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阶级阶层分析可以说是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焦点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典以及后来的具体实践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深入研究使之丰富和深化，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推进其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列宁对俄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阶级阶层分析，到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分析，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实现了“民族形式”的更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也越来越显示出一体相融的特征，阶级分析中内含了阶层分析，阶层分析则展现了阶级分析面向现实的鲜活品质，这两个侧面始终相依不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这一领域的再认识仍有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钩沉、发掘和深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看，“早期”范畴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主要指社会学从西方传入及中国社会学创始，至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者则指社会学从西方传入及中国社会学创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本文中，笔者是在狭义上使用“早期”这一表述。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李汉俊、毛泽东、陈翰笙等。与其他学术群体相比，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颇具特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从信仰上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职业上是职业革命家，在学术领域则是社会学家。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探路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国情，从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答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也因此是不可或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传入中国的百多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期间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为此做出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精神相结合的这一过程，确切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使社会学获得了体现其学科特质的一种历史方式。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问题及焦点议题
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过程看，在一些经典论题上集中了中共建党初期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并且具有持续性和贯穿性，从大革命、独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到根据地时期，这些问题的剧烈争论一直存在。其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革命策略和统一战线，这几个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相关且彼此递进的关系，最终都是与阶级阶层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关于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分析几乎是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聚焦点，这就形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焦点性议题。诚如有学者所言：“探索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认知近代中国思维方式变革史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1.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与阶级阶层分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共主要领导人（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此作了论述。如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等文中，指出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作为一个被西方列强侵略、殖民化的封建社会，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又如瞿秋白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逐渐形成了清晰的看法。他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1928）等文中，指出当前的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肃清一切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并强调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在这一革命的完成过程中，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或者说客观上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瞿秋白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党内存在的疑虑、分歧和争论，是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的针对性的。
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毛泽东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他进一步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认为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得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具体结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景等问题。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必然涉及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事实上，这两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和内在的联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分析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国资本家与本国资本家的共同点及区别，对依附于外国资本阶级的买办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敌人——官僚、军阀、资本家——进行了甄别。如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这里内含了阶级阶层分析这一关键问题。在1921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一些中共代表已经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入，共产党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甚至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组成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认识。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具有典型性的。他早期的一些文作反映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他强调，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革命党领错了路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失败；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中，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阶段的革命战争，指出了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分析了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以及无产阶级对待革命战争的不同态度，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显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把握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因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取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取决于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和阶级阶层关系，以及这些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进行具体认识的切入点，进而提供了党在革命过程中制定纲领、目标、任务、策略的现实基础。
2.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与阶级阶层分析
