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信任的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0 次 更新时间:2021-03-28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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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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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信任的价值: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信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支点。

这里所谓的“社会”、“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粗略的说法,细说起来应当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甚至任何形式的族群关系、部落关系、团体关系、组织关系、政党关系、国家关系,等等。比如“人”,人是在与他者的联系中才成之为人,从而被赋予社会属性的,否则的话,人与阿猫阿狗也就没有了区别。这种与他者的联系,可以简括地称之为价值系统的联结,具体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彼此之间是通过相互获得认可和信任才结构成为通常所谓“关系”的,这种关系如上所述既可能是人际的,亦可能是社会的。所谓“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说的都是这件事情。

“与他者的联系”包括两个层面或者说两个场域,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政治。这两个层面或场域的联系都需要一定的精神条件作为媒介,比如同情、怜悯、守诺、尊敬、信任、忠诚……等等。在所有这些媒介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当然是信任。

这一点,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明确的意识。

有一次子贡问政于孔子:“孔老师,好的国家政治,需要哪些条件呀?”孔子不假思索地说:“充分的物质保障(经济),强大的武装力量(国防),最广泛的民众信任(民意)。”子贡又问:“如果在这三种条件中不得不去除一样,我该去除哪一种呢?”孔子说:“那就把国防去了吧!”子贡又问:“那我要是还得去除一样,在剩下来的两者中,我该去除哪一种呢?”孔子说:“那就去除掉经济吧!”子贡惊问道:“为什么?”孔子微微一笑,说:“在你说的这三种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民意也就是民众的信任,只有这个东西是须臾不可相离的。这世上的人或早或晚谁都要死,国家也一样,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一旦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必定是站不住脚,终归是要垮台的。”(原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引文自《论语·颜渊》)

稍晚于孔子的左丘明(公元前502年-公元前422年)是一个盲人,这位被誉中国史学开山鼻祖、“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的杰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洞悉却远远胜过常人,他更是信誓旦旦地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语见《左传·僖公·僖公二十五年》)意思是,诚信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是老百姓赖以存命的依托。

你不能不认为,我们这些睿智的先人确实挺棒的。

后来英国有一个叫霍布斯的家伙觉得中国人说得挺好,于是也宣称:“在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三个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为荣誉……”([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651年)他强调的是,“不信任”是人类社会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人类社会丧失信任,或者说如果不约束人性,世界就会陷入到他所描述过的状态,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

与霍布斯同时代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斯宾诺莎更是把问题提到了值得警惕的高度。斯宾诺莎一贯鼓吹思想和言论自由,他认为只有自由才是“政治的真正目的”。具体到我们的话题,自由与信任或者不信任有没有关系?斯宾诺莎很显然认为是有关系的。我们看他如下话语:“即令自由可以(被)禁绝,把人压制得除非有统治者的命令他们都不敢低声说一句话,这仍不能做到当局怎么想人民也怎么想的地步。”斯宾诺莎具体解释说:“一个君主的权力无论是多么没有限制,无论大家心中是多么信赖君主之权是法律与宗教的代表,此权却永远无法使人不依自己的智力做判断……我承认他有权极其暴戾地来统治,因极其无足重轻的缘故把人民处死,但是有正确判断力的人是不会承认他能这样做的。”([荷兰]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1670年)这段被中文译文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文字究竟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其实就是统治者再强大也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自由,无法强制人们去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东西。

可以说,信任是人在精神领域的水、阳光和空气,是人对生存世界的必然要求,是任何世代都不可或缺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纲常,它决定着所有社会事物能否被支撑,能否成为符合人类理性的存在。社会信任是“善”所能达到的最基本境界,是人类生活中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宝贵的价值连接。这件事就好像建造一座大桥,分头从两岸建造的桥体彼此向对方延伸,最终合龙成为一个整体,这种连接在人的意义上就是双方彼此建立起来的价值认定。中国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的说法,表达的正是这种相互的价值认定。没有这个东西行不行呢?不行。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君子与小人、自由主义者与独裁者、专制政权与无权无势的民众、鱼跟虾米、虾米跟王八在一起快活的事情?看不到的。

可见万事皆有定数,不是想怎么来就可以怎么来的,想怎么解释就可以怎么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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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果真比一切道德规则更重要,以至于非得要把它单独拿出来论说一番吗?

