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战略博弈中如何实施战略忽悠与欺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2 次 更新时间:2018-01-16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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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  

在国际战略交往中,如果一个国家被别人看出来,它是有意夸大自身实力,掩饰自己的真实动机,那么这种虚张声势的效果则大打折扣。国家要成功地实施战略欺骗,让人信以为真,或搞不清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又应该怎么做呢?战略欺骗自古有之,是国家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求得生存,获取战略优势的常用之道。

战略欺骗是基本的生存伎俩?

生活中,欺骗与说谎一样,是一个贬义词,往往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所以,诚实守信成为人际交往的美德。而在国际社会中,人们是不奢谈美德的,这是一个由实力和利益构建的无政府社会。现实主义者所信奉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成为经典的处事圭臬。从《孙子兵法》到诸葛亮的善于谋略,无不强调各种策略和技巧的使用,于是乎,战略欺骗似乎成为国家间博弈的一种正常手段。之所以人际与国际社会,战略欺骗所带来的伦理压力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有理由的。

其一,国际社会中生存乃第一要务。在国内社会,由于有政府、社会组织和法制的存在,一般都能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人们也能平安相处。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最大公意,行使着公正、公平的裁决。而欺骗等违法违规活动,只有利于个体理性和私利,无助于社会秩序的维系。在国际社会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是正当的行事理由,求生存,促发展是国家面临的根本任务。在过去的殖民时代,战争频发——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国家常常面临着死亡威胁。为此,确保自身生存,成为国家的第一要务。在一个险恶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必须学会如何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发展实力,等待时机,这也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典故的缘由。

其二,国家拥有自己的“私有”信息。由于国际社会中竞争的残酷性,在诸多利益纷争、意识形态竞争,甚至领土争端斗得你死我活的场域中,国家必须看管好自己的“私有”信息。这些私有信息包括哪些呢?比如,国家的真实意图和动机。希特勒想吞并整个欧洲,这么大的胃口,他是不会一开始就告诉西方列强的,否则“出师未捷”,早已被列强“乱刀砍死”。当然,要在国际社会大干一番,就得有实力的支撑,所以在真正羽翼丰满之前,就得趴下“装死”,让你的对手放松警惕,以为你已堕落至无可救药,不把你放在眼里。故而,国家不能共享的“私有信息”,是关涉到它自身的生死存亡、根本发展大计的一些战略信息,服务于自己不可告人的特有目的。说到底,这都是出于竞争的需要,现实太残酷啦!

尽管当今世界,早已进入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所言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换言之,一般国家都不用担心领土被侵占,国家被瓜分的厄运了。但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博弈仍是风起云涌,甚至恐怖主义所代表的非传统势力,也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危害和恐惧。即使在一个仅有少数低烈度地区危机和战争风险的当今世界,国家仍需进行战略欺骗,掩饰自己的意图,声东击西,减缓在国际社会做人做事的压力。

那么,如何实施战略欺骗呢?

实际上,战略欺骗就是我们常用的印象管理的一种策略。试想,我们每天出门行走江湖,都在进行各种印象管理。今天去面试,那么得穿着得体,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职业打扮,晚上出去约会,则又是另一番生活休闲装扮。当然,这是一种信号的展现,让人以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战略欺骗就是给人造成一种看起来像是真的印象——实际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作为研究国际关系印象管理和战略欺骗的经典著作,哥伦比亚大学杰维斯教授的《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展示了欺骗的核心逻辑。印象管理与信号表达往往是虚假的,是因为我们试图给别人造成一种形象,是基于某种特定的需要。实际上,印象管理是一种我们都明白和知晓,并常用的有意的形象投射,这就是戈夫曼所讲的“有意的自我”的展示,与此同时,在积极摆pose,塑造一种形象的同时,我们可能还有一种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自我”,而这往往是出乎自己的掌握之外的,更反应了我们自身的本色和本性。这种无意的自我,就是杰维斯所讲的标志(Indices),它是指那些真实反应了我们的能力和意图的可观察的特征。