土地问题和土地革命战争是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大革命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如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对农民问题和农民阶级作了深入讨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阶级阶层问题成为了理论与实践的中心课题。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党内的文风、辩风出现了明显变化，有研究者指出：“自批判‘立三路线’开始，对马列主义原典的引用，冗长、繁琐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在很多时候似乎在较量谁更熟悉马列主义，‘言必称希腊’，先有马列语录，然后才是实践，实践服从理论、理论裁制实践的文风开始大行其道。”中共一些高层人物引用马列主义原典的论战形式下，反映的是这一时期土地革命的复杂形势，以及围绕中国国情的解释和中国革命的判断，党内出现的新一轮更为激烈的争论。
如王明在其《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1930）一文中，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是“错杂着的”，“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犯“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中亦认为，现时全国革命斗争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前面，并提出紧随着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的银行企业工厂，由革命政府来组织生产管理生产。瞿秋白则认为，现阶段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这一革命完成之后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但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在《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1928）一文中，他引证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予以说明：“列宁教导说，在殖民地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是最基本的群众，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那里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的论述一方面指出了农民整体上是与传统封建势力相对立的，号召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结盟”；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农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如富农）对立的现实。显然，瞿秋白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初步阐述了对土地革命的策略性思考：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要团结全体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要联合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1929）中他又重申：“我们的任务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离开阶级的观点，要组织城市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密切的联盟”。
还应注意的是，此前，1927年11月，中共在参照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党纲——《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更具体地分析了农民阶级内部的不同区别：除地主外，农民本身也有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之分，“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各种农民之中，在中国本部最大多数是贫农和小农”，他们的数量约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五十至八十左右；中国农村的无地农民（如苦力、雇农或称佃农）等，他们受着最残酷的剥削，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可见，对土地革命性质的判断涉及了革命的阶级路线及策略制定，而阶级阶层分析则是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毛泽东从农民问题深入到土地问题、土地租税问题及地权问题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必然是土地革命，因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问题。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中，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对军阀、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以及都市工人阶级、学生、中小、商人进行了分析，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根本倒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中，他着重指出，贫农占了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等文中，毛泽东一再论述，土地革命的核心问题是阶级阶层问题。
综上，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进一步延伸到土地革命时期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革命的转变以及革命的特点、任务、路线、策略、前途等问题，并具体到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位、作用等的探究，这显然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而且是对中国社会阶层的更为细致的研究和甄别。正是在理论不断面向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显现出一种鲜活特质和民族形式，从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立足的关键问题，回答了如何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理论植根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正是由于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中共能够从中国具体实践直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论断，使得这一时期引证原著文本表现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倾向能够得以克服，这也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到了一个更高阶段。从学理和实践的发展来看，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阶级阶层分析，开辟了一条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3.革命策略和统一战线与阶级阶层分析
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与阶级阶层分析的探究继续向革命策略的逻辑延伸，为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早在1922年，鉴于中国的政治现状和中共尚不足200人的实际情况，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主张。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中共内部的革命联合战线政策主张也滑向了低谷期。进入1930年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行对华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客观现实促使共产党人必须思考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的整合，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因而被提到了一个重要位置。统一战线概念本身包含着不同政党、派别、团体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平等的联合与合作，因而必然涉及对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对不同社会阶层（无产阶级、农民、游民无产阶级、军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分析，由此才能制定符合现实环境的斗争策略，与一切可能的阶级力量形成政治联合。