我们还是以修建大桥为例:大桥是由很多种构件组合而成的,“信任”虽然只是其中之一,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构件,“信任”是双向桥体合龙的最后一个构件,这也是最吃力的构件,是整个桥梁的支点,这个构件必须坚固完好,任何(哪怕是一丝丝)松弛和裂解都会导致整座桥梁垮塌。社会事物与物理事物往往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机理,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垮塌——小到道德层面的朋友反目为仇、夫妻情尽家庭裂解,大到经济层面的贸易难以为继、商业往来终止,再大到政治层面的部族与部族发生冲突、国家与国家发生战端、政府在与民意的对立中垮台或者政权崩解——几乎都是作为支点的构件(信任)存在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发生的。

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并且导致了颠覆性的垮塌呢?

我们固然可以在道德层面即在不同的道德规则中寻找答案,但道德规则不足以说明超越道德的社会事物——经济的或者政治的——逻辑机理,应当使用可以通约的概念,用以说明信任构成的基础和条件。这些构建和维系信任的通约概念,经过精选,在我看来有如下三种最为重要:第一是真实,第二是守信,第三是坦诚。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还可以从反面即造成信任崩解的角度见解这几种概念:一、不真实,就是虚造事实以掩盖事情的真实情形,显示给人的样子仅只是带有目的性的假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二、不守信,也就是违背诺言,拿说过的话、写过的文字完全不当回事,甚至倚强凌弱,完全不做解释,也不允许别人解释,“我就这样了,你怎么着吧你!”三、不坦诚,就是欺骗,用谎言愚弄他人或民众,或者倚强凌弱,干脆不让对方讲话,“你他妈的再说一句话我就弄死你!”两者完全无法沟通。

如果把这三种因素视为信任关系中的破坏性力量,那么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它们是解构一切社会关系并导致社会爆炸的奇点,换一句话说,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背诺、谎言或者彼此隔绝的世界里,任何人际关系、群体关系、国家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都将像那座大桥的核心部件出了问题那样,导致扭曲、崩解和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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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话题稍微扩展一下。

“社会”是藉着“社会关系”才得以存在和运行的,“社会”自然就会在运行中提供维系其存在的价值支撑,包括信任。如果有人问,是先有信任然后才有社会,还是先有社会然后才有信任呢?我的回答是,任何两个人以上的群体,自从聚集到一起的那一天开始,信任就会进入到彼此的关系之中,否则就不会有聚集的事情发生了。社会与信任是共生共在的,这里没有先后的问题。这有点儿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囫囵看一下就可以了,细究无意义。

英国科学史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史蒂文·夏兰很推崇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写过的一本名为《社会学》的书,他介绍说,齐美尔以哲学家特有的精准“描绘了人类集体生活的形式,并且试图归整出一些规则,再从这里面找到个体性”的内容,这些内容之中,就有“信赖是在社会之内的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的话。我认为齐美尔这些话是在强调说,人类很幸运,人类社会自从形成的那一天开始,就拥有了一套彼此信赖的价值系统。夏兰继续引用齐美尔的话说:说真话对“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最为深远的意义”,现代生活“在比严格的经济学更宽泛的意义上,是一种‘信用经济’。在现代生活中,社会存在‘依赖于需许多多个人无法追踪和确认其根源,但却必须相信的承诺’……对齐美尔来说,信任不过是一种信念形式,一种关于可能结果的规范预期”。夏兰强调:“信任是一种具有道德结构的关于世界的预期体系,通常被看成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信任是社会共识的基础,社会共识又是人们从对世界的预期中形成的一种普遍信任的认识。而科学知识本身也算是社会共识的一种,知识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信任之中又包含着人潜意识中的一种认同。这种信任,这种认同,久而久之就成为了科学知识的一种秩序。”(引文自[英]史蒂文·夏兰:《真理的社会史——17世纪英国的文明与科学》)