譬如,生活在京郊的人,都少不了打黑车。在我看来,黑车司机是天生的信号观察家,他们那犀利的眼神,搜寻着每一个匆匆过客,从你的衣着、行李和神态辨析出你是否是本地人,是否需要用车。而我常用的印象管理策略就是,轻装快行,绝不眼神交流,也不东张西望找路。但如真要在外地,恐怕再精细的印象管理,也会露馅,比如只要一张嘴说话,司机就会发现你的口音不对,这是非常难以操控的“标志”。

欺骗就在于对标志的操纵。诚如上文所言,标志是那些被认为真实反应了人们的能力、意图的特征,它包括被偷听到或截获到的的私密信息、可以泄露重要信息的行为模式(而你并未意识到)、那些代价很高的战略或军事行动等。在上述情境中,人们因为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和压力,所以所说的一般都是“真心话”,这被认为是反应了真实内心所想、真实意图和实力等的可靠证据,因为此刻你已脱下了面具,无需隐藏。战略欺骗的逻辑在于,如果我清楚地知道,你也明白这种逻辑,那么在这种情境下,我就可以操纵这种标志,从而让你以为我说的是真心话。举例来说,一般人都知道,由于战略情报搜集的特性,外交人员下榻的酒店很可能装有窃听装备。所以,正如影片007之类,特工在酒店房间里交谈,要么是走到卫生间,开大水龙头,要么是到院子里空旷之地。但是,当你发现了对方正在截获你的私密信息时,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故意泄露一些对方想要的错误信息给他,而你假装不知道信息已被截获。这就完成了一个初级的战略欺骗过程。

当然,一个完整的战略欺骗需要有诸多的辅助过程。比如,这里存在多主体的多层次认知问题,在窃听方通过截获信息分析后,判断你已知道被窃听了,则需要进一步判断是继续若无其事窃听还是切断联系。而且,在故意泄露信息时,也需配合其他相关的战略行动,进行信息缜密吻合,甚至虚实相夹的信息释放。在周瑜战略欺骗蒋干的例子中,周瑜知道周干是为说客,却故意以酒相迎,假装醉意,然后设下一局,让蒋干盗得周瑜事先设计好的假书信,而蒋干以为这是找到了至关重要的“标志”,排除了人为下套的干扰,如此周瑜完成了对于虚假标志的伪造,成功实现了战略欺骗。

回溯经典:战略欺骗大师希特勒如何被忽悠了?

在战争博弈期间,战略欺骗成为最为重要的获胜手段,因为它可以在既有军事力量对比不变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分散敌人的势力,各个击破,获得博弈效果的最大化。在二战中,战略欺骗的艺术得到大量的使用,也留下了经典的案例。盟军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成为二战中影响最大,也最为成功的战略欺骗案例。为了开辟西线战事,一个如此大的军事行动,却能成功地瞒住了希特勒及其干将,虽有偶然的幸运降临,但它精细推演了各种可能的破绽,非常完美地伪造了盟军在加莱海峡登陆的种种“标志”。

其一,配套的欺骗。为了配合诺曼底登陆,盟军实施了更大范围的战略欺骗,同时也获得了国际同盟的支持,与苏联于1944年3月3日达成了战略协议,保持在北欧的军事压力。作为一个庞大而精细的计划,诺曼底登陆附属了诸多的辅助计划,为了从军事上减少登陆的压力,盟军在北方和南方牵制德军,将相关精锐部队进行战略牵制。北方的“坚韧”计划,盟军虚构了一个完全不存在的第四集团军,将集团军司令部设立在爱丁堡,而且通过无线电传播着第四集团军的日常工作,给德国造成盟军可能在北欧军事登陆,从北面与苏军围攻挪威的假象,为此德国精锐的27个师一直滞留于北欧。同时,为了拖延德国的精锐部队,在苏联即将占领罗阿尼亚和匈牙利时,盟军故意泄漏两国密商投降之事,惊动希特勒调动4个师占领匈牙利,牵制了德军精锐军队奔赴西欧战场。

