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泽:毒奶粉之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4 次 更新时间:2008-09-25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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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泽  

三鹿奶粉暴出丑闻之后,我几乎日夜匍匐在电脑跟前,许多次泪水模糊了双眼。我震惊于企业道德沦丧,良知泯灭,竟如此骇人听闻地大批量、大规模生产和销售带毒奶粉;我震惊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如此罔顾人民健康和性命,掩盖真相,草菅人命,居然在已经知情的情况下让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婴幼儿至少多吃了半年的毒奶粉;我也震惊于受害者的驯良和怯懦,在数万婴幼儿已经染疴在身,一万多婴幼儿确诊肾结石,数名孩子不治身亡的情况下,他们所要求的仅仅只是一个所谓的“说法”。

三鹿毒奶粉事件首先凸现了市场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和信用危机。众所周知,市场是商品和服务自由交换的场所,其基本前提是这些用于交换的商品和服务是合格、优质的,这就需要商品的生产者具备最起码的道德和信用以确保产品的质量。早在二百多年前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就深刻地认识到自由市场中必然蕴藏着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或者说道德是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一旦在自由市场中有人背离了最基本的人类道德,其行为就必然对他人造成损害,同时这些背离道德的人也必然遭到市场的惩罚。今天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宣告了近些年来中国急剧膨胀的乳品生产行业道德和信用的破产,也造成了中国民族工业道德和信用的空前危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中国奶源、资金、技术以及消费能力均难以支撑乳品制造业如此高速的发展,其实在毒奶粉丑闻曝光之前,这个畸形的行业为求生存就已经开始疯狂圈地买马(牛),抢夺奶源,散户收奶,压低价格,无序竞争,乱象早已现出端倪。更加不幸的是中国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早已造成了社会道德和信用的严重缺位,当道德信用的堤防彻底崩溃之后,我们便触目惊心地看到如此众多依靠掺假甚至掺毒来获取利润的乳品生产企业赫然屹立于国人面前。当数以千万计的婴幼儿在不知不觉中食用了数年有毒奶粉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社会中我们还可以去相信谁,我们向谁去讨要我们的生存权?

三鹿毒奶粉事件还凸现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危机以及中国政治治理危机。事实上早在 2007年美国就在从中国进口的宠物食品中检出了三聚氰胺,引起索赔风潮。然而中国质量监督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不但不正视问题,却以所谓的西方阴谋论来反斥责对方,糊弄国人。如果当时高度警觉,严查案件,断不至于发展到后来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丧心病狂地将同一种毒害化学物质掺入到婴幼儿食用的奶粉中。再有,早在2004年安徽阜阳大头奶粉案件中,阜阳市就已经将三鹿奶粉列入问题奶粉的黑名单中,但是在三鹿集团的大力公关之下,三鹿奶粉很快又从黑名单中拿下来。还有,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头顶无数政治荣誉和政治光环,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还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奖,然而正是这家光芒四射的明星企业生产的奶粉毒害了数以万计的婴幼儿。其实近年来多家新闻媒体对奶粉生产过程中人为掺入毒害物质的问题早有报道,长期以来监管部门对此却不闻不问,罔顾人民生命健康,这背后凸现的不仅仅是监管不力,同时也是利益均沾,官商勾结问题。

三鹿毒奶粉事件其实也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镜像。事实上早在今年年初就有消费者向质量监管部门和厂家投诉因食用三鹿奶粉引起病患问题,至少今年八月初三鹿集团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产品存在严重问题。令人愤慨的是,在9月11日当三鹿奶粉被公开点名曝光之后,三鹿集团却谎称自己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直到晚上才被迫承认自己的产品受到污染,宣布召回。令人疑惑的是,本该作为第一嫌疑人被刑事拘留的三鹿集团高层却立即指证是不法奶农向鲜奶中投放了三聚氰胺造成了这一重大事故,而地方警力也密切配合,迅速刑拘了数十名不法奶农。

一个被政治力量所过度主宰的产业和市场不可能健全,权力可以放松甚至放弃监管,可以默许厂家掺假甚至掺毒,但是这个由利益驱动而结成的链条终究经受不住市场的检验,无论这个链条如何隐蔽,如何坚固,如何冷血,它终将要断裂。政治权力主宰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赢家,虽然最大的受害者是消费者,但是当那根利益链条断裂之后,经营者和当权者又岂能置身事外?君不见纷纷嚷嚷中田文华之流很快从英雄变成了疑犯,一些地方政府高官也从台上高唱转眼间变成了一介草民,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救灾英雄的戏也难以再唱下去,最终不得不辞官谢罪,相互投毒的社会最终的结局也只能如此。

苦难和灾难如影相随,它伴随着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到今天。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内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矿难、车祸、火灾,更不必说仅仅在今年我们民族就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多难未必兴邦,因为当一个民族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和灾难之后,这个民族的心灵可能早已经变得麻木和健忘,但是当一个民族的孩子被这个社会假以商品的伪装大规模投毒以谋取钱财的时候,再麻木的民族也会有本能的反应,再健忘的人也不会忘记丧子之痛、残子之痛。很显然,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官员问责、企业问责、甚至奶农问责都是必须的,但是仅仅如此就足够了吗?我们是不是也要搞点体制问责?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解决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权力的目的,政府权力的监督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那么这个民族注定还要承载更多的苦难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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