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美国缓和同中国关系的主要动机是遏制苏联扩张。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是美国决定对华政策的主要视角。近来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苏联因素发生的变化。

一、对中苏“一视同仁”（1972—1978年）

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动力是双方在反对苏联扩张威胁方面的共同点。美国改变了60年代视中国为“最危险敌人”的立场。中美《上海公报》中的反霸条款明显针对苏联。但是，由于台湾问题这一主要障碍，加上水门事件造成的美国国内政治困难，直到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中美建交才真正提上日程。而美苏关系恶化，加强了卡特政府推进对华关系的紧迫感。

中苏关系　7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对中苏关系的估计是，中苏之间既不可能在近期内和解，也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华盛顿决策集团认为中苏矛盾使美国增加了在国际上的战略回旋余地。但在1975年前后的一系列国会听证会上，也有少数人提出，中苏如能实现有限和解，有利于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缓解，减轻对美国的军事压力。[2]

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主要歧见，在于美国有无必要及可能采取措施阻止中苏接近。鲍大可、扎戈里亚等中苏问题专家认为，中美早日建交能减少中苏和解的可能性；而克莱因等保守派则强调，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建立在意识形态分歧和民族利益冲突的基础之上。与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必然联系。[3]另有一些学者建议，美国对华、对苏关系应该并行不悖，同时改善，而不应该将标定为阻止中苏和解。[4]兰德公司1978年发表的一份战略分析报告也认为，中苏关系只要保持不战不和状态，美国就能推进自身利益，而不必介入中苏之间的同题。[5]基辛格等决策者看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他说：“如果我们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分别比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接近，中苏敌对就能最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其他方面的事态，尽可任其发展。”[6]

美苏关系　尼克松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主要和直接的动因，是在美苏战略武器谈判、越南等问题上加强同苏联计价还价的地位。[7]

1975和1976年，一些美国分析家写道，莫斯科在战略武器会谈和欧洲裁军问题上做出了妥协，重要原因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进展增强了在国际上的不安全感。[8]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美中关系如果发展得过于迅速，会使苏联人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严重疑虑，以为美国已下定决心同中国结成反苏同盟，因此向美国做出让步是徒劳无益的。[9]这一时期的美苏缓和似乎有希望，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看来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这表现在他们对于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持谨慎态度，认为维持美苏关系比发展中美关系更为重要。直到1978年，卡特政府基本上执行的仍是对中苏“一视同仁”的政策。

但是，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以秘密和审慎的方式，探索同中国建立军事关系的可能性。这方面的计划于1974年3月基本成形。一些重要的政策蓝图，则完成于1976—1978年，其中包括如何逐步同中国发展军事合作的详细计划。然而政府内跨部门的一项研究报告反对近期内建立美中军事关系。结论是，苏联与美国搞缓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少中美联合抗苏的可能性。如果给苏联人的印象是苏美缓和并未阻止中美联合，莫斯科就会重新考虑对美政策。因此，美中军事合作风险太大。1977年6月，该报告的内容被美国政府有意透露给《纽约时报》发表。[10]

实力平衡的考虑　从尼克松、基辛格开始，美国外交决策者较为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实力在世界上的相对削弱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必然趋势。他们认为，根据国际关系中的均势原则，在中苏两国之间应“扶弱抑强”。此外，越南结束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减弱，它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尚无力单独抵御苏联威胁，而中国牵制着苏军地面部队的1/4，这对于维护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意义重大。

形象变化　在美苏、美中关系同时缓和的时期，中苏两国在美国的形象都有所改善，但中国形象的改变更快，人过去“最危险的敌人”变成了“准盟国”。高层领导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能力和思想深度给美国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相形见绌。值得一提的是，奉行现实主义外交路线的尼松和福特政府，未提出缓和美中、美苏关系必须以中苏改变国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为先决条件。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1974—197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在未来十年内会有显著增强，而美苏两国都不是正在走向强盛的国家。[11]

二、“倾向北京”(1979—1984年)

70年代后期，苏联的全球性扩张活动令美国领导人的危机感日益严重。卡特政府重新审视对中苏“一视同仁”的方针，决策圈内部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即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立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棋盘上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应加快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即使美苏关系因此受损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打中国牌”的主张。

在美苏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尽管出现了《与台湾关系法》和里根发表反共亲台言论等问题，在卡特任期的后两年和里根的第一任期（1981—1984）内，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中美关系发展迅速。里根发现借助中国力量抗衡苏联是必要的战略措施。[12]“大三角”保持着“中美近，美苏远，中苏也远”的状态。

中苏关系　美国以对华关系来牵制苏联的策略，其必要前提，是中苏关系长期保持紧张状态。然而在这一阶段，美国的中苏问题专家对于中苏敌对是否会持续下去，是否真正有利于美国利益，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

1979—1981年，美国观察家中多数人认为中苏关系在未来若干年内仍将呈紧张状态。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专家则推断，中苏两国领导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两国继续对立不利于各自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同时，中苏最高领导层换代后，两国关系会有更大的松动机会。[13]还有的分析家注意到，中国国内报刊对苏联的国内政策批评减少，两国的意识形态差距已经缩小。因此，中苏缓和是符合逻辑的发展。[14]

与此同时，不少美官员和专家认为美国的对苏政策被中国“操纵”了。他们获得的印象是，中国与美国建交有两个近期目标，即在中越边境冲突中赢得美国的谅解或默契，并延缓美苏战略武器会谈取得成果。他们担心中国的抗苏立场未必会持久，如果让中国人以为美国的安全要在相当大程度上建立在中苏争端永久化的基础上，美国政策就很容易被中国牵着鼻子走。[15]