这一时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其中第二部分是“土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等文中，列宁所阐述的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蕴含的阶级阶层分析，在中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指出了资本主义在非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半无产者、小农、中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等，无产阶级本身也有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以及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区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列宁强调，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各国工人运动在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时，就应“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这对中共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陈独秀称：“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引者注）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联合战线的斗争策略仍然受到关注。依据列宁的著作原典，张闻天主张，要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利用一切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并强调在战斗中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那样艺术地辩证地去运用与驾驭各种斗争方式。在中共的斗争策略和联合战线主张中，其根本仍在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各阶层的符合实际的把握。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论述了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化理论。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报告中，他指出了抗日战争的一个严峻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必须对这一问题回答“怎么办”。基于对“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深入剖析，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这一阶级有其复杂性，因左翼、右翼、中间态度可能陷入破裂，并指出，甚至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显然，毛泽东更直接地阐述了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阶层分析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时期能够形成一个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有研究者指出：“现代‘阶级’概念最早传入中国，发生在清末时期。但这一观念在中国真正产生较大影响，还是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和大革命时期。此时，一批思想先驱努力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尝试以阶级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据此制定中国的革命方略，影响极为深远。”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方法既是阶级分析的，也是阶层分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两个侧面。而且，就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而言，阶层分析并不亚于阶级分析。一方面，阶级分析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依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性，也反映了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普遍性，是贯穿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阶层分析关系到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实际因素，依据财产、收入、政治态度等因素对个人、群体、组织、集团的现实作用和影响，可以更为细致和具体地甄别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特别是现实的利益关系。这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阶层采取的多元分析方法，这一方法避免了以单一因素对个人、群体、组织、集团进行划分，也避免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简单化、片面化、抽象化的判断。可以说，当马克思主义面对不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复杂情况时，正是阶级阶层分析的具体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品质得以充分展现，也由此开辟了从思想理论转向实践策略的现实途径。
二、阶级阶层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民族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阶级阶层分析可以说是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焦点所在。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从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和方法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有着关键作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方法包括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两个方面。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种主流倾向，即偏重阶级分析而忽视阶层分析，这种主流倾向显示出“新教条主义”特征，甚至传统化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及方法的再认识是有必要的。
1.经典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工业化过程阶级阶层分析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侧重强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原则性和正统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研究，甚至导致了一种误识——社会分层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原典来看，社会分层研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一个重要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根据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以此将社会群体或集团区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可分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后者即中等资产阶级，这表明，古典阶段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已进入了更为具体的阶层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中等资产阶级或中间等级，后来也被称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层、中等阶层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之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指出这个阶层的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其政治态度“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论述了工业对其他社会生产部门的关键性制约作用，以及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新技术和新经营方式所导致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变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划分了社会三大阶级——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分析了这些集团的个人的不同生计方式——靠劳动力得到工资、从资本获取利润、由土地所有权获得地租。同时，马克思对小农经济的解体、农业人口的持续分化作了多方面的分析，指出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作用是消灭了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农民阶级内部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农村无产阶级（农业工人或农村工人阶层，受雇于农场主、靠工资收入生活）、农业资本家阶级（即富裕农民阶层，包括租地农场主、大土地所有者、城市产业资本家、富农或大农、中农）。有学者亦认为，马克思在其晚年撰写《资本论》时，注意到现代化大生产中出现的大企业与股份制企业，以及相应的商业工人与职业经理层，并将他们看作是新中产阶级。“无论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西方中产阶级的研究始终是建立在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之上，也即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为何？”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西方主要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城乡社会分化和阶级阶层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的先河。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生产资料占有作为阶级区分的依据；另一方面，他们也从多种经济因素（收入、财产等）对阶层进行甄别。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时期已经形成了对阶级阶层进行多元分析的方法，不仅对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进行阶层分析，也对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进行阶层分析；在阶级分析中内含了阶层分析，阶层分析中贯穿着阶级分析，显示了这两个方面的相依不离、相辅相成的关系。
