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泽:库利的传播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16-01-10 16: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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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泽  

  

一、库利涉足传播问题研究的职业和学术背景

   汉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中对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传播学研究发生的背景作了比较恰当的评述,他说:“民主理论为美国的传播理论和研究的历史指引前进方向,技术对传播性质的冲击也指引着传播理论和研究的历史走向。美国的哲学思考和社会实践专注社会进步的观念,同时又对语言、符号和交流表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兴趣和语文兴趣;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1]

   库利是美国学院体制内最早对传播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学者,学术界公认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思想源头在芝加哥学派,库利无疑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严格地说,库利并非属于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但是他的思想与芝加哥社会学派一脉相承,而且在许多方面,库利的理论创造在先,影响更大。此外,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人物杜威、米德等都出自密歇根大学,库利在密歇根大学辅修社会学时还选过杜威的课,他们都是当时密歇根大学一个俱乐部(Samovar Club)的成员,这些因素使得人们把库利也归入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中的人物。

   施拉姆是较早开始研究库利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的,他认为库利的《社会组织》不仅仅是社会学著作,同时也是传播学著作。施拉姆引用该书关于传播的一些论述断言:“先于传播学四位先驱的一位学者是查尔斯•库利,他在《社会组织》一书中写下了许多关于传播的论述,告诉我们他所研究的新领域与传播之间的关系。”[2]

   彼特•西蒙森在《重建传播学历史》一书中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库利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他认为库利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他说:“那个来自密歇根大学城的人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从现代大学职业专家的角度明确提出传播概念的人。”[3]92

   库利涉足传播问题研究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想经历密切相关。事实上,库利自己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897年的日记中写道:“我的思想和写作非常自然地与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自童年就开始的日记是我思考的持续记录,我业已完成的社会学研究和其他研究不过是在完善和印证我的日记。”[3]108简言之,库利早年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和统计局的工作经历最终使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传播领域。

   查尔斯•库利家族来自新英格兰,他的祖父托马斯•库利在1640年以前就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定居,后来前往纽约阿提卡的一个农庄。托马斯•库利生有15个孩子,因为贫寒,孩子们需要自己挣学费完成教育,其中第八个孩子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后来成为库利的父亲。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通过多年的奋斗在1859年的时候成为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教师和首任系主任,1864年当选为州最高法院法官,任职长达20年。1887年他被美国时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任命为州际商业委员会的首届主席,直至1891年。1893年他当选为美国律师协会第16任主席,库利在父亲当选为州最高法院法官那年,即1864年出生。

   库利的青少年时期备受病痛折磨,所幸他出生在一个条件非常优越的家庭,这使他得以在长期疾病的折磨中完成学业。1880年他入读密歇根大学,他选读的课程包括四门语言、一些历史课程以及一些机械工程等。他16岁入学,但是因为健康状况不好,他在大学待了7年才毕业。大学期间为了治疗和疗养,他先后游历了美国以及欧洲很多地方,于1887年毕业于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库利又回到密歇根大学继续学了一年的工程学。在此期间,他开始阅读斯宾塞的作品,并继续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他父亲建议他多接触社会,积累经验。当时他父亲已经被任命为州际商业委员会主席,居住在华盛顿特区,1889年3月,他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库利:

   我的意见非常明确,并且已经决定。为了你自己好,你应该立即来到我这里待上6到12个月,你将在我这里学到很多东西,比你留在阿安伯(Ar bor)当一个教师所能够学到的东西多6倍还不止。如果你来了以后觉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可以立即离开。如果你决定不来我这里,你将犯下大错误。

   永远爱你!

   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3]99

   作为州际商业委员会主席的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对于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十分敏锐的目光,他甚至认为当时联邦政府的产生就是源于电报以及铁路技术发明之后所形成的相互依赖。[4]15库利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父亲观点的影响。

   1889年库利来到华盛顿并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和统计局工作,前后共两年。在这两年中,库利利用自己在统计学方面的知识调查和研究了美国的交通运输问题,这项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交通事故。他根据自己的调查写了一篇论文《铁路交通的社会影响》(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treet Railways),他借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将城市交通系统看作社会的器官,承担着自己的功能,但是他认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运输货物和人口,它还能提供更为广泛的公共服务。1990年他在美国经济学学会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著名教授富兰克林•吉丁斯和莱斯特•沃德也参加了这个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他们对库利极为欣赏,鼓励他参与到社会学研究中。

