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杨敏: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9 次 更新时间:2008-07-02 10: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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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杨敏  

  

  [摘 要]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关 键 词] 现代性,个人,集体化个人,个人的创新

  

  现代性开启了“大写历史”的进程,标志着独一无二的现代社会的诞生。在社会学上,正如“社会”一样,“个人”也经历了一种创生,“他”与他的“社会”同样年轻;虽然历尽沧桑,但仍在继续成长。正如现代性本身的转型变迁,“个人”的往昔沧桑和未来成长也是一种辩证性的“自反”过程。如果说,往昔的工业化秩序铸造了现代性的古典特征——社会锁定在明确的疆域中,个人则被铆定在僵化的集体和组织机体内,系统结构的刚性状态使得个人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封冻和凝结了;那么,信息、技术、知识、财富的流动赋予了现代性的现时特性——社会生活脱出了以往的固定形态,个人也更为异质多元、形貌万千、开放拓展,不断将自己推向新的边际状态。这样,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在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流转变移,日益趋向一种更加流畅的形态。

  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个人”的未来成长有赖于理解其以往的历程,而我们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也蕴含其中。在当代,现代性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依然是:如何将个人的激情和行动汇入到集体和社会的事业之中。然而,社会学的答案不会再重复以往,因为,现代性面对着自己的新生,“个人”也走上了自我创新的临界点。当代社会与个人的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是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达成一致、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一、个人及个人间关系的“现代性”

  

  有关“个人”的思考对于现代意识和社会学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学者这样认为,现代意识形态是个体主义的,而个体主义定义的根据是总体价值的社会学观点(路易·迪蒙,2003:9)。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个人”和“社会”总是通过彼此提供的镜像而获得了自身的界定,所以,关于“个人”的意识与关于“社会”的意识是相互联系、甚至一体的。可以说,社会学理论的每一个文本都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关系。

  19世纪是西方现代性全速推进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建构现代社会的关键时期,前现代秩序——初始性的生存群体、传统社区、城乡区隔,以及人们对于这类事物的集体记忆和认同——受到了彻底颠覆,各个狭小的、松散孤立、分崩离析的自然社会被熔炼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总体社会。这一过程确定了“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也确定了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的某些预设。首先是社会的整体性,如埃利亚斯所描述的,至少“整体”这个词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是关于某种自成一体的东西的想象,是关于这样一种构造物的想象,它有着勾勒分明的轮廓,有着一种直接可见的形态和一种可触摸的、或多或少可直观到的结构(埃利亚斯,2003:14)。此外,作为结构性整体的现代社会也预含了这样的含义:它是“和谐”的。不同的构成要素、部分之所以能够集结为一体,必有其实现整合的机制。所以,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即意味着和谐。尽管从经验上看,“人类的社会群体生存却充满了矛盾、敌对和冲突。上升变成衰落,和平时代战火绵延,经济发展中却危机不断。人类之共同生存全不是这般和谐”(埃利亚斯,2003:14)。也因如此,现代人对于社会和谐的追求不会停顿。

  与现代社会的预设相应,我们对于“个人”也持有某些“自明”的设想。从表象上看,个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式自由和无序,这与“社会”的整体性、和谐性的理论构想往往是矛盾的甚至不相容的。显然,根据现代性和社会工程的趋势,“个人”与“社会”的这种矛盾和不相容应当得到化解,社会学家们为之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方案和对策。在这里,我们看得出发生在社会学中的“社会”向“个人”的理论折射,或者说,社会学家们将“社会”的整体、和谐的理论文本向“个人”的移植,使两者具有了一致的理论品性,这最终促成了关于“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个人”及其品性是独特的、唯一的,因为它来自于对现代社会的整体、和谐的期待。正因如此,我们将社会学的“个人”视为一种诞生,因为,社会学思考使“个人”获得了不会属于其他任何历史阶段、任何世代的人的现代品性。

  也是在这里,发生了“个人”及其关系的现代性含义。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根据关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预设,个人及其相互依赖和关联不再是指那种永恒的非历史性质,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职能,也就是说,个人间的这种关系能够表达和体现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和谐性,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总体特征的重要表现。更为具体地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系统的人为工程,通过规模性的组织设置以及这些设置的相互依联而组成的结构性集合体;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单位行动的组成部分,具有体现和达成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目标取向、行动计划的职能。所以,社会学中的“个人”及其关系意味着一种革命性转变。我们将这种革命性转变理解为,由个人间前现代时期的那种生存性依赖和关联,产生出与现代社会系统的需要相一致的功能性依赖和关联;现代社会生活正是以个人间的功能性依赖和关联为基础的一种集合。而且在经验中,这种功能性依赖和关联仍在经历新的生成和发展。

