找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入开展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学习好、运用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未来，善于抓住机遇、勇于应对挑战，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58)

深入探究俄罗斯、美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分析，笔者认为两国学界之所以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兴趣点和研究方式产生差异，根源是其传统与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一方面，俄罗斯领土横跨欧亚大陆，国土主体为辽阔的平原、森林和草原，缺乏天然屏障，加上西伯利亚的严酷气候与频繁的战争，其民族认知中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东正教的传统与历史村社形态又强化了这一认知，并由此催生出其在对于中央集权的习惯性依赖与不易变通的社会基本管理方式。这种依赖，在外部形态上就表现为不能及时根据环境快速、恰当地做出决策调整。另一方面，俄罗斯历史上市场经济发展就不充分，私营经济不活跃。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其自19世纪以来的数次市场化改革均遭失败。(59)进入21世纪，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再度受挫。虽然早已不再是计划经济为主导，但微观上不够灵活的计划管理体制仍然是其基本特征。与此相对照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界，完全以市场经济作为导向，迷信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法宝，对于市场经济手段，一直报以强烈的自信与过分的乐观。不但对于本国经济的研究一直坚持自由市场法则至上，对于他国经济的看法，也常常会选择性忽视其历史环境和基本特征。

在回顾俄罗斯学界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时，可以发现，他们倾向于将经济思想研究置于文明交流的角度来解读。“俄中双边关系及其战略协作性质首次被阐释为文明冲突论的建设性替代方案，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关系的新模式”，也印证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长期倡导的文明互鉴理念。(60)这种理念也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了俄罗斯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系统性研究，尤其关注其“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平衡机制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启示价值。俄罗斯经济学家将陈云的改革方法论概括为：存量稳定(计划经济框架维护)、增量激活(市场要素引入)、系统重构(混合所有制培育)等要素，并纳入俄罗斯经济转型评估体系。(61)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促使俄罗斯学者关注陈云的“综合平衡”等理论，将其视为破解市场失灵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参考方案。(62)此外，陈云的“国力论”(即经济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原则)曾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引入本国能源经济政策评估体系(63)，陈云的“农轻重比例协调论”也曾与普京政府的经济结构模式进行对比(64)，都凸显了中国经验对于破解俄罗斯现代化发展困境所具有的独特参考价值。当前，中国正在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格局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方向发展。这一变化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未来发展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与示范作用。

作为对比，从美国学界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剖面观之，大多数观点仍然倾向于将市场视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认为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表现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漠视、对政府干预的担忧、对经济效率的质疑以及对经济模式普遍性的批评。虽然美国也有某些计划的运用，如通过使用演绎推理、计量检验的方法来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政策效果的做法(65)，以及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罗斯福新政对市场进行了干预，但随着市场体系的发展，美国经济再次转向所谓的自由经济政策，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自主性。有学者对陈云的经济思想有“保守”的评论，但其他学者则注意到正是这种所谓的“保守”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弹性。傅高义认为，陈云经济思想的精髓在于构建“韧性体制”，即通过保留计划经济体制外壳实现市场化内核生长，这种制度弹性是中国规避苏联式崩溃的关键。(66)巴里·诺顿则论证了陈云的“鸟”与“笼”经济理论实质是建构“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空间”，修正了西方传统理性选择模型的绝对自由假设。(67)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还表现出与中美双边关系的时空同频特质。如暨南大学教授陶季邑的研究表明，美国学界对陈云思想的研究高潮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同步。(68)总体而言，美国学界对于“鸟”与“笼”的关系，对于陈云经济思想论述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关系有着普遍的了解。但对于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具体做法缺乏认可。这是由其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底色所决定的，也是一种不易消除的偏见。

