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中国农村居民的红白喜事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4 次 更新时间:2014-09-18 21: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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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社会网络研究在测度个体网络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提名法,要求调查对象按照相关的限定,提供自我社会网络的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成员间的相互关系情况。另外一种方法是由林南提出的定位法,这种方法关注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它相信不同的职业类型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按照资源量的多少对不同职业类型进行划分,然后将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成员分别归入不同的类别,以此判断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的多寡。边燕杰通过对定位法的改良,提出了用拜年网测量个体网络。本文认为,拜年网虽有一定适用性,但也存在不足,因此主张用红白喜事网测量个人的社会网络。红白喜事仪式、宴席等活动的操办和参与是其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人们借此建构、维持、扩大着自己的社会网络,因此红白喜事网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与该家庭有交往联系的人员的情况,适合用来测量个人的社会网络。作者根据2009年在江西泰和、崇仁、福建寿宁和江苏太仓四地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红白喜事网的规模、网异、网顶和权力总分进行了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不同地域的受访者虽然在网络规模上有较大差异,但真正影响个体网络资源不同的个体的特征。

   关键词:红白喜事网 网络规模 网异 网顶 网络总分

  

   一、理论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以先赋属性对人进行分类,并按人所属的类型解释其社会行为的传统结构观——地位结构观在社会学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社会网络理论的出现为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社会网络理论关注个体之间的纽带关系,它将这种相对稳定的网络关系视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由诸多相互交叉、平行的网络构成的系统,而它所定义的社会结构正是这种隐匿在社会运行系统表象下的固定网络模式(Ruan,1993)。因此,社会网络理论所坚持的社会结构观是一种网络结构观,其着重研究社会网络的模式与结构,同时关注这种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除了这种新型的结构观,社会网络理论提供给社会学学科本身很重要的一项贡献是,它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收集、测量、分析有关资料的方法和技术,并借此将研究领域中的诸多假设操作化,通过定量分析技术将社会结构的研究带向具象化,而它运用的资料搜集、处理技术也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其他诸多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总的来说,国外社会网络研究有两条主线,一是以整体网络为研究对象的流派,其关注一个社会体系中所有角色关系的综合结构,考察这种结构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第二则是以个体网络为研究重点的流派,主要从个体角度界定社会网,关注个体行为如何受到其社会网络的制约。这两种流派在理论取向和研究技术、方法上有较大的差异,研究成果也不尽相同。整体网络分析流派深受社会计量学的影响,通过使用图、矩阵等数学方法,研究一个社会系统内可以概化的网络结构模式,他们关注小群体内部的关系,并且研究的重点在于关系的结构性质而并非每一关系自身的性质。个体网络分析流派从个体角度界定社会网络,不关注整体网络结构模式,主要研究以个体自我为中心形成的网络关系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

   个体网络分析流派产生了许多影响深刻的理论,代表人物有格兰诺维特、林南、伯特等人。格兰诺维特首先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他通过认识时长、互动频率、亲密性、互惠性等维度将个体间的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并且认为不同的关系所具备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同的。在他看来,强关系多产生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会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因此个人通过强关系所能获得的信息往往和自己已掌握的信息是重复的;而弱关系则产生于特征不同的群体之间,通过这种关系人们能够交换新的信息,因此弱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充当着“信息桥”的作用(Granovettor,1973)。他通过对美国白领求职过程进行研究,证实弱关系在其求职过程中所起到的信息传递作用,并且发现通过弱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往往实现了上升流动。除此之外,在关于社会网络对行为和制度的影响作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格兰诺维特还谈到了“嵌入性”的概念,他认为经济行为的达成往往依托于一定程度的信任,而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嵌入于网络结构,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中(Granovettor,1985;格兰诺维特,2007)。基于格兰诺维特关系力量的假设,林南进一步探讨了弱关系的作用,并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他认为,财富、权力、声望等社会资源并非仅仅由个人直接占有,它们还镶嵌于社会网络中,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交换、借用、摄取其他网络成员所拥有的资源,因此个人社会资源的多寡不再局限于占有关系,更取决于其社会网络的状况。林南认为,弱关系连接着拥有不同资源的异质群体,因此人们可以借此更加有效地获取社会资源,进而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个假设:个人社会地位越高,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个人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强,通过弱关系获取资源的机会便越多;个人拥有的资源越丰富,其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Lin,1982;林南,2002;林南,2003)。 伯特的结构洞理论进一步深化了社会网络研究,他构造了一个分析社会网络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结构洞理论认为,在一个关系模式中,某些网络成员之间由于联系缺失所造成的结构洞,会给可以填补漏洞的中间人带来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的机会,因此占有结构洞多的人,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潜在资源,与格兰诺维特和林南不同,伯特从网络结构位置层面来界定人的资源多寡(伯特,2008)。

