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法治化、民主化、社会保障制度化——英国发展经验漫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7 次 更新时间:2010-02-05 14: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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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  

  

  【内容摘要】伴随着中国发展模式的转轨,有必要对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进行调整。本文根据英国历史经验提出的建议是,可以以法治化、民主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化的"新三化"对原有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补充,使"民富国强"的侧重点更多地落实在"民"的层面上。

  【关键词】现代化、法治化、民主化、社会保障制度化

  

  伴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中国发展模式转轨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和其他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而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人民朝着鼓舞人心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推进30年后,出现了很多原来意料不到的问题--或许可以将这些问题通称为"成长的烦恼"。尽管学术界已经对此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见解,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尚未如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提出能够凝结全民共同奋斗的、提纲挈领的、具有某种前瞻性的目标来。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这样的目标不能仅从国家层面上提出,还必须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机地联系起来。

  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用什么东西来对原有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这应该是一个纲领性的大问题,但却是目前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作为对英国史有些兴趣的人,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从英国历史经验的角度,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或许可以抛砖引玉,为进一步探索这一问题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

  

  英国原本地处欧洲一隅,并不发达,在现代以前也从来不处在欧洲文明的中心区域。然而,英国却比更多条件优越的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民族,并通过扩张成为了比其本土面积大了若干倍的庞大殖民帝国(1914年,英国遍及世界各处的殖民地面积总和达到3350万平方公里,而目前英国的领土面积约为24.65万平方公里),称雄世界近200年之久。尽管二战后这一帝国已经逐步解体,但其政治文化遗产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

  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英国能够从一个偏远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主要原因在于其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两大创新产品,即现代议会制度及其政治机器的有效运作方式与工业革命。这样的看法不错,但还不能完全解决人们的疑问,即为什么只有英国能够进行这两项创新?显然,深入地把握英国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更多地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一个民族成长的规律。

  实际上,对于这种规律的探索,各国的学者从未停止自己的工作,各种结论也都有其十分独到的地方。根据自己的体会,我将这些结论中的规律归纳为三点,即法治化、民主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化。或许这样的归纳遗漏了一些其他学者认为十分重要的东西,不过我还是认为,这三点是主要的,把握了这三点,就可以基本理清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同时,这三点还有一种递进关系,本身也显示了一种历史运行的内在逻辑。

  首先,一个社会要有一种良好的机制来凝聚社会的力量,协调社会的矛盾,基本的法律规范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一个民族和国家法律体系的性质和特点,往往在很多时候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英国的法律制度主要由判例法(case law)构成,英国的法律,今天仍被看成是例外的现象。1然而,正是这种例外的现象形成了英国独特的法治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从最初的习俗开始,经由习惯法到普通法,再由议会掌握立法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英国宪政体系和法治传统。

  现代社会通过特定的权威机构来制定和表达法律的方式在法律史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阶段,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法律体系的基本要素是习俗。现在保留下来的早期盎格鲁·萨克逊法的法律碎片本质上是习俗,尤其是百户法庭和郡法庭,都宣称习惯法的裁决是从习俗中产生的,这种习俗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所具有的弹性和可接受性。2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法律,决定了它具有自下而上的传统渊源。

  英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早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主英伦三岛时,这种传统的特点就开始显现出来。公元597年,当罗马教皇的使者到达英格兰时,英国的地方国王就开始颁布法律。大致来讲,这些法律就是确定权益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即国王与教士,普通民众与国王,在承担相应义务后,必须获得相应的报酬。而这一原则也扩展到社会内部的冲突和争执中,即受损一方必须得到补偿。一般来说,当一个人被他的邻居判决有罪时,他将通常受到除死罪以外的若干经济惩罚,即对受伤害的对象及其家庭支付赔款,这种赔款称之为bot,同时需上缴给政府一定的罚款,称之为wite。一个自由人平时价值的估计状况称之为wergeld,如他被人杀死,则罪犯必须按照法律赔偿他的wergeld。具体的数目则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一个国王的估计价值为30000先令,大主教为15000先令,一般主教为8000先令。3如果社会的统治者本身也能被标价,令人感兴趣的就不是这种赔偿规则,而是它如何产生的。总的来讲,任何一个古代社会都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当一个人被杀后,他有六分之一的亲属会被卷入这种血亲复仇的漩涡,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有义务对凶手复仇。然而,在一个古代的社会团体(community)中,几乎每个人都会与死者和被复仇的对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血亲关系,同时,在忠诚和渴望平静生活之间也会充满着紧张。所以,各种社会的努力最终都是朝着一种具有可使人不失脸面的赔偿而告终。而基督教的进入显然也加速了这一过程。与当时其他部族通常是召开全体会议来进行仲裁不同,600年前后肯特王国编撰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埃塞贝特法典》,规定了赔偿细则,使得冲突双方只要按此规定办事就行,不必每次都召开全体会议来解决争执。每一个自尊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都尽力地给自己的民众带来秩序与宁静,所以,埃塞贝特法律已经成为国王们扩散他们影响力的一条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和平。英国不是只有一个和平,而是有很多和平,领主的和平与教会的和平。然而,整个国家还是逐渐地转入了国王的和平。4