当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模式，不仅是预判性的研究课题，而且是全球面临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保护就业等采取的单边主义盛行，致使全球治理开始碎片化。(69)各国在政治、经济手段的选择上凸显出多元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结构性失衡与阶层利益分化严重。随着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变数横生、瓦解风险加剧，跨国资本扩张加剧主权国家竞争，“资本—生产”体系失衡又导致发达国家治理与全球责任脱节。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也为加速治理机制的创新提供了契机。新兴的经济大国崛起与数字革命发展所催生的生产要素，正成为重构国际治理体系的新动力。其中，经济治理范式的转型是争论核心焦点之一，即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中国经验充分证明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模式更具管理和发展的韧性。在脆弱的单一市场经济调节手段下，计划手段如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摆在了全球决策者的案台之上。(70)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零和博弈思维，回应了这种时代需求，重塑着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体系。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开展俄罗斯、美国学界关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对读与比较，正可为这种范式转型提供历史的思想智慧，同时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这一对读折射出经济转型路径的东方智慧。美国研究者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切入解读陈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其对“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等的批判价值；而俄罗斯研究者则将焦点投向陈云“综合平衡”思想对俄罗斯经济震荡的镜鉴作用。陈云“鸟”与“笼”经济理论比喻中蕴含的弹性调控理念，既不同于信奉自由市场至上的美国价值观，也区别于俄罗斯的激进私有化，展现出独特的理论价值。这种“稳中求进”的方法论，对当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强化国家经济安全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以史为鉴，从全球经济思想史的视域中找寻现实的驱动力。陈云提出的“国情论”“国力论”等概念，及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71)十五字诀，在美国、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学术争鸣中屡次出现。如美国研究者对陈云经济思想的解读常常嵌入“实用主义”框架内，而俄罗斯研究者则侧重“综合平衡”思想对资源型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参考价值，彰显出其所具有的跨越国界与时代的穿透力。这种学术对话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经济学话语霸权，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提供实际资源。特别是陈云关于“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论断，在美欧债务危机与俄罗斯资源依赖困境的对照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最后，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有价值的中国方案。以陈云经济思想为坐标，进行跨国的学术观点对读和比较，最终指向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理论——既能跳脱美国式的“市场万能论”，又可以避免俄罗斯式的改革风险。如陈云提出的农业基础论等问题，也都在俄罗斯、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有所论及，(72)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在粮食安全、碳中和、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形成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共识。陈云经济思想带来的启示，无疑可以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新挑战提供历史的智慧与方案的参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此背景下，开展俄罗斯、美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对读与研究，是为挣脱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束缚，为中国发展经验在全球制度竞争的环境下树立自身坐标的一种尝试。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美国学界都在通过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来强化自身立场——俄罗斯借此质疑西方经济范式，美国则试图构建遏制中国的新理论框架。在这里，基于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实践，构建起能够更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话语体系就变得尤为重要。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73)，始终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清晰认识，强调“我们国家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陈云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抱有坚定信心。他在1994年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鼓舞道：“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74)在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蹄疾步稳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多动力和活力。”(75)这是对全国各族人民提出的殷切期望。深化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进一步创造和丰富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已不仅仅是期望，更是切实的任务。陈云的经济思想和真知灼见，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的宝贵财富，也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年6月14日。

②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即原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成立于1966年，该所于2022年正式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

③"'НЕ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МЕДИЦИНА' КИТАЙ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Нeзaвucuмaя газema,22 апреля 1997 года.

④"СОЦИАЛИЗМ ГАРАНТИРУЕТ ОБНИЩАНИЕ",Извecmuя,4 ноября 1997 года.俄罗斯学者在此原文表述为："что сам по себе переход от социализма к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еще не гарантирует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中国实际发展进程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⑤"'НЕ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МЕДИЦИНА' КИТАЙ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Нeзaвucuмaя газema,22 апреля 1997 года.

⑥"Pынο в кορидορ социализма",Правда,5 октября 1995 года.

⑦"Десять лет реформ",НГ.Полumэкономuя,2 ноября 1999 года.

⑧"'НЕ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МЕДИЦИНА' КИТАЙ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Нeзaвucuмaя газema,22 апреля 1997 года.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明确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经济活动在国家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认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见陈述：《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和决策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98、100、84、165页。

⑨"В пресс-центре МИД СССР",Пpaвдa,5 мая 1990 года.

⑩М.ТИТАРЕНКО,"В Общ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дружбы.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ЧЭНЬ ЮН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Bocmoкa,2005,№.4.

(11)参见朱佳木：《陈云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朋友》，《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参见Г.КУЛИКОВА,"В Общ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дружбы.100-ЛЕТИЕ СО ДПЯ РОЖДЕНИЯ ЧЭНЬ ЮН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Bocmoкa,2005,№.4.

(12)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年6月14日。

(13)俄罗斯学者对陈云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比喻为“鸟”与“笼”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Из жизни уходят даже бессмертные",Извecmuя,13 апреля 1995 года;"Амбициозный прагматик",Извecmuя,27 апреля 2000 года; Mарк Завадский,"Как лечить Китай?",Экcnepm,2012.№.42;"Дмитрий ПЕРEТОЛЧИН.КИТАЙ:СТРАТЕГИЯ ПРОЦВEТАНИЯ",Зaвmpa,19 июня 2019 года;"НАМ ПОМОГУТ",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npaвдa,14 июня 2023 года。

(14)"НА ПЯТОМ ГОДУ РЕФОРМ РОССИЯ ВСЕ EЩE СТРАНА С НЕСВОБ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Извecmuя,12 января 1996 года.

