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巨平:全球史视野下丝路文明互动模式研究的思考与尝试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3 次 更新时间:2026-11-22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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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巨平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非大陆诸文明接触、交流、融合的通道,以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为主构成的交通网络,始于公元前一千纪,终于中国的明清之际、欧洲的新航路开辟之后。其本质是古代诸文明之间的互动互鉴,互惠互利,互通有无。中国作为三条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是丝路文明互动的主导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不论从文化层面、社会生活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考量都是如此。这是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对丝路内涵与本质的思考,也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丝路研究自主话语体系的尝试。

一、何谓“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德语是Die Seidenstrasse(n),英语是Silk Road(s)或Silk Route(s)]是个现代术语,原来学界一致认为是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首创,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有所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比利时学者马蒂萨·默腾斯(Matthias Mertens)。他在美国杂志发文《李希霍芬确实创造了“丝绸之路”一词吗?》[“DidRichthofen Really Coin'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第17期(2019年),第1~9页],认为此词的首个提出者应为李希霍芬的老师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默腾斯同时指出,当时德国还有一些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说法。现在看来,真正使这一术语为西方学界普遍接受,赋予其特定的起始时间、涵盖的空间和特有的功能界定的还是李希霍芬。这也是那些否定李希霍芬为“丝绸之路”一词创立者的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1910年,德国一位深受李希霍芬影响的地理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出版了《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Albert 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柏林:魏德曼书局)一书,并明确说这个词是李希霍芬首先使用。1936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Sven Hedin,Die Seidenstransse,莱比锡:F.A.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以此术语作为独立书名的著作。此后,“丝绸之路”被广泛接受,并随着二战后全球化的浪潮风靡全球。国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的热情一直升温,特别是在2013年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更是掀起高潮。相关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国外也是如此。2014年,联合国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更是推动了沿线各国研究的热忱,尤其是考古方面。这是因为相关的古代文献本来就很有限,留存至今的更为稀缺,丝路研究的突破有赖于地下文物的支撑。近年由中国外交部倡议、陕西省文物局牵头,西北大学具体组建的“丝绸之路考古合作中心”跨国机构就是国家层面支持、重视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例证。

然而,就在“丝绸之路热”风靡全球之时,丝路本身的定义却陷入了一个误区,引起了学界的迷惘。那就是何谓“丝绸之路”?丝路研究的范围、重点、核心、基点和主旨到底是什么?

