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对于理解政治生活中的很多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关于“信号与沟通”的研究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前沿之一，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外交等方方面面。信号与沟通的政治心理学有三个关键词。

一、关键词之一：信号

信号是行为体为了改变接收者分配某一特定事态或事件的概率，而有意呈现出来的任何可观察的特征。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信号可以分为言语信号和非言语信号、成本信号和非成本信号。

首先区分言语和非言语信号。言语通俗来说就是说话，即怎么进行言辞表达来传递某种信息；非言语信号就是行为、姿态、眼神等细节。在国家层面，领导人、国家发言人的话语，正式的外交声明等都是言语信号，包含一些非常微观的言语特征；非语言信号则包括各种战略性的政治经济军事行为。

有关成本信号和非成本信号的区分则更加学术化。我们确定某些信号的真实性及其可信性，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就牵涉到一种潜在的逻辑，即要考察其成本性如何，成本越高欺骗的可能性越低，成本性信号比非成本性信号更加可信。因此，探讨成本信号的来源，即成本的逻辑，成为理性主义的信号可信性的核心路径。主流的外交信号成本逻辑为观众成本，强调民主国家的外交信号可信性来源于其承载的国内和国际观众成本。而社会心理学等路径研究，挑战成本信号或昂贵信号的逻辑，强调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是对于传统成本信号的有效补充。

信号具有信息传递、形象改变、身份识别和战略工具的功能。信号在一种拥有共同的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可以传递信息。但是，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国际规范和外交礼节的存在，在多边领域，相对一些约定俗成的外交信号更容易理解，不易产生误解；但在双边层次，由于相关国家互动的实践经验不足、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文化思维差异等因素，很多外交信号的信息内涵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磨合才能形成。通过信号可以塑造一种形象，人需要塑造形象，国家也需要塑造形象，塑造形象的过程就涉及策略问题。博弈论实际上讲的就是策略，在信息不充分或充分条件下，怎样达到更好的目标或者均衡。我们讲的信号与沟通，也是基于战略或策略的角度，探讨行为体如何根据情境或对方的期望，进行信号的传递及形象的塑造，即根据对方的可能反应来调整言行。

因为信号具有模糊性，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可观察的东西来捕捉信号所传递的信息，这是一个观察与辨析的过程。一般来说，信号很容易造假，即发射虚假信号。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根据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界定，外交信号是指声明或行动，其意义由行为体之间心照不宣或毫不隐讳地理解建立起来。所有行为体都知道，发出信号主要是为了影响信号接收者对发出者的印象。信号辨析可以根据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话语维度等方面进行判断。时间维度包括时长、频率、关键时间节点和次序；空间维度包括会面地址选择等；话语维度就是要分析话语，注重其信号判断意义。

二、关键词之二：意图

由于“社会性”的存在，外交沟通需要更多通过信号表达来传递信息，而行为体通过对对方的信号进行解读与辨析，来推测其内在的信息及其真实性。所以，接下来重要的问题或关键词就是“意图”。

通过信号推断意图，涉及有意自我和无意自我的区分。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印象管理理论，其核心逻辑就是社会信号是一个有意自我的外在呈现，是我们自身有意的和理性的呈现，但这个信号很可能是假的，造假的成本非常低。因为这是一种理性主义逻辑，是根据环境需求塑造自我的呈现，塑造一种社会许可的形象。从对方的角度说，行为体可能会根据“无意的自我”来推测或形成对你的印象，而不仅仅是确证你投射的“有意的自我”。但是通过观察和辨析无意自我从而形成的印象与有意塑造的印象，二者之间往往会有很多冲突。无意自我是在解读信号即有意自我呈现的有效性时，一个特别重要的分析要素。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好多口误、呓语、暂时遗忘等现象，还有一些微表情，实际上是潜意识里真实自我的流露。

戈夫曼框架下的印象管理理论，是行为体间意图辨析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逻辑。受此启发，杰维斯提炼了在外交沟通中意图辨析的逻辑。一般来说，辨析意图有不同的逻辑及路径，最为可靠的是行为体会分析信号投射者的有意自我与无意自我间的矛盾。在此，无意自我就是杰维斯所提炼的“标志”，最为核心的标志塑造及其展现对于判断意图最可靠。意图在国家层面就上升到战略意图，战略意图是国家对于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思考，包括战略目标、采取的手段措施、方式等，是驱动国家采取何种行动的内在动力，尤其要注意战略意图涉及对对手可能采取行动的认知。根据不同标准，战略意图类型可以分为挑战现状与维护现状、善意意图与恶意意图、长期意图与短期意图等。不管是信号的传递，还是标志的塑造，其实更多是让对方能够接受，或者认为我所塑造的形象或者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所以在特定的外交沟通中非常重要。

国家意图的推测及其可信性有两种逻辑。其一，是意图信号的可信性，其背后的主流逻辑就是理性主义，即成本逻辑。国家需要思考通过各种策略增加意图信号的可信性，比如费伦（James Fearon）所说的“捆绑双手”和“沉默成本”两种方式。其二，是意图标志的塑造。根据杰维斯的逻辑，行为体更倾向于寻找意图信号发射者的一些标志，来推测其更为真实的意图。这些能够反映出行为体真实的能力、意图属性的标志包括很多特定要素，比如领导人的个性特质、一些超出行为体自身掌控之外的言语与非言语信息。而行为体也会有意塑造一些标志，以此误导对方的认知及其推测。

三、关键词之三：欺骗

战略欺骗与标志概念紧密相连。标志是指携带某种内在证据的声明或行动，以表明所投射的形象是正确的，因为它们被认为与行为体的能力或意图密不可分。在外交沟通中，行为体通过塑造标志，以信号等形式传递信息，可以实现一些战略型的功能，即战略欺骗。简言之，对标志的操纵、塑造与伪造其实就是欺骗。

国家的战略欺骗就是通过伪造或操纵标志，从而误导对手形成错误的形象，一般涉及核心的战略意图。经典案例如二战期间的“肉馅计划”和“诺曼底登陆计划”等。在人际与社会生活中，识破说谎的迹象来源于上述标志逻辑，比如闪烁其词、口误、声调变化等。这些细微的信号一般是行为体自身控制不了或没有意识到的，但却泄露了真实的想法。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一些带有高昂成本的标志，比如花费巨资建立军事基地，很容易被对手认为是反映了真实的进攻性意图的标志。这也反映了标志背后其实有更多的理性成本的算计。

四、现场互动

问：国际政治心理学是不是需要拥有大量的公开资料才能够进行研究?

答：做国际政治心理学、做安全研究和对外政策分析，方法是多元的，有做实验的，还有统计的，传统上更多的是案例分析。如果具有充分的资料，研究的科学性会更好一点，但对于当下的案例，可能更多是政策研究、比如说你要评估不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风格，更多是一种理论推论，证据不会那么充足如果不了解内部细节，就只能做外部的定性推测，但可以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弥补，比如关于领导人人格研究、外交信号研究等议题中也非常流行“远距离”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