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公恃:社科院文学所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4 次 更新时间:2008-11-03 17: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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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公恃  

  

   20世纪60年代的古代组是全所人数最多的一个研究组,有二十余人。大概可分“老中青”三按年龄排序,老一辈专家有王伯祥、孙楷第、俞平伯、余冠英、吴世昌、钱钟书、吴晓铃、范宁;中年一辈人有乔象钟、胡念贻、曹道衡、蒋和森、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梁共民、吴庚舜、王水照;年轻一辈人有许德政、张锡厚、陆永品、徐以恃、董乃斌。当时全所公认,古代组力量最强,全所(外文所分出以后)三位“一级研究员”,组内占其二(俞、钱),另一位便是何其芳。全所六位“二级研究员”,组内占其四(王、余、孙、吴世昌),另二位是蔡仪、唐弢。总之,老专家云集,连中年人也多已崭露头角,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知名度,如胡、曹等,在各种报刊上经常能看到他们的文章。

  

   王伯祥

  

   古代组老一辈专家中年龄最长者为王伯祥先生,1964年我初到所,他是75岁,也是全所寿星。王老银发稀疏,蓄着长髯,拄着手杖,慈祥谦和,一看便知是位懿德长者。他对年轻人很关心,记得我刚到所不久,参加古代组第一次会议,他便主动过来问我情况,得知我是江阴人时,非常高兴,并且鼓励我说:“努力啊!”王老一口苏州话,发音语调基本未变,北方人恐怕很难听懂他的,我老家本属吴语方言区,且从小喜欢“听书”(苏州评弹),习惯了苏白,所以觉得非常亲切。王老以《左传》、《史记》研究闻名,我在大学时代即拜读过他的著作,现在得到他的亲自关怀,非常感激。王老发言,一般都很平和,鲜作过激之论,显出长者宽仁风度。他有一习惯,每说到得意处,便要捋捋胡须。那时每年春节,组内邓绍基(副组长,主管日常事务)总要到老先生家拜年,问候起居,我也曾得以在1966年的春节,随之到各位家中一走,聆听诸老先生指教。王老住在南小街大雅宝胡同,平房院子。其儿孙虽多已成年,而聚居一处,住房显得不很宽畅。“文革”中他因年迈体弱,所里一般活动也不去叫他,倒也颇得清闲。1969年9月,学部要全体下干校,工军宣队开始也打算要王老下去,曾通知其子(在美术出版社工作)准备。其子说王老身体不好,军宣队遂命我领路去到他家看视,当时王老正卧病在床,自述“有时头晕颇厉害,自觉床铺似乎要直立起来,紧张得双手紧紧抓住床沿,避免摔到地下”等。军宣队见他确实年老体衰多病,便改变主意,不再强使他下干校。1972年夏,学部全体人员自干校返回北京,不久,刘世德先生对我说,他最近去了王老家一次,王老提起了我,希望我去看他,我即于次日前去王老家,他的身体似乎比上次我见他时好些,见面后他很高兴,问长问短,主要是问干校情况。最后他长吁一声说:“总算回来啦!这就好,这就好!”他还问我今后打算,我禀告他今后拟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他当即给予鼓励,并向我强调要研究文学,不可忽略史学的道理。他又说“你可以多向余冠英先生请教,也欢迎常来我这里谈谈”,我表示一定会常来讨教的。临走时他送我一本他编的《史记选》。