按照李希霍芬的定义,丝绸之路应该是指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商路。他的依据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的《地理学》[(Claudius Ptolemy,The Geography),E.L.史蒂文森译编(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L.Stevensen),纽约:纽约公共图书馆出版社1932年版,第1卷第11章],其中提到马其顿商人梅斯的代理人从幼发拉底河的希拉波利斯城出发,经过中亚的石塔,再历时7个月最后到达一个以塞拉(Sera)为都的国家——赛里斯(Seres)。尽管关于石塔和赛里斯的位置学界颇有争议,但这个赛里斯应该是指当时与中国接壤或中国所管辖的区域。李希霍芬借此将汉代(公元前114—公元120年间)中国通往西域,也就是中亚、印度的商路称为“丝绸之路”,其后赫尔曼将这条商路延伸到叙利亚。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界认为的“丝绸之路”,准确一点说,就是如今我们所理解的从中国到地中海的绿洲丝绸之路[徐朗:《“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拓展》,《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0~151页]。这条路的开通以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为标志。后来,学者们发现中国的丝绸早在绿洲丝路开通前就已经通过草原民族的传递抵达中亚的阿尔泰山,于是有了“草原丝绸之路”之说。在绿洲丝绸之路开通的同时,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中国的汉武帝也在红海-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两端开始了海上商路的探索,托勒密王朝延续了埃及法老时期的红海航线,主要是为了捕猎大象,其次也为了通商,还连通了从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当时埃及的希腊人实际上已经知道通过季风可以直航印度。从印度河口航行到波斯湾,再从波斯湾绕航阿拉伯半岛最后抵达红海,其实对于当时的帕提亚人、阿拉伯人和埃及的希腊人都不是什么秘密。因此,随着罗马对埃及的征服,罗马帝国就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和开拓者。公元1世纪的佚名人撰写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L.卡森译注:《厄立特里亚航海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Text and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Lionel Casson),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就证明了罗马的商业触角已经伸向东印度的恒河和孟加拉湾,甚至和北方遥远的“秦尼”(Thina)有了间接的贸易关系。这位佚名作者显然是一位长期航行于亚历山大里亚与印度之间海域的船长或者水手。与此同时,《汉书·地理志》也记载自汉武帝以来对南海的开发,提到了从海路跨过马来半岛再航行至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和疑为今日斯里兰卡的“已不程国”。遗憾的是,中国的官方采购船队并没有与罗马的商船相遇,但公元166年,罗马商人却通过南海从印度来到了中国的日南郡。他们自称是大秦(罗马)王安敦的官方使节,所贡献之物却是印度出产的象牙、犀牛角和乌龟壳(玳瑁)(《后汉书·西域传》)。关于他们的身份,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是罗马商人能从海上来到中国,就意味着从地中海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这样,至少在东汉时期,三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商路全部出现。李希霍芬他们之所以将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商路称为丝绸之路,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这条商路的标志性商品是中国的丝绸。丝绸由于价值高、重量轻,易于携带交换,常常作为汉王朝的馈赠品,甚至在西域地区作为通用货币使用。外国使节、商人来华,返程时带回大量的丝绸,这些丝绸又被中介国或商人作为礼物转赠,或作为稀有商品出售,进而传播到更为遥远的西方,这是完全可能的。以丝绸作为这条道路或这一交通网络的标志物而命名,可谓名副其实,同时也特别传神,令人神往。因此,它的普遍接受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然而,“丝绸之路”并非一个可以在时间上先后延伸和空间上无限延长扩展的交通网络。它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定。即使是草原丝绸之路,也应以丝绸在欧亚大草原的传输为始,这就需要考古资料的证据。丝绸之路始于中国西汉长安,终于地中海的大秦。张骞通西域之所以作为丝路的开端,被司马迁视为“凿空”之举,就是因为此前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先后由月氏、匈奴把控,张骞翻越葱岭进入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就意味着他踏上了通往地中海的大道。因为从印度、中亚到地中海的道路早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经畅通,亚历山大当年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从印度返回时,兵分两路,一路乘船沿阿拉伯海,一路沿伊朗南部陆路回到波斯湾。亚历山大之后,他的部将三分天下,但各个希腊化王国之间的道路是相通的,相同的民族、语言、货币、宗教、艺术将它们紧紧地连在一起。远离地中海3000英里的阿富汗阿伊·哈努姆遗址能发现来自希腊德尔斐的格言和希腊的双耳罐,就是这条交通干线存在且还在发挥作用的证明。因此,我们将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视为促成丝路全线贯通的两大关键事件。

本来,如此以中国丝绸外传为基础的丝绸之路界定是学界普遍认可的。但随着“丝路热”的升温,国内外、主要是国外的一些学者借助丝绸之路这个符号,只注重它的象征意义,将所有历史上人类交往活动都纳入了丝绸之路的范畴,比如,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印欧人流动,早期物种、冶铜技术的传播等,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没有丝绸的丝绸之路”之说[梅维恒等主编:《重构丝绸之路:古代东西方交流新研究·前言》(Victor H.Mair,et al.,eds.,Reconfiguring the Silk Road:New Research on East-West Exchange in Antiquity),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更有甚者,将从古至今所有的历史都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将中亚视为世界历史的发源地,这就是牛津大学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Peter Frankopan,The Silk Road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2015年版)的基本观点。他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和事件赋予“丝绸之路”不同的含义,将其分解为24条路,都是从中亚出发,从而走向世界,带动全球。这是典型的“泛丝绸之路说”。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有类似现象,将所有的对外交往、外来的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历史遗迹、遗物都与丝绸之路挂钩,就像将汉代所有的外来物种、乐器乐曲等都归于张骞一样。凡涉及西方特征之器物,都一言以蔽之,贴上希腊罗马的标签,而不论它们之间有无时间和空间方面的联系。窃以为,还是应将“丝绸之路”定义为“以中国丝绸外传为起始的古代欧亚非大陆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绿洲丝绸之路始于张骞通西域,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武帝之时与托勒密埃及后期,连通于罗马帝国与东汉王朝后期。