我们举例来说明这些思想家所强调的事情。

原始人类走出丛林,聚集成为部族或者村落,前提就是要彼此信任,倘若不是这样,而是人人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总觉得身边的人居心叵测,行走坐卧之间惊恐不安,总害怕有人从背后照丫脑袋敲一棍子;或者商量好的要共享食物,而齐心协力捕获到猎物以后,一个体格粗壮的家伙却护住猎物企图独食,并且呲着牙齿威胁说:“我看你们丫谁敢过来?!”这样的话,部族或者村落当然就不会形成,即使形成也只能散伙儿——因信任崩塌导致的散伙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即使刚刚迈进文明门槛的原始人类也是有理性的,他们知道信任被破坏掉对自己和部落来说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尽管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时不时就会有部落散伙儿,但大多数都保存了下来,坚韧地手挽着手继续向文明迈进,直到有一天进入到王国时代,人类获得了高级形式的社会组织,由此,“政治”诞生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国际社会”,正是人类文明的脚步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踩踏出来的更广阔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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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通约的意义上,信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我认为信任首先是一种心理的情形——在齐美尔那里是所谓的“信念形式”——而这种心理情形又是以社会情态作为其存在根基的。我记得一位社会学家在说到信任话题时曾经打比方说,一个航空旅客之所以没有任何顾虑地登上飞机,是因为他信任飞机是安全的,信任制造了这架飞机的科学技术团队最大程度地保障了飞行安全,不至于登上飞机就等于钻进了棺材。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社会信任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信任既是安全阀,又是保护伞,是我们在每一天生存中须臾不可相离的东西。

有了这个东西,至少在观念意义上,人们认为当他约请一位朋友来家做客的时候,不必要警觉这个人会不会偷东西,会不会对他的妻子眉来眼去,会不会偷偷放一把火把他的家给烧了,这是因为他确信“朋友”这种社会关系预先提供了一种信任保证(遵从道德规则或道德约禁),是这个东西使警觉和怀疑成为多余的。再比如在和平环境里,人们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少会害怕发生恐怖袭击;我们与成千上万的人共聚在一起看电影、欣赏体育比赛或者文艺表演,也绝对用不着担心被人血淋淋地杀死在座位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相对于社会常态,这两件事——朋友背信弃义、发生恐怖袭击或滥杀无辜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人们都是在“正常”的情境即我们极为幸运地拥有社会信任中过活的。中国虽然有成语“杞人忧天”的故事,但是要注意到它是从反面强调一种反常的情形,是从“社会关系支撑点崩解”的假定上面做出推演,用以劝诫人的,它所假定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很少见到的。

既然这样,“信任”问题又所为何来呢?或者说,既然信任广泛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既然信任如此重要,为什么古往今来它还是经常遭到侵袭,有那么多“不信任”所导致的道德事件和政治事件发生呢?答案很简单,这既与人性有关,又与作为人类活动高级形式的政治生活过程的高度复杂性有关,甚至可以说,对信任的破坏主要发生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发生在权力与权力对象之间,相对于人际关系,它所造成的破坏后果也是几何级上升或者说扩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信任”既坚固又脆弱——凡是珍贵的东西都是脆弱的,信任尤其如此。

如果人类历史可以归纳,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人性极为古老,爱有多久恨就有多久,信任有多久欺骗就有多久,真相有多久谎言就有多久,善与美总是在对立中显示各自的存在的,一句话: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性书写的,人性多丑恶,世界就有多丑恶;人性多美好,世界就有多美好。爱是它,恨亦是它;忠诚是它,背叛亦是它;纯洁是它,污秽亦是它;坦诚是它,狡诈亦是它……有了这种见解,我们说人类社会仍旧是丛林,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建立与对信任的破坏总是如影随形,谁也没有办法不让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而这,难道不正是经常被我们的人生经验所证实的吗?