2.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阶级阶层分析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列宁通过对东方民族和国家的研究形成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也称“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861年俄国改革废除了农奴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农奴制经济关系的残余仍然存在，村社解体后农村阶级分化严重，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欧洲一些国家，东方社会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中的实践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我们的纲领（为《工人报》写的文章）》（1899）中，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俄国社会党人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的观点为俄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方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也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一，关于俄国阶级阶层的具体分析。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1899）、《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1902）等文著中，列宁对俄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阶级和阶层结构作了深度研判，用经验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的发展，资本对宗法制村社的侵入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导致了农民的阶级分化，形成了富农与贫民、农业企业主与工业企业主、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雇佣工人等对抗阶级，而且催化了农民的阶层分化，形成了农业企业主、农场地主、农业雇佣工人、手工业者等不同阶层。列宁认为：“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显然，这些判断是以对俄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其社会地位、利益关系、政治立场的具体分析为基础的。
第二，基于阶级阶层分析的革命策略。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1917）、《伟大的创举》（1919）等文中，列宁为了明确革命力量，对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无产阶级和农民等进行了阶级分析，并以农村土地关系研究为基础，对农村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游民进行了阶层分析。列宁尤其重视“农民问题”和不同阶级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在《伟大的创举》（1919）一文中，列宁指出：“几千万农民，他们主要分成三类：人数最多的、同无产阶级最接近的一类，即半无产者，或者说贫苦农民；其次是中农；最后是人数最少的一类，即富农，或者说农村资产阶级。”在他看来，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官吏和地主的斗争，要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不仅是农村无产阶级，而且包括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列宁通过俄国阶级阶层的细致和具体的分析，阐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以及工农联盟、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
第三，阶级阶层分析在半殖民地社会的运用。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15年第一次提出了“半殖民地”概念。在《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1917）等文作中，列宁将中国、波斯、土耳其等称为半殖民地国家，他区分了三类不同的国家，第一类是西欧（以及美洲）的各先进国家，第二类是东欧，第三类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指出：“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在我们（我们的提纲第6条中）列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整个东欧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客观上还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等文献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的理论形态的形成标志。为了明确革命对象和革命力量，列宁对不发达国家的农村阶级阶层作了分析，区分了农业无产阶级（雇佣工人）、半无产者、小农（自己拥有或租种小块儿土地）、中农（其中有些雇工）、大农（包括资本主义企业主，地主即大土地占有者）等。列宁非常重视落后民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强调“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
总之，列宁对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研究表明了一种理论风格，即对东方社会的认识不能采取抽象的、形式的方法，而是必须以认识这类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实际情形为前提，真正把握东方不发达社会“落后的以农民为主的”特征。正是本着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方法，阐述了工人农民与统治阶级（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帝国主义、封建贵族、大地主势力）的对立，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发达国家的资本家的压制与掠夺，知识阶级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革命联盟的思想，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具体的革命对策。列宁的上述思想表明，以欧洲早期工业化为经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走出了以往的历史形态，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来源。
3.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阶级阶层分析
关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传入国内、为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时间，我国党史界以往的看法是在1922年初，即中国共产党通过远东劳动代表大会渠道接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进而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也有研究者认为，许多史实证明在中共一大前，列宁的这个思想已经传入国内。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从二大宣言我们可以剖释出，中共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亦如党史研究者认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点和命运进行了简要论析，强调在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的广大“中间阶级”。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这些“中等阶级”也都难逃逐渐“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命运。中共二大之前，党的领导者一般只会按照《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有关阶级论说，来言说阶级问题，尚不会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与政党政策相联系的更为具体的阶级分析。显然，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促使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特别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创造性地运用到东方社会，使得中共对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政策、策略等获得了更为清晰和符合实际的认识。这里仍需指出的是，阶级分析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然而，这一原则中的一个重要逻辑绝不能忽视，即阶级分析中内含了阶层分析，阶层分析中贯穿着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是相依不离、相辅相成的，这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理论和方法。可以说，没有阶层分析，阶级分析就会陷入抽象化、形式化，坠入教条主义的困境，失去面向现实的鲜活品质。因此，如果只讲阶级分析而回避阶层分析，很难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解。