二、“丝绸之路”的内涵与本质

但是,如果仅仅将丝绸之路定义为以丝绸为标志物的东西方商业交通网络还是不能反映丝绸之路的真正内涵,不能反映它的真正历史作用,不能确立它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丝路开通之时,正是欧亚非大陆诸文明发展迅速趋于成熟的时期。中国、印度、两河、埃及、希腊文明都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或数千年之久,已经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创造出了自成一体、各有特色的文明体系。由于地理的阻隔或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欧亚大陆古代世界各个文明之间并没有大规模的直接接触和交流,即使是区域间的交流,也是边缘相切,难以深入。甚至在波斯帝国时期,尽管它是第一个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但由于它只注重政治上归顺,没有文化上的强求,所以,帝国各地的文化依然恪守传统。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虽然统治范围与原来的波斯相差不大,但亚历山大积极推行各地文化的融合。亚历山大拜访埃及的阿蒙神庙,自称为阿蒙之子;接受波斯人作为他的地方长官或加入他的军队;推行波斯宫廷礼仪,带头与中亚贵族之女结婚,并在苏萨举行希腊-马其顿将领与当地贵族女子的集体婚礼,其目的当然还是为了实现他的帝国一家的梦想,但客观上却开启了希腊文明与东方诸文明的大规模交流融合的新时代。以希腊因素为主、同时结合其他东方文明因素的希腊化文化或希腊化文明由此产生。张骞到达中亚时,虽然原来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已经灭亡,安息(帕提亚)也取代了塞琉古王国在两河以东的统治,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还在,希腊式的城市、钱币、文字都还在使用。因此,张骞凿空,也揭开了华夏文明与希腊化文明首先在中亚相会、希腊化遗产进而传入中原的序幕。由于在中亚、印度、西亚接替希腊人统治的民族大都来自北方草原,他们自身的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只好采取拿来主义,将原来的希腊化遗产改造利用。所以,在阿拉伯帝国征服之前丝路(主要是西线)上东西传输的文化信息事实上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希腊化文化的遗产,其中也包括了新加入的东方因素,从而事实上使中国文明和丝路沿线其他文明也发生了接触和交流。随着丝路的开通与拓展,中国的使节得以深入印度和西亚,中国和其他东方文明的交流逐渐由间接转为直接。像后来的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的传入,甚至西域的蒲陶(葡萄)、苜蓿、天马、乐舞、艺术品的传入都使中国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异域的文化风貌。异质文明的接触是文化融合的前奏,佛教犍陀罗艺术、基督教的诞生显然与希腊化文明与东方文明的结合有关。

