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1 次 更新时间:2008-07-30 14: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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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  

  

  摘要:与丰富的信任实践相比,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于信任的概念分析尚未充分展开。同时,既有的联盟政治研究,关于联盟之间的信任是如何及何时形成问题,亦无细致的讨论。进一步而言,作为一个心理变量,信任概念的本体研究,诸如信任与认知、情绪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界亦没有取得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在综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信任与联盟信任的概念模型,认为联盟信任包括工具性信任与情绪性信任两种基本类型。最后,本文探讨了联盟信任与联盟形成,亦即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信任;联盟信任;概念分析;联盟政治

  

  信任问题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国际关系研究中却没有成熟的信任理论。同时,在既有的联盟形成理论中,尚未有学者系统提出联盟形成过程中,联盟组织或盟友之间的信任是如何、何时形成,以及形成何种类型的信任等问题。进一步而言,作为一个心理变量,信任概念的本体研究,诸如信任与认知、情绪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界亦没有取得共识。联盟形成过程中的信任形成问题,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信任研究,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任定义问题,包括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操作化(度量[measurement])。有鉴于此,本文在综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信任与联盟信任的概念模型,认为联盟信任包括工具性信任与情绪性信任两种基本类型。最后,本文探讨了联盟信任与联盟形成,亦即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一、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国际关系研究中,信任作为一种国际冲突的治疗方案,经常被不同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及。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意图的模糊性导致了国家间信任难以建立,与此相反,安全困境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常态[1];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信任的重塑有助于减少国家间交易成本,增大国家间透明度[2];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信任是认同的基础[3]。上述不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含蓄地谈及信任的地位与作用,或者说,这些理论具有不同的“信任观”[4]。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一般将信任直接加以使用,并未细致探讨信任的具体含义。这些观点的一个共同特征为,将信任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将信任本身作为一个问题加以探讨,如何谓信任?信任的类型有哪些?信任从何而来,哪些因素有助于信任的培育等?[5]国际关系中关于信任的研究只是散见于个别学者的论述。这些论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90年代之前,其次为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努力。

  1958年,心理学家默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在《冲突解决杂志》上发表《信任与猜疑》一文,讨论了信任的定义以及影响信任的因素。他指出,定义什么是信任,必须综括认知与动机两方面的因素。与信任紧密相关的第一个因素为预期(expectation)或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但是,仅仅建立于这种认知基础上,并不能形成日常生活中的信任。比如,我们很容易能够预测到世界上每天有多少人会死亡,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信任”他们将会死亡。所以,与信任紧密相关的另一个维度是动机正当性。由此,他的信任定义如下:在下列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某人信任某事的发生,即如果他期望它的发生,并且他的预期没有得到证实所产生的消极动机后果,将会比得到证实的积极动机后果要严重得多。[6]在多伊奇的基础上,罗伯特·斯温斯(Robert L. Swinth)认为信任建立与产生之前,“博弈”双方应经历一个“承诺时期”,这个时期信任能否建立,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充分“暴露”自己,以及发出信号;双方能否理解这种沟通的意义。[7] 伯恩哈特·利布曼(Bernhardt Lieberman)根据博弈游戏的实验的结果,提出一种基于利益的信任概念(i-Trust)。我们信任他人是与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与道德紧密相关,“我信任”是指对某一情境中行为的信念或期望,这种情境中,形成一种稳定的联盟结构是非常重要的。[8]这几种信任定义具有系列的优点,如考虑到信任概念或形成过程中,认知与动机(情绪)的相互作用,并且注意到了信任形成过程中沟通与交流互动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认为这几种信任研究与定义都是建立于理性选择论的基础上,信任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上述研究法均依赖于博弈论方法彰显出这一特点。建立于纯粹“理性认知”基础上的信任研究,并没有真实反映国际关系中丰富的信任实践,因为作为一种心理学概念,信任甚至是一种情感,理性选择论不能全面解释信任的概念与来源。

  相较于冷战期间为数不多的信任研究,冷战结束前后以来的研究则有蔚为大观之势。这种学术发展的态势,与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对信任研究的兴趣大增紧密相连。政治心理学家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比较了三种信任与不信任的解释模型,即理性选择论、内部结构论以及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在她的定义框架中,“心理学意义上的信任可能涉及三种不同的意义——可预测性、可信性(credibility)以及良好的意图(intentions)。”[9]具体而言,信任可能仅仅是意味着我们相信他者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如社会生活中,我们可能仅仅是对医生、律师或者教师的行为可预测,而信任他们。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之间的信任也是建立于对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基础之上。其次,信任也可能指涉可信性,即我们相信他者会遵守诺言。第三,信任可能是指我们预期他者具有慈善的意图,并不会“剥削”我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信任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具体的含义与所指存在较大差异。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很难定义一种统一标准的信任,信任具有情境性和时间性。情境性是指在不同的情境中,我们的信任概念不一样,信任所依据的心理学维度也不同,有的仅仅是建立于他者行为可预测,有的却必须依据于对他者良好意图的判定;有的仅仅是我们的一种战略性计算或考虑而信任他者,而有的却是我们的情感所驱使而信任他者。时间性是指信任并不是静态不变的,它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出信任具有程度之区分,另方面表明既然信任会产生,它也会消失。