1983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对华政策委员发表了一份报告，建议发展美中之间适度的国防合作，同时强调最有力的威慑在于美中联合抗苏的“潜在可能性”；应当突出美中两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共同立场，而非实质性的军事关系。[16]

美苏关系　1979和1980年，美苏关系迅速恶化。在国会和卡特政府内部，就美国是否还应在中苏之间“一碗水端平”产生了争论。一方认为，政府将最惠国待遇给予中国而拒绝给予苏联，明显加强美中技术与国防合作，将可能进一步损害已经恶化了的美苏关系，加大苏联铤而走险的可能性。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万斯，他得到参议员史蒂文森、众议员沃尔夫等人的赞同。[17]

争论的另一方以布热津斯基和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他们敦促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转让（包括可用于军事用途）的限制，主张美国及其亚洲盟国为抵御苏联扩张而加强同中国在外交和国防计划方面的磋商。这种意见在1979—1980年的卡特政府内部占主导地位。蒙代尔副总统1979年8月访华时宣称，削弱或孤立中国企图构成对美国利益的损害。[18]在行动上，1980年1月布朗访华后美国对华技术转让的范围扩大了。美国政府还有意向新闻界透露了一份五角大楼秘密报告的内容：由于中国在全球均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应“鼓励中国采取加深苏联忧虑的行动”，可考虑向中国出售武器，甚至进行共同作战演习。[19]

里根执政后才两个月，新任国防部长温伯格就建议向中国出售武器，作为对苏联欲干预波兰政局的反应，接着，国务卿黑格在1981年6月访华时透露，美国已取消对华军售的禁令。美国官员说，此举意在“引起莫斯科注意”。[20]黑格在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私下交谈时，后者对美国向中国出售军备表示不悦，黑格当即不无嘲讽地说，美国不会像苏联在尼加拉瓜所做的那样，把中国武装到牙齿。[21]

1982年夏天接替黑格任国务卿的舒尔茨，更为重视用经济手段遏制苏联，主张美中军事合作要采取低姿态。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里根政府希望以此为转机推动对苏外交。另一方面，中国外交中独立自主的形象更为鲜明，美国降低对华关系的份量，据称是对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做出的“适当反应”。1983年2月舒尔茨访华时，表示不愿再用中美“战略关系”的提法。[22]

1983年5月，美国兰德公司主持了有35名政府官员著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专门研究“大三角”关系的变化和美国的政策调整。会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战略“大三角”的性质已起了重大变化，过去美国在“大三角”关系中所处的主动地位（美苏、美中关系分别好于中苏关系），已被中国所取代。这主要是指中苏关系已经好于美苏关系。至于如何改变美国的被动地位，一些与会者建议，不要继续给中美安全关系加温，以免造成苏联领导人的错觉，即无论苏联做什么，美国都会继续加强中美军事合作。明智的做法，应是让苏联人明白中美关系的整体是稳定的，如果苏联威胁增大，中美两国的潜力共同抗击；反之，只要苏联不咄咄逼人，美国并不愿意提高中美军事合作的水平。[23]在里根执政的后几年内，美国政策所遵循的，基本上是这样一条原则。

实力平衡的考虑　在万斯和布势津斯基就对华政策发生的争论中，双方都用中国与苏联相比实力较弱这一点来做论据，结论却迥然相异。万斯说：“在我看来，就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而言，中国不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大国。我相信，我们或盟国可能提供的任何援助都是有限的，对改变中国的全面军事能力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还警告说，“玩中国牌”可能起不到遏制苏联的作用，反而在美国的亚洲盟友中引起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心和对美国的不满。[24]支持万斯观点的官员，有的认为在未来的东西方军事对抗中，中国一翼太弱，无力像西方原来期待的那样，构成对苏的牵制力量。

赞同“倾向北京”政策的人士指出，恰恰是因为中国实力较弱，又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仅是地区性的大国，所以美国才不应该对中苏保持“等距离”。否则，就等于照顾了较强的苏联。[25]

舒尔茨与黑格在处理对华关系中的不同态度，部分源于他们对中国实力地位的估计不同。按照黑格的眼光，“从美国和西方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的战略利益出发，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26]而在舒尔茨的心目中，亚太地区的“新现实”之一是中国的作用次于日本。[27]舒尔茨主管国务院时，美国政府对中国所能发挥的战略作用期待不高。

在80年代，由于日本、南朝鲜、东盟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实力增长较快，它们在美国的亚太战略计划中地位越来越突出。美国的新战略构想的基点是控制海道，加强作战机动性，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因此不再那么重视以亚洲大陆为基地、以地面部队主力的中国军事力量。从舒尔茨任国务卿后，政治决策者对美中关系的主要着眼点已不再侧重于共同抗苏的国防安全方面，而是逐渐转向通过经济交往和技木转让，促使中国向西方全面开放。

形象变化 1979－1984年期间，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进一步改善。中国努力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重申不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树立了作为亚太地区的稳定因素的形象。

卡特向苏联施展人权外交，以对苏贸易为手段，压苏联转变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里根更称苏联为“罪恶帝国”。虽然有人在国会内外攻击政府对中苏人权问题采取双重标准，[28]美国政府未向中国施加很大压力，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国内政策。

