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绪 叶磊华:东亚社会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6 次 更新时间:2018-12-25 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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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   叶磊华  

内容提要:政治参与是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对治理的质量、公众对政体的合法性的感知等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参与的种类很多,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也很复杂。本文利用涵盖东亚11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调查数据,对选举类和联系类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系统分析。本文比较了不同的政体环境内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并对影响政治参与的经济社会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等进行回归模型分析,试图进一步推动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环境、政治文化如何影响政治参与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为的一些实证理论。

关 键 词:政治参与  经济社会模型  政治文化  东亚


良治政府或者说善治的一大特点是在政治生活以及政府治理过程中具备广泛的、积极的群众参与。正如理查德·约瑟夫(Richard Joseph)所言,一个政体只有“在决定公共政策时进行最广泛的商议,并且在宪法上保证公开竞争所需的自由时”才能称之为民主的政体①。同理,民主理论家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视政治参与为多元政体的两个决定要素之一。政治参与使得普通民众既能够表达他们的喜好也能发达不满,以此使得政府更加可能以正式政治和行政途径来回应普通大众的需求②。为此,在使用实证数据测量民主政治的质量或政府的治理水平的时候,一国的政治与政府过程中是否有充分和高质量的政治参与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③。

学术界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大部分现有文献的考察对象是北美和欧洲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公民的参与情况,并以此发展出种类繁多的参与理论。东亚地区却较少涉及,而这恰恰是这一地区成为政治参与的“希望之地”的原因。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经历过多种历史传统融合而成。这一地区既包含了传统的儒家社会,也有长期受佛教、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文化和宗教传统持续不断地塑造,并影响公众政治观念。例如,相较于西方社会而言,东亚的政治文化接受并支持全能型的政府形式,政府的角色类似家庭里的父母。一方面,提供“善治”;另一方面,也负有管制、保护、引导社会和公民的责任。其二,多数东亚社会已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运行数十年。相应地,其社会结构和政治面貌在短时间内已经改变良多。这些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文化传统的持续性和变化中的政治社会制度相互作用,重塑公民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绝佳机会。

本文梳理政治学领域中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的几条线索,并将其运用到东亚社会的政治、社会实践中。首先,对政治参与的有关的理论进行整理。其次,实证部分将展示东亚11个国家和地区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情况。我们将政治参与分成两大类,即选举类政治参与(包括投票和参与选举相关的活动)和非选举类参与(包括联系政府官员或非政府精英)。同时,我们将东亚的11个国家和地区按照政体种类加以区分,比较不同政体模式下多种政治参与模式的相似性与差异。再次,对有可能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作为本文的结论,我们指出一些亟待解答的问题,并就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理论


政治参与包含选举、竞选活动(不光是候选人的竞选,更多的是公民参加竞选的过程,参加选举机会、支持候选人的竞选工作等)、联系官员、参与社区活动等④。其实,这一概念也包含抗争政治,如游行抗议-抗议或示威等行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制度外的政治参与。近来,在互联网上发言和其他活动形成了一种新的参与形式⑤。此外,如果强行把这一概念外延扩展到其他形式的参与模式,就会引起不少问题。例如,公民在没有合法审批的前提下抗议可以归入政治参与的范畴。这样的示威有可能发生公民包围甚至是损坏政府建筑或其他设施(如政府的汽车),这或许也可以认为是正当的参与方式。但是,一旦这样的活动演变成针对政府官员的暴力行为,可能就不再适宜称之为政治参与了。已经有很多前人试着从多角度来归类政治参与的模式,比如将政治参与分为常规的和非常规的、制度内和制度外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温和的和极端主义的,等等。此外还有专门的研究考察所谓的非正统的政治参与、另类的政治参与等形式⑥。

本文将遵循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诺尔曼·H·尼(Norman H.Nie)和金在温(Jaeon Kim)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即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差不多都是为了直接影响政府官员的选拔过程和将要实施的政策而采取的合法活动”⑦。虽然我们接下来的理论讨论会围绕比较宽泛的政治参与形式而展开,但在实证部分我们只会选择少数几种易于量化的参与形式,如投票和选举相关的参与、联系政府官员、联系政府之外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社区领导)等几种类型。