被人生经验所证实的东西,既可能是经验,亦可能是教训,我觉得从教训的角度领悟这些东西或许更好一些,这也是人们遇到违背道德规则或政治生态事件以后通常都会采取的态度,道德谴责和社会批评乃至于社会反对,都是类似情况下的产物。必须严肃对待这样的道德谴责、社会批评和社会反对,要给它们一个存在的空间,藉以调节或者平衡道德生态和政治生态,任何企图通过强制或者国家暴力的手段消泯和压制它们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只能扩大和延续背弃信任所导致的道德后果和政治后果,直到无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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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将其核心观念归纳为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这里的“信”,主要说的是诚信、信仰,但诚信、信仰之类的东西一定是在处理了信任即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之后才会有的,你很难想象一个饱受虚假和欺骗虐待的人会对向其施以精神暴行的人或势力抱持着信仰和忠诚,赞颂说“你就是我的亲爹”、“离了你我们就会死”,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反之,一种反方向的信仰反而会生长出来,用以反抗虚假和欺骗,这已经为人会用各种手段(有时候是极端暴力的手段)处理精神处境问题的无数历史事件所证实。

人既是遗传的产物,更是社会的产物。奠定“人”之基础的,既来源于父母血脉,亦来源于环境塑造。这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既来源于从遗传而来的基本人性,更来源于社会对人性的修剪与改造;人既不完全是“爹妈给的”,亦不完全是“环境使其所以然”。一言以蔽之,我们谈论信任问题,实际上是在谈论历史与现实中的个人处境以及社会政治情态问题。

比如,经济领域的信任问题往往外向化为信誉问题,具体情形是这样的: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商业背诺会是很严重的事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之所以将契约精神归结为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绝对是有道理的,没有了这个条件,贸易就会成为公然的诈骗和劫掠,社会运行也就不成其为社会运行,而是黑帮强盗之间毫无约制的争抢和火拼了。

再比如,我们接受知识,是因为我们相信教科书或者传授知识的那个人说的是真的,是确有价值的,这里的“信任”就是坚固的;假若我们发现教科书上“满纸荒唐言”,尽是一些虚假的东西;倘若我们发现那个衣着光鲜道貌岸然的家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教授,而是人们贬称的“砖家”、“叫兽”,他所有言论都是出于利己动机——政治投名状或利益稻粱谋——所编造的谰言即伪知识,我们还会相信他吗?信任一旦被消融和松解,即使丫巧舌如簧,即使丫被强力支撑,即使丫把持着“国际问题专家”、“哲学大家”、“文学泰斗”的悦目头衔,谁又会买他的账呢?“买他的账”是信任,“不买他的账”就是不信任,诸如此类的价值认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并且远比人们感觉到的要普遍、深刻和剧烈。

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归纳到关于信任的话题里来谈论,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现象:人出现在世人面前,用不着宣称和标榜,事实上就等于宣布说他是一个可以相处的正常人。这就是信任在社会关系中的预先设定,这种设定约等于这个人对周遭的人所做的道德承诺,人们正是藉着这个承诺才与之建立交往的。“初识”的人往往相处得比较平和,就是因为有这种心照不宣的承诺在。冲突都是在“共事”的过程中发生的。个体的人是这样,进入到国家政治过程的群体也是这样。一般来说,日子一天天过去,绝大多数人都会像他所宣示的样子说话做事,然而当这个人暴露出不过是一个完全不遵守道德规则的骗子、流氓、窃贼的时候,人们就会确信,这个人是并不是他所说“是”的那种人,丫不过是一个完全不值得信任的背诺者、撒谎者、欺诈者。人们的这种价值认定一旦形成,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必须承担不被信任的后果了——试想,你会与诈骗了你钱财的人、勾引了你妻子的人、盗窃了你心爱物件的人,用形形色色的社会谎言蒙骗你、由着性儿侮辱你智商的人和平相处吗?你不会的。在道德层面,你定然会做出反击;在政治层面,你定然会做出反抗。信任一旦由正值转变为负值,它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一定会是汹涌澎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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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尽管信任广泛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尽管信任如此重要,古往今来它还是经常遭到侵袭,还是有那么多“不信任”所导致的道德事件和政治事件发生,除了我说过的人性的原因之外,还有哪些耐人寻味的缘由寄寓其中呢?