1981年，里根政府的副国务卿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为世界人权承担的义务应当有效、务实，并且同自身的战略利益相结合。[29]另一位高级官员声称，美国要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人权考虑之间“保持平衡”。他强调，中国同苏联的国际行为形成对照，中国“并不试图损害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权和它们的多元化及民主机制的发展”；另外，中国“已在许多方面放弃了苏联模式”。29在国会方面，也曾有报告称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有所改善”。30与此同时，美国的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相信，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内政策是务实的，有连续性的，稳定的。31

三、苏联因素淡化（1985－1988年）

中苏关系在80年代中期有了明显改善。不久之后，美苏关系也出现了缓和趋势。美国有的分析家曾经认为，中美苏三边关系中，两对关系的同时改善必然带来第三对关系的恶化。80年代后期的历史却证明，三对关系同时改善是可能的。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在这一时期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虽然美国方面指责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售军品，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和军事合作仍有很大进展。32美国驻华大使洛德1986年说：“在70年代，地缘政治把我们（中美两国）连接在一起；现在，经济成为我们（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今天我们加强中美关系是为了其本身的好处，而不是为了玩三角游戏或玩牌。”33实际上，中美关系“本身的好处”，对美国来说，仍然包括其战略方面，经济利益未必是主要动力。

中苏关系 中苏双边关系的改善，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广泛注意和一定程度的忧虑，但美同政府官员的反应是平淡的。美国官方认为，对华关系的基础已有所改变，不再严重依赖中国对苏联的战略制衡作用。因此，许多美国观察家甚至对于中苏缓和对中美关系的近期影响持乐观态度。341988年9月，国防部长卡卢奇访华时声明：“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转暖，对美国与世界的安全不造成危险。我们欢迎（中苏）这种对话，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国缓和紧张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是有益的。”35

美国政府对中苏缓和不表示明显担忧，有多方面原因。第一，美国观察家相信，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计划，会使中国进一步依靠它同美、日、西欧和亚洲市场经济国家及地区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财政机构对中国的影响。相比之下，苏联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只能起次要作用。苏联可向中国提供的东西太少了，达不到诱使中国同西方疏远的目的。36

其次，许多分析家断言，地缘政治的现实永远是中苏相互信任的障碍。具体说来，在阿富汗、柬埔寨问题上，中苏立场是对立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纠纷中，苏联偏袒印度，而中国与巴基斯坦接近。在朝鲜半岛，中国为维持稳定而进行努力，而苏联增加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活劫，引起中国警觉。两国在关系自身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很难相互妥协。美国亚洲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多次重申他的看法：只有美国和日本能在中国实现安全和发展两大目标中起关键作用，“中国当前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有倾向性的不结盟，即倾向美国和日本。”37

再次，美国一些分析家指出，中苏两国都开始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建设问题，因此美国也应该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对待中苏关系改善，研究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如果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来观察，则中苏和解并未对美国利益造成直接损害。38他们推测，中国官方也许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功，因为如果苏联集中精力于国内问题，对中国安全的压力将会减轻，苏联国内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中苏经济关系。反之，美苏经济差距如继续扩大，在中国人眼中未必有利于维护世界均势。他们认为，假如中国是沿着这条思路考虑问题，美国就不必对中苏重建关系感到担心。39当然，美国对中苏相互接近没有过分敏感的更为基本的原因，是美国自认为在综合国力的对比方面已比苏联占有更大的优势。

尽管美国官方对中苏和解没有大的“近虑”，毕竟存有“远忧“即使是对中苏缓和的近期后果表示乐观的美国人也预料，中苏进一步密切关系，将会对美国的某些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例如，苏联从中国边境撤走的军事力量可能部署到欧洲；苏联在远东的和解姿态不利于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中苏在诸如“星球大战”、南非、以色列等问题上相近的立场可能在国际讲坛上加深美国的孤立感；中苏关系改善后，两国在各自同美国的谈判中立场都可能转硬，比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苏联在军备控制问题上，都会增加对美国的压力。40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美国官员继续带着冷战眼光看待“大三角”关系，把苏联在中苏缓和中的“得”自然而然地看成美国的“失”。41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还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国内改革对中苏、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哈丁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能缩小同西方在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差别，使中国经济走向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他预言，如果改革遭受严重挫折，中苏就可能接近，同时导致中美关系紧张。42奥克森伯格评论道，中国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影响，减少中苏矛盾，在台湾问题上增加美国的麻烦。43这些专家建议美国应采取更多的措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有关苏联对亚洲政策的海参崴讲话，对中国的态度比较温和。针对这一讲话，里根政府重新研讨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正在美国重新审查对华政策的过程中，邓小平于1986年9月2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邓小平表示，如果苏联采取切实步骤来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特别是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指出，台湾问题是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希望里根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包括在促进中国统一问题上做出一些努力。44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的研讨集中于一个关键问题，即美国是否应主动调整政策，采取具体步骤来密切中美关系，以防止中苏进一步接近。分析家指出，美国官方可以采取的行动中，对中国最有意义的，莫过于促成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这是他们研究邓小平讲话后得出的结论。里根政府里有一部分官员担心，莫斯科会利用台湾问题和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但是，大部分外交谋士认为苏联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更不可能同中国结成反美同盟。因此政府的结论是，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包括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应维持不变。45

美苏关系　在里根的第二任期内，虽然政府仍然认识到中美关系在维持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对苏战略方面的重要意义，但对华关系已不再作为一种对苏施加压力的策略或手段了。这种策略改变，主要原因在于出现了所谓“美苏关系重大改善的战略机会”。46