政治学研究倾向于从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来解释公民的政治行为。通常,内在因素包括主观倾向、动机、兴趣、认知能力、个人偏好等,而外部因素则包括那些为政治活动提供或限制机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结构因素⑧。不同的变量也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的因素:宏观层面上的因素有社会经济地位(阶级)、政治制度、政府的特征与政策等因素,中观层面上有政治文化,微观层面上则有个人动机、评价、喜好等。我们在接下来部分回顾政治参与的多种实证理论模型。

(一)社会经济地位(SES)模型

社会经济地位模型是解释政治参与的首要理论。在维巴和尼的研究发表后⑨,全球范围内数不胜数的研究前前后后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现有的文献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个人更倾向于参与政治,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毫无疑义。但是,至于这些变量究竟如何影响公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差异,依然是一个需要仔细分析的问题。其中,最直接的解释是,教育提高并使公民具备了参与政治所需的知识、意识和能力。换言之,社会经济地位是这些态度(动机)和认知变量的代理变量。详细地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往往拥有更多地参与能力和技能,同时,他(她)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了公民意识,从而对政治参与具备权利感和义务感。这一个机制,可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找到佐证,其视社会经济发展为个体在政治和公共空间中能够更加积极活跃参与和更具表达欲提供了所必须的资源,包括重要的认知资源⑩。

另外一种可能在起作用的机制是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高,意味着他(她)很可能处于一个相对优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样的成长、生活、工作环境,可能促使产生“正面积极的态度和政治参与的社会规范和参与能力(civic skills)”(11)。这里,社会经济地位把一个个体置于一个能够促进更多参与的环境中(12)。比如,经济社会地位高的人所处的社会、工作环境中,有关政治参与的信息更加充分、讨论更加热烈等,也会造成个人层面参与频度和深度的增加。这种解释使得社会经济变量和社会政治,政治、制度因素相结合,从而促进或限制参与。中国的城市居民的投票行为就表现出这种机制。那些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中产阶级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的投票率要高过其他阶层,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生活工作的环境选举组织和动员的程度高(13)。

另外一种起作用的解释是取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上的活跃度都是由个体身上其他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教育这个变量来说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更加倾向于参政并参与到更多的活动中。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数不胜数。通常的解释正是上文提出的两个机制:教育既能使公民拥有更多参政所需的公民知识和技能,还将他们处于一个“能够提示关于政治和奖励政治行为的社会网络中”(14)。这与一向强调教育能带来优良的参政技能的“公民学说”相契合(15)。然而,教育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仍存异议。比如,教育水平低的人群投票率反而可能更高。这是因为这些人的选票更便宜,更容易被收买而去投票(16)。其他的群体性差异也有可能。有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墨西哥裔公民中,教育程度跟政治参与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在另一族群即亚裔美国人中,则没有这种关系(17)。

通过一种称为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的新方法,辛迪·D·坎姆(Cindy D.Kam)和卡尔·L·帕尔默(Carl L.Palmer)验证了上述假设,并发现教育是青少年时代的经历、环境和一个人的性格等变量的代理变量(18)。相似地,通过一个自然实验,亚当·J·博林斯基(Adam J.Berinsky)和加百利·S·愣斯(Gabriel S.Lenz)仅找到少量支持教育导致更多政治参与的实证证据(19)。一般上来讲,在非民主体制和社会主义政权中,受过更好教育的民众反而更少参与,抑或是有目的的避免参与,这可视为对非民主产生但又由国家所控制的活动(如选举)的一种抗争和反抗(20)。但是,如果教育仅仅是代理变量,那么与更积极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管在何种社会中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政权类型的不同而不同(21)。