(15)А.В.КИВА,"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СХОДНОЕ ПРОШЛОЕ,НО РАЗНОЕ НАСТОЯЩЕЕ",Cоцuологuческue uccлeдoвaнuя,2012.№.6.

(16)"Радик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Экономuкa u Жuзнь,6 ноября 1999 года.

(17)《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18)Eвсей Гурвич,"Какой урок дает нам шоковая терапия",Poccuйcкaя гaзema,10 января 2017 года.

(19)М.ТИТАРЕНКО,"В Общ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дружбы.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ЧЭНЬ ЮН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Bocmoкa,2005.№.4.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关于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情况的汇报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

(2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页。

(21)"Pадик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Экономuкa u Жuзнь,6 ноября 1999 года.

(22)Valeriy Vladimirovich Shlychkov,"A quarter century of reform of the russian economy:Is it wandering in a maze or jogging in place?",Indi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8,No.1,2015,pp.1-11.

(23)"Почему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ОПК потребовалось списание 700 млрд кредитов",РБК,Экономuка,8 июля 2019 года.

(24)"Экономисты ЦМАКП назвали очаг инфляци",РБК,Экономuка,10 декабря 2024 года.

(25)Д.А.смирнов,"Акту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оценках китайских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Bocmoкa,2009,№.6.

(26)МИХАИЛ ТИТАРЕНКО,"'МЫ БОРОЛИСЬ ЗА КИТАЙ,А НЕ ПРОТИВ КИТАЯ...'",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nроцессы,2014.№.4.

(27)М.ТИТАРЕНКО,"В Общ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дружбы.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ЧЭНЬ ЮН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Bocmoкa,2005,№.4.

(28)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ортяков,"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А.С.Селищев,Н.А.Селищев.Экономика Китая: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Bocmoкa,2022,№.5.

(29)"Дмитрий ПЕРЕТОЛЧИН.КИТАЙ:СТРАТЕГИЯ ПРОЦВЕТАНИЯ",Зaвmpa,19 июня 2019гoдa.

(30)《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1)"НАМ ПОМОГУТ",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npaвдa,14 июня 2023 года.“鸟笼”即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32)Марк Завадский,"Как лечить Китай?",Экcnepm,2012,№.42.

(33)朱佳木：《谈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34)Андрей КРУШИНСКИЙ,"Мы и китайсксе чудо 'номер два'",Слово,2009,№.36-37.195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陈云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一五”计划建设问题等同苏方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会谈。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3页。

(35)有关美国等西方学界对于陈云研究的综述参见陶季邑：《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陈云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李春来：《西方学者陈云研究综述》，载《上海陈云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284页。

(36)美国学界在讨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时，习惯于用“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等话语来进行区分标识。

(37)Ezra F.Vogel,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Cambridge,MA and London,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451.

(38)Robert F.Schlack,"Economic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23,No.1,1989,pp.155-188.

(39)Ezra F.Vogel,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Cambridge,MA and London,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389.

(40)Ezra F.Vogel,"Chen Yun:his lif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4,No.45,2005,pp.741-759.

(41)Barry Naughton,"Deng Xiaoping:The Economist",The China Quarterly,No.135,1993,pp.491-514.

(42)Thomas.G.Rawski,"China's Economy after Fifty Years:Retrospect and Prospect",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5,No.1,1999/2000,pp.62-79.

(43)参见朱佳木：《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44)Ronald H.Coase & Wang Ning,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p.65-66.

(45)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New York:Penguin Press,2009,p.153.

(46)Carlos Martinez,"Will China Suffer the Same Fate as the Soviet Union?",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No.2,2020,pp.189-207.

(47)Susan L.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98.

(48)John F.Padgett,"The Politics of Communist Economic Reform:Soviet Union and China",in John F.Padgett and Walter W.Powell,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297.1988年9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页。

(49)Dwight H.Perkins,"Can Communist Economies Transform Incrementally? The Experience of China:Comment",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Vol.8,1993,pp.133-137.

(50)David Bachman,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5,p.149.

(51)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No.135,1993,pp.412-443.

(52)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No.59,2008,pp.1-30.

(53)Loren Brandt & Thomas G.Rawski,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6-107.

(54)Eping Zhang & Kim Lem,"Chen Yun's Rol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Vol.12,No.1,1985,pp.41-58.

(55)Thomas G.Rawski,"8％ Growth:Mission Impossible?",China Perspectives,No.20,1998,pp.8-15.

(56)Loren Brandt & Thomas G.Rawski,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14.陈云在1992年提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57)Gregory Chow,"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in Ross Garnaut et al.(eds.),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1978-2018,Malden,Mass:Wiley-Blackwell,2002.pp.117-118.