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互鉴互惠之路。丝路文明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而非某一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同化或征服。丝路沿线的文明在相互的交往过程中都从“他者”那里获取了自己之所需,比如物种的传入、艺术的借鉴,外来宗教的接受等都可以看作是对他者的学习。互惠就是说,丝路文明交往的主旋律是和平的、平等的。当然各个文明国家之间难免有战争、外交纠纷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但丝路能延续千年,还是证明沿线的国家和民族感到有利可图,才主动或被动维系了这条道路的存在。就以中华朝贡体系而言,也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典型模式。不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分裂割据的地方政权,中原王朝都希望招徕远人,万国来朝,其目的无非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好奇心。远国来朝,必然要有礼物奉献,中国皇帝自然要回以重礼,价值不知要超过对方礼物多少倍,如此才能显示我中原王朝地大物博,富饶无比(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所记汉武帝招待外宾的酒池肉林可能言过其实),以此吸引更多的外国来朝。中国的丝绸、黄金就是最好的礼物。表面上看,中原王朝入少出多,但实际上是各有收获。中国方面得到的是疆域的扩大和威名远扬,“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后汉书·西域传》)。前来朝贡的小国得到了中原王朝的保护和支持,可以维持自己在当地的主导地位,也可以借机大发一次“朝贡财”。前者得到的是盛名,后者得到的是实惠。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弗拉西亚卜遗址上,就有一幅7世纪当地国王拂呼缦接受朝贡的壁画,其中还有来自中国的使节,他们手捧的是丝绸和蚕茧。另外一面墙上的壁画还有唐高宗和武则天泛舟湖上的场面。可见万国来朝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专利,也是所有君主的期望。王朝之间维持友好关系,就意味着交往的扩大和文化、物质交流的深入。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虽然中途而返,但也表示了中原王朝试图打破安息的隔阂,与大秦也即当时的罗马帝国建立联系的雄心。中国史书中关于大秦的记载主要来源于这次出使。尽管其中内容并不可全信,但对大秦疆域广大、城市众多、物产丰富、道路辐辏、多有珍宝、并实行类似贵族议政的君主制的描述,还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罗马的历史学家也对远东的产丝之国赛里斯(Seres)人大加赞赏。《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早就想与中国相通,只是安息从中作梗。如果不是各有利益所在,如何会相互如此热切建立联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丝路诸国交往也是如此。通过丝路,中国的造纸术、炼钢术也传到了西方。印度的佛教及其艺术在中国汉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教之一,就是丝路文明互鉴互惠的最大成果。

三、中国丝路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鉴于丝路概念、丝路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中国的丝路研究如何走出一条既有全球视角,又有中国特色之路,如何构建中国学者的自主话语体系,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首先,最为重要的,不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不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史实考证,都要以中国是三条主要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为基点。即使是以域外丝路研究为主,也要回归到这个基点。因为,从整个丝路文字资料来看,唯有我们中国有完整的、系统的正史记载和其他相关的文献汇编类资料。甚至汉译佛经中也有丝路的相关记载,其中西去取经的僧人,最为著名者如玄奘、法显、宋云等都留下了信息极为丰富的游记或回忆录,不仅有具体的往返路线,且有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宗教信仰的记载。比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还有关于希腊语字母和希腊化钱币仍在中亚流行使用的信息。他从库车、姑墨(跋禄迦)北越天山,抵达碎叶城——西突厥叶护可汗所在地——从而留下了关于西突厥统治与势力范围的信息。中亚丝路大国史的研究,玄奘、辩机著《大唐西域记》,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还有杜环著《经行纪》,都是不可或缺的史料。从《大唐西域记》中我们可以获悉迦腻色伽在位时期贵霜与中国新疆的关系,贵霜到底是否占领过塔里木盆地的争议也由此而起。斯坦因他们在新疆和田、尼雅一带所发现的汉佉二体钱,木牍封泥上的希腊神像,都与贵霜的影响有关。印度人似乎缺少历史感,他们没有留下像我们中国这样的通史性正史,他们古代史的构建需要中国历史记载的支持。除了我们的正史“西域传”之外,主要依据的就是中国求法僧人留下的游记。从司马迁开始,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正史中大多都有关于西域的记载。即使像《三国志》这样没有“西域传”的正史,也由于裴松之以鱼豢的《西戎传》补注得以完满传世。这些正史关于西域的记载的来源主要是中外使者,像张骞、甘英回来都撰有详细的报告。这些有的是第一手资料,亲历,目睹;有的是耳闻,道听途说。尽管这些记载难以准确反映西域各国的真实情况,但它们是我们研究丝路国家、民族以及相互关系史的主要依据。不可否认,西方的文献,尤其是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西方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也留下了一些关于丝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相关情况的记载,但从整体上看,都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准确的。比如他们关于产丝之国Seres的记述就充满想象和传奇。严格来说,即使到古典后期,罗马的历史学家阿米安还不知道丝绸来自桑蚕,以为是将树叶上的毛洒水后梳刮纺织而来[阿米安:《罗马史》(Ammianus Marcellinus,History),G.C.罗尔夫译(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C.Rolfe),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第23卷第6章第67节]。其实,现在中亚、南亚、西亚很多丝路国家的历史还是依靠我们中国的史料和他们的钱币、铭文资料构建的。他们的文献资料仅仅是一种参考或佐证而已。因此,丝路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离不开中国的文献资料。