但是，在一些范围更为广泛的美苏关系问题上，美国不得不注意正在扩大中的中国实力和影响。例如，在所谓中国向中东出售蚕式导弹的问题发生后，一位观察家说：“中国对于过去曾是美国与苏联独霸的事务进行了‘干涉’。类似情况将来会增加其出现频率和严重性。”47此外，在美苏有关战略导弹、中程导弹和常规军备的各类谈判中，都不能不更经常地考虑中国因素。

实力平衡的考虑　1985年，舒尔茨国务卿就全球实力平衡的估计发表谈话。他说，美国的重要战略联盟空前巩固。军事实力得到恢复，经济复苏，自信心增强，而苏联经济困难，盟国涣散，在世界许多地区采取守势。美国领导人确信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美国。48除此以外，里根还大谈特谈所谓全球性“民主浪潮”、美国的“新骄傲”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积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美国领导人自然贬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转守为攻，国内一些极右分子便乘机出来重弹反对改善关系的老调。参议员戈德华特在国会声称，中国对西方不是一个“军事财产”，而是一个负担，因为即使西方增进对华关系，中国也无力在军事上牵制苏联。49 这些人还说，美中军事合作对苏联起不了什么作用，却可能增加中国“对台湾和东南亚的威胁”。50

里根政府对这些言论无动于衷，在任期将近结束时，仍然表示一个强大、安定、正在推进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1988年1月，里根发表了一份阐释安全战略的综合报告，重申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51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仍在继续。

形象变化　虽然美国国会里一些人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措施和西藏问题有所攻击，这一阶段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是正面的。1988年一位国务院官员的评论，反映了对于中国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向西方资本主义靠拢的幻想。他说：“今天的中国正在追赶未来的潮流。在邓小平的适应性很强的领导下，中国业已努力向世界经济敞开大门，并把中国人民的精力从官僚体制和政治限制下解脱出来。……现在轮到莫斯科去同苏联的历史重担做斗争了。”52

美国观察家还看到，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80年代后期中国与苏联之间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比1965年时大大缩小了。苏联在十月革命成功70年后，尚未完全建成工业化社会，而中国即将超越经济起飞阶段，向全在工业化迈进。就国民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很可能进一步缩小与苏联的距离。中国经济比苏联经济更有机会转为现代竞争型。53美国官员一般都赞成以上判断。1988年7月舒尔茨访问北京时，提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中起到的领先作用”。他还说，当世界迈向21世纪时，中国成为有能力取得世界级经济成就的一个国家，这一点已得到了承认。54

四、战略利益的重新定位（1989—1991年）

早在1989年春夏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前，中美关系已经潜伏着危机。过去中美关系的主要基础，是反对苏联扩张威胁的并行不悖的战略利益。当双方都感到苏联威胁减弱，而新的中美关系基础尚未健全时，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的矛盾就容易激化。近几年来，美国领导人自认为对苏联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战略、政治和经济优势，“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一类的论调便更为喧嚣。

中苏关系　在谈到1989年2月对中国的访问时，新任总统布什表示，中苏关系热起来无损于美国利益。他声言，“我们‘玩中国牌’的时代已经过去，当时我们同中国只讨论有关莫斯科、美国和北京之间三角等式的问题。”他举出对中苏关系不感忧虑的原因，是中国在引进市场机制方面起步早。55

据报道，布什访华时，中苏关系是会谈议题之一。56美国观察家注意到，中美军事合作在1989年初有所进展，而在5月初中苏首脑会谈前夕，中国还强调苏联应撤出在越南金兰湾的军事基地。57中国外长钱其琛访苏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88年12月的会议上讨论了国际形势。美国有的情报分析揣测，这次会议做出的结论，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应更进一步，而不是采取同美苏的等距离外交方针。58

布什在北京对中苏即将举行首脑会晤表示无保留的赞成，在华盛顿引起了争议。有些分析家怀疑，布什的表态可能加强中国在对苏关系中的地位，而美国得不到回报。59另一方面，某些美国军方人物一直对中苏加强联系的趋势甚为关注，他们的反应与政府声明明显不同。此时正值美国对中国外售军品表示不满，美国军方对中美安全合作交流流露出更大的保留态度。60

1989年6月中美关系恶化后，美国政府并未公开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表示关注。不少分析家断言，除了地缘政治以外，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国内变化构成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威胁”，因此中苏关系不会非常密切。611989年12月，卸任不久的前驻华大使洛德声称，“北京对于迅速变化中的美苏关系的忧虑，要大于美国有关中苏关系的忧虑。”62

美苏关系　1989年，美国决策者看到，“美苏关系持续改善的前景比过去任何时候光明。”63但是，苏联国内政局变幻莫测，日本和统一后的德国与美国形成新的三足鼎立，都给美国外交增加了新的困扰和难题。当美国宣称“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结束”的时候，国内出现了有关对外政策基本方向的大辩论。就对苏关系而言，争论的问题包括冷战结束的历史原因以及权力政治与人权问题的关系。这些关系到对苏政策的辩论实际上也直接关系到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外交》季刊主编海兰德说：“虽然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国内）的辩论涉及的是对华政策问题，归根到底，这其实是一场有关冷战后美国政策新目标的辩论。”64

