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0 次 更新时间:2009-02-22 19: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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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  

  

  摘要:在当代中国,最高法院作出越来越多的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判决,这与司法解释在功能上具有同质性。但判决所形成的裁判摘要与司法解释条文相比,更有可能被细致、准确地适用,也更具有司法的正当性。在现有司法解释体制难以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为了有效发挥最高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提升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可以逐步推行法院引证判决的制度,同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改革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改革统筹协调。

  关键词:最高法院判决;裁判摘要;司法解释;引证;类比推理

  收稿日期:2008-05-08

  作者简介:侯猛,男,江苏省徐州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研究"(批准号08CFX042)阶段性成果。

  

  在当代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的主要任务至少有两项:一是制定司法解释,二是裁判案件。在实际运作中,司法解释一般要比最高法院判决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既表现在司法解释影响社会经济生活,也表现在司法解释影响以后最高法院以及下级法院的判决。也因此,存在着法律界甚至最高法院自己重视司法解释而轻视判决作用的现象。通常认为,判决影响力有限的最重要原因是,具有制定法传统的中国,即使是最高法院判决也只是适用法律、解决纠纷,怎么可能形成新的规则?法院形成规则的功能是由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司法解释来完成的。

  但现在看来,这一看法开始受到挑战。如果直面真实的中国司法实践,具有形成规则功能的最高法院判决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它在数量上已初具规模。更重要的是,这些判决并非基于例外、偶然而产生,而是有制度支持并开始常规化。本文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形成规则的最高法院判决的功能及其意义。①「本文如无特别说明,最高法院判决均是指形成规则的最高法院判决」具体包括:1.最高法院判决如何形成规则;2.最高法院判决规则的类型;3.与司法解释相比,最高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4.如何发挥最高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扩大判决的影响力;5.在既有政法体制的约束下,最高法院判决的改革如何与司法解释改革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改革统筹协调。

  

  一、最高法院判决所形成的规则:裁判摘要

  

  从改革意愿来看,最高法院并不认为其判决仅仅局限于纠纷解决,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判决能够像司法解释那样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所谓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判决,是指能够形成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裁判规则,影响以后同类案件的判决。

  例如,最高法院所制定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第十二条规定:"改革下级人民法院就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做法。对于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审理。"可以推论,最高法院可以审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而这些案件来源于下级法院的申请。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审理这些来自于下级法院的案件来影响以后法院的判决,从而在功能上替代作为司法解释一种形式的批复。

  不过上述规定尚未进入到操作层面。真正可以找到的、形成规则的最高法院判决,是出现在200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法院公报》")上。《法院公报》一向有刊登最高法院判决书的传统,但自2004年以来,凡刊登的每份最高法院判决书之前都加有"裁判摘要"的形式。

  这些"裁判摘要"是在个案判决中所归纳提炼出来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特定裁判规则。大致可以推断",裁判摘要"要么是由该最高法院判决的合议庭法官所拟定,要么是《法院公报》编辑部在征求相关法官意见后所拟定。尽管以行政级别而论,《法院公报》编辑部不过是一个正处级,但无论如何《,法院公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最高法院官方的见解和做法,因此"裁判摘要"形式的出现具有正式的、制度的意义。①[例如,最高法院判例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最高法院判例要旨(一)》,大东书局1932年版。除了裁判摘要之外,还体现在最高法院各个审判庭编写的,多数由承办法官撰写的判决裁判要旨。这些带有裁判要旨的判决并非公布在最高法院公报上,而是以出版物的形式出现。]

  实际上,裁判摘要并非当代中国最高法院所独创。在民国时期,最高法院(大理院)即有此项制度,但称为"裁判要旨".②[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著:《最后的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典型疑难百案再审实录》,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版]裁判要旨系将具体案件的判决理由加以抽象化,使其具有规范的性质,③[王泽鉴《:民法概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会对以后同类判决具有参照价值乃至有约束力。在延续中华民国体制的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一五四号解释理由书,就认定"最高法院"和"行政法院"判例,在未变更以前,有其约束力,可为各级法院裁判之依据。④[第一五四号解释主文实际上涉及的是司法院正面受理判例违宪之声请,即"行政法院四十六年度裁字第四十一号判例所称:'行政诉讼之当事人对于本院所为裁定,声请再审,经驳回后,不得复以同一原因事实,又对驳回再审声请之裁定,更行声请再审。'旨在遏止当事人之滥诉,无碍诉讼权之正当行使,与宪法并无抵触。"另参见陈俊荣《:大法官会议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页]如存有异议,可以通过违宪审查来确认其约束力。⑤[例如,释字第一八二号解释:"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后,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停止执行,乃在使债权人之债权早日实现,以保障人民之权利。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台抗字第五十九号判例,认债务人或第三人不得依假处分程序声请停止执行,系防止执行程序遭受阻碍,抵押人对法院许可拍卖抵押物之裁定,主张有不得强制执行之事由而提起诉讼时,亦得依法声请停止执行,从而上开判例即不能谓与宪法第十六条有所抵触。"]中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同属制定法传统,法院与制定法的关系大体类似,因此,台湾地区裁判要旨制度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从已经公布的最高法院判决来看,裁判摘要涵盖范围很广,既有刑事判决、又有民商事判决,既有解释实体法的判决,又有解释诉讼法的裁定。⑥[本文最高法院判决裁判摘要例证,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卷)》(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包括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裁判摘要对法律的具体条文进行解释。