(58)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年6月14日。

(59)Sergey Smirnov,"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Russia (from the late 1920s to 2015)",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No.2,2015,pp.130-153.

(60)"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Й ФОРУМ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Bocmoкa,2006,№.6.

(61)В.МАУ,"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2005 ГОДУ:ОПРЕДЕЛЕНИЕ ПРИОРИТЕТОВ",Bonpocы экономuкu,2006,№.2.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马卡洛夫在此指出，确保高增长速度的机制需要考虑“完善经济发展制度条件、加强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形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和避免货币财政政策中的民粹主义”等因素。

(62)参见周晓光：《建国后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37页。

(63)Владимир Cлатинов,"Цель 2025 года—преодолеть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диспропорции в экономике",Компетенция,Черноземье,26 декабря 2024 года.

(64)参见关海庭：《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235页。

(65)参见董昀：《中国宏观调控思想七十年演变脉络初探——基于官方文献的研究》，《金融评论》2019年第5期。

(66)Ezra F.Vogel,"Chen Yun:his lif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4,No.45,2005,pp.741-759.

(67)Barry Naughton,"Deng Xiaoping:The Economist",The China Quarterly,No.135,1993,pp.491-514.

(68)参见陶季邑：《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陈云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陶季邑：《2013-2016年间美国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国际论坛》2017年第2期。

(69)《关税战两周：美国政策反复无常，中国加强与全球链接》，《中国经济导报》2025年4月17日。

(70)张新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破解“市场失灵”的中国方案》，《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

(71)《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72)参见М.ТИТАРЕНКО,"В Общ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дружбы.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ЧЭНЬ ЮН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Bocmoкa,2005,№.4; И.Н.СЕЛИВАНОВ,"ТРУДНЫЙ ДИАЛОГ ПОСЛЕ ХХ СЪЕЗДА КПСС",Азuя u Афpuкa ceгoдня,2013,№.9;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ортяков,"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А.С.Селищев,Н.А.Селищев.Экономика Китая: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Bocmoкa,2022,№.5; Eping Zhang & Kim Lem,"Chen Yun's Rol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Vol.12,No.1,1985,pp.41-58.

(73)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年6月14日。

(74)《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80页。

(75)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年6月14日。

 

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基本内涵、理论特质与当代启示

The Basic Connotation,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Chen Yun's Thoughts on Ruling Party Building

作者： 王建国/ 洪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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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建国、洪世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关键词：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 民主集中制/ 自我革命/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Chen Yun's thought on ruling party building/ Democratic centralism/ Self-revolution/ The great new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原文出处：《长江论坛》(武汉)2025年第4期 第45-54页

复印期刊：《毛泽东思想》2025年05期

内容提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要求、实践经验，陈云在执政党建设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论断和主张，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在思想建设方面，陈云创造性提出“十五字诀”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将理论学习与党性锤炼相结合，构建起以哲学思维武装全党的思想教育体系；在组织建设方面，提出“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战略部署，并以梯队战略为统领，推进干部选拔标准与代际传承制度创新；在作风建设方面，率先将党风问题提升至“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主张通过多样化举措筑牢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制度建设方面，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制度枢纽，构建起“监督—决策—执行”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治理框架。这一思想体系呈现出鲜明理论特质，即在方法论层面坚持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相统一，在认识论层面坚持理论传承与理论创新相统一，在实践层面坚持战略谋划与实践策略相统一。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成果，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制度活力和范式价值，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标题注释：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项课题一般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及其原创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023YB0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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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了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高度评价了陈云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其中明确指出“陈云同志就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思想。”①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开放的关键推动者，陈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时俱进方面作出了系统性理论贡献。其执政党建设思想通过哲学方法论创新与制度体系建构，形成了涵盖思想引领、组织革新、作风涵养与制度保障的理论架构，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守正创新，又为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型政党”向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转变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这些创新性贡献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愈显珍贵。

一、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基本内涵

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发展历程中，陈云始终将政党治理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维度。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与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冲击，陈云以唯物辩证思维重构执政党建设范式，在思想淬炼、组织革新、作风净化与制度重构四个向度形成复合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既承继了延安时期“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红色基因，又创造性回应了执政条件下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

(一)辩证思维筑基：提出“十五字诀”与构建党的思想建设体系

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根本性工程，其核心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武装全党，确保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文化大革命”对党内思想造成的严重冲击，陈云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筑牢理论根基、以“十五字诀”重构方法论体系、以党性教育强化思想共识的三维路径，为党的思想建设体系注入了鲜明的辩证思维特质。