   个体网络分析流派在测度个体网络时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提名法(name generator),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主持的综合社会调查中核心讨论网量表为代表。提名法要求调查对象按照相关的限定,提供自我社会网络的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成员间的相互关系情况。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测量弗奈普的个人主义的、线性的社会网络资本以及伯特纯结构主义的社会网络资本概念(王卫东,2006:5)。从实际运用中看,主要有伯特“核心讨论网”、费舍尔“社会支持网”、韦尔曼“亲密关系网”等不同的切入角度,他们分别从“与谁讨论重要问题”、“谁能提供怎样的帮助”、“觉得亲密的人是谁”来限定个人社会网络的边界(Burt,1984;Fischer,1982;Wellman,1990)。通过提名法获得资料后,学者们通常会从社会网络规模、关系构成、紧密程度、趋同性、异质性几个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另外一种方法是由林南提出的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这种方法关注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它相信不同的职业类型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按照资源量的多少对不同职业类型进行划分,然后将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成员分别归入不同的类别,以此判断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的多寡。这种方法通常会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位差、网络顶端几个方面来测度社会网络(Lin,2001)。

   个体网络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借助提名法进行的关于社会支持网、核心讨论网、亲密关系网的研究非常多(刘爱玉、杨善华,2000;张友琴,2001;王毅杰、童星,2004;斛建军,2010)。而边燕杰通过对定位法的改良,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个体网络测量方法——拜年网,它把被调查者在春节期间以各种形式相互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网络界定为个人的社会网络,再调查这些网络成员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性质、以及他们的职业类型、单位类型,从而分析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结构以及网络内镶嵌的资源(边燕杰、李煜,2000)。拜年网测量方法被应用到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并被许多学者所借鉴,是中国社会网络研究方法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的尝试。但是,拜年网的测量也有其不足。首先,这种测量方法会因受访者的个性存在测量误差。尽管拜年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访者的网络规模,但个人的性格、兴趣、精力等因素都可能使其在特定时间拜年的人数存在差异。相比而言,红白喜事网的规模却是相当固定的。一个人会因其地位和交往范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红白喜事网,但却不能因特定时间的兴趣、精力或其他偶然因素而多请或少请客人。第二,拜年网经常是单向的,而经白喜事网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春节期间的拜年虽然也有同辈份的人、同地位的朋友之间的相互拜年,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年轻者向年长者拜年,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拜年,有事求人帮忙者向手中有权者拜年。而红白喜事的参加者则不存在这种情况,这次你参加某个人的婚礼或其他红白喜事,下一次你也一定会请他参加你或你家人的婚礼或其他红白喜事,这种关系是双向的。第三,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异。虽然农村人也有拜年的习惯,但在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量人口迁入城市,原有的拜年习俗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认为红白喜事网更能够稳定地测出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

   基于此,本文决定使用红白喜事网来测量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本文对于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的测度,采用的是基于事件的界定方法,即把在某些特定事件中与调查对象保持互动的人界定为其关系网络成员而勾勒出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图景。这个事件本文选定的是红白喜事。我国民间将喜事分为红、白两大类,红喜事泛指大吉大利、红红火火的事,如男婚女嫁、人生出世、建房乔迁等等;白喜事则指丧葬,因古人“灵魂不灭”的观念将人的正常死亡看作回到祖居地或者进入另一个世界,视为喜事而有了不易理解的白喜事之说(张劲松,2003:1)。红白喜庆礼俗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民俗文化,几乎涉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且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情伦理和互动规范。对于民众而言,红白喜事是每家每户的大事,红白喜事仪式、宴席等活动的操办和参与是其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人们借此建构、维持、扩大着自己的社会网络。对于单个的家庭来说,在其生命周期中所能经历的红白喜事并不多,再加上红白喜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那些在平时生活中保持交往的人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前来捧场表示庆贺或安慰,那么就中国传统的人情规则来说是极不合适的。另外,在红白喜庆礼俗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随礼”的传统。人们在参加红白喜事活动时,需向事主家庭赠送钱财等礼物,根据阎云翔(2000)的研究,这种礼物的馈赠是一种“仪式性送礼”,它在公开场合进行,并且有礼单记录,是人们公开表达社会关系的方式。同时随礼行为受互惠规则和人情伦理的制约,单方随礼而对方不回礼的情况并不多见,并且一旦双方互相随礼的互动模式建立起来,如果不是故意不愿维持交往,那么这种互动一般是不会打破的。所以,红白喜事网中的网络成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他们并非是因某次偶然事件而集聚的游离者。因此,红白喜事网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与该家庭有交往联系的人员的情况,尽管与这些人员的交往并不一定有深入的情感投入和相互支持,但红白喜事网对家庭社会网络的广度具有相当不错的概括能力。正如阎云翔(2000:50)所说这种仪式性的交往“给地位与关系的显示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场所,是一个人能够动员的关系资本的可见证明……在仪式性的礼物交换中反映出来的网络,真实而具体地表现了某家的社会关系的总体”。

   在本文中,我们将采用红白喜事网测量中国农村居民的网络规模、网异、网顶、网差和网络权力声望总分,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影响农村居民网络的诸因素。

   二、红白喜事网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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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2014-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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