  社会生活总是具有集合性的,但这种集合性会采取怎样的表现形式,处于现代性不同阶段的社会是各不相同的,这又影响到个人间相互依赖和关联的具体内容。观览和比较现代性的早期历程和现时历程,我们会发现,社会在追求整体性、和谐性的过程中,其集合性的表现形式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变移。概括地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对于社会的结构特征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个人”正是立存于这种“集体化的社会”之中的;从20世纪末期到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和变迁,各种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也发生了持续性的消解或重组,它们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地衰落或转变,相对而言,当代“个人”面对的是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或“个人化的社会”。

  我们以为,理解和解释个人以及个人间的功能性依赖和关联的这种基本走向,有着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它不仅会引导出新的学术和理论的思路,并极有可能促成关于政治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未来型思考。

  

  二、创生于“集体化社会”的“个人”

  

  随着古典现代性在19世纪步入高峰期,人类生存加速了由自然状态向人为状态的转变。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的关键阶段。社会对自然事物的控制和转化提供了现代性推进的基础,而大型社会集体和组织则从资源、技术和行动上支撑着这种控制和转化,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集合性着重是以大型集体和组织方式来展现的。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组织、社会运动,民族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民主参与,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政策等等——都提醒我们,这种集体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表征了古典现代性的一种基本特征和趋势。它们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建构集体性的社会时代。这种建构卷入了当时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业、群体、集团和组织,从而形成了聚纳和汇集个人的社会机制,使得个人融会于现代社会秩序之中,成为了这个时代所期待的那种集体性存在。

  首先是工业化推动了“集体化的个人”的创生。工业化初期对自然界的开发和控制、对自然物的仿制和模拟,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产业——纺织、煤炭、冶金、机械制造、运输和通讯等,确立了现代工厂制度。在此基础上,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动力、钢铁、能源、化工、运输工业和电讯产业,大大推动了工业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和系列化发展趋势。发生在工业领域的持续革命造成了社会生产的集体活动特征,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其中,大工厂、大流水线和集体作业应运而生,也催生了古典管理理论及其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布西亚用不同的生产秩序来描述现代工业的变迁,第一级秩序是对原物的仿制,它预示了社会控制的“可能性”;第二种秩序是对各种同一制品(汽车、冰箱)的再生产系列,“物品已经成为另一种物品以及生产它们的那些人的毫无特色的模拟物”,生产是在一个巨大的范围内进行(瑞泽尔,2003:135)。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工业生产的这种巨型化过程所造成的一种社会性后果,即这一时期的社会与个人的集体化。

  与工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社会化导致的社会结果相一致,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一体化也为集体性社会过程增添了另一种巨大助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生动地记述了大工业、世界市场、航海业和运输业的相互推动、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扩张,地区工业、民族工业被新的工业排挤、吞并而消失,展示了当时经济集中的广阔图景:“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与此同时,形成了人口集中——“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农村居民脱离了往日的生活状态,流向了城市、工厂、车间,加入了城市化的进程。这种人口密集趋势又促成了“政治的集中”——那些各自独立、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1848)。生产、经济、人口和政治的集中过程有力地将各个阶级、阶层、群体和更多的个人汇聚在时代的大熔炉中,锻铸出一个集体性的社会。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工业化生产齐头并进,使传统上自然发展起来的劳动方式被理性化的设计和规划体系所取代,形成了现代劳动制度。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为了使获得解放的劳动力成为可购买和转让的商品,成为一种基本要素加入经济过程,与货币、土地、技术等资源构成合理结合和配置,成为资本进行积累和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得到进一步的有效开发和运用,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劳动制度是绝对必要的。就个人的生存而言,这种劳动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贝克所言,只要一个人是在为从事劳动做准备,他就是个年轻人;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时,他就是个成年人了;当一个人退休时,他就是老年人了(贝克, 2001:19)。贝克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身份地位都是由其参与就业劳动而得到界定的。不仅如此,劳动既是社会的制度性需要,也是个人生存的依凭和生命意义所在,更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这就确立起了以劳动为业和充分就业的社会观念,于是又有了全民型的保障制度和福利政策,因而福特制、丰田制、福利国家的出现也就具有了一种必然性,它们对个人执行着从摇篮到墓地的全程监护。这种劳动制度和观念也促成了对劳资协约的现实保障,它确定和维护了两者之间牢不可破的互赖关系,这曾经成全了无数人与工厂、企业、单位、组织的“白头之盟”,个人与集体的约定就像人对上帝的誓言,同样是神圣的:“工人依赖于雇佣来维持生计;资本则依赖于雇佣工人以求再生和发展”,“资本与工人结合起来,不论富裕还是贫穷,也不论健康还是疾病,只有死亡才会把两者分开。工厂是它们共同的家园——同时也是短兵相接的战场和实现希望与梦想的天然场所”(鲍曼,2002:9)。

  同时,资本与劳动的规模性集中也提供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展开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认为工业化时代的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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