   按年齿排,王老而下应该是孙楷第先生。不过他自文学所成立时即住北大校园内,距位于建国门的学部很远,他又身体欠佳,所以一般组里开会都不通知他,当然他也不来,所以直到1968年“文革”中,工军宣队勒令他必须到单位参加运动,他才在所里露面,我也得以初次认识他。孙先生由于长期蛰居在家,埋头学问,极少到单位,也极少接触社会,所以初到学部时,有若干奇特表现。记得他第一次奉工军宣队之召来所里,见了工军宣队负责人,就要下跪。工军宣队显然没料到他会这样,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拉起来。接着就教育了他一阵,要他“抓紧思想改造,批判封、资、修”云云,然后要他表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当即说:“我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是圣人,是几千年来的大圣人哪!”引得在场的人忍俊不禁,连工军宣队也都乐起来。工军宣队看他书呆子气十足,没什么好说的了,随即让他回家去。不想孙先生离开后约十余分钟,又回来了。问他还有什么事?他却反问说:“出去的大门在哪儿啊?”原来他在学部院内(院子并不大)晕了方向,不得其门而出,工宣队随即派我将他送出学部大门,送上1路车。孙先生不久即被北大的“红卫兵”赶出校园,在海淀的两间破平房内栖身。他原本藏书颇丰,此时无处堆放,无奈只得“处理”,损失很大;事后所里知道了,想挽救也已来不及。此事后来还通过各级领导与中国书店交涉,终于没有结果,孙先生为此很是伤感。孙先生老夫妇俩也跟着大家下了干校。记得在集合出发场合,所里行政科的“张大姐”逐一点名,当点到“温芳云”时,众人愕然,因为印象中所里并无此人;接着下面有人答应了,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孙楷第夫人。孙先生夫妇随大家辗转于河南省罗山、息县和明港,路途劳顿,住房简陋,生活艰苦,那是免不了的;不过毕竟他年事已高,并未派去干沉重的农活,被这排在包信集小镇上住着(搓过麻绳等),体会了两年乡村生活,后来也就安然返京。回京后,他被安排在永安里学部宿舍居住,与我正好同一楼房。当时住房十分紧张,他与历史所一位老先生合住一套四间的房子,各住二间,厨卫合用;其间也不免发生一些不愉快。我曾几次去看望他,孙先生十分愿意跟我说话,而孙夫人在经历“文革”以后,似乎很担心孙先生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所以总是拦着孙先生说话,那场面是有些滑稽。记得当时他房间内基本上没有书,家徒四壁而已;他每次都要诉说没有书的苦恼。有一次孙夫人来我家送一字条,是孙先生写的,意思很简单,托我到所里替他代借几本书而已;字条之末又附一小节文字,却使我吃了一惊,因为它与我以前印象中的孙先生的风致不太一样,颇有调侃之词:“闻说贤夫人肩负国家重任,远使西域,巾帼英豪,为国增光,他日功成归来,欢迎到舍下一叙。”这是他不知听谁说了我妻子当时被派往埃及工作(只是当翻译,哪里是“重任”),遂顺手写此一节文字。它让我感到孙先生虽古心古貌,为人忠厚,骨子里实在颇有幽默感,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了解。

  

   俞平伯

   俞平伯先生住在南小街老君堂胡同,也是老式平房院子,前后三进,显得陈旧;不过比王伯祥先生的院子要大,我1966年春节随邓绍基先生拜年时也曾去过,记得寒暄过后,俞先生拿出他新写的二篇短文给我们看,邓先生看后,只是含含糊糊说了两声“好的,好的”,没发表什么评论。当时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已经发表,政治形势十分紧张,他自己已被卷入,或许他对俞先生这样的“敏感人物”更不好说什么。俞先生家离学部也不算远,所以60年代的组内政治学习会(每星期三下午)他也常出席。俞先生耳朵重听,会上经常一手遮耳作喇叭状,听别人讲话。他自己则很少发言,偶尔插一两句而已,而每次插完话,他都要“呵呵”一乐,很天真的样子。俞先生是著名“红学家”,诗词修养也很深湛,此人所共知。鲜为人知的一点是,他的英语也很好,有一次会上,钱钟书先生发言之余,说了一段英文成语,说毕看俞先生似乎没听清,便对他大声重复了一遍,俞先生听后连连点头,并且与钱先生会心地一起哈哈笑起来。俞平伯先生的大名赫然载于“最高指示”,所以“文革”期间,一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自然是跑不掉的。红卫兵“大串联”时,他是一大目标,许多来学部的红卫兵都要面见一下俞先生才肯走,同时不免要对他“批斗”一番。而俞先生心胸开阔,不卑不亢,应付自如,“批斗”往往以申斥开始,而以哄笑结束。后来到1968年底,学部进驻工军宣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普查历史问题,查出俞先生在抗战时期滞留在北平,与周作人有交往,就说他也有“汉奸问题”。当时我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曾发过言,给他“上纲上线”,想起来追悔莫及。不过俞先生性格很豁达,对于这些批判,他都不很在意,批过了照样情绪良好,像没事人一样。当时另一些老先生就不同,如陈翔鹤先生,开完“批判会”后,情绪会很低落,很难过。那时正要开“九大”,大家都唱“迎九大歌”,俞先生也与大家一道引吭高歌;这在老先生中是很突出的。有人起哄叫他独唱,他也真的一人唱起来,边唱边用手指打节拍。不过他的歌声无论怎样听,也都有浓厚的昆曲味道。事实上他就是一位昆曲专家,在家时常与夫人度曲作词,互为唱和,这是圈内人都知道的。“文革”后,我曾致信就批判他一事向他道歉,他回函说“没关系”,并且送我一张他的手书墨迹。在干校里,俞先生与夫人住包信集,有不少“趣事”发生,有一些文章写及。在包信集,他们的生活条件自然与在北京不能相比,下干校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吃了苦的。