这场辩论中大致有三派观点。第一派观点从地缘政治、权力政治的“传统现实主义”角度审视美苏、美中关系，认为美国赢得冷战主要靠的是遏制战略和对苏联的强大军事压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很难相信苏联国内政治制度的变化能够真正消除苏联对西方的军事威胁，而苏联国内的“民主化”并非不可能逆转。他们指出，美国与中国“共同努力，结束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共同促进了朝鲜半岛的稳定。中国反对在亚洲部署苏联导弹，以此支持了里根政府的立场，协助达到了中导协议，使中程导弹得以从亚洲和欧洲撤出。”65此后，苏联的军事力量仍然构成潜在威胁，而中国虽谈不上是美国的朋友，至少不应视为战略上的敌人。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受这派观点的影响很深。

1989年6月以后，美国政界和舆论界仍有人以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继续起作用为理由，主张维系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为布什的对华政策辩护。66在政治家中，尼克松和基辛格是最积极主张重视中国对美苏关系影响的人物。他们担心，中美关系搞僵了，会促使中苏进一步接近。尼克松曾经提醒布什政府，假如美国采取进一步制裁中国的措施，就将“促成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潜在的灾难性同盟”。1989年秋天访华后，尼克松向布什政府建议恢复同中国领导人的高级别接触。他说：“我们永远不能把中国当成一张牌，可是如果戈尔巴乔夫有能力打中国牌，那不会服务于我们的利益。今天，中国人同俄国人谈，我们同俄国人谈，但我们（同中国人）之间反倒不谈。”67基辛格也说：“中国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太重要了，不能让当前的情绪损害这种（对华）关系。美国需要中国作一种可能的对抗力量，以对付苏联在亚洲的图谋。”68前国防部长温伯格的观点也同尼克松、基辛格接近。他建议：“我们应当记住，中国不应被我们的谴责推入孤立状态，或者再次被推入苏联的怀抱。这对于我们、太平洋地区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69

另一派观点指责说，美国政府一向将外交中的“人权及民主标准”屈从于战略考虑，这种倾向早该扭转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将冷战结束的原因归结于西方对苏联与东欧的长期政治思想渗透，而不是军事压力。他们说，苏联与东欧的内部政治变化，表现出“人权要求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主张美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方针，将过去那套置国家军事安全和权力地位于一切之上的做法、改为大力提倡外交中的“道义原则”，即用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标准衡量其他国家，以此作为决定远近亲疏的主要尺度。在国会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中，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为代表的一些人鼓吹，要依中国政府在国内“对人权的尊重程度”来决定对华关系。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外交的基本构想一直建立在美苏无限期对抗的基础之上。地缘政治和实力平衡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主宰着美国对苏政策。苏联和东欧的政局发生巨变后，作为这种“现实主义”对立面的“理想主义”思想扩大了市场，以至海兰德预料：“当前迹象表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正让位于人权的理想主义。”70

第三派是折衷观点，认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正确的，在对华关系方面可以兼顾二者，形成一项“建设性的”政策。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说：“我们应当维系对华关系，同时正视道义和地缘政治两方面的现实。”71 持这派观点的人对中美关系的远景仍保持一定信心。亚洲问题学者斯卡拉皮诺认为，“在所谓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某种程度的缓解将会发生。……如果将地缘政治同（经济）发展同时考虑在内，那么美国在这个特殊的三角关系内占据‘中心’位置的能力，仍然是强大的。”他建议用多元化的方法处理同中国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即鼓励官方政策和非官方交往能够各行其道，互相补充。72

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后，苏联外交急剧向西方倾斜。美国国务卿贝克说：“苏联在柬埔寨和波斯湾的合作以及与南韩关系正常化，显示了华盛顿和莫斯在亚洲问题上进行新型合作的潜力。”73在这种形势下，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把苏联威胁同对华政策相联系的观点，在美国当政者看来显得牵强附会。

实力平衡的考虑　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所受到的主要冲击，来自苏联剧变后美国对其全球

战略利益的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安全”概念内涵扩大，安全考虑的焦点从全球范围的“苏联威胁”逐步转移到地区性的动荡不安。74布什政府认识到维系对华关系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仍然是重要的，但主要是从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和战略平衡的角度来考虑，苏联的作用已经很少再提。“六•四”事件后不久，布什这样评论美中关系：

我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含义感到关注。这不仅是针对苏联的战略含义。看看邓小平过去称作（反华）包围圈的情况吧，看看他指的是什么。只要看看地图上的中国，你就会理解中国领导人为何直至三个月之前还谈到包围圈。那使你想到东盟国家的问题。那使你想到今天发生的在柬埔寨的问题。那还使你自然地想到越南与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些地方有许多战略利益。75

尼克松也指出：“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设性地、合理地在地区事务中协商，朝鲜的和平就不能维持，台湾的问题就不能和平解决，香港人就不能作为自治、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实体享受未来，和平就不能最终降临印度支那。”76除亚太安全问题外，美国还需要在防止核扩散、限制尖端常规武器的销售等安全问题方面寻求中国的合作。海湾战争前后，美国领导人不得不重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发挥的国际影响。

另一个在美国外交决策圈内十分敏感的重要问题涉及到日本。尼克松、基辛格等保守派提醒当政者说，为防止日本损害美国利益，应借用中国力量。尼克松认为，“日本已经是经济超级大国，具有成为军事和政治大国的能力。一个强大、稳定、同美国关系密切的中国对于制衡日本和苏联在东亚的力量是必要的。”77 其他一些对外政策专家认为，假如中国政府全神贯注于国内政治稳定而无法起到制衡苏联的作用，而同时美国又实行全球性战略收缩，日本就容易找到理由迅速扩充军备，从而引起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忧虑，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稳定发展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78