研究者指出，中共二大之后至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都试图运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形，并据此探究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笔者看来，此一时期的中共领袖人物（他们中的一些成员也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已经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方法，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进行深入探究，而这无疑是破解怎样走中国道路的关键。譬如，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1923）一文中，对中国农村阶级阶层作了较细致的研究，区分了5个阶级——地主、中产阶级、小有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划分了10个阶层——地主阶级包括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中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兼地主、自耕农兼雇主，小有产阶级包括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半无产阶级包括佃农兼雇主、佃农，无产阶级指雇农。他还对革命对象和革命力量作了考察，认为地主是**势力，自耕农是中间势力，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革命力量。应当看到，陈独秀主要是依据农业生产资料占有（主要是土地占有）这个单一尺度对农村阶级和阶层进行划分，这些思考尚不足以形成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力量、道路、策略等的现实方案。又如，瞿秋白通过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反复论述民主革命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殖民地和民族问题，大部分就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列宁曾经说过，以为对农民没有明确的态度，无产阶级政党就能在殖民地真正贯彻共产主义政策和策略，那是地地道道的乌托邦。列宁教导说，在殖民地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是最基本的群众，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那里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瞿秋白力图对列宁思想做出审慎的、策略的解释，指出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要团结全体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城市无产阶级要联合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反对资本主义。
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中，毛泽东的阶级阶层分析是独特的，主要表现在：一是阶级阶层分析的精细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中，毛泽东不仅区分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进一步作了阶层划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主要强调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代表着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耕农主要指中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一文中，毛泽东更为细致地列出了13个阶层——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二是重视把握阶级阶层的结构和关系。毛泽东倡导，在调查农民成分时，以租佃关系来区别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数目，尤其是富农、中农、贫农的数目；调查商人成分时，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的人数；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拓展了阶级阶层分析的多元趋向。毛泽东不仅坚持了以生产资料占有来划分阶级这一原则，而且重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带来的阶层差别，通过经济收入、财产占有以及政治态度等对各阶级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具体考察，在把握中国社会复杂现实的基础上，确定统一战线和制定相应政策。毛泽东始终警惕把中国复杂的国情和政治简单化，在《论政策》（1940）中他强调：“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
综上，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面向社会实际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展现了重要意义，特别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的独辟蹊径的运用，极大地推进了理论与实践、学理与现实的相互结合。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也越来越显示出一体相融的特征，中国“东方社会”的独特环境促使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多元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显现，阶级阶层分析的具体化、精细化也因之成为可能，与此相应的是，革命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问题上的政治风险和实践张力逐渐得以消释。这一历史进程最终结出了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的丰硕成果。
三、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再认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理论和方法发挥出的巨大作用，无论怎样评价亦不为过。同时，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创新性运用可以说是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一个关键。鉴于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甚至偏差，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进行再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1.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研究：历史事实和现实空间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现有大量成果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阶层分析的研究却十分鲜见。这一现实意味着一种认识偏颇，即把以生产资料占有为原则进行阶级区分视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全部；把以其他经济因素进行阶层分析则视为是对这一原则的背离。这种认识倾向不仅阻碍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完整把握，而且忽视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中内含的多元分析方法，这就导致了一种后果——社会分层研究被归入了非马克思主义领域，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研究。然而，历史的事实是，社会分层研究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深入研究使之丰富和深化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实现了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一点不仅从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典，也从后来的中国实践一再得到证明。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最初从欧洲、日本、俄国传入中国，这一传播过程也带有了欧洲形式、俄国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列宁阶段，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在非西方社会得到实际运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更新，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列宁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运用于俄国社会，对俄国阶级阶层结构和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俄国革命策略，始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获得了俄国形式。此一阶段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每一重大历史时期，都出现了理论和实践、原则和策略的激烈争论，现实中的挫折也往往相伴相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之成为了一项紧迫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中国化过程中，围绕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土地革命与农民问题、革命策略与统一战线问题的种种争论，都聚焦在阶级阶层分析这一关键问题上。可以说，这一焦点性问题的解决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合的理论形态和实践途径。
这里仍以毛泽东为例，他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为基础，指出了这一过程既要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也要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民族形式。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必须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实际运用，毛泽东揭示了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和关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现实途径，使这一外来理论获得了“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最终扎根于中国。而且，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具体运用，不仅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也贯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1956）一文中，毛泽东倡导“立体地看农村”，“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并倡导作为不同职业群体的知识分子阶层，要与工农相结合。从毛泽东阐述的内容来看，不仅包括阶级分析，也包括阶层分析。因此，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表述，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这两个重要方面。如果重视阶级分析而忽视了阶层分析，或者反过来，重视阶层分析而忽视了阶级分析，不仅难以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解，也难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与西方社会学多元分层研究