(二)政治和政府制度

当我们研究政治行为时,制度主义或制度方法通常强调政治和法律制度在决定公民行动和行为的重要性。比如说,在决定选举参与时,选举相关的制度,例如强制性投票(compulsory voting)、关于投票年龄的规定、选举制度(单一选区还是多选区等)、选举重要性、民主程度、党派数量、选举激烈程度等都会影响选民的参与模式(22)。更多制度因素包括关于竞选经费的规模和使用方式的规定、选举层级(是县、州一级还是国家级的选举,在欧洲还有超国家即欧盟层面的选举)等也有可能决定参与的模式(23)。在选举制度上,大多数的文献认为比例代表制能够产生更高的投票率(24)。这里面的机制是,比例代表制可以增加投票者的效能感和预期的投票收益(25)。比例代表制也更适合更多的政党竞争,从而为选民提供了更多的投票选项(26)。或者说,其实并非比例代表制下投票率会高,而是因为在其他非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中,小党派的支持者觉得即便自己去投票,也不会影响最终结果,从而不去参与(27)。两者相比,造成了比例代表制下的投票率显得较高。

在非民主制度中,研究选举的相关制度如何影响选举参与或许意义并不大。在选举民主不普及的地方,真正能起作用的政治参与大多数发生在选举之外的领域(28)。尽管选举、代议等领域的政治参与已经研究较为透彻,但关于各种制度和非选举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一个主要的研究传统,即视公民社会组织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和参与领域,其主要原因是这些组织连接起了公民与政府角色和职能部门,同时又作为公民之间互通信息、形成表述意见的空间。因此,参与公民(civic)、社群和具有休闲、娱乐性质的群体和活动是参与的一个基本模式,同时也是民主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29)。在非民主政体中,这类团体、组织是独立于还是依赖于国家而存,往往是决定参与的性质与模式的最重要变量(30)。在那些拥有极强社会控制的政权中,政治参与通常发生在政府直接控制或是由国家机构组成的机构中(31),至少是需要通过国家资助的机构进行(32)。由于正式的政治参与渠道不够,很多政治参与往往是通过非正式的机制和关系发生的(33)。这些国家中的快速政治转型也带动了参与相关的制度结构和领域的不断的变化和进化(34)。

政治和政府机构的质量既影响政治参与的模式和质量,又反过来受其影响。优良的政府质量,例如政府透明度、有效率、公平性、政府机构的便利程度等,会较好地促进体制内和其他常规的参与方式,这是因为公民充分认可并接受这些正式机构。同理,高质量的政治机构,特别是当享有较高公民信任时,也减少了公民付诸体制外参与(如抗议和示威)的动机(35)。确实,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设和提高大众参与政治的渠道和机制,由此实现公众对治理的认可和满意(36)。威权政体通过扩大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或者吸纳,降低了街头抗议的发生,从而获得了政权的韧性并且延伸政权寿命(37)。如果政治参与的渠道充足且有效,公民通常会给予政治制度更多正面的评价(38)。

(三)政治文化和大众的价值观

与制度主义相对的是文化主义,其视角更偏向于认为政治态度和公民价值观,而非制度,决定了政治行为。因此,政治文化领域内的研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政治参与的主观感知上。加布里埃尔·亚伯拉罕·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和G·宾厄姆·鲍威尔(G.Bingham Powell)把政治文化定义为公民“在给定时间和空间内,一系列关于政治的态度、理想、感觉。”(39)换言之,政治文化是指导个人和群体行为的世界观。在共同文化环境里,个体能够预测其他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会如何行为(40)。这样,政治文化通过塑造共享的规则和规范来减少不确定性和焦虑感,降低人际活动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政治文化学者认为个体不是直接对外界事物做出反应,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导向”(orientations)(41),或者中介变量(42),或者是一系列的价值观。这些导向和价值观来自于一个人的早期教育和社会化经历。

