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曾国藩研究三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60 次 更新时间:2008-09-04 12: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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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一、关于“曾国藩热”

  

  近年来,随着有关曾国藩的个人文集资料与历史小说的大量刊行,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一股“曾国藩热”,曾氏的家乡湖南尤甚。在学术界,人们对曾氏的力量投入也日趋增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一股“热”的势头。社会上的“曾国藩热”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我们姑置不论。至于学术界之于曾国藩的研究,也许因为长期以来显得过于冷清,如今稍有力量投入,就给人以“热”的感觉,或者原本还有一种赶热闹的兴致掺和其中,均不足为怪。不管学术界之于曾国藩的规范性认识与刻板印象如何,具有理学家之称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作为身当中西文化冲突与国家利益冲突之前沿的中方一员,作为将乡贤魏源“师夷之长技”的主张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的言行及其社会影响与历史影响无疑都不乏深入研究的价值。欲期更好地把握个中价值及其历史位置,不仅光靠赶热闹的兴致还不行,而且单凭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研究力量也不够,还有待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科技史、教育史等领域的“方面军”携手努力。因为他的言行空间似乎还不是如今某些单个研究者的学术视力或知识结构所能容纳和驾驭的.

  就历史人物而言,史学工作者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一些智商不凡者和言行出类者,是为史学研究不乏难度的症结所在,却容易为史学界所轻视。其实,在同这样的历史人物对话时,历史学之于史学工作者个人的素质要求是不低的。否则,就无法轻松自如地驾驭或“吃透”研究对象,“全面评价”、“如实反映”云云,便无从谈起。研究为后人留下1500余万言的曾国藩就大致如此。

  有的学者担心现行的政策或政治气氛对于曾国藩学术研究不大有利,放手研究和如实评价曾国藩的学术时期还没有到来,实则不然。就史学工作者本身而言,既要适当考虑研究课题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又要适当保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一方面,任何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外乎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各自的角度去探索和揭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或者提供相应的参照系数与学术启示。研究死人的最终目的也不外乎为了现实中的活人。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是发展的,现实生活与现行的政策往往是因时而异和变动不居的,而学术研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积累工作,它需要自身相应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否则,浪迹天涯,来去匆匆,便无积累可言。或如风吹浮萍,宁有底止!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界已不乏此类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只要史学研究者货真价实地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拖泥带水的以论带史出发,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史学成果总会对社会有用,总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实现社会价值。

  如果要把曾国藩研究同现行政策联系起来,似乎也得不出现行政策对曾国藩研究不利的结论。这是因为:不管我们今天强调进一步改革开放也好,还是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也好,还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生命力,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也好,是批评“激进主义”还是批评“保守主义”也好,对充满矛盾的近人曾国藩都有深入研究之必要。今日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某些棘手问题甚至有些两难抉择,曾国藩在他所置身的历史时空里似乎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他把某些经验连同教训和盘留给后人,而且还留下一串未完的答卷和诸多遗憾。

  大概因为充斥着刀光剑影的近代风云离我们还很近,现实生活中还留存着许多近人的身影和足迹,我们不难感觉到近代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和人物都很重要,因而都在史书中大写着,倘若再过一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后,让我们的后代们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待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近代史,大浪淘沙,许多被我们看得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将被逐渐淡化,谈论和研究它(他)们的频率也将越来越低,或者不过在背景描述中偶尔提及而已。经过后人“过滤”所剩下的少数历史人物中,近人曾国藩也许榜上有名,他仍将是后人所要谈论和研究的话题,只是后人所谈论和研究的视角与价值尺度同今天的我们迥异而已。大千世界,人生苦短,一个人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点点值得后人追述和经得起评论的痕迹都不大容易,这样的人物在芸芸众生中为数甚少。而以学术和镇压太平天国军功起家,率先仿制西式船炮、译介西方科技书籍,率先派人购进“制器之器”、手订留学生派遣计划的曾国藩所留下的历史痕迹似乎还不止一点点。就迄今为止的实质性的研究状况而言,较之众多学者潜心研究林则徐、洪秀全、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人物的人力投入和累累著述,现在似乎还不是担心或讥评“曾国藩研究热”的时候,如同现在还不是担心“李鸿章研究热”或“梁启超研究热”的时候一样。

  

  二 、关于“功过分成”

  

  就历史研究而言,在相对客观地描述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握历史的内在联系,理清其来龙去脉,这比我国学术界流行的“功过分成论”或“正面还是反面”,“肯定还是否定”(或曰“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之类非此即彼的整体性盖棺定论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个产生于复杂历史环境中的历史人物,至少当现实与历史的时空还没有适当拉开距离之前,似乎还没有必要急于寻找一个十分简单的整体性结论。既要避免把复杂的问题弄得简单化,又要防止将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这样的整体性结论也许很省事,但不一定科学,还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为好。在具体分析之后,有时仍很难也没有必要综合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来。