陈云认为，夯实理论根基是党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定位为“最迫切任务”。针对“哲学过时论”等错误思潮，陈云强调：“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最要紧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②，并指出哲学是“使人开窍”“终身受用”③的思维工具。其方法论创新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在理论溯源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权威性。陈云主张选编马恩列斯原著作为教材，强调“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避免因间接解读导致的理论偏差。其二，在实践转化上，注重学习方式的系统性。通过“中央领导带头学”与“多措并举学”相结合，构建“学—思—用”闭环机制。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带头组织哲学读书班，带动全国省部级干部开展专题学习，形成“一级带一级”的示范效应。其三，在战略价值上，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政治功能。陈云将哲学素养视为“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核心能力，提出：“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④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全党的辩证思维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在方法论层面，陈云提出了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十五字诀”，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⑤，实现了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其中，前九个字是唯物论的根基，蕴含着破除教条主义，坚持实践第一性的哲学内涵，在实践上要求决策须基于调查研究；后六个字是对辩证法的运用，体现了动态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内涵，在实践上要求采用“多方案比较”“多视角反复”⑥的工作方法。这一方法论既传承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精髓，又为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建设注入实践理性。在具体实践中，陈云始终以“十五字诀”指导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如在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时，陈云既肯定其“培养一代人”的历史功绩，又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⑦，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理想信念弱化问题，陈云着重从内容、机制、制度三个方面综合施策，加强党性教育。在内容体系上，坚持理论教育与价值引领并重。以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为核心，强化四项基本原则，辅以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明确“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⑧在机制体系上，坚持批评纠偏与制度约束相结合。通过“维护思政部门权威”⑨强化组织保障，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常态化机制，在1983年整党运动中，该机制有效治理了“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在制度体系上，推动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联动。首创“党风建设责任制”，将党性修养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中央纪委据此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实现思想约束与制度约束的协同发力。这一体系通过理论教育提供认知框架，党性教育塑造价值认同，制度约束保障实践落地的递进逻辑，为党的思想统一提供了系统性支撑。

(二)梯队战略拓新：制定干部选拔标准与创新代际传承制度

组织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始终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与中心任务。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干部断层化、老龄化与专业化缺失三重危机，陈云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⑩，系统构建起干部选拔与代际传承的创新机制。

在领导干部选拔标准层面，陈云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11)确立为干部选拔的核心原则。陈云强调“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12)是首要标准，针对任人唯亲的潜在风险，创造性地将“五湖四海”(13)原则融入干部选用体系，要求打破地域、部门界限，广纳贤才。这一思想原则既注重干部的基层历练，又强调跨领域培养，为干部成长搭建起多维发展平台，为干部队伍注入多元活力。

在领导干部梯队建设层面，陈云提出干部队伍“三个梯队”建设的战略构想。第一梯队为现职领导班子，第二梯队为后备干部，第三梯队重点培养40-50岁的中青年骨干。这种梯形结构设计既保证了政策连续性，又为年轻干部预留了成长空间，有效破解了干部代际更替中的“断层风险”与“经验流失”问题。1982年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39岁的胡锦涛同志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正是这一制度实践的典型例证。为确保选拔质量，陈云推动建立辅助岗位培养机制，通过设立书记助理、部长助理等岗位，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提升统筹协调能力。

在领导干部代际传承层面，陈云创新“传帮带”机制模式。陈云明确指出：“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14)他以身作则，主动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为制度运行树立了典范。同时，他强调老干部要“退而不休”承担起“传帮带”的历史责任，通过经验传授和实践指导帮助年轻干部成长。这种“扶上马、送一程”的传承模式，既维护了队伍稳定，又实现了宝贵经验的延续。

同时，陈云提出的干部“四化”(15)方针为干部队伍转型指明方向。这一方针极大提高了改革开放初期中青年干部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推动了干部队伍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助推了干部素质从经验型向专业型、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这种制度创新不仅化解了当时的人才危机，更为后续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三)生死存亡立论：提升党风建设高度与推进党群联系制度化实践

党风建设作为党的生命线工程，始终关乎党的执政根基与社会凝聚力。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执掌全国政权的历史转折中，既面临着“两个务必”的赶考考验，更遭遇官僚化倾向侵蚀执政根基的现实风险。进入改革开放初期，党进一步面临“文革”遗留的派性残余、权力监督缺位以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渗透等多重挑战。1980年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陈云通过对“三种人”(16)渗透、特权现象滋生、经济领域腐败等问题的系统分析，以战略家的清醒作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7)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党风衰败与执政基础流失的内在逻辑关联。他进一步指出，若听任不正之风蔓延，党将重蹈历史覆辙，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这一重大论断突破了传统党建思维的认知局限，首次将党风建设提升至关系党的生命的历史高度。