其二,技术的支持。在这种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优势是,英国的战略情报部门其实已破译了德国的无线电密码,从而对希特勒的信息沟通,以及德军的调动走向了如指掌,得知希特勒将重点布防至于加莱海峡。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而且在破获德国的电报密码后,并没有采取暴露的举动,从而德国一直并未知情。这从技术上为盟军获得信息主动权奠定了基础。

其三,双面的间谍。在这个过程中,盟军在军事情报方面一直占有优势。比如,德国由于难以攻克英伦半岛,所以培养了一批军事间谍,试图获取情报上的主动。但英国军情五处的情报活动尤为出色,不仅成功打掉了德国在英国国土上的情报网络系统,而且成功培养了一批双面间谍。少数的双面间谍身份,并未被德方所识破,所以向德方传递错误的情报信息,兜售虚假的“坚韧”计划等信息,即盟军的主攻方向可能在加莱地区,而加莱地区也是英法两国距离最近的通道。

其四,高昂的代价。为了进一步凸显盟军在加莱登陆信息的可靠性,盟军还利用了数十名真实的抵抗组织人员,他们在被捕后,继续与英国总部联系,但“喂养”的信息就是盟军在加莱做登陆的一切准备。为了让德方更为确信无疑获得这个绝对正确的信息,英国在获知抵抗组织被破坏后,继续保持联络,并假装不知情,进一步投放武器、器材甚至新特工。很明显这些特工被捕后,遭到德国盖世太保的严刑逼供。为了确保德国从这些诱饵中获得的情报是准确的,盟军给他们安置的危机时刻自杀的毒药是假的,他们被捕时,试图自杀未遂,而后在德方的酷刑下,终于招供了盟军的加莱进攻计划,因为他们所知的确实只是加莱计划。正是这一点,让德方确信,这是盟军百分之百的“标志”,而没有意识到,为了确保这一历史上最大的登陆成功,英国居然使出这种遭受伦理诟病的伪造“标志”手段。

其五,幸运的降临。其实,在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开始之后,德方开始怀疑,这可能是盟军的虚张声势,加莱的真正用意在于吸引住德方的注意力,将德军布防重军都集中在加莱地区,调虎离山。尽管所有的一切证据,都指向加莱是真正的登陆之地,但德军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德元帅意识到诺曼底是主攻方向。德军开始调动在波兰的装甲师和驻加莱的第15集团军。但在诺曼底登陆滩上,德军从两位盟军军官尸体身上搜出了美军诺曼底登陆的作战方案,这本来十分可信的信息,又一次被德方反而认为是欺诈。原因恰恰在于,盟军1943年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时,就十分精巧地伪造了一位盟军军官“马丁上校”的尸体,漂流到西班牙海岸,身上带着精心准备的错误计划书以及其刻意准备的个人身份和生活“标志”,让希特勒以为登陆是在撒丁岛,而不是西西里。

这一经典的战略欺骗故事,早已搬上银幕,成为《谍海浮尸/冒充者》的原型。这一次真实的诺曼底登陆文件的曝光,却让德军以为又是盟军的欺诈,反而加强了一定是在加莱登陆的错误想法。所以,幸运之神的垂临,再一次让盟军的战略欺骗获得了完美成功。

国际战略博弈中不能太老实哦!

回首历史,凡是优秀的战略大家都是精通于战略欺骗,中国古代的孙子和诸葛亮等战略家更是将此运用得出神入化。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或是冷战的高度战略对峙期间,战略欺骗成为国家间博弈与斗争的一种惯常手段,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巧实力”效果。可见,善用印象管理,把握操控标志之道,实则是利国利民的需要,毕竟国际社会中仍存在霍布斯的竞争世界。尽管当今国际社会中各种规则、制度和文明的力量已大大进步,但国家间的利益纷争、战略博弈以及竞争仍是时代的主题之一。

国际道德、伦理的存在,也会制约着战略欺骗的效用,而某些过于重要和明白的事件也是无法进行掩饰和欺骗的。总归,国际社会更像一个江湖,讲点道,谈点礼,但终归生存和安全的维护,需要的是实力以及如何运用实力的技艺,而战略欺骗是对于实力的巧妙、灵活和最大化运用。一如人际关系中,你不能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在国际社会更是如此。(完)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闲谈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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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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