除了上述种种缘由之外,还有一种几乎属于数学问题的缘由需要特别指出来:说谎的价值相较于信任价值,前者往往为正,后者往往为负,直白地说,就是说谎者可以从说谎收获到的东西往往大于从信任收获到的东西。就道德层面来说,虽然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说法,但是从这个人搬起石头到石头落到丫的脚面上,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说谎者总是能够从谎言既欺骗中获得好处,这对丫当然就会构成一种持续不断的说谎动力。当然,石头终归要落地,终归要落到丫的脚面上,然而这已经是客观规律的惩罚,而不是丫自己的情势判断或者价值认定了,所以即使到了最后,说谎者也往往会是“无怨无悔”的。

那么,政治层面又如何呢?譬如我们前面列举的族群、部落、团体、组织、政党、国家等等,为什么也会说谎,有时候谎言甚至会成为索尔仁尼琴所说的“国家的支柱”呢?这里同样是一个数学问题,即谎言带来的收益太诱惑人了,即使是族群、部落、团体、组织、政党、国家者也难以拒绝。谎言可以遮蔽社会真相,谎言可以美化统治,谎言可以掩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面对如此这般的巨大政治收益,谁能不动心?这就是政治谎言更加无法禁绝的主要原因。然而就像那位被石头砸中脚面的说谎者一样,政治谎言的石头同样也会落到族群、部落、团体、组织、政党、国家的脚面上,这件事造成的后果,可就比说谎者在道德层面遭受的惩罚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了。这种惩罚将不仅仅单纯由个人来承受,它与此同时还往往表现为一种国家后果即国家的灾难。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的一夜间垮塌和崩解,难道不是触目惊心的证明吗?被惩罚的历史后果不仅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灾难,也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灾难,它更是俄罗斯民族的灾难,是这个有着深厚文明底蕴的伟大国家的灾难。

无奈的是,无论道德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在持续不断地上演着悲剧,背诺和说谎的人仍旧比比皆是,充塞着所有社会空间,想起来真是让人怅然——我们可以从自己的人生行走中回味一下,谁没遇到过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谁没被道貌岸然虚伪透顶的家伙们愚弄过?谁没有体会过在大面积甚至是系统性虚假面前的虚弱感和无力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历经数十年社会风雨的浇濯,有几个人还能够说从来没有被谎言欺骗过?有几个人还能够说自己纯洁如处子心上没有一道渗血的伤痕?有几个人还能够说眼前这世界静谧安详温暖如春从来没有暴风骤雨和风霜雷电?

也许这就是人的一种命定吧!无奈某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机缘往往会强化从这种命定中生发出来的悲怆感,对于一些灵魂高洁用精神行走的人来说,生存甚至会成为一件极为艰难困苦的事情,为了活在真实中,于是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于是被隔绝于群体之外,成为被社会抛弃的人……如果我们也像齐美尔那样把信任做为一种“信念的形式”来看待,我们就会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以整个生命为代价去求真求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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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人们的观念世界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虚造事实以掩盖事情的真实情形、用谎言愚弄他人或民众都是很严重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被周遭的人认为不真实、不守信、不诚实,必定代价巨大,这个人的生活基本上也就等于废了。我们说一个肤浅的例子:若果一个轻浮的家伙信誓旦旦对恋人说:“回头我给你买一只钻戒。”过后却杳无音讯,恋人提醒他,丫却故作惊讶,装傻,说:“我说过这句话吗?”你想恋人会如何看他?她也许什么都不说,但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毫无疑问会伤害她对他的信任,而信任——用我前面说过的话——是一切社会关系更包括情感关系的支点,没有了这个东西,即使是山盟海誓的恋情也将难以为继,更不要说更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了。

由此而知,道德范畴的信任,对应的是背诺和失信;政治范畴的信任,对应的谎言和欺骗导致的权力合法性危机。背诺和失信的负面效能,从道德规则范畴向社会关系传导;而谎言和欺骗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则经由国家形态的演变(政治过程)向政治关系传导。

