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除安全以外，国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目标。几年前我在《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里，列举了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五个终极目标，即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五个目标可以而且应该相互促进，但在政治实践中，又可能产生相互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首先我想探讨的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近似于“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反过来看，人们很容易想到贫穷与暴力的相互关联。一无所有的穷人，很容易诉诸暴力来表示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并掠夺其他人的财富。因此，要减少暴力的发生，加强国内安全，应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发现，政治稳定的国家多数是相对富裕的国家。但是他同时指出，贫穷与动乱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贫困造成暴力是表面现象。其实，贫困国家在致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速度过快，更容易产生暴力和动乱。

一些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增长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越快，政治越稳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反而越容易出现动乱。原因是穷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一般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当经济快速发展时，先富起来的往往是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又往往支配着本应作为社会平衡器的政府，使收入分配进一步向富人倾斜，导致更大的不平等。这时民怨沸腾，一旦有鼓动造反的政党、组织或外部势力进行社会动员，政治动乱就发生了。

暴力会阻碍经济发展，安全能促进财富积累，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和平的国家可以成功摆脱贫困，而贫困现象集中于那些被内战、族群冲突以及有组织犯罪撕裂的国家。

另一方面，安全与财富这两大目标也可能产生矛盾。西方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充满了暴力掠夺、边界纷争和战争。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前分别是亚洲和欧洲最强盛的国家。日本的重工业特别是汽车和造船工业，已经达到当时欧美先进水平。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超过100%，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德国就超越了当时的英国和法国，一跃而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然而财富的迅速增长，也助长了日本和德国的扩张野心。它们分别在亚洲和欧洲发动了侵略战争，最终惨遭失败。

财富是有限的，安全需求是无限的。一个国家要动用多大的物质财富来满足安全和维稳的需求，即“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问题，是每一个主权国家都需要考虑的。

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同经济建设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冷战时期，苏联同美国进行长期军备竞赛，耗费了巨大的财富。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是，俄罗斯由于国土辽阔，人口密度低，容易受到外来侵略，历史上发生的战争特别多，所以需要比一般国家更大的国防投入。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国内外进行了规模不等的若干场军事行动，2022年2月开始，又同乌克兰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第11或第12，国防预算的全球排名却是第4或第5，2022年升到第3。几年前，俄罗斯感受到军费对经济的压力难以承受。2017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国防建设，而是维持俄罗斯经济的平稳运转。我们在建设精锐、现代化的军队上已经花了足够多的钱，去年我们的国防经费开支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一比例对俄罗斯来说有点过高了，未来3年我们的国防开支将逐步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7%—2.8%。”这是普京5年多之前的看法，现在显然发生了变化。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总统治下的美国一度享受“和平红利”，即通过缩减军事开支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到1999年前后，美国因进行科索沃战争等原因，又开始增加军费开支，国防预算曾经达到所有其他大国军费的总和。尽管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2001年美国还是在本国领土上遭到了“9·11”恐怖袭击。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以及2021年拜登上台后，都马上大幅增加军费，还要求欧洲和东亚的军事同盟国家提高国防预算，以分担美国的安全压力。许多年来，美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4.4%—4.8%徘徊。在2021年以前，北约盟国中只有希腊、英国、爱沙尼亚、波兰达到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标准，德国只有1.2%左右。许多年来，日本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低于1%。不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许多发达国家都大幅增加了国防预算。德国宣布从2024年起将每年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以上。日本计划在5年内将防卫开支增加一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向北约标准看齐。

作出以上比较，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国家增加对国防的财政投入，在多大程度上能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德国和日本过去的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那么低，是否意味着它们当时没有美国或俄罗斯安全？目前这样大幅度地增加军费，能增加德国和日本的安全感吗？

显然，我们找不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答案。能够肯定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安全，同它将多少财富用于发展军事力量没有直接关系。另一个相关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具有政治影响的利益集团以加强国家安全为由，从大国政府获得巨额款项，研发或采购先进武器，中饱私囊。在美国德高望重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于1961年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时，出人意料地告诫美国人：“在政府圈子里，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综合体有意无意地获取不正当的影响。灾难性地滥用权力的潜在危险不仅存在，而且还会继续。”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滥用它的影响、游说国会和政府增加军费的现象，现在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夸大中国对美国“安全威胁”的人，背后往往是强大的军工集团。

安全与财富两大目标的矛盾，正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传染性疾病、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我们看到，自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财富的积累同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完全同步的。发展现代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都需要扩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耗费大量自然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制造业大国也同时是生态环境受害最严重的大国。关于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有不同的评估报告可以参阅。一个相对权威的说法是，环境污染损失占中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6%。

在追求安全、信仰、自由、公正这四大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得以促进，公民的信仰自由得以保障，社会公正通过民主法治得到实现，又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但是上述几个目标，在一定条件下又是相互矛盾的。要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然要约束个人自由（比如政府对网络的管理）；在社交媒体和其他交往中，个人权利的扩展极易对他人的名誉、权利和自由带来损害，从而造成不公正现象；由于信仰总是排他的，不同信仰的人群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总会有发生摩擦的情况，损害人身安全，甚至影响国家统一与安全。

在世界政治史上，个人不自由、民族不自由、社会不公正导致的暴力抗争、武装革命、国内和国际战争，比比皆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宗教迫害、殖民统治，都引发过激烈的反抗，反动统治者则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暴力镇压。近十几年来，在东欧、中亚、中东发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体现出自由、公正的诉求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紧张，以及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

我的主要观点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必须看清它的边界，处理好它同国家其他目标的关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统筹兼顾，做到辩证统一。

本文原文刊载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第20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2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