  理性主义者从基本的博弈论出发,认为信任是“另一方倾向于相互合作而不是盘剥自己的合作的一种信念(belief)”。[10]与此相反,不信任是认为对方会盘剥自己的合作的信念。制度建设能够减少行为主体间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树立国家间的信任,从而有利于合作的形成。[11]理性主义者认为信任是合作的必要条件,如果合作双方都形成了对方可信性的认知,那么合作便会产生。从这里可以看出,理性主义者的信任定义是一种纯认知的观点,即关于动机与意图的判断。当然,对于我们自身的预期、个性以及情感等因素,会对对方意图与动机的判断产生什么影响,这在理性主义的假定之中没有给予解决。事实上,以上几种关于信任的概念化工作都是来源于相关学科的定义工作。根据我们的梳理,现有信任的定义可以归类为以经济学为导向的和以社会学、心理学为导向的两类。经济学中关于信任的定义基本上偏重于理性计算,而社会学与心理学则不仅强调行为体的认知,进一步考察情感在信任中地位与影响。

  与上述认知取向的信任定义相反,默瑟(Jonathan Mercer)认为信任是一种情绪性信念,情绪构成信任的基础与本质。[12]社会心理学家对信任的研究表明,信任需要一种温暖和情感的感觉。仅仅是依靠可观测到的经验,而不是对某人的感觉,并不能充分说明信任的形成。美国学者霍夫曼(Aaron M. Hoffman)也认为:“信任可能是情绪所产生的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但是,尚未有理由支持情绪反应有悖于行为者的自我利益。事实上,大部分情绪理论都假定它们是对各种刺激的功能反应。”[13]从上述几种典型的定义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信任概念化工作都是基于两种基本的维度:认知取向与情绪取向。认知成为信任概念与信任形成的基础,但是,情绪是否在当中发挥作用,目前还尚未取得一致意见。通过对为数不多的信任研究成果整理,我们发现信任的概念化工作并未在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学者关注的焦点更多地在于“如何发挥信任的作用;如何运用信任去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不信任的来源有什么;如何促进信任的形成,等等”。这种情况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相关,即“长期以来,对信任的研究一直被淹没在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之中,并没能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重视。……20世纪90年代之后,信任问题开始成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文化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探讨的重要课题,对信任问题的研究已经跨越了学科的边界,一种多学科视野的交叉研究正在形成之中。”[14]从具体的信任概念化研究取向来看,现有两种研究取向各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概念化框架,将两种解释模型有效地整合进去。这也与我们对现有研究的一个判定有关:认知取向与情绪取向应走向一种综合。

  组织信任研究的现状与国际关系信任研究的现状如出一辙。尽管组织信任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关于信任的定义仍未取得共识。组织间信任的定义两种基本取向为,其中一种强调信任的社会与伦理一面,另外一端却强调组织情境中战略与计算的维度。其实,这与上文所讨论的国际关系信任定义一样,即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信任与作为一种理性行为的信任。[15]当然,认知取向与情绪取向的区分,并不是否认认知是任何维度而言的信任的基础。在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信任的定义当中,其实也是包括了认知与情绪两个维度。首先,信任涉及到对他者的动机、意图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觉脆弱性,或者进一步来说,信任是对我们自身所在的社会系统或他者的一种更为一般的态度或预期。这纯粹是从认知的角度来讲的,信任是我们对他者或者社会系统、角色的一种认知。其次,在承认信任的认知相关性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信任可能是一种更为多元化、多维度的心理状态,当中包括了情绪与动机的因素。与默瑟认为信任是一种情绪信念一样,卡伦·琼斯(Karen Jones)认为信任是一种情感态度:“信任是由两种要素所组成:在我们与他人互动时,一种对他人善意和能力的乐观情感态度。”[16]

  如果我们将信任定义为有意识的理性计算结果,这与许多信任经验事实不符。并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建立于理性选择论假定之上的信任定义,另一个局限是过于认知取向。这种概念定义并没有探讨信任抉择时情绪与社会的影响。”[17]正如上文我们总结国际关系信任定义时所言,现有的两种研究取向各行其是,并没有在一种有效的概念化框架下得以整合。所以,如何构建一种信任的关系模型,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18]。在这种关系模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信任是对于风险的计算维度,同时还必须包括一种社会的维度,综合考虑社会、动机与情绪因素的影响。当然,或许认同因素在信任形成中应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综上所述,我们遵循关系模型的进一步方向,在概念化工作中提出一种信任连续谱(continuum)模型,这样就能综合考虑认知与情绪的因素。我们认为,这也是本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信任概念化以及基本类型学划分的一种“合成”道路。

  

  二、信任的概念化与联盟信任类型探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自己的信任概念化框架时,基本假定信任是一种变量,而不是一种常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联盟组织内部的信任是一种变量,具体而言,不同联盟组织内部的信任程度不同,不同时期联盟组织的信任程度或类型不同;此外,信任也具有非对称性。所以,我们首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揭示出联盟形成时的信任类型。这就是我们对信任概念的类型学工作。信任是我们为了应付未来不确定性与风险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也是生活的必需,如果没有了信任,我们的生活将是一团乱麻。如此,我们接受最为简要,也是最为通用的关于信任的一般定义:“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根据这种定义,信任有两个主要的组成元素:信心(belief)与承诺(commitment)。”[19]在这个简单的定义中,基本的概念化维度为认知取向,即强调信任主体对他者的预期。具体而言,信任主体对客体的预期包括对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对方意图的善意,即不会“加害”于自己、不会在合作中“背叛”自己。如果具体至联盟关系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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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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