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从习俗到法治——试析英国法治传统形成的历史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6 次 更新时间:2009-01-15 15: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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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  

  内容提要:英国的法律体系经由习俗到普通法,再由议会立法的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确立了英国的宪政体系和法治传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下而上的法律渊源,诺曼贵族的法制努力,以及英国社会经济力量的变化和各阶层的抗争,都对英国法治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其自身的组织、政治以及行政的制度,甚至在有些时段创造其经济的结构。但法律方面却不同,只有欧洲的人民将其习俗转化成为了知识的法律体系。因此,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法制体系与其民众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法制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有了“法律制度”的国家就可以称之为法制国家,但还不是法治国家。法治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序和过程;法治的概念包括法律的至高权威,公正性、稳定性、普遍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法律对权力的制约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等一系列原则和基本要求;它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制则不必然地具有这些内涵。1简言之,法制是硬件,法治是要求法律按上述原则运行的软件,只有在法制存在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法治,而法治反过来也有利于良法的产生。一般而言,一个以保护所有社会成员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法律制度易于产生一种法治氛围,也易于在法制与法治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一个民族构建这类法律体系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民族形成自己法治传统的过程。因此,一个民族以什么方式产生什么类型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它能否形成法治的传统。在西方的法律体系中,只有控制着人们日常生活关系的普通法,非常独特地从英国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英国法治传统。这种法律史上的独特现象,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这一结果是英国法制体系经由三个相互联系,又独具特色的历史阶段演变而形成的。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2,因此,本文准备就此谈谈自己的一些研读体会,或许能对史学界加强对英国法治问题的研究起到某种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从习俗到习惯法

  英国的法律制度主要由判例法(case law)构成,英国的法律,今天仍被看成是例外的现象。3然而,正是这种例外的现象形成了英国独特的法治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从最初的习俗开始,经由习惯法到普通法,再由议会掌握立法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英国宪政体系和法治传统。

  现代社会通过特定的权威机构来制定和表达法律的方式在法律史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阶段,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法律体系的基本要素是习俗。现在保留下来的早期盎格鲁·萨克逊法的法律碎片本质上是习俗,尤其是百户法庭和郡法庭,都宣称习惯法的裁决是从习俗中产生的,这种习俗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所具有的弹性和可接受性。4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法律,决定了它具有自下而上的传统渊源。

  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早期社会带有强烈的部族性质,一些特殊的部族按照某种区域的联合组成王国;土地在自由民之间分配,并按他们的等级构成一个十分重要的集团,“土地耕作者”,构成了自由民之下的一个等级,他们从自由民那里获得土地但没有政治权利,奴隶构成了社会的最底层。原始的部落司法由一个选举产生的首脑和他的继承人负责。每个首脑都有一个随从团队,并有责任保护其人民。5早期盎格鲁·萨克逊国王,基本上还是部族首领,开始都是由选举产生,后来才固定下来,成为世袭的国王和君主。这样的国王们不能完全依靠他人来维持王室成员的生存,他们也有自己的土地。但这些国王领地和欧洲大陆意义上的领地并不完全一致。它并不是一个严格圈占的土地,其中的旷野部分,民众也享有某种使用的权利。国王所获取的是一种称之为“feorm”的租金以维持自己家族的生存。这种食物租金大致为:10海德的土地每年要交10桶蜜,300颗卷心菜,……两只母牛,10鹅,20只鸡,等等。8世纪以后情况有一些变化,在一些国王很少巡视的地方,农夫的租金必须以单一的方式交纳,有时甚至要求用现金支付。6

  这种状况并不表明当时英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界限分明的阶级社会。一直到诺曼入侵后的很长一个历史阶段,英国的土地分配和占有方式,都是一种始终有别于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形式。这种典型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可以简言之为“份地制度”,或称为“份地分配制度”。只有社员(或公民,本族人)才有权利取得份地;外邦人(或外来人,外村人)没有取得份地的资格。不仅如此,更显著的特点是社员对份地的权利是天然的不可随意剥夺的社员权利。即使进入阶级社会,不论是在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奴隶主或封建主虽然已窃取土地公有部分的占有权,但对社员或农奴的份地占有权并不能任意剥夺,也不能任意把他们驱逐出村社之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英国的土地占有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广大的自由公社社员刻尔(Ceorl),他们以大家庭形式占有份地——海德(Hide,一海德等于一百二十英亩),已经不见分配,长期占有。但其经济和政治地位是得到充分保障的。7

  在此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早期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一直处在变动之中。法律和司法程序在整个国土上并不统一,地方的司法过程非常复杂。与其他社会一样,买卖是盎格鲁·萨克逊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大部分犯罪的暴力与商业的财产变动有关,因此,国王要求所有的买卖必须在开放市场中进行。8在争执中,原告必须正式提出控诉,而被告也必须正式否认指控的罪行。一般来说,当一个人被他的邻居判决有罪时,他将通常受到除死罪以外的若干经济惩罚,即对受伤害的对象及其家庭支付赔款,这种赔款称之为bot,同时需上缴给政府一定的罚款,称之为wite。一个自由人平时价值的估计状况称之为wergeld,如他被人杀死,则罪犯必须按照法律赔偿他的wergeld。具体的数目则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一个国王的估计价值为30000先令,大主教为15000先令,一般主教为8000先令。9

  值得关注的是早期盎格鲁·萨克逊社会中的司法细节。百户法庭在所有的司法审判中十分重要,一般每月至少开庭一次。法庭的主要成员由百户长或他的代表,最初的判决应该通过百户区所有的自由民的同意。就其司法过程而言,还保持着十分原始的状态。法庭可以根据他人保证宣告被告无罪,条件是被告必须找12个亲戚或关系密切的邻居来为他宣誓作证,盎格鲁·萨克逊把在一个熟知他的邻居和万能的上帝目前的誓言看得异常重要。十家连保制是另一个特色。与被告同族的人最早还必须为被告的一些行为承担集体责任。如果被告证实犯罪逃跑,这些人就必须支付罚金。10