研究丝路的历史和文化,要有意识地将其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之下。丝绸之路本来就是古代世界诸文明交流融合之路。沿线国家和民族没有一个可以置身其外,都会受到周边文明的影响,反之亦然。一件来自波斯的银壶,上面会有希腊特洛伊故事的神话人物;一座佛寺或石窟的雕塑和壁画中可能就有古希腊神人的影子。我们在中亚国家的博物馆内,常常会看到仿制的中国唐代的“开元通宝”,其上当地的文字与汉字并列。汉佉二体钱上的“重六铢钱”“重廿四铢钱”铭文就是汉文化进入新疆当地的证明。至于丝绸的遗迹,尽管争议很多,但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传到中亚毫无疑问。巴尔米拉曾出土过汉代的丝绸。罗马上流社会的“丝绸热”始于公元前1世纪,安息人应该是主要的中介。传输的路线不仅仅有陆路,还有海路,大秦(罗马)和天竺(印度)、安息“交市于海上”,其利十倍甚至百倍(《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四夷》),海上丝路的繁荣由此可见。远西黎轩、犁靳的眩人,条支的鸵鸟也来到了长安、洛阳。条支、大秦的国家形象也传到了中国。尽管《后汉书》《魏略》中的大秦是纪实、传闻与想象的结合,但它们毕竟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的入华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更是文明的交融。为什么佛教可以汉化,在汉地生根,与原来的汉文化融为一体,而其他宗教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呢?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的契合度如何,尤其是与统治者的利益是否吻合,能否满足他们追求“长治久安”“万世一统”的需要。整个丝路沿线的文明、国家和民族都与丝路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原王朝的更替可能引起丝路的中断,中亚游牧民族的兴起,也会改变丝路的走向。粟特的商人可以借中国的丝绸贸易将波斯、突厥和拜占庭帝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本组笔谈中荣新江教授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大国兴,则丝路通;大国衰,则丝路绝,似乎成了一个规律。汉唐之时如此,罗马、贵霜、安息并立时,图片哒、西突厥、萨珊波斯和拜占庭帝国并存时也是如此。所以,丝路既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存在,沿线的历史和文化也同样具有世界史的意义。1500年前的欧亚非大陆,就是当时的世界,当时的“全球”,因此,将丝绸之路的研究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之下也是丝路研究的必由之路。