一些美国政治家关于美中合作以防止日本称霸亚洲的建议，在美国国际问题专家中引起了争论。这种考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值得深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决策者十分关注日本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动向。在美日关系的前景不十分明朗而相互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会力图同日中两国同时改善关系，以保持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充当亚太地区“战略平衡者”的角色。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在国会作证时说：“虽然美苏紧张关系缓和了，我们同中国关系的战略价值并没有降低。”79这反映了布什政府的多方面战略考虑。

形象变化　在“六•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新闻界大肆渲染，把中国政治形势描绘得十分阴暗，对中国的攻击性言论大大超过正面报道。与此同时，苏联的公开性、多党制等政治变革在美国赢得一片喝彩。国务卿贝克在1991年底发表的文章中，还称苏联的政治变化“同中国的倒退形成更强烈的反差”。80许多美国人希望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能波及中国，一些权威观察家则拒绝对中国的政治前景作出明确估计。81

另一方面，自1988年秋中国经济实行治理整顿之后，虽然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经济形势众说纷纭，官方的估计尚属客观。贝克在1989年10月说，“苏联人正面临被中国、南韩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经济上赶超的前景。”82特别是在1991年，中国经济进一步恢复活力同苏联的混乱和经济倒退形成鲜明对照。苏联解体带来的军队失控、难民外流等现实和潜在的危险，给中苏在美国的形象增添了新的因素。美国舆论界对中国的正面报道明显增多，认为中国在无大量外援的情况下取得的经济繁荣足以使俄罗斯羡慕。83中苏两国改革的不同道路和不同结果，用冷战时期那种固家的意识形态框架是解释不通的。

五、分析与结论

在“大三角”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的上述四方面因素中，作用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美苏关系。特别是同中苏关系相比，美苏关系的作用更为直接。这种情况从冷战初期就已形成。美国介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50年代中期的印度支那战争，主要背景是美苏对峙，欧洲冷战波及到亚洲。回顾中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的签订过程可以看到，每当美国在对苏关系中出现紧迫问题、需要增加对苏联施压的手段时，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就明显增强。反之，当美苏关系缓和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减少，推进对华关系就缺乏动力。

比较而言，中苏关系在美国政策中的敏感性就不那么明显。只有当中苏关系发展到某种极端状态时，即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或面临全面战争危险的情况下，美国才会采取重大的调整措施。在其他情况下，中苏关系的好坏对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影响不大。例如从1958年到1966年，虽然美国领导人密切注视着中苏关系从出现嫌隙到公开分裂的过程，并出现过各种对策方案（包括美苏联手空袭中国核设施），美国决策集团始终未采取决定性措施，去改变与中国之间那种严重对立却避免迎头相撞的关系。84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前后，美国领导人才认真考虑对华战略大转折。从1972年到1991年，由于美国一直未得出中苏之间会爆发全面战争或重新结盟的结论，无论是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时的中苏关系紧张，还是以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为标志的中苏关系正常化，都没有给美国对华政策造成很大冲击。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演变的深层动因，是三大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也包括亚太地区以至全球战略力量组合与对比的变化。从“大三角”关系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看，美国综合国力最强、苏联次之、中国较弱的情况，决定了美苏关系的变动对“战略大三角”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大于另外两对关系。

然而对国际政治中力量对比的分析既要重视客观现实，也必须注意观察各国决策集团对自身实力和他国实力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与客观现实之间可能出现很大差距，而主观判断直接决定着政策走向。因此，在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时，必须从动态上把握美国决策圈对中国实际国力和发展潜力的估计，以及对美国及其主要对手的实力地位的估计。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构成国家实力诸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6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今日中国相比低得多。横向来看，当时的中国与美苏两国的实力差距也比90年代初大得多。但是当初的美国却不敢忽视中国，甚至视中国为“主要威胁”，原因在于当时的世界处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在发展，中国的革命热情和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国界。70年代初以来，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美国决策圈在分析战略力量平衡时，也就越来越注意中苏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尽管在美国人眼中的中苏军事力量对比并未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明显变化，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苏联，在美苏缓和后美国仍然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作为国家实力分析中一项重要因素的民族凝聚力，也是美国观察家的着眼点之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其近著中指出：“同苏联的情形相比，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力量源泉。”85

美国关于“大三角”关系中实力平衡的考虑，又同中苏两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密切相关。苏联长期以来在美国的形象不佳，而美国人又往往过于简单地把苏联看成社会主义样板，把美国当成资本主义样板，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非此即彼。86当中国与苏联的发展模式分道扬镳时，美国人便以为中国将“变得更像我们”，由此走向强国之路，在力量对比的天平上为美国增加一个砝码。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变化，至今还离不开前苏联这个参照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美国已经而且必将继续从苏联的消亡中得到一些教训。昔日的超级大国一旦政治失控，陷入严重内乱，会给外部世界带来无休止的难题以至灾难。通过对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会发现，一个不照搬他国发展模式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国比一个落后而陷入动乱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此外，两极格局崩溃后东欧、中亚、中东等地区的动荡局面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地区，使它更缺乏影响东亚政治前途的能力，更需借重中国的力量，从而对美中关系的长远战略价值作出清醒的估计。