在其经典著作《公民文化》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和尼首次把参与模式归因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43)。从此开启了一项历史悠久的研究传统,即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检验政治文化对于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例如,此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微观层面着眼于公民的效能感。政治心理或政治文化研究中的“内在效能感”指的是公民认为自己能够理解政治,而“外在效能感”则是指公民认为他们的行为能够影响政府制定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微观机制是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感觉强烈的公民会更加积极参与政治。宏观范式则认为,政治文化是在不同地区的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因此具有巨大的地区性差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差别很大。但是,社会经济现代化启动之后,这种区域性差异也阻止不了一系列全面现代、解放性的、亲民主价值观的出现(44)。至少在某些维度上,传统的政治文化将让位于现代的世界观(45)。这一范式视政治文化为一个外生于社会的、甚至是结构性的因素,限定、规制个体公民的行为选择。只有等到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普及化之后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到来才能实现某一国家或地区政治文化的改变或大众观念系统性变迁(46)。传统的政治文化强调对权威的尊敬和一个等级式、长幼分明的社会政治秩序,总体上是不鼓励政治参与的。现代的政治文化则强调个人权利和行动,因此鼓励倡导政治参与,特别是挑战精英的参与形式,如抗议(47)。作为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结果,自由、亲民主、解放性思想或自我表达观念的出现,滋生出了高度愿意参政的公众,促进了民主化和民主建设(48)。

总体上看,尽管是通过不同的机制和在不同的层面上决定政治参与,文化和制度一定是同时在起作用的(49)。政治行为是由结构和行动者内在心理-动机过程两方面因素所决定(50)。研究者应该根据自己研究的层面、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具体的研究问题来选择合适的理论传统来提出自己的研究假设。


二、东亚社会的政治参与


根据以上这些研究政治参与的理论和视角,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些要点:

首先,大多数的东亚社会仍然处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建设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卡尔·W·德意其(Karl W.Deutsch)所说的“社会动员”,即更多的社会群体被“带动”到政治参与过程中来(51)。同时,教育和收入水平提高,带来公民的“认知动员”,即公民认识、分析政治与公共事务能力的增长。这两种“动员”机制都说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对一国的政治体系中提供足够政治参与机制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东亚社会的政治精英确实需要完善制度建设,实现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其次,东亚地区包含了多种政体。本文参考王正绪此前采用的分类方法,将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分为西式自由民主、西式选举民主、非西式民主三个大类(52)。这一系列政体在选举的制度设计、选举的开放程度、竞争程度、选举动员等方面的制度千差万别。这些地区内部的制度性差异,使得研究这一地区的选举参与激动人心。

最后,除了选举体制上的多样性,这一区域的政治在多个跟政治行为紧密相关的结构因素上也是千差万别。比如,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都已相当高,但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却还很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比如中国的西部、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等。这也许意味着这些国家或国家中的落后地区的公民缺乏充足的参与途径。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的台湾、韩国、日本这些发达经济体,以及香港、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参与途径则可能相对较为广泛。东亚地区内的政治机构如议会、政党、公民社会、以及国家-市场、军政关系等也是千差万别。

东亚地区是检验政治文化影响政治行为的绝佳场所。经过四五十年的经济社会现代化,东亚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在不少国家或地区已经逐步或正在逐步让位于更加现代的、自由的、亲民主的价值观。相对的则是本地区不少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现代化仍未起步,现代自由民主价值观依然较弱。这种地区内的差异如何反映到政治参与的模式和机制上的差异,也需要用实证数据来展示。


二、实证分析


为了反映东亚社会政治参与情况,本部分将简单展示来自“亚洲晴雨表”的数据。我们主要考察调查中测量的三种政治参与的方式:选举参与、联系政府官员、联系政府外有影响力的人。选举参与指的是那些个人为了帮助自己中意的获选人获得选举胜利而采取的活动,包括直接投票或者规劝其他人去投票两种参与方式。联系政府官员和政府有影响力的人指的是那些个体为了表达自己的要求或不满而在政府内外实施的活动。具体的方法论细节如抽样过程和调查问卷的设计等,请参见该项目的网站(www.asianbarometer.org)。