   1892年库利回到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辅修统计学和社会学,他同时获得兼职讲师的教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接触到了德国学者阿尔伯特•沙佛尔的思想,沙佛尔是德国著名记者以及社会学家,他的著作《社会实体的结构和生活》在德国和美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认为沟通社会实体各个部分的东西是传播,传播是连接社会的神经交流系统。在此期间库利还选修了杜威主讲的政治哲学课程,杜威认为语言是社会有机体的中枢系统,这一中枢系统之于社会正如神经系统之于生命体;新的传播机制可以使社会中枢系统更有效地运行,如果知识能够被报纸之类的“社会感觉器官”(social sensorium)以科学的方式组织并传播,一个更加统一和智能化的社会将从中产生。这些观点都深刻地影响了他对自己正在研究的铁路交通系统的看法,并把传播的观点带到自己对铁路交通问题的研究中。1894年他以论文《交通运输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poration)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①。1894年至1895年他在密歇根大学继续保留兼职讲师的教职,并于1899年成为助教,1904年成为副教授,1907年成为全职教授。

   库利1905年加入美国社会心理学学会,1918年当选为该会主席。但是身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学会主席,他却很少参加该会的活动。他一生过着恬静而淡泊的学者生活,他一直小心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即使是在他所在的密歇根大学,他也与那里的办公室政治保持着必要的距离。1912年10月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一次美国社会心理学学会上,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向库利发出邀请,希望库利到哥伦比亚大学出任教职,经过慎重考虑,库利谢绝了这一邀请。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仅次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中心,而且当时报业大王普利策已经承诺捐助该校创办新闻学院。如果库利接受了这一邀请,他极有可能成为美国领先的传播学经验学派研究领袖。1928年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被诊断为癌症,1929年5月7日去世。

   二、库利的传播学思想

   库利一生都在密歇根大学学习并且从事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人性与社会秩序》(1902年)、《社会组织》(1909年)和《社会过程》(1918年)。

   事实上,库利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最早见于他的博士论文《交通运输理论》,该论文的材料和观点主要来源于1889年至1892年库利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和统计局工作时他对美国铁路交通系统所做的调查和思考。1887年美国铁路里程已经由1850年的9000英里发展到16万英里,铁路安全以及服务公共利益成为当时美国铁路发展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库利收集有关美国铁路发展的数据,编制铁路安全准则,他从斯宾塞的社会学观点出发探讨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库利也说自己所做的研究与传播问题非常密切,他说:“我的博士论文《交通运输理论》试图从社会有机体概念出发全面解释铁路的功能,但是,为了研究这一领域,我不得不考虑精神机制方面的内容,我必须把所有的语言、所有发射和记录的手段都考虑进去,它们的功能其实类似于交通运输,甚至它们与社会过程的关系更密切。我通过历史和现实研究这两类机制,直到我能够生动逼真地认清它们的本质和社会意义。我从社会有机体这一角度来探讨这一切,因此,传播其实是我的首要诉求,这篇论文印证了我一直孜孜以求的社会有机体的观点。”[3]103

   库利是从多维角度来考虑交通运输问题的,他不仅仅关注交通运输问题的物理层面,更关注这一问题的社会关系层面,包括交通运输所提供的功能,通过交通运输所形成的体制和机制以及文化。库利认为,铁路、电报、电话等交通通信技术的发明急剧缩短了物品和思想传播所需的时间和空间,物品和观念的传播日益构成现代社会特殊的组成部分。在库利的论文中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即传播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库利注意到人类从言词表达、姿态表达、交通运输发展到印刷以及新兴媒体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进步这一事实,由此开辟了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实际上,库利在《交通运输理论》中已经开始把传播视作历史发展的中心。1894年库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彼特•西蒙森认为美国传播学研究就诞生于这一年。

   1894年以后库利的研究日益从传播的物质方面转移到传播的人类观念领域,他的三部主要著作都写于1894年之后。库利明确说:“所谓社会不过是一些人的事件影响到另外一些人的事件,这些事件就是传播,因此,传播的历史也就是历史的基石。”[3]110库利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以及在这一巨变到来之时传播可能起到的作用,他提出了所谓“大人生”(The Great Life)这一概念。在库利看来,传播媒介构成了整个社会器官的形式,它是思想的真正外表和可见形式;书写使得历史成为可能,印刷意味着民主,因为印刷为普通人带来了知识;传播速度的加快、传播范围的扩展,使人类有可能在更高层面上形成新的社会组织。[5]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中,库利给传播下了一个很宽泛的定义,他说:“所谓传播就是人的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就是一切心灵符号,加上在空间里传达这些符号以及在时间里保存这些符号的手段。传播手段包括面部表情、态度和姿态、声调、语词、文字、印刷术、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其他一切最新的征服空间和时间的成就。”[6]

如前所述,人们普遍认为库利的学术贡献主要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但是库利贡献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地方其实也是他贡献于传播学的地方。库利的三部主要著作《人性与社会秩序》、《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表面上看都是在研究社会,但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三部著作都是在研究人和人际传播。正如于海所言:“库利深信,只有理解个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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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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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爱好者》(郑州)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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