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8 次 更新时间:2008-12-08 14: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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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 言

  长期以来,政治学者都把政治参与看作是与民主政体相联系的概念,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才可以通过定期的选举选择领导人,从而对立法机关或政府产生影响。与此相应的是,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学者都不认为共产党社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如极权模型的学者强调精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性控制成功地限制了信息的流通( Freidrich ,Curtis &Barber ,1969 :126) 。而利益群体理论虽然承认共产党政权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或是完全阻止利益的表达,但这一模型仍然否认普通民众影响决策的可能性。由于诸如选举、群众运动、工会以及农会等都是由当局操控的,因此也不具有利益表达的作用(Liu ,1976 :5) 。

  虽然, “强大的政府和党的机构的存在、国家对社会全面的渗透、独立政见团体及利益表达机制的缺乏、严格控制的媒体以及长期缺乏自由竞争的选举使得这种参与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Jennings ,1991 :361) ;但是,这并不表明共产党社会的民众完全不能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特别是随着一些学者在更广的范围界定政治参与,原有的单一的政治参与观(将投票看作是民众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关键和惟一方式) 被多元的参与观所取代。例如,尼和伏巴把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 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尼•诺曼、西德尼•伏巴,1996 :290) 。一些学者对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民众更多地以选举之外的手段,如个人的接触来寻求政府官员的帮助或向他们表达自己的偏好。例如,英克尔斯(Alex Inkles) 和鲍尔(Raymond Bauer)的研究发现“苏联公民更关心获得更多个人的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很少关心获得政治权利和宪法的保障”( Inkles &Bauer , 1959 :7) 。比尔勒(Sweryn Bialer) 的研究表明,苏联民众更多参与涉及与公民日常生活、社区事务以及工作单位条件直接相关的决策(Bialer ,1980 :166) 。这些研究者发现,共产党社会民众政治参与有自己的独特性,如他们更多是试图影响政策的实施而不是决策过程,更多的是以个体的、非正式的和原子化的方式的参与(参看Jennings ,1991) 。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农村地区率先实行生产责任制,城市中原有的单一公有制也被多种经济成份的经济结构所取代。与此相应,从1980 年中期开始的村民自治使得农村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参看胡荣,2001 ,2006) 。虽然城市社区还没有像村委会选举一样的竞争性选举,但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也有了相当多的改变,社区居委会的自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和政治参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如Dearlove , 1995 ;Kelliher ,1997 ;Lawrence ,1994 ;Manion ,1996 ;O'Brien ,1995 ;徐勇,1997 ;胡荣,2001、2006 ;吴毅,2002) ,但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现状却较少得到研究(Shi ,1997) ,本文打算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影响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各因素。

  以往的研究表明政治参与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托克维尔,1988 ;阿尔蒙德、维伯,1989)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 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意大利南北方政府的绩效差异。他是这样给社会资本下定义的:“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01 :195) 。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帕特南进一步指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均衡的,但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另一方面,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的网络越是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及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公民参与网络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帕特南,2001 :203 - 204) 。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真正运用这一概念进行经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笔者曾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分析其对农村居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影响,发现只有社会资本中的社区认同因子和社团参与因子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而社会资本中的其他因素,诸如信任、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具统计显著性(胡荣,2007) 。那么,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也是本文想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所用的问卷资料来源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于2005 年2 月进行的“厦门市居民生活状况问卷调查”。2004 年末,厦门市户籍总人口1467731 人,其中城镇人口910424 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为62.0 %;岛内的思明、湖里两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43.9 % ,岛外人口比重为56.1 %。厦门市下辖思明、湖里、海沧、集美、同安和翔安6 个区。本次调查只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思明和湖里两个区内进行。厦门岛内的思明区下辖10 个街道,共92 个社区居委会,湖里区下辖5 个街道,共31个社区居委会。本调查在这两个区的123 个社区居委会中按随机原则抽取20 个社区居委会,其中思明区抽15 个社区居委会,湖里区抽5 个社区居委会,每个社区居委会再按随机原则抽取50 户居民,共抽取1000 户居民。具体访问对象的选取是这样进行的:由调查员入户后,在18 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中确定生日最接近1 月1 日者作为访问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10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69 份,回收率为66.9 %。