   不过平心而论,在干校真正受苦的还是中青年“五七战士”。“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大田里锄地,收割,我们哪一样没干过?连当地农民都说:“这批劳改犯(他们误以为我们是犯人)干活真厉害!”那包信集位于302“国道”上,交通比较方便,有汽车直通驻马店、信阳等处。而我们这些“五七战士”所在的地方“东岳”,却是息县最偏僻的一个“公社”,只有土路通向外界,一旦下雨,道路泥泞得根本无法走动。记得有一次黄梅天(1970年春夏之交)连下了一星期雨,干校粮食断档,要到包信集去运。汽车不通,板车也无法拉,只能去人抬。于是选了一批“年轻”(当时学部最年轻的人也已30岁以上)本壮的“五七战士”,冒雨走到包信集,又冒雨将粮食抬到干校,来回30里地,肩上抬着一百几十斤重的粮食,光着脚在深可及尺的泥路上走,每一步都很艰难,中间是不能停下的,否则粮袋就会掉进泥水里。下午四点钟从包信出发,走到东岳时,天已黑,从东岳到干校还有四五里地,雨夜漆黑一团,星光亦无,道路都无法辨认,记得我还滑了一跤,差点跌进小河沟里,浑身都是泥水……我平生干过不少重体力活,这是最劳累的一次,我在当时算体力较强的一个,这次真是筋疲力尽了。与我同抬粮食的是张锡厚。

  

   吴世昌

60年代古代组开会时,发言最积极的是吴世昌先生,大概是性格使然吧,几乎每会必发言,而且要抢先发言。他1962年刚从英国牛津大学回国,尚未尽脱那种海外华人对新中国的理想主义认识,对国内情况尤其是“阶级斗争形势”颇为隔膜,所以发言时不免会有些“出轨”,好在组内其他人都理解他的特殊身份,听到他发表一些不合当时“精神”的话,大家一笑了之,没有来“纠正”他。有一次学习中央关于中国科学院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文件,吴先生又发言了,他抨击学部各所不重视“基础研究”的倾向,说:“我们也是中国科学院嘛!为什么我们这里尽号召大写批判文章呢?”这样的话别人是断不敢说的。吴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在那边爱提意见,也是出了名的。记得有一次会上周扬来了,一时没人发言,周扬就指指吴世昌先生说:“你是爱提意见的,你先发言嘛!”大家哄堂大笑。而吴先生也毫不谦让,真的讲起来了。吴世昌先生也是下了干校的,但他一则年龄略小,二则他夫人在北师大工作,并未随同前往河南,他是属于未带家属的老专家,所以不住包信集,而是与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住在一起。当然,他与何其芳、蔡仪先生等一样,分配的劳动较轻,在菜园子或养猪场干活。后来回北京了,我因专业方向关系,与吴先生联系不多。但也有几次交往。那是我80年代初当了《文史知识》编委之后,杨牧之紧紧抓住我,要我在文学所拉老专家的稿子。我就领着《文史知识》的一位年轻编辑,来到干面胡同叩开了吴先生家的大门。来意是早就在电话里说好了的,吴先生招呼我们坐下,那位编辑初次见吴先生,编辑说了对吴先生的“红学”研究非常敬仰的话,我当即补充说一般人都知道吴先生是“红学”专家,其实吴先生的诗词学问更加深厚。对于我的补充,吴先生似乎很高兴,接着我的话题就给我们讲了一阵关于“豪放派”与“婉约派”的意见,还始还语调平和,后来愈讲愈激动了,我们只是边听边点头称“是”而已。说了大约半小时,他就把准备好的稿子(关于怎样读词的)交给我们,又领我们参观了他的藏书,只见一个套间的里间全是书,而且书架是与一般图书馆一样在中间排列,不是靠墙排的,那是充分利用空间了。吴先生身体一向很好,也不发胖,属于比较精干的那种。他的去世是误诊耽误了病情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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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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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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