  美国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认为,“法律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而不是什么正义。11这样的观点自然有其偏颇之处,但与早期的盎格鲁·萨克逊法却十分吻合,比如,在处理盗窃罪行时,盗窃国王的东西是以9倍的价值赔偿,而普通人的东西则以3倍的价值赔偿。12也就是说,人们要求的是被窃的人应该得到补偿,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得到“同样比例”的补偿。这样的规定被视为理所当然,表明了英国早期社会中法律强烈的实用性质。

  从表面看,在6-11世纪,盎格鲁萨克逊的机构几乎是静止的,各个王国试图统治更大范围领地的欲望,由于受到丹麦人不断入侵的威胁,不仅使其野心受到制约,而且也使盎格鲁萨克逊的部落形式成为最基本的作战应敌方式。这些因素,加上直到10世纪还对英格兰勒索赎金的丹麦人,使整个社会处于既分裂又统一的紧张之中。丹麦人的入侵和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实行丹麦法,对英国法律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法律(“law”)一词正式由丹麦人传入了英语中。13为了对付丹麦人,盎格鲁·萨克逊人只能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促使国王阿尔福雷德在10世纪统一了英国。阿尔福雷德对司法有极大的兴趣,他在法律上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发布了三个法典。其中两个与宗教有关,第一是关于十一税,第二是关于他应该承担的宗教职责,第三则是关于救济品的分发。即便这样一些并不危害到公众利益的国王法典,是否能得到执行,还是有赖于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好意,这些共同体的代表,包括主教、领主、贵族和自由民。14 这表明,国王在司法上并没有获得任何强制执法的特权。

  在有关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信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如下一些原则:那就是,他们的法律制订者不是有意识地由一种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可以广泛理解的法典的愿望来推动立法的,也不受一种有连续性的一般性法律理论的影响。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习惯的规则和判决来决定的,在其执行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地方的而不是全国性的,且通常建立在非常口头的传统基础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有意识的转移财产,保持公共秩序与和平,民众的基本权利与特权之间的冲突,这些从部族起源的民众权利都是得到民众“司法意识”肯定的,但国王的权利总是试图通过特许的方式或法律来削弱民众的这种权利。不过,国王在司法方面的权限并不大,各种具体的司法活动主要是各个区域自己自治管理,这种自治性质显然限制了国王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当然,国王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有所显现,阿尔伯特大王就宣布了两项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规定:第一,无论什么自由人遭到杀害,杀人者除开给死者以补偿外,还必须支付给国王50先令。其次,国王负责召集全体民众的大会,其中对他人构成伤害的人必须给损害者以双倍的补偿,而国王又可以从中得到50先令的罚金。15

  对诺曼入侵前英国法律的考察,一个重要的缺陷是有关的材料太少,这使人们对它的理解产生了相应的困难。即便如此,这个社会已经显示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对英国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的社会力量都逐渐地承认了法律的权威。习俗与宗教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的传统的力量固然有效,但并不充分,而司法裁决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早期的社会要么没有准备好,要么就是根本没有这种力量。每个人都有使用他自己力量的权利,要压制这种个人的权利就必须发明一种更大社会组织的更大的力量,这需要很长的时期才能做到。因此,当一个人拿走了别人的东西,最通常的补偿就是将它拿回来,这也是唯一的补偿。在没有一个强大政府力量或司法控制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其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正义。因此,产生司法体系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防止血亲复仇和压制私人武装力量,通过提供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进行替代。社会可以召开一个会议,通过所有人来讨论。当然,其决议没有强制性,如同今天的法庭,但它可以施加压力,使各方接受大多数的意见。16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公认的、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的合法游戏规则,法律的权威就建筑在对这种游戏规则的尊重上。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英国的法律得以流传并逐步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依靠公认的法规来处理各种民事事务的传统逐步在民众中扎下了根,而其中隐含对民众权利的保护和对统治者权力制约的因素则为逐步形成法治传统提供了一种观念的基础。

  

  二,从习惯法到普通法

  然而,带有浓厚原始民主因素的习俗和习惯法,毕竟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制体系。因此,如何促使这些习俗转化为有理性的法律成为英国法制史上必须跨越的一个阶段。应该说,促成这一转变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其一是有一批专以司法为职业的人员,其二是有理性的审判。盎格鲁·萨克逊早期的神判方式可以不加分析地由上天来裁决,其长处是任何人没有特权,缺陷是其裁决结果不可能成为理性的法律。理性的司法只能开始于通过事实和证据并迫使有关人员按照证据进行分析,于是,司法人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不要误解所提供的证据,并在司法程序启动前收集一切证据。17而这两个条件只是在10世纪以后才逐渐具备的,诺曼入侵则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事件。1066年诺曼人的成功入侵标志着英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在英国的政府和法律方面引进了精细有序的统治方式。诺曼在入侵英国前,其大陆领地是欧洲管理得最好的国家,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和有序的会计和金融制度就成为这次征服带给英格兰最好的礼物。18

  诺曼征服英国后面临的严峻形势是,极少数的诺曼贵族必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进行统治。根据末日审判书的土地统计,百分之五十有记载的土地由190个左右的主要地主控制,而其中几乎一半的财富则集中在11个人手上。19

  征服者威廉在征服英格兰之后,又必须持续不断在他英吉利海峡两岸的领地忙碌:他用来自英国的资源在其法国领地显示力量,又用法国的武力来对付英国的反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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