  国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和平是持久的,范围广大的。和平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值得整个社会的人们为之而努力。但这种和平的原则却是法律和依法行事,因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的社会力量都逐渐地承认了法律的权威。习俗与宗教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的传统的力量固然有效,但并不充分,而司法裁决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早期的社会要么没有准备好,要么就是根本没有这种力量。每个人都有使用他自己力量的权利,要压制这种个人的权利就必须发明一种更大社会组织的更大的力量,这需要很长的时期才能做到。也就是说,早期英国的法律提供了一种公认的、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的合法游戏规则,法律的权威就建筑在对这种游戏规则的尊重上。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英国的法律得以流传并逐步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依靠公认的法规来处理各种民事事务的传统逐步在民众中扎下了根,而其中隐含对民众权利的保护和对统治者权力制约的因素则为逐步形成法治传统提供了一种观念的基础。

  当然,这种原始的法治传统观念发展成英国的普通法,再转化到现代英国的司法体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是社会对法治惯例的接受。英国人哈特(H.L.A .Hart )曾指出,法律的基础不是法律的,法律的基础不是法。法律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经验政治以及社会、文化上对法律统治的接受。而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法律必须"管住"当权者,而最大的当权者自然是国王。1215年,英国部分贵族迫使约翰王签署了一个重要条约,即著名的大宪章。它既是一种契约,本身又是一系列行动的象征。其最初的目的是试图使封建契约更为清楚并规范化,然而其具体的签订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并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管住了当权者"。

  首先,它表明国王承认"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英格兰教会所视为最重要与最必需之选举自由,在予与诸男爵发生不睦之前曾自动或按照已意以特许状颁赐,--同时经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同意--予及予之后代子孙当永以善意遵守。此外,予及予之后代子孙,同时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及其子孙,并允许严行遵守,永矢勿渝。"除此之外,大宪章还有一些重要的条款,由于这些细则是早在8个世纪以前就产生的,至今仍有价值,所以我冒昧将其转录如下:

  "(12)除下列三项税金外,如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即:(一)赎回予身体之赎金(指被俘时);(二)册封予之长子为骑士时之费用;(三)予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但以一次为限、且为此三项目的征收之贡金亦务求适当。关于伦敦城之贡金,按同样规定办理。

  (13)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予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14)凡在上述征收范围之外,予如欲征收贡金与免税役,应用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与显贵男爵,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公意。此项诏书之送达,至少应在开会以前四十日,此外,予仍应通过郡守与执行吏普遍召集凡直接领有予之土地者。召集之缘由应于诏书内载明。召集之后,前项事件应在指定日期依出席者之公意进行,不依缺席人数阻延之。

  (25)一切郡、邑、小镇市、小区--予之汤沐邑除外--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

  (39)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美手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41)除战时与予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尚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路与陆路,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通行以经营商业。战时,帝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予或予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帝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52)任何人凡未经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决而被予夺去其土地、城堡。特许权或合法权利者,予应立即归还之。......"5

  然而,比上述条款更重要的是,国王被迫承诺为避免自己违规而设立了一种制约机制:"(61)予之所以作前述让步,在欲规荣于上帝,致国家于富强,有利于泯灭除予与诸男爵间之意见,因此,为使彼等永享太平之福,予愿再以下列保证赐予之。

  诸男爵得任意骢国中推选男爵二十五人,此二十五人应尽力遵守并维护,同时亦使其余人等共同遵守予所颁赐彼等并以本宪章所赐予之和平与特权。其方法如下:如予或予之法官、行政官或任何其他臣仆,在任何方面干犯任何人之权利,或破坏任何和平条款而为上述二十五男爵中之四人发觉时,此四人可即至予前--如予不在国内时,则至予之法官前,--指出予之错误,要求予立即设法改正。自错误指出之四十日内,如予,或予不在国内时,予之法官不愿改正此项错误,则该四人应将此事取决于其余男爵,而此二十五男爵即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其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予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予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等,务使此项错误终能依照彼等之意见改正而后已。但对予及予之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错误一经改正,彼等即应与予复为君臣如初......"6

  换言之,大宪章不仅提供了若干王在法下的宪政原则,还设立了一种避免统治者违规的制度性机制,这一机制的作用以后主要是通过英国议会来发挥的。这就使英国的法治逐步完善,法治的理念深入人心,其具体过程这里就不细述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的法治化进程为英国社会提供了一条谁也不能违背的游戏规则。没有这样的规则,英国社会就不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这样的游戏规则的建立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则可以说,英国长远的法治传统为英国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基础。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本身是好东西,但不能从现代化过程中自动产生。实际上正相反:没有政治秩序,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不能成功进行下去。现代化的不同成分需要被排序。在政治参与度上的过早扩大比如初期选举就可能动摇脆弱的政治体制。这确立了发展战略的基础,后来被称为"专制过渡",即现代化的独裁提供政治秩序、法治、和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一旦所有这些积木到位,现代性的其他方面比如民主和和公民参与就可以添加上去。7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这样认为,英国法治化的进展为其自身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更为理想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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