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苏联的削弱和解体毕竟在客观上严重地动摇了过去20年里中美关系赖以发展的基础，而今天中美两国对于改善关系应建立在什么样的新基础之上难以达成共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战略和地缘政治考虑仍然会重于经济和意识形态考虑。对中国来说，对美关系的主要目标必然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基本任务相一致。当然，两国关系中的各种国际国内因素也不容忽视。国际政治中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相互依存的趋势，也使两国都不能把相互需要中的经济考虑和战略考虑截然分开。

中美关系从过去以单一的苏联因素为主导的局面，转向各种利益的复杂交汇和冲突，从而更容易受到广泛的国际变化和各自国内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世界格局大变动后的正常现象。建立在针对第三方基础上的双边关系，自然会受到第三方变化的牵制。中美关系恢复与发展的动力，今后将更多地来自两个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并汇合到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中。只有把中美关系建立在长期相互需要、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才能突破暂时的僵局而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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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英文，提交给199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苏三边关系学术研讨会。中文稿原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2期。

[2]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States-Soviet Union-China：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Summary of hearings conducted by the Subcommittee on Futur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October-December 1975；March-June 1976, Aug. 1, 1977, 95th Congress, 1st session（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3] 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Brookings, 1977); Testimony of Donald Zagoria,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actical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150-160; Testimony of Ray Cline, ibid., pp 195-206.

[4] Kenneth G. Lieberthal,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70s:It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anta Monica: Rand, 1978), p. 185; Steven I. Levine, “The Soviet Factor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Michel Oksenberg and Robert B. Oxnam, eds.,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p. 254-255.

[5] Lieberthal, op. cit., p. XI.

[6]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 1076.

[7] Henry Kissinger, op. cit., pp. 763-765.

[8] 见discussion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States-Soviet Union-China: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9] 见The testimony of Banning Garrett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sues for the 1980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0), pp. 96-108.

[10] Banning N. Garrett, “The Strategic Basis of Learning in U.S. Policy Toward China, 1949-1988,”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1), pp. 231-233.

[11] 见Robert G. Sutter, The China Quandary: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U.S. China Policy, 1972-1972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3), pp. 22-33; William Watts, George R. Packard, Ralph N. Clough, and Robert B. Oxnam, Japan. Korea, and China: American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C. Health, 1979), pp. 126-128.

[12] Los Angeles Times, 29 May 1981.

[13] 见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Playing the china Card: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Soviet-Chinese Relations,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y the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Divis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pp. 10-l1

[14] 见Strobe Talbott,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Enemy of Our Enemy, or True Friend?”, in Richard Solomon, ed., The China Fact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cen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1), p. 85.

[15] Jonathan D. Pollack,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in Douglas T. Stuart a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rado: Westiview, 1982), p. 290.

[16] U. Alexis Johnson, George R. Packard, and Alfred D. Wilhelm, Jr., 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 Report of the Atlantic Council’s Committee on China Policy (Boston: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4), pp. 26-29, p. 32.

[17] Sutter, op. cit., pp. 82-86; Playing the China Card, pp. 18-19.

[18]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China: U.S. Policy Since 1945 (Washington, D.C., 1980), p. 346.

[19], 19见Banning N. Garrett and Bonie S. Glaser, “From Nixon to Reagan: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merican Strategy,” in Kenneth A. Oye, Robert J. Lieber,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Eagle Resurgent: The Reaga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 268; p.270.

[21]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pp. 204-205.

[22] 庄去病：“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0页。

[23] Norman D. Levin and Jonathan D. Pollace, Managing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ummary of a Workshop discussion (Santa Moinca: Rand, 1984), p. vii; Harvey W. Nelsen, Power and Insecurity: Beijing, Moscow and Washington 1949-1988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9), pp. 129-142.

[24] 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 78-79, 114, 390, 427-428.

[25]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Michel Oksenberg, “China Policy for the 1980s,” in Foreign Affairs, Vol. 58, No. 4, Winter 1980/81, pp. 318-319.

[26] Haig, op. cit., p. 194.

[27] 见Richard Nations, “A Tilt Towards Tokyo: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Charts a New Course for Asian Poli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1, 1983; Zhang Jia-Lin, “The Romanticism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Asian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XXI, No. 10, October 1984, pp. 997-1010.

[28]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Human Rights in Asia: Noncommunist Countries, 96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980); and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Related to Human Rig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9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979).

[29] “Developing Lasting U.S.-China Relations,” address by Walter J. Stoessel, Jr.,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1, 1982, Current Policy No. 398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June 1, 1982), p. 1.

(29 ) Thomas P. Shoesmith,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alancing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Human Rights in Asia,”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DSB), Vol. 83, No. 207 1, February 1983, p. 10.

30 见the statement b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Walter J. Stoessel, Jr., during congressional hearings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S. Commitment of Human Rights, Current Policy No. 293, July 14, 1981.

31 Johnson, Packard and Wilhelm, 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Devcade, pp. 15-17.

32参阅张静怡：“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因素：回顾与展望”，《中美关系十年》，第38-52 页； Robert G. Sutter, “Sino-Soviet Rel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VI, No. 1, Spring 1987, p. 72.

33 Winston Lor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o Time for Complacency,” a speech on May 28, 1986,(DSB), Vol. 86, No. 2114, September 1986, pp. 49-50.

34 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 “America’s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eed for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 Vol. VII, No. 3, Fall 1988, pp. 29-43.

35 Quoted in Robert Delfs, “Foreign Relations: Passing the Tes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3, 1988.