立足改革开放初期党风建设的新高度，陈云主要从三方面探索党风建设的有效路径。一是确立领导干部示范机制。陈云强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18)，并推动制定《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制度。这些制度明确了权力运行的边界，为规范领导干部行为提供了有力依据。二是创新党性教育模式。陈云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与党的优良传统教育相结合，积极推动干部教育轮训制度的实施。通过这一制度，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得到极大强化，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够坚守政治信仰，保持政治本色。三是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陈云亲自主持查处王仲案等典型案件，并作出“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19)严厉批示，形成强大震慑效应。截至1983年4月底，全国揭露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约19.2万多件，已结案12.1万多件，依法判刑3万人，所涉及的中共党员中被开除党籍者8500多人，追缴赃物赃款合人民币4.1亿多元(20)。这些数据彰显了党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坚定决心，也向全社会表明了党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态度。

同时，陈云积极推动建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体系。1980年，陈云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重要原则进行规范，构建起党员行为的刚性约束框架。这一制度创新既继承了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又紧密适应了改革开放条件下权力监督的新要求，为后续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制度运行层面，陈云创造性提出“预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在其指导下，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巡视巡察等制度雏形逐渐形成。这些制度相互配合，形成“惩防并举”的治理格局，有效提升了党风廉政建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陈云深刻把握“党风问题本质是党群关系问题”的核心逻辑，将“密切联系群众”从作风要求升华为制度安排。他推动建立信访制度、基层调研制度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形成“群众监督—问题整改—制度完善”的闭环体系，实现了党群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广东走私案等重大事件处理中，陈云既坚持原则性又体现灵活性，既严惩腐败分子又注重教育挽救，实现了政治效果、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张力平衡求治：健全民主集中制与探索复合型治理模式

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其核心在于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构建党内法规体系，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有机统一。陈云立足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方位，以民主集中制为制度枢纽，构建起“监督—决策—执行”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治理框架，为破解“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治理悖论提供了系统性制度方案。

在监督体系重构方面，陈云主导建立了“双重领导体制”下的监督网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中央纪委，陈云担任首任书记后即提出“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21)的基本任务。为此，他迅速推动在全国县级以上建立三级纪检机构并选配专职纪检干部，初步构建起覆盖广泛的纪检体系。通过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12部基础性法规，构建起集教育、预防、惩戒为一体的监督链条。尤其在纪委领导体制改革中，陈云创造性地将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写入党章，既保证了纪检机关相对独立的监督权限，又实现了与党的组织体系的有机整合，实现了监督独立性与体系整合性的统一。

在决策机制优化层面，陈云构建了“集体领导+专家咨询”的复合决策模式。他提出“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充分讨论”(22)的刚性原则，推动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周例会制度，强化集体决策的规范性。同时，推动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7个专业咨询机构，吸纳马洪、于光远等68位专家参与决策咨询。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在制定“六五”计划等重大决策中，专家咨询机制有效弥补了经验决策的局限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专业性。

在执行体系创新方面，陈云探索出“分层授权+动态调整”的执行模式。他提出“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自主创新相结合”(23)的原则，推动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包干制、企业经营承包制等制度，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释放地方和企业活力。在干部管理领域，陈云推行“下管一级”的分层授权机制，1984年7月，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数量从1.3万多人减少至4200多人，其余的近9000名干部交给了地方组织部门管理。(24)这种授权体系既确保了中央对关键领域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充分激发了地方治理的主动性，形成“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百花齐放”的协同治理格局。

陈云将民主集中制从原则层面推动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在监督层面推动建立双重领导体制，在决策层面推动构建集体决策机制，在执行层面推动创设分层授权模式，从而形成了“监督—决策—执行”的闭环治理系统。这种复合型治理模式有效化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党治理难题，推动中国经济在稳定框架下实现快速增长，达成了治理效能提升与改革风险可控的双重效果。

二、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理论特质

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深度融合中，构建起独具特色的三维辩证统一体系，即在方法论层面坚持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相统一，在认识论层面坚持理论传承与理论创新相统一，在实践论层面坚持战略谋划与实践策略相统一，从而呈现出丰富立体的理论特质。

(一)坚持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相统一

陈云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始终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精髓。这一思想特质既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系统把握，又植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沃土，从而形成了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的有机统一。在理论建构层面，陈云以辩证思维为纲，以系统思维为络，编织起严谨的理论体系。自延安时期起，他便系统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系统结合，提出“党员标准六条”(25)、唯物辩证法“十五字诀”等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他提炼出了理论教育和实际工作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典型教育三种主要方法论(26)，既体现了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又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党员教育方法体系。他运用矛盾分析法，通过对比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共产党的蜕变历程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实践，深刻揭示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的历史规律，并首次将作风建设提升至战略高度，体现了系统思维中对关键环节的把握。