历史提供了无数这方面的例子。

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随便玩弄的,随便玩弄是会有后果的。然而这个世界有的人就是感觉过于良好,偏偏就喜欢玩弄不能玩弄的东西,结果把自己玩到了绝境,玩入了死途。想当年德国人民把希特勒推举到国家元首位置上,除了历史造就的德意志民族的特殊困难处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集团在法国的推动张下通过《凡尔赛和约》向德国提出数额巨大的割地赔款及严苛的限制军备条款)的原因之外,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德国人民听信了希特勒“让德国每一户家庭的餐桌上都有牛奶和面包,以及“扩大生存空间”、在欧洲大陆建立以纳粹德国为首的新秩序并重新武装德国的政治许诺(我们可以把这种许诺视为法西斯力量对德国人民的政治绑架)。结果如何了呢?正如我们看到的,信奉“谎言说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的德国纳粹一步步走向与世界为敌的深渊,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抵制和打击,不仅没有扩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反而进一步丧失了原有的生存空间。隐含在这一政治后果里面的社会后果,就是曾经狂热拥护希特勒的德国普通人付出了惨重代价,德国家庭既没有见到牛奶,也没有见到面包,无数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从积极意义角度说,德国法西斯政权不仅仅是被国际社会所抛弃,它更是因不再被德国人民信任而被他们亲手抛弃掉的。这是所有强行替代人民思索和选择的独裁政权覆亡的经典路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多米诺骨牌式的政权崩解,不也是在类似情况下发生的吗?一向标榜为“罗马尼亚人民的父亲”、占据所有国家媒体头条、塑像遍及大街小巷、享受惯了山呼海啸般欢呼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在苏东剧变的危急关头(1989年底),在大规模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以为还可以用正儿八经的谎话平息人民的愤怒,以为还可以用恫吓威逼人民继续忍受贫困和屈辱,然而这次不同了,聚集在广场上犹如海洋一样的巨大人群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声,这个早就失去人民的信任的独裁者万分惊愕,以为撞见了鬼,当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控制局势时,只能灰溜溜逃走。数小时之后,他和他的妻子——这对用国家谎言和国家暴力奴役人民的小丑——就被乱枪打死在一堵矮墙前面了。这说明在政治领域,信任就是人心,就是民意,不被人民信任是会要人命的,历史会像炸弹那样爆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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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祖宗把这件事看到了骨髓里。

据说孟子听说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乱枪打死以后,感慨道:“唉!这件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对孟子解释说:“罗马尼亚人民被欺骗得太久了,他们太愤怒了。”

“是啊,”孟子叹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语见《孟子·离娄上》)

大使先生听得云里雾里,用目光向孟子的弟子万章求助。

“孟先生的意思是,”万章解释说,“齐奥塞斯库同志之所以丢掉政权,死于非命,是因为民众不再支持他们;民众之所以不再支持他们,是由于对他们太失望,不再信任他们了。要获得政权,你就必须取得民众的支持,而要取得支持,就必须得到他们的信任。怎么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呢?就是做民众期望的事情,而不要做他们反感的事情。只要人民信任,那么人民对你的支持和爱戴,就会像水一样自然流淌,野兽也会逃到野外去无法伤害到你。这里有一个道理:鱼之所以要游进到深渊是因为水獭在抓它们;鸟儿之所以飞进丛林是因为害怕鹯的追逐;罗马尼亚人民百姓之所以愿意追随西方,是因为齐奥塞斯库政权太腐败也太暴虐,这样的政权难道还值得被信任吗?如果齐奥塞斯库是一个能够给人民自由民主的总统,罗马尼亚人民还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反对他吗?只要有人民的拥戴与信任,即使他不想当总统都难啊!权力对于人的诱惑力是极大的,值得警惕的是,很多想要攫取国家权力的人,就像得了七年的病却想用三年前的药来治疗一样,对于民心的估计和把握都非常肤浅,这样是不行的。民心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你平时不去一点一滴地累积它,那么你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得到它。你总是大权独揽,总是担心失去老百姓的信任,甚至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让人讲话,这样下去迟早都会遭遇失败。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诗经》中有这样的话:‘不谙水性的人,早晚会被水淹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呀!”