  在这669 个成功访问的对象中,男性占52.4 % ,女性占47.6 %。从年龄结构来看,30 岁以下的受访者最多,占35.7 % ,其次是31 - 40 岁者,占29.2 % ,年龄在41 - 50 岁与51 - 60 岁的受访者不相上下,分别为18.6 %和18.7 % ,年龄在61 岁以上者最少只占7.8 %。从文化程度来看,高中P中专P技校P职高者最多,达到35 % ,其次是大专和初中,两者相差不大,前者占21.8 % ,后者占18.9 % ,未读书或小学程度也占相当的比例,占13.4 % ,而读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的仅为1019 %。从户口类别来看,市区常住的受访者为68.5 % ,市区暂住的受访者为23.7 % ,而非市区居住的受访者比较少,在郊县常住的为319 % ,其他户口类别的受访者也很少,仅仅占3.9 %。从个人的月收入来看,收入在800 元以下者居多,占27.4 % ,收入在801 - 1000 元者占18.0 % ,收入在1001- 1500 元为16.6 % ,收入在1501 - 2000 元者为13.3 % ,收入在2001 -3000 元与收入在5000 元以上者差不多,前者8.8 % ,后者为7.9 % ,收入在3001 - 4000 元和4001 - 5000 元之间的受访者最少,分别占5.2 %和2.9 %。

  

  二、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现状和构成

  维巴、尼和金在他们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最初对共产党社会的政治参与进行过研究,他们把南斯拉夫的政治参与分为4 种形式:公共活动、自我管理、个别接触以及投票(Verba ,Nie & Kim ,1978) 。其他的研究也表明,共产党社会的政治参与不只有一种形式。例如,维恩•迪弗兰塞克(Vayne DiFranceisco) 和泽维•吉特曼(Zvi Gitelman) 发现在前苏联有5 种形式的政治参与“: 正式- 仪式性参与”“, 公民主动性接触”以及“政策实施接触”(Difranceisco & Gitelman ,1984) 。唐纳•巴赫利和布莱恩•思尔沃的研究表明,在政治改革前的苏联的参与可以按如下顺序排列(Bahry &Silver ,1990) :“非传统的政治活动主义、顺从活动主义、社会活动主义以及接触”。

  在本项研究中,调查问卷共列了11 个方面的项目测量居民政治参与这一指标。这些问题包括是否经常找单位领导、是否经常到政府投诉、是否经常向媒体表达看法等(参看表1) 。除表中最后两个项目(“你在上一次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有没有去投票”和“你在上一次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有没有去拉票”) 的答案为“有”和“没有”外,其余项目的答案都按利克特量表设计为“经常”、“较经常”、“一般”、“较少”、“很少”和“没有”6 个等级。这11 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达0.8879。

  

  从表1 可以看出,在目前单位仍然掌握着相当重要资源的情况下,通过找单位领导维护自己的利益成了相当重要的一种政治参与管道,因此多达3.3 %和6.8 %受访者“经常”和“较经常”“为自己或同事利益找单位领导”。相比之下,表示“经常”和“较经常”为自己的合法利益向政府投诉只有1.9 %和4.4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通过网络发表言论表达意愿的居民也越来越多,表示“经常”和“较经常”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受访者分别为2.1 %和3 % ,而“经常”和“较经常”在网络上对本市发展问题发表观点的比例也分别达1.4 %和1.2 %。城市居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率达44.7 % ,虽然不如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率高,但却高于农村的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率。根据主成分法对政治参与的11 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共抽取3 个因子(如表2 所示) 。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些因子分别命名为:“维权抗争因子”、“利益表达因子”以及“人大选举参与因子”。“维权抗争因子”包括以下项目:“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意见”、“到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写信给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投诉”、“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找领导对话”;“利益表达因子”包括如下项目:“为了自己或者同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政府部门投诉”、“在网络上对本市发展的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给媒体写信或打电话表达自己对一些公众关心的问题的看法”、“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观点”;“人大选举参与因子”包括以下项目:“在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去投票”、“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为候选人竞选”(见表2) 。

  

  我们可以从制度化程度和主动性的强弱两个维度来看待和分析测量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3 个因子。从主动性的维度看,不同政治参与活动所要求的主动性是大相径庭的,有的活动需要参与者付出较大的努力,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有的则是按部就班依程序进行,参与者无需太多的主动性。举例来说,投票选举虽然参与者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但却不需要太多的主动性。相反,带头到政府请愿、到政府或信访部门上访却是需要很强的主动性,参与者不仅要付出时间、人力和物力方面的代价,而且还有可能受到打击和报复,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参看于建嵘,2003 ;胡荣,2007) 。另一方面,从制度化维度看,不同的参与活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参与方式是制度化的,参与严格按程序进行,如人大代表的选举,但有的参与却是非制度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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