丝绸之路的研究始于19世纪西方列强的寻宝热、考察热,其背后是大国的政治博弈。加之这些探险者、考察者固有的欧洲文化优越倾向,他们到中亚、印度、中国寻求的往往是与他们的文化相关联的遗迹遗物。斯坦因在尼雅发现西方的天使壁画和木牍封泥上的希腊神话人物形象后欣喜若狂。格伦韦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在龟兹石窟207、212窟的壁画中发现了疑似来自埃及、叙利亚的罗马画家的题记,法国、英国的考古学家则在犍陀罗、哈达地区发现了希腊罗马风格的佛教人物雕像和希腊的柱式,在贝格拉姆发现了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式玻璃器、雕塑等。法国阿富汗考古队的著名考古学家福歇(Alfred Foucher,1865—1952)曾为在巴克特里亚没有找到希腊的城市遗址而遗憾终生,但最后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则弥补了这一缺憾。那么,我们丝路研究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应以国内丝路为重点,同时要走出国门,主要研究那些与我们中国有历史和文化联系的丝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亚五国,南亚次大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北非的埃及,南欧的希腊和意大利都是历史上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身毒、安息、条支(塞琉古王国)、黎轩、犁轩(托勒密埃及王国?)、贵霜、大秦(罗马帝国)、寄多罗、嚼哒、西突厥、萨珊波斯、拂棘(拜占庭帝国)、大食(阿拉伯帝国)曾经的控制之地。它们在历史上都与中国有着这样和那样的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关系。研究、重温彼此之间的历史关系,将会有利于我国与现在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延续,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丝路研究的领域涉及历史、考古、艺术、古文字、钱币学、碑铭学等学科。这些学科也在不断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深化各自的研究,科技考古成为丝路研究中的新兴学科,也是丝路遗址探测,文物保护、修复、鉴定最重要最可靠的技术手段。因此,多学科合作是丝路研究的必由之路。我们团队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最后成果——六卷本《从地中海到黄河》就是历史、考古、艺术、钱币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结果。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之际丝路大国关系史研究”虽然主要是依据中外古代文献,但考古学、钱币学、碑铭学的研究成果也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史料来源。事实上,在丝路研究中,尤其在域外丝路(葱岭之外的丝路西线)的研究中,考古资料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文献资料。这是因为域外丝路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没有留下自己历史的完整记载,尤其是在中亚、南亚、西亚丝路核心地带。考古学是丝路研究的灵魂,这也是丝路研究始于考古、热于考古、依赖于考古的原因。利用国内外丰富的、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推进深化我们的丝路历史和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是我们中国丝路研究的优势,也是国际丝路研究的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丝路研究的重大突破都是和丝路考古的重大发现联系在一起的。像犍陀罗雕塑艺术的发现,塔克西拉遗址的发掘,阿伊·哈努姆城市遗址的重见天日,拉巴塔克铭文的解读等都改写了印度和中亚贵霜的历史。国内以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等为代表的中国袄教徒墓石棺葬具的出土,重塑了粟特人作为丝路商业民族的形象,为研究4—7世纪丝路族群迁徙、宗教传播、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此,丝路研究进展和突破依赖于丝路考古的新发现已经为丝路研究界所公认。我们的丝路考古走出国门,像当年的丝路那样向西向南延伸,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国家大力支持的。有了最新的资料,就可以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就可以作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掌握了丝路研究的自主话语权。

丝绸之路既然是一条世界性之路,沿线各国和全世界的学者对它的研究热情不减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所有成果都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他们发现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的起点。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要以现实的需要和条件来决定。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要发挥中国天时地利人和的学术优势,借“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契机,从丝路文明的互动开始做起。不论是奔走于途的使者、僧侣、商人,还是大国的崛起、并立、甚至对抗,本质上都是文明的互动,背负的都是自己的文明信息和密码。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开启了欧亚非大陆古代文明大规模互动的序幕,从中国到地中海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则使这种互动成为丝路文明相互关系的主旋律。这一切都离不开东方丝路大国的参与和推动。因此,我们团队在第一个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中提出了“文明互动交融模式”,既立足于希腊化时期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互动,也立足于希腊化文明遗产通过丝路与其他文明的互动。第一个互动的结果是多元一体的希腊化文明的诞生,第二个互动的结果是中国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的直接接触、交往和兼容并蓄,美美与共。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在第二个项目“汉唐之际丝路大国关系史研究”中提出了“文明互惠互鉴模式”。也就是说,在丝路文明和国家、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既要尊重历史,客观评估各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甚至对抗、征服与被征服关系,更要注重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交往、互利互惠关系。如前所述,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利益关系,这是生存之道,无可厚非。但文明之间的互惠互鉴却是潜移默化的,且更多的是文化层面的。像不同文明间宗教的传入与本土化,不同区域物种、商品的交换,艺术形式的传播与接受,甚至钱币的流通,族群的迁徙,文本的翻译,文字的借用,民族的融合与同化大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生生不息的,其结果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于一体化、全球化。这就是丝路文明互惠互鉴的启示意义。

四、结 语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富有诗意和想象力、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海陆贸易网络、交通体系,更是沿线古代文明的交流融合之路,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它不是湮没于黄沙废墟下的过去,而是驼铃仍在回响的当下,对它的研究能够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就足以证明它的影响源远流长,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具体的丝路研究对象千差万别,包罗万象,但总体方向还是应该放在文明交流互鉴、互惠互利这个全球史视角的大前提之下。这是由“丝绸之路”的真正内涵和本质所决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像牛津大学那位教授那样,将丝路泛化为整个世界的历史。我们还是应以丝路沿线文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异中求同,同中见异,透过现象看本质,构建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的自主话语体系,为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和历史借鉴。

杨巨平,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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