罗马尼亚大使这下听明白了,频频颔首,说:“先生要是早几年提醒齐奥塞斯库总统就好了。”

孟子捋捋胡须,笑道:“那样的话他会杀了我。”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国家政治层面,谎言必定伴随着政治高压,即国家暴力。

孟子的话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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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直到1974年被驱逐出境以后才得以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这个奖项,在获奖演说中,索尔仁尼琴说过这么一句著名的话:“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这句话不仅是陈述,更是提醒,他是在提醒那些惯于说谎的人,长久地遮蔽社会真相,长久地不让人说话,你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一句简单的真话就可以把你精心经营的虚假世界碾压成为齑粉。《古拉格群岛》说的就是这样的真话。很难说苏联的垮塌与这本书的横空出世没有关系,很难说这本书对亲手葬送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没有产生过影响,而写作了这本书的那个人,之所以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也要把它写出来公布出去,在很多种原因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深深地失去了对他所置身的那个世界的信任,他所做的不过是不信任对虚假的反抗而已。

如果我们套用史蒂文·夏兰“信任不过是一种信念形式”这句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索尔仁尼琴以及与其类似的的人作为,不过是遵从于这种信念所做的表达而已,不同点在于,在专制主义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他们所依赖的信念已经不是信任本身,而是信任的反面——不信任。信任的力量有多大,不信任的力量就有多大,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必须进一步强调这样的事实:爆炸性历史事件往往是某种社会情绪不断累积造成的,在累积的过程中,政治高压或国家暴力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博卡萨、波尔布特、卡扎菲之类的独裁者对此一定颇有心得。与这个条件同等重要的是民众的隐忍——危机明明就要发生,但它却没有马上发生。这有点儿类似于物理现象,爆炸需要一个蓄能过程,只有社会能量蓄积到临界点,才可以清晰感觉到民众的意愿,感觉到他们已经忍无可忍。换一句话说,爆炸性历史事件,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往往是由看上去完全不是什么事情的事情(比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民众对国家政权从缺乏信任到完全失去信任,也可以称之为“民意转圜”、“社会氛围演化”)累积而成的。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平静安详、一切如常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候甚至很难被人察觉。在这“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历史的主角(人民)通常总是无言的,甚至是消沉的,他们选择的几乎是与他们内心寄望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活法。

那么统治者又如何呢?我们把目光拉回来看中国历史——我们从历史书中常常看到形容满清王朝“腐朽”、“颟顸”的字眼儿,“腐朽”好理解,就是这个政权从内里腐烂了,臭了;那么“颟顸”呢?仅只是“糊涂”、“不明事理”这样简单吗?不,这两个字所寄寓的东西要远比字面复杂和深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说这个政权由于腐烂而丧失了对社会温度的感知,完全不知道在平静的社会水面之下正在有危险像鲨鱼那样聚集起来,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面对老百姓的贫困他们“颟顸”,面对义和团起义他们“颟顸”,面对鸦片走私他们“颟顸”,面对在中国近海炫耀武力的洋人他们“颟顸”,面对协助洋人攻打沿海城市的中国老百姓他们也“颟顸”,面对攻进北京城的八国联军他们更是“颟顸”……结果终于把自己给“颟顸”死了。

满清王朝把自己给“颟顸”死了以后,中国进入到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有了一些变化,然而专制主义文化仍旧带着强劲的惯性,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整体风貌,这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改变得过来的。生活在那个世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条件承担起忧国忧民的历史重担,他们不约而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勇敢地提出了批判……在这风起云涌云蒸霞蔚般的思想运动中,想要不出文化大家都难,读那帮子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人的书,我每每都要感叹他们是多么幸运。


10

我们还是举例来说这件事吧!

1933年冬天,林语堂先生接受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建议,决定写一本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他用几个月时间真的用英文把这本书写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吾国吾民》(也有人翻译成《中国人》)。在这本书中,林语堂带着含泪的微笑,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国民性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时至今日仍旧不失其独到价值。如果将这件事纳入到我们正在议论的话题,你会发现,林语堂先生凭着学问家的直觉,深刻洞悉了当时的中国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这本书中,林语堂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好极了——

特权正是平等权力的对立面。官员们正是民主的天敌。只有等官吏们愿意限制自己阶级的特权,享受少一些的行动自由,到法庭上去回答别人对他的控告,只有等到这一天,中国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然而,现在还不是。因为如果百姓要自由的话,官僚军阀们还能有自由吗?如果百姓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权利,官僚们不就失去了逮捕编辑、关闭报社、把别人的头砍掉以治自己头疼病的自由了吗?(我的家乡福建漳州的张毅将军就是这样做的,我公布了他的大名,因为他已死了。)每当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或者年轻人对父母提出异议时,我们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说天和地都倒个儿了,世界的未日到了。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种邪恶也不是局限于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树的根一样,它把自己的荫凉扩展到所有来到树底下的人身上。我们中国人并不与这种榕树斗争,而是设法钻到榕树的荫凉下面去。