在实践创新层面，陈云同样将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贯穿始终，形成了统筹兼顾的实践路径。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他以辩证思维洞察问题本质，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两手抓”的方针。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动重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制度创新，系统构建起“教育—预防—惩戒”三位一体的党建工作体系。这一体系中的三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了闭环系统，体现了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这种方法论特质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过程系统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既反对教条的本本主义，又避免了经验主义的盲目实践，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二)坚持理论传承与理论创新相统一

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7)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重要贡献者，陈云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与时代实践需求的辩证统一。在理论传承层面，陈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基，系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要义。其一，他深度吸纳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经验，将其贯穿于党建工作的各环节，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践准则；其二，他深刻总结党组织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突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重要性，主张通过理论武装与制度约束的协同发力强化党的建设；其三，他承继党的优良作风传统，将群众路线视为党建工作的生命线，认为党群关系是党风问题的核心，主张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些理论传承既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内在逻辑，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实践特质。

在理论创新层面，陈云基于时代课题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前瞻性党建思想。他将唯物辩证法“十五字诀”融入党建方法论体系，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科学思维工具；将作风建设提升至“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推动全党形成拒腐防变的政治自觉；推动纪委领导体制改革为双重领导模式，通过强化党内监督效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这些创新性思想，既精准回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挑战，又从实践维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内涵，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三)坚持战略谋划与实践策略相统一

陈云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始终蕴含着深邃的战略眼光与鲜明的实践导向。在对党的长远发展的擘画以及对现实难题的破解这一双向互动进程中，凝练出了独树一帜的实践智慧。在战略谋划层面，陈云深刻洞察到，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在于夯实长期执政的能力根基。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远布局，他极具前瞻性地提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28)的战略举措，通过构建系统的干部选拔机制以及有序的代际传承体系，为党的事业持续注入新鲜血液与强劲动力；面对对外开放所衍生的一系列风险挑战，他敏锐捕捉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价值，适时提出“两个文明要一起抓”(29)的重要理念，以抵御外部不良思想的侵蚀；针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全新时代课题，他多次对中央负责同志强调：“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30)这一系列战略部署，不仅精准化解了当时的突出矛盾，更构建起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长效机制，为党的长治久安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实践策略层面，陈云始终以直面矛盾的政治勇气破解时代课题。延安时期，鉴于党员队伍规模迅速扩张而引发的思想不纯问题，他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31)的重要论断，并依托整风运动和“审查干部”制度，全面整顿党组织，有效净化了组织队伍，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文革”造成的组织瘫痪以及思想混乱局面，他坚决主张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组织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有力推动全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迈进。可见，陈云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始终以战略谋划引领具体实践策略，而实践策略又紧密服务于战略谋划。这种将长远战略谋划同具体实践策略相统一的思维方式，使得陈云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既具备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富有深厚的历史穿透力，为党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具有持久价值的理论指引与实践经验。

三、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仍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制度活力与范式价值。其所彰显的“辩证思维筑基—制度体系塑形—自我革命赋能”的治理逻辑，恰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32)形成历史性呼应。这些思想基因的当代激活，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历史连续性，而且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理论创新的政治品格。总结好、传承好、发扬好陈云同志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对于如何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坚持人民至上，巩固执政根基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陈云的一生始终践行着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始终认为“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33)，其执政党建设思想闪烁着鲜明的人民性光辉，对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筑牢执政根基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面向新征程，我们党要更好地贯彻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需要从三个维度着力。其一，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这既是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政治誓言，也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前提条件。唯有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筑牢执政根基、统摄发展实践，才能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与人民利益同频共振，在新时代新征程不断续写“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34)的执政篇章。其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党要充分发挥人民在创造历史伟业中的主体作用，一方面通过激发群众首创精神推动改革创新，另一方面从需求导向出发切实增进人民福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三，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有不断促进发展的平衡性与充分性，才能在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

陈云始终将思想建设置于执政党建设的首要位置，高度重视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新时代以来，思想建设被确立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党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述为党的思想建设指明了实践方向。其一，坚定理想信念是思想建设的核心任务。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抵御国内外腐朽思想侵蚀，牢牢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时以百年党史凝聚共识，使群众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35)，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其二，强化理论武装是思想建设的关键举措。全党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补足精神之钙，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常态化学习教育机制，持续提升党员党性修养，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其三，完善实践路径是思想建设的重要保障。在组织建设中，坚持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选拔原则，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确保思想建设与政治建设的有机统一。同时，以“两个结合”为指导原则，在理论创新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建理论体系，为筑牢党的思想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三)建强干部队伍，夯实组织堡垒