  有人提出,曾国藩是一个“功大于过”的人物,有的则强调曾氏“过大于功”,彼此之间争论很激烈。争论者都想说服对方,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功过分成法”自身的缺陷所致。断定曾国藩或者别的历史人物“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或主张“三七开”、“四六开”等等,此类结论乍看起来很精确,似乎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颇具科学性特征,实际上仍属意念支配下的主观估摸,是用经典力学的思维定势来对待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既没有找到也无法找到功过定量分析的客观尺度。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历史人物作用于不同时空,而且内容不同、类别乃至性质也不同的那些活动与事件是无法借用数学座标上的正负值来表示,无法通过加减计算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况且许多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有时还具有某种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补性。[①]如果以为历史人物的功过之间可以加减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种错觉,是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束缚所至。这种错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害的。

  通过具体研究,史学工作者如果能切实回答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大概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魅力与科学精神完全可以在回答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却无法指望貌似准确而实属主观臆断的所谓“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之类简单结论去体现。当然,这并不排除具体研究之后,人们各自对历史人物形成某种整体印象,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出某种整体估价的可能性。

  顺便指出,自50年代以来,我国近代史学术界集中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史学前辈,他们的才识与学术功力都是相当出色的。遗憾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学术成果同他们的才华似乎还不那么相称,其学术成就较之他们原本应该取得和能够取得的学术成就要少得多,这是无庸讳言的。尽管史学前辈们手中都掌握着引以自豪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但在他们中间,至少还不曾产生象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行——已故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那样举世公认的重量级国际学术大师,至少还不曾有人象费正清那样将概述近百年甚至整整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的著述一气呵成,自成体系。似乎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在中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一流学者却在国外。造成近代史研究这种喧宾夺主的学术悲剧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同我国学术界过多地胶执于历史人物的功过定性与定量也不无关系,刻意追求所谓盖棺定论,造成不必要的智力浪费。个中教训,也是值得注意的。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寻找一个盖棺论定,还不如说是通过单个人物的个案研究,揭示较单个人物的活动更为丰富的群体内容与社会内容,把握整体性历史场面与过程的内在联系,亦即知人论世。“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②]正因为如此,人物研究除了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功过分成”之争外,还应尽量避免局限于《奏稿》、《文集》之类个人文献资料而立论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倾向,因为即使仅仅判断一个人的历史功绩,也“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③]。至于知人论世,就更加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如果对史料的选择相对单调,研究视野相对狭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类研究结论就在所难免。更有甚者,有的研究者不是一味颂扬研究对象,就是把自己置于研究对象的辩护律师的位置,好象自己已经被研究对象的言行所感化和同化,好象只有颂扬和辩护方可突出自身所研究的课题的重要性。有些人物的研讨会俨然成了对历史人物的“追悼会”或“平反会”,把某些早已为包括原作者在内的学术同行们所摈弃的不适之论重新翻出来,振振有词地加以批判,似乎不是站在现有的学术基础上展开讨论,出现重复性的劳动。凡此种种,似乎都值得予以克服。目前学术界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或多或少地存在上述缺陷,在某种程度上实有“翻案”之嫌。

  

  三、 关于太平天国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这一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是谁也不会否认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历史事实同研究和评价曾氏其他言行之间的关系。我既不赞同为了适当肯定曾国藩而忽视农民起义的历史正当性,甚至否定这场起义的某些历史作用,也不同意把曾国藩镇压洪杨起义军这个历史事实当作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曾氏的一个障碍或评价基调。

  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④]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广大勤劳朴实的农民往往是在自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胁时才铤而走险的,洪秀全振臂高呼之后的四方景从完全是“官逼民反”的一个结果。既然历史曾经赋予被压迫阶级造反的权利,史学工作者就没有理由忽视或怀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正当性和必要性。曾经去南京走访天国领导人的容闳在其后来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也认为:“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因为其“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

  至于这场起义的历史作用,也许它并不直接体现在同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联系上(尽管后来居上的孙中山自诩“洪秀全第二”),但它能够体现在同洋务运动即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之发生的历史联系上,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不是洪杨起义军横扫东南半壁江山的雄姿彻底揭穿清朝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师的腐朽和无能,打乱原有的中央集权制与民族歧视的统治秩序,就谈不上曾国藩和他身后一批汉人督抚的迅速崛起,也谈不上“师夷之长技”方案的尽快落实。如果不是屡败屡战的曾国藩带着湘军的赫赫战功异军突起,欲期力排众议“师夷智”,其阻力必将更大。因而可以说,是金田起义后的时势造就了湘军统帅曾国藩,洪杨起义军有功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洋务运动之间具有某种因果联系,二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我们既没有必要为了适当肯定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而贬低被曾氏所剿杀的太平天国起义者的那一份历史作用,也没有必要把曾氏倡导的洋务运动同他双手镇压农民起义之举对立起来研究之。在肯定曾国藩之于洋务运动的开拓之功和批判其残酷镇压天国将士的阶级罪恶时,只有适当注意二者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才有可能确保历史描述与逻辑思维的连贯性。

  不少学者强调:清皇朝已经腐败透顶,只能彻底推翻。而曾国藩助纣为虐,一味维护清皇朝的腐败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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