  例如",上海盘起贸易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大连)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2005]民二终字第143号)"的裁判摘要,是对《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即"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中的"赔偿损失"的含义进行解释。该裁判摘要认为"责任范围仅限于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包括对方的预期利益".

  第二,裁判摘要对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文进行再解释。例如",江北中行与樊东农行等信用证垫款纠纷案([2003]民四终字第21号)"的裁判摘要,是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即"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中"担保人有过错"的含义进行解释。该裁判摘要认为"担保人的过错,是指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或者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情形".

  第三,裁判摘要可以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解释。

  包括民法原则和诉讼法原则。例如",厦门东方涉及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与福建省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包销合同纠纷案([2005]民一终字第51号)"的裁判摘要指出,当事人对于合同中的语词出现了理解分歧,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对这些语词加以解释。不能简单、片面地强调语词文义上存在的差别。"而"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泉州市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2004]民一终字第104号)"的裁判摘要,则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真实".

  第四,裁判摘要可以确认习惯的法律效力。

  例如",曾意龙与江西金马拍卖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市分行、徐声炬拍卖纠纷案([2005]民一终字第43号)"的裁判摘要指出:"在拍卖活动终,拍卖师的拍卖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和行业习惯做法,侵害有关竞买人的合法权益的,应认定其拍卖行为无效。"这是最高法院首次通过判决确认"三声报价法"行业习惯的法律效力。

  初步来看,最高法院判决所形成的裁判摘要涉及对法律条文、司法解释条文、法律原则、习惯的解释或确认。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最高法院判决对本院所制定的司法解释条文进行再解释。说其特殊,这是因为大陆法系的法院主要是针对制定法进行解释,但中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除了对制定法条文进行解释之外,还能够对本院司法解释条文进行解释。为什么?

  

  二、最高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

  

  出现判决对司法解释进行再解释情形,意味着司法解释条文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仍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但问题是,最高法院判决可以对本院司法解释条文进行再解释吗?它的正当性何在?这一正当性的追问直指对司法解释自身正当性的理解。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助于发现最高法院判决在形成规则功能上与司法解释的比较优势。甚至还可以反思,最高法院判决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替代司法解释?

  第一,与最高法院判决相比,司法解释尤其是成文化的司法解释,更有可能被批评为侵犯立法权。这是因为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和内容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程序已经非常相似,划清两者立法权力的边界相当困难。

  我理解,1980年代初以及更早的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授权属于模糊授权,但其立法原意应是限于诉讼程序规定。

  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最高法院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域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经济立法也并不多。在那样的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法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来自各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压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最高法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来指导全国各级法院审判,为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稳定服务。因此,可以推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授权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权时,并没有预见到最高法院以后会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行诸多实体权利的分配。①「另外,就当时的法理认知而言,官方和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只有立法机关才能规定实体权利,法院只是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条文,包括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身并不会涉及实体权利的创造。但实际上,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法院也会改变法律已确定的(实体)权利安排。Coase ,R.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而在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比,对于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权利纠纷的处理更具有信息上的比较优势。在社会存在需求和授权范围模糊的宽松条件下,最高法院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制定大量涉及实体权利的司法解释。②「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会主动要求最高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例如,2007年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现在批评司法解释侵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其实多半批评的是,其规定内容涉及过多的实体权利分配,而这些实体权利本应是由立法机关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十多年来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在2000年《立法法》第十条中明确排除了模糊授权的可能,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在《立法法》第四十二条明确"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此外,按照《监督法》第三十三条,不仅明确对司法解释的法律审查程序,也规定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来替代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程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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