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关于中青年干部培养的思想因其鲜明的战略性和前瞻性，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构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忠实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忠诚干净担当、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36)这一论述为干部队伍建设确立了根本遵循。其一，健全以“四有”(37)标准为核心的选拔机制。既要将“四有”标准贯穿干部选拔全过程，又要构建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实践效能相统一的评价体系，确保选拔机制既突出政治引领又契合实践需求。其二，构建德才兼备的复合型培养体系。坚持作风建设与能力建设协同推进，形成“政治定力—专业素养—实践能力”三位一体的培养链条，着力锻造既坚守政治原则又善解时代课题的新时代干部。通过系统的理论培训强化政治忠诚，依托专业课程提升履职能力，借助基层历练积累实践经验，实现干部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其三，推动干部成长制度创新。通过完善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健全能上能下的动态调整体系等创新举措，打破论资排辈的惯性束缚，构建年龄结构优化、专业梯度合理的干部成长通道。

(四)加强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

陈云作为党内制度建设的主要先行者，其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对新时代提升执政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启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时代背景下，亟须通过制度创新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其一，构建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的制度运行机制。陈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实施需要建立在对两者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之上。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民主集中制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38)，其核心在于建立“民主—决策—执行—监督”的闭环运行机制，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汇聚共识、强化集中统一确保执行力，形成二者动态平衡的治理格局。其二，完善“1+4”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陈云在1979年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发展，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其主要原则和规定在当今时代依然适用。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已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四大板块为支撑的“1+4”框架体系，实现了从侧重行为规范向注重能力提升转变，推动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制度文明的有机融合。其三，强化纪检监察与巡视监督协同机制。纪检监察工作和巡视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和巡视工作的程序化、制度化、协同化进程，通过明确职能边界、健全衔接机制、共享监督信息等举措，形成监督合力，对党内腐败分子形成强大威慑，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坚实保障。

(五)深化自我革命，永葆生机活力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39)这一重大论断，既深刻揭示了党群关系的核心要义，更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立足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40)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之所以能够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有效防范组织瓦解与权力异化的政治风险，根本原因在于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从党的性质维度看，自我革命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固有属性，也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崇高使命，这一使命决定了其必须始终保持自我批判、自我完善的政治品格，通过不断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与弊端，确保党的性质宗旨不发生异化。从党的发展维度看，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优良传统，也是长期执政中化解风险挑战的根本途径，更是克服政党官僚化张力的关键抓手。无论是革命年代的延安整风，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党风廉政建设，抑或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自我革命始终是党应对各种考验、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面向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疾开刀，以革故鼎新的精神实现自我净化，以精益求精的品质实现自我提高。这要求我们党要将自我革命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在党的思想建设上要做到正本清源，在组织建设上要做到强身健体，在作风建设上要做到正风反腐，在制度建设上要做到依规治党。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化进程，始终贯穿着守正创新的历史辩证。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作为这一进程的关键环节，形成了“思想引领—组织革新—作风涵养—制度保障”的四维治理范式，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而且为破解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自我监督难题提供了原型方案。在方法论维度，陈云“十五字诀”的实践哲学为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提供了认识论工具，其“交换、比较、反复”的思维方法正深度融入当前党内集中教育的整改机制；在认识论维度，陈云将党风建设与执政安全相捆绑的战略判断，催生了新时代“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在制度建构维度，陈云首创的干部梯队培养模式已演进为新时代“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制度蓝本，而三位一体监督体系更是在新时代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中获得创新性发展。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总结好、传承好、发扬好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将其充分转化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理论资源，并“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41)，在传承历史经验与应对现实挑战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注释：

①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年06月14日。

②《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③《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2页。

④《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23-224页。

⑦[美]大卫·M.贝奇曼：《陈云》，孙业礼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⑧《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⑨《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16)“三种人”是陈云当时概括的，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派性骨干分子(后改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19)《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20)参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工作的报告》，《人民日报》1983年07月27日。

(21)《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22)《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3页。

(23)《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0页。

(24)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管少、管好、管活》，http://gffgg02c6602f04574bf5suwqoxcvc5fuu6fn0.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1/04/09/ARTI1617934648225557.shtml。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3-50页。

(26)刘耀京：《陈云领导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8-91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28)《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30)《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7页。

(31)《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6页。

(3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4页。

(33)《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3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21页。

(3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4页。

(36)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28页。

(37)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真正把那些坚持科学发展有韧劲、谋划科学发展有思路、推动科学发展有激情、实现科学发展有贡献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造就推动科学发展的骨干队伍。

(38)《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74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

(4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76页。

(4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