由于传统上存在已久的一种误识，即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而忽视了其阶层分析，以至于将社会分层研究归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范畴。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进行再认识的同时，也有必要对西方社会学多元分层研究进行再审视。
在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相关思想一向被视为是重要的理论源头。韦伯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不平等，他的社会分层研究也被称为“三位一体分层模式”，在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对此有较为集中的论述。在该书第一部分，韦伯对“阶级”概念作了阐述，在他看来，阶级应该是指处于相同阶级地位的人的任何群体。韦伯划分了两类有产阶级——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和受到特权损害的有产阶级，前者是靠租息为生者、债权人、吃证券息金者，后者包括被当作财产的占有对象（无人身自由的人）、失去社会地位者（古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负债人、“穷人”，并指出在这两类有产阶级中间的“中等阶级”，包括形形色色的拥有财产或受过教育而以此获得收益的阶层。韦伯将中间阶级也划分为两类——享有特权的职业阶级和受到特权损害的职业阶级，前者指企业家（包括商业经营、海运、工业、农业、银行和金融业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艺术家）、掌握垄断性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后者指熟练技能工人、初学技艺工人等，并将处于两类职业阶级之间的称为“中间阶级”（包括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官员、掌握特殊垄断性技能的工人）。与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占有对阶级进行区分、以多种经济因素（收入、财产等）对阶层进行甄别不同，韦伯以经济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尺度，其所关注的不是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是财富占有和分配的变化。此外，在《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分，韦伯阐述了权力和荣誉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指出权力与社会荣誉（威望）的相互制约，“权力带来荣誉”，社会荣誉（威望）也可成为权力的基础。韦伯的思想对于西方社会学的多元分层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与社会》是韦伯去世之后，由他的夫人玛丽娅娜·韦伯整理出版的。根据此著中标出的写作时间，第一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8-1920年间写的；第二部分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约1911-1913年间写的。据此，韦伯对社会分层的阐述主要在第一部分，即写于1918-1920年间。而列宁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运用于俄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研究应早于韦伯的社会分层论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阶层分析也并不比韦伯的社会分层研究更晚。要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研究，比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社会分层研究更为源远流长，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与韦伯的社会分层研究，大致形成于同一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应当确认的事实。
3.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与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基本观点蕴含了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既阐述了人类历史变迁的普遍规律，也体现了社会生活发展的具体多样。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根据生产资料占有进行阶级区分，反映了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社会阶级现象的普遍性，以及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相随而来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依据收入、财产等因素进行阶层区分，对现实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利益结构、利益关系及其动态特征作了更为细致而具体的分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方法中鲜活的实践品质，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
18、19世纪的欧洲尚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与资本原始积累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体系、简明清晰的阶级结构和利益结构、两大工业阶级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关系，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分属于自己的阵营，也各有其集体命运等，决定了欧洲当时的基本社会现实和政治格局。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工业化时代的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日益严峻的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和越来越扩大的联合，使地方性斗争汇合成全国性斗争和阶级斗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传统阶级政治的基本特征——简单的阶级结构和利益结构，冲突型的社会不平等体系，两个工业阶级的直接对立，以阶级斗争达到国家政权转移的政治目标，等等。应当说，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理论和方法有其鲜明的时代性和充分的实践依据。然而，当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面对中国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政治派系之间既排斥又结合的社会现实时，必须促使经典理论和方法超越传统阶级政治的简单范畴，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也因此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实践空间。
回顾上述历史进程对于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明显的价值。进入20世纪以来，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去传统化趋向。随着以往由工业资本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蜕变，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市场化经济体系日益转变成形，至20世纪中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中进入了新时期，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发展，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利益结构、阶级结构等也出现了新的特征。相比于经典时期马克思主义面对的社会背景——早期工业化现代化阶段的简单阶级结构、两大工业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组织形态等，以及传统政治的内涵、议题、目标，中国的国情在各个方面都相去甚远。在当代中国，以农民工群体为主体的“新工人阶级”，尽管仍属于雇佣劳动者阶层，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拥有宅基地、承包地，其中一部分人还持有集体经济股份，因而与18、19世纪的工人阶级范畴已是相去甚远。还有其他新出现的社会群体和职业群体，也如新工人阶级，具有前所未有的新形态。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的现实结构及其关系的这些重大变化，使得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也呈现出多元多样和重叠复杂的趋向。
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这一重大现实的形成，意味着当前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发展日益提升的品质化和品位化、新型城镇化不断推动的农民市民化、乡村振兴不断开辟出的农村新业态等等，一个规模空前的中产阶层正处在方兴未艾之时，将在民族复兴道路上写下全新的叙事篇章。这一新的时代特征必然推进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研究和运用，同时也将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新进程。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进行再认识，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也有助于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势。所有这些都表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研究仍有广阔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钩沉、发掘和深耕。
【作者】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