这段将近一百年前发表的平实的文字,道出了多少为人所知而未必敢言的事实!即使是今天,有几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这不是见识问题,甚至也不是胆识问题,而是精神感应能力问题,是人的深刻觉醒所导致的心灵自觉的问题。我这样说,绝非认为林语堂先生是天才,他感应到的是普通庸众的精神能力无法感应到的东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感慨的是,那个时候林语堂先生竟然可以把这样的感应直截了当、不加任何修饰地感慨出来,并且也没有什么人来追究丫的罪责!


11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智慧、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对世事的感知和对应方式,都是中国式的,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你比如“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句话,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善对恶施加惩罚的信心,它同时也在强调,轻率地玩弄不该玩弄的东西的人迟早会遭到报应的,这种祈望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民间,为什么会有诸如“地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多行不义必自毙”、“玩火自焚”、“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善恶到头终有报,高飞远走也难逃”、“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等说不尽的成语、俚语、俗语呢?皆因这种漫漶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呀!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即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吾国吾民”——是凭着被集体无意识掩盖的清醒意识极为智慧地生存下来的。

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改朝换代、政权瓦解,都与统治集团背诺、谎言和欺骗有关,甚至可以说,所有改朝换代到头来都会沦为皇帝及其朝廷对人民的背叛和欺骗。当年陈胜、吴广两位同志平地起惊雷,大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谁他妈规定只有你们丫才能当王侯将相?我们照样也能当王侯将相!”这里的“我们”,当然指的是被他鼓动和煽惑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核心圈里的几个走投无路的头目。这等于是一种承诺:等革命成功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王侯将相,至少可以过上“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结果追随者众。讽刺的是,革命成功以后,往往只有头领及其核心团伙真正成为理想中的王侯将相,追随革命的民众不过是经历又一次轮回而已。循着历代开国皇帝起事、征伐、建业的踪迹,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这样一个逻辑过程。

陈胜、吴广很早就牺牲了,当然是没有等到革命胜利,没有来得及成为新的王侯将相,革命的胜利果实既偶然又必然地落到了刘邦手里,刘邦及其庞大的刘氏家族于是实打实地成为了正宗的王侯将相。众所周知,刘邦建立汉朝并称帝以后,与藩王、功臣以杀白马的方式立盟发誓,史称“白马之盟”。白马之盟首先强调“国以永存,施及苗裔”,意思是只要这个国家存在,就一定要保障功臣及其后人们的爵禄;至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的条款,就更直接了:非刘姓宗室成员不得封诸侯王,没有立下功劳的不能封列侯。对于没有名分、非法窃取爵位的王侯,天下人将一同讨伐……说句不好听的,这不是他妈的少数人公开分赃是什么?!

纵观中国历史,反复上演的都是这同一出戏剧,主题永远是旧的王侯将相被新的王侯将相取代,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不同点仅仅在于舞台上转换了不同的角色。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说道这件事:每一个打下江山的朝廷都有自己的“白马之盟”,不同点仅仅在于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而已。所谓“隐蔽”,就是王侯将相们不再自称王侯将相了,有了新的名号,但王侯将相的里子并没有发生改变,仍旧是得了天下同时也得了统治特权的既得利益者。

两千多年来,孟子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多少落到了实处?说说而已!“说说而已”的东西还值得信任么?当然是不值得信任了!在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世界里讨生存,才是中国民众普遍表里不一、很少以真实的精神形态活人的最主要原因。


12

信任,是一个沉重的字眼,也正因为沉重,它才拥有了最珍贵的价值,这种价值甚至是无法被价值度量的。

孔子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信任是“道”还是“器”呢?当然是“道”,就像我曾经撰文说“民意谓之道”一样,我同样相信“信任谓之道”,而“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语见《管子·白心》)这就是说,我们——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未必真的知道“道”之所“道”啊!

本文标题“信任的价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强调的。

20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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