(一)关于多种参与方式的描述统计

表1展示在东亚社会中公民在几种政治参与的方式中的参与情况。选举参与分成两个种类,一是投票,二是参与选举的有关活动。表中第一行显示的是每个国家或地区中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参加了投票的公民的百分比,第二行则是在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投票之外各种参与的比例。这些参与行为包括参加选举集会、规劝或说服他人投票、或者其他任何支持选举的工作。第三四行分别是最近(定义为近三年)联系过政府官员或政府外有影响力的人的公民比例。第三行的政府官员指的是各级选举出来的官员、立法代表、或任何上级政府的官员。第四行的非官方精英则包括传统领导人或社区领导、政府外有影响力的人、新闻媒体等。按照国际上政治研究的政体的分类方法,本文也将中国大陆之外的10个东亚社会分为三大类:西式自由民主(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西式选举民主(蒙古、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非西式民主(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

首先,本区域内的公民在选举领域的参与都比较积极。投票率在几乎所有社会(除了新加坡外)中都达到了70%之上。这一数据要比很多成熟的民主社会如美国、英国都要高。新加坡的选举,在很多选区由于没有胜负悬念,因而没有反对党参加,所以省略了投票的程序。这样的选区里的选民,在该次大选里就没有投票,这样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率只有58%。但新加坡在有投票的选区里,投票率也是很高的。相较而言,参与了投票之外的选举活动如集会、规劝他人投票等的比例则相对要低很多。高投票率伴随着低比例的选举参与,这一现象可以由下述原因解释:从公民技能的角度,投票行为是最简单易行的活动,从而也是最常见的参与途径;而选举有关的各种活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资源,参与的人也相应地要少一些。

其次,在西式选举民主政体中,联系政府官员和非官员精英之间有一个特殊的趋势。在4个西式选举民主政体中,公民受访者更可能联系政府外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政府官员。在另外两组政体的国家或地区中,公民更多地还是联系政府官员。比如,在泰国有高达76%的受访者联系过非官员精英,而只有26%的人联系过政府官员。在马来西亚,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3%和37%。在4个西式选举民主的国家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更多的人联系非政府官员意味着,政府之外有影响力的人是个人更能帮助一般公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各种正式的制度还在建立和发展之中,公民接触政治、政府机构的各种渠道和方式还未实现良好的制度化。

最后,新加坡和越南是两个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包括在内,越南公民在所有各种参与形式中的参与度都是最高的。新加坡则正好相反,所有参与形式中,新加坡公民的参与度都是最低的。泰国看起来是一个参与型的社会,有接近57%参加选举活动以及76%公民联系非政府官员。至于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高(或低)的参与度只能由具体国家的个案研究得到回答。同时,简单地把国家按照民主非民主加以区分也不是很有用。新加坡和越南是两个非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但是他们公民参与的模式却差异巨大。同样地,简单地依照文化的角度也是不够的。越南和泰国两国的文化传统差别很大,一个是儒家社会,而另一个是佛教国度,而且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两者的政治体制构建的政治文化也差别巨大,但他们却同时显示出了较高的参与度。

表2显示了教育和三种不同参与形式的关系。出于简化篇幅的目的,我们把选举参与中的两种参与形式,投票和参加竞选活动放在一起。这样,所有的参与方式精简为三种:选举类参与、联系官员、联系非官员。根据文献里的讨论,我们自然预测教育水平和政治参之间应该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实际情况却有些令人吃惊。就选举类参与而言,只有菲律宾的数据显示公民的教育水平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之间有正相关性。在东亚其他10个社会中,教育水平和选举类参与并没有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意义,有的甚至出现了微小程度的负相关性。例如,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数据都显示,教育水平高的公民在参与选举这类活动的比例偏低。但是,在非选举参与中,教育却表现出了应有的效果。教育水平高的公民往往更积极或更善于与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外的精英发生联系。而泰国和越南的数据却有所例外,那些教育水平高的公民联系非政府官员的比例要低于教育水平低的公民。