36 Pamela C. Harriman, “In China, Kremlin Watching,”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1987.

37 Robert A. Scalapino,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Century Asia (the Edwin O. Reischauer Lectures, 198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80-84.

38 Sutter, op. cit.,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VI, No. 1, spring 1987, p. 73.

39 Harriman, op. cit.

40 Thomas W. Robinson, “The New Era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Current History, Vol. 86, No. 521, September 1987, p. 244.

4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oviet Military Power: 198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 140.

42 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pp. 255-256.

43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Confiden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 65, No. 3, America and World 1986, p.511.

44 Martin L. Lasater, “Continuity, Clarification, or Change: U.S. Policy Towards China’s Reunificatio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VI, No. 4, Winter 1987, pp. 26-29.

45 Lasater, op. cit., p. 28; Lasater, Policy in Evolution: The U.S. Role in China’s Reunifica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9), pp. 161-163.

46 Henry Kissinger and Cyrus Vance, “Bipartisan Objectives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66, No. 5, Summer 1988, p. 906.

47 Thomas W. Robinson, op. cit., p. 303.

48 George Shultz, “New Realities and New Ways of Thinking,” Foreign Affairs, Vol. 63, No. 4, Spring 1985, p. 78.

49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May 6, 1986, S 5435.

50 A James Gregor, The China Connection: U.S. Polic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and A. James Gregor, Arming the Dragon: U.S. Security Tie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51 Ronald Reag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leased by the White House in January 1988, (DSB), Vol. 88, No. 2133, April 1988, p. 5; p. 24.

52 Richard H. Solomon,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cific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 Address on March 15, 1988, (DSB), Vol. 88, No. 2134, May 1988, p. 36.

53 Robinson, op. cit., p. 244; Marshall I. Goldman and Merle Goldman, “Soviet and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Foreign Affairs, Vol. 66, No. 3;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87/88, p. 572.

54 George Shultz’s banquet toast in Beijing on July 14, 1988, (DSB), Vol. 88, No. 2139, October 1988, p. 29.

55 Bush’s news conference on February 25, 1989, (DSB), Vol. 89, No. 2146, May 1989, p. 7.

56 Nayan Chanda, “Asian Policy Slots Still Vacant in Bush Team: Going Nowhere Fas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89, p. 10.

57 John W. Garver, “The New Typ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12, December 1989, p. 1144.

58 Banning N. Garrett and Bonnie S. Glaser, “Chinese Assessments of Global Trends and the Emerging Er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4, April 1989, pp. 360-362.

59同56。

60 Eden Y. Woon, “Chinese Arms Sales and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6, June 1989, pp. 603-618.

61 Stephen I. Levin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urrent History, Vol. 88, No. 539, September 1989, p. 295.

62 Winston Lord, “Misguided Mi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9, 1989, p. 23.

63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A. Baker III, “Points of Mutual Advantage: Perestroik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ddress on October 16, 1989, (DSB), Vol. 89, No. 2153, December 1989, p. 10.

64 William G. Hyland, “America’s New Course,”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2, Spring 1990, p. 6.

65 Richard L. Williams, Acting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U.S. Response to Changes in China,” statement on July 20, 1989, (DSB), Vol. 89, No. 2151, October 1989, p. 27.

66 Rochelle L. Stanfield, “Muted Outrage,” National Journal, No. 26, July 1, 1989, p. 1719.

67 Richard Nixon, “The Crisi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November 21, 1989, S 16553.

68 Henry Kissinger, “The Caricature of Deng as a Tyrant is Unfair,”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1989.

69 Caspar W. Weinberger, Fighting for Peace: Seven Critical Years in the Pentagon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0), p. 289.

70 Hyland, op. cit.,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2, April 1990, p. 7.

71 Jeane Kirkpatrick, “Realism and Chinese Repre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3, 1989.

72 Robert A. Scalapino, “The Prospects for U.S.-PRC Repression,”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Publishe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Seoul), Vol. IV, No. 1, Winter/Spring 1990; Scalapino,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llenges Ahead,”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1,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89/90, p. 115.

73 James A. 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Winter 1991/92 p. 17.

74参阅王缉思：“正在脱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世界知识》1992年，第1期，第8页。

75 President Bush’s news conference on June 27, 1989, (DSB), Vol. 89, No. 2150, p. 56.

76 Richard Nixon, “The Crisi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November 21, 1989, S 16553.

77 Nixon, op. cit.; Martin Tolchin, “House, Breaking with Bush, Votes China Sanc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0, 1989.

78 William T. Tow, “China Crisis Withers the Strategic Landscap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3, 1989.

79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S. Senate, U.S. Policy Toward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 18.

80 Baker, op. cit., pp. 15-16.

81 Michel Oksenberg, “The China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3, Summer 1991, pp. 4-5; Robert A. Scalapin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Future Prospects,”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Winter 1991/92, p. 33; Nancy B. Tucker, “China and America: 1941-1991,” ibid., p. 92.

82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 III, “U.S.-Soviet Relations: A Discussion of Perestroika and Economic Reform,” statement on October 4, 1989, (DSB), vol. 89, No. 2153, December 1989, p. 22.

83参阅《文汇报》1992年2月15日报道：“美新闻界对华态度发生变化”。

84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03-284.

85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138-139.

86 Warren I. Cohen, “Power and Culture: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784-1988,” in Michael Hunt, et al., Mutual Images in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88), p.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