因此,教育没有对选举参与直接起作用,但却提高了人们联系官员和非官员的频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假设教育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但教育有可能像前文所述那样只是其他因素的一个代理变量。那么,以上这些令人困惑的发现有可能是由第三方因素造成。(1)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里的选举参与已经处于高位,因此教育水平提高对选举参与的贡献比较有限。(2)教育水平高的公民能够获取更佳的政治资讯,因此更有能力做出关于投票回报率的“理性”计算。也就是说,那些公民更容易得出仅凭自己的一张选票并不会改变投票结果的结论,从而选择不去投票。同时,也得出直接联系官员和政府外的精英能更快、更直接达到自己目的的结论。(3)这些公民往往拥有更好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而这些网络和资源使得他们联系官员和政府之外的社会精英更加简单。换言之,教育是夹在社会资源(网络)和政治参与之间的一个中间变量。

(二)多元回归分析

现在,我们用多元回归分析来简要检验一下前文有关政治参与的实证理论。多元回归分析的因变量有两个:第一个测量选举参与,包括投票和参与竞选相关的活动。表1和表2中报告了4类与选举相关的参与,即投票、参加集会、鼓励他人投票、或有益于选举的其他事情。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对上述每一项行为,做过的编码为1,没做过为0。然后把这4种活动的参与相加,得到一个从0(一样也没有参加)到4(没有联系过)的变量。这种编码结果既直观又易解读:一个人的得分代表他(她)在最近的选举中做了几样跟选举相关的事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测量方法意味着这4种参与方式的权重是一样的。作为一种大致的测量方法,这样编码应该问题不算太大。第二个衡量一个人联系政府官员和非政府人士的行为。我们采用了相类似的1~0编码方式:1对应于联系过经选举的官员和政府外有影响力的人士,0对应于没有联系过。之后,我们把单个问题的得分汇总为一个0(没有联系过)到2(两种都联系过)的指标。

自变量来自于三方面(参见表3)。第一组是一些常规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资源和地位变量,这些变量是年龄,性别,教育和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第二组是用来衡量政治文化模型,其包括一个衡量个人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文化变量,以及另外一个衡量个体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变量。第三组是用来衡量受访者政治-政府机构的变量,包括了政府服务的可接近性,政府的响应度,法制,横向和纵向责任(有关变量的测量方法作者可以另外提供)。

表3呈现当因变量为选举参与时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数据单列一项,而对其它国家和地区,则按三种不同政体合在一起进行回归分析。在三类政体中,结果显示男性、岁数大、经济条件优越的人更加有可能参与到选举相关的活动中来。至于文化变量,传统社会价值观在选举民主和非民主社会中增加了公民参与选举的动力,而在西式自由民主社会中则没有。至于公民对于多种政治和政府机构的评价,其效果不一:在一些国家中与选举参与呈现正相关,而在另一些中则是负相关,或不具有统计意义的关系。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在此赘述其缘由。学者应该在这些领域中做更多的个案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因果方向不应该视为单向的。我们确实不能确定对制度的更高评价是否会导致更高还是更低的参与度,或者参与是否会导致对制度更正面还是更负面的评价。

在中国样本中,除了在政府的响应度上,我们没有观察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显著统计关系。这是否意味着参与选举相关活动的人更加觉得政府对公民的回应度更高?这又是否意味着选举参与对于中国公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导致自变量高低基本上不起任何作用?像上述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的研究才能解决。

表4是另外一组回归分析,因变量是公民进行非选举性参与的活跃程度,即联系官员或政府外有影响力人士的行为。自变量可以分为三类,包括个人特征、政治价值观、公民对政府质量的评价。表中显示,除了在非西式民主社会之外,男性、教育水平高的公民参与程度都明显很高。但除此之外,其他变量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在非民主社会中,那些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人更加积极联系政府官员或非政府官员。和选举参与的情况类似,在非民主国家中,联系性参与和政府响应度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里还存在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究竟是经常联系官员和非官员的人觉得政府的回应性较强,还是因为这些人觉得政府比较善于回应公民的需求,所以才更加积极地联系政府官员(以及非官员)?这样的疑问需要通过更加具体的研究设计来解决。在选举民主国家里,公民感受到的政府横向责任性和联系性参与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在非民主社会中则是公民感受到的政府纵向责任性与公民的联系性参与显示出较强的负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的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方向,也是需要通过更加具体的研究设计才能解决的。公民联系官员和非官员后就觉得政府的责任性更强了,还是因为公民觉得政府具有明显的责任性,所以愿意去联系官员(和非官员)?至于政府的纵向责任性与联系性参与的负相关性,也有同样的两种可能,即公民是不是觉得政府的纵向责任性不够,所以才积极通过联系官员和非官员来解决问题?或者,公民本来就更愿意、善于通过联系官员或非官员来解决问题,所以就觉得政府正式程序中纵向责任性很不充分?

中国的情况很有意思。如果跟表3的模型进行比较,我们在表4中发现非选举类的参与对于中国的公民确实包含特殊含义,因此诸如年龄、教育等变量和联系类的参与关系很显著。岁数大的、教育水平高的、男性公民都明显更可能通过联系官员或非官员来参与、影响政治。

对于政治文化对于非选举参与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在表4中,两种文化变量(传统社会观念和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参与都没有显示出显著效果。还有,回归分析显示教育的多面性:教育对非选举类(联系性)的参与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对选举类参与却无关。这个问题在政治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学上都很重要。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确定,教育水平究竟是影响参与的直接原因还是某个影响参与行为的代理变量?再或,教育和政治参与二者是同时受第三个变量的影响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加复杂的和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设计。例如,追踪研究和自然实验,以及更加先进的技术。例如,采取工具变量和上文提到的倾向-得分匹配法。


四、研究议程和结论


政治参与是联系公民与国家、公民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之间的桥梁。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和全面地加以研究。但是,正如上文简短的文献综述和少量的实证分析所示,我们还需要花大精力来对有关概念加以辨析、区分、界定,同时在方法上进行积极地拓展。近年来,国内学者依赖大样本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政治参与进行全方位地“普查”式研究已经展开,进一步、更具体的研究大有可为(53)。第一个挑战仍是对于多种政治参与的定义,并且需要考虑东亚高度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环境。正如本文所强调的,选举类参与在一些政体中影响和作用并不明显,在其他环境里则不然。研究者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区分何种参与模式在起作用,以及何种方式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起作用。社会运动文献常常侧重那些活动者可采用的“剧目”(repertorie),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应该有类似的表述。在不同的政体中,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次国家单元中(如不同的省份、邦、族裔集聚地等),在不同的参与议题中(如环境议题和分配问题)、不同的时期中,等等,何种参与模式更重要、更值得研究者的关注等,都有可能大不相同。

相关的,总会有一些新出现的参与模式,特别是当新技术发展的时候。近年来,网络参与与表达成为公民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有关研究也蓬勃兴起(54)。一些对在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参与,对西方学术界的一些规范性的论述已经开始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说,中国的体制拒绝多党竞争,但是在拓展、架设新的公民参与制度方面表现得非常富有创造力(55)。

政治参与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心理动机因素等共同起作用的复杂机制中。以中国为例,一个研究发现中产阶层参加国家支持的选举的积极性更高。传统观点会说是因为中产阶层的公民占据和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更多(例如收入和财富水平较高、教育水平高等)。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因为很大比例的中产阶层公民是国企或国家机构的员工,因此他们依存于国家提供物质安全,从而对于政府主导的活动表现出更多的认同(56)。从结构上来讲,制度上的和文化上的因素在东亚社会中必然会对政治参与产生非常复杂的机制,也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

①Joseph,R.,"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fter 1989: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Comparative Politics,Vol.29,No.3,1997.

②Dahl,R.,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p.1~14.

③Kaufmann,Daniel,Aart Kraay,and Massimo Mastruzzi,"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Vol.3,No.2,2011."

④Verba,Sidney,Nie,Norman H.and Kim,Jae-on,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A Seven-Nation Comparis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pp.46~62.

⑤Dalton,Russell J.,Citizen Politics: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8 p.38,p.76.

⑥Lamprianou,Iasonas,"Contemporar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A Critical Assessment",In Kyriakos N.Demetriou(ed.),Democracy in Transitio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Berlin and Heidelberg:Springer,2013,pp.21~42.

⑦⑧Verba,et al.,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A Seven-Nation Comparison,p.46,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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