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2 次 更新时间:2026-11-22 16:19

研究古代中国的人常常羡慕研究近代中国的同行,这是因为近代文化史的研究空间不像古代文化史研究那么逼仄,一是未经开发的文献还相当多,左右采撷不仅本身就是乐趣,可以多所发现更是让人常常有自豪感;二是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演变的头绪复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在这里交汇,而越是复杂的历史,解释的空间就越大;三是这段历史一头连着悠久的古代,一头连着自己生活的当代,历史的回忆和想像、当代的观察和体验,都可以在这里参与历史的制作和解释。特别是,它不是一个孤悬遥远的“古代”,而是一个切近真实的“当下”,当代社会的政治、思想、学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都需要从关于那个时代的叙述和诠释中引申出来,所以,对那段历史的解读就充满了当下的感受和心情。陈寅恪曾经说,研究近代历史,“史料过于繁多,向无所措手足”,又说研究近代历史,“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这些困难现在看来反而是治近代者的优势,只要解释和分析的思路不被一些怀有某种意图的观念框架所束缚,治近代文化史的空间自然比起古代要宽得多。

不过,空间宽阔也恰恰给研究者设置了一些麻烦,当既定的框架不再适宜于历史的分析,那么又用什么样的取舍标准来拣择庞大的文献资料,用什么样的叙述思路来切入纷纭复杂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在挣脱原来的近代思想史、社会史和学术史架构之后,研究者究竟如何重新书写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过去,近代的文化史依傍着政治史的线索,很简单当然也很清晰,不过,当这种线索一旦不再能约束和笼罩文化史研究,那么,又靠什么来驾驭这些文献而又不致于重新陷入简单清晰的套数上去?近几年来,“重写”一直是很多人常常提到的话题,也许,“重新书写近代思想、社会和学术史”这种说法,对于面对如此复杂的近代思想文化的治史者太过急切,不过我确实从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中已经看到了一些“重新书写”的端倪,当然,可能也从这部书中看到了一些“重新书写”的困难。

一

《权势转移》是一幅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与学术变化的地图,虽然近代史的研究者从来不曾停止绘制这个时代的地图,可是由于适逢两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文化和思想空间的中心与边缘变化太快,地图本身就在不断变迁中,正如作者所说,“西潮冲击中国引起的变化,特别是在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等范围内,中外的研究都尚嫌不够深入”。该书所描述的新旧变化,就是试图对这种不断变迁的复杂过程进行历史追踪。把“新”和西方、“旧”与中国相连,在崇新的趋势中,不仅近代中国“变得快、变得大、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18页)而且清末民初的中国人的思想还超过了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这导致了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史上一个全力追新的趋势,“一般追随者固然要不断追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断地破旧,以证明及维持其新,否则就会落伍”。(77页)该书第一篇文章《新的崇拜》中,用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证据指明这种思想史上重力加速度的现象,“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极具象征意义”。(63页)于是,新的西方和旧的中国在这种“从新主义”的思潮中,成为两个象征,本来还希望调适两端的“中体西用”之类的想法,在这种“不归杨则归墨”的别无选择中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接下来,当“西学”与“中学”在观念世界中被“新学”与“旧学”二词取代,而价值和意义又由“新”、“旧”判然区分,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也就只能分为“进步”与“保守”,行为世界也就“容易趋于激烈甚至走向极端”,即群趋“革命”而厌弃“改良”。(参看147页)

这是一个历史的屈折,这一屈折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中国社会、思想与学术史的某种趋向。按照福科的著名说法,新旧之分是一种深刻的“断裂”。所谓“断裂”指的是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事物的认知、描述、表达、记述、分类和理解都会与已往的方式不同”,于是就有了新与旧。所谓“新”和“旧”,本来并不见得有好坏的价值差异,“周邦虽旧,其命维新”,在古代中国习惯于以复古为革新的传统观念世界中,旧的不一定就比新的“旧”,新的也未必比“旧”的“新”。不过,19世纪下半叶以降,当传统中国的“天下”变成全球背景下的“万国”以后,传统观念世界受到了来自西方的严厉挑战。一方面帝国主义用文明掩饰着侵略,将扩张行为表现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致力于征服和侵略的合理化,使人们渐渐忽略了这种扩张和侵略而把它当成了“文明”的“竞争”;一方面西洋诸强用重新奠基的“理性”缘饰“科学”,把“科学”当成惟一的合理尺度或普遍原则向外推行,使人们渐渐忽略了这种理性背后的问题,心甘情愿地接受它并将其当做衡量一切的真理。于是,在这种表面文明的压力之下,特别是在强弱易势的极度沮丧之中,近代中国观念世界一变而成为“凡新就好,凡旧即坏”,而“新”则常常来自“洋”,“旧”则出自“中”,因此形成后来普遍的趋新崇洋的思潮。不过,如果仅仅是分析到这里就止步不前,那么,这种分析仍然属于“隔靴搔痒”的宏观论断,加上“新旧二分”的简单思路。罗志田的思路显然希望更深一层地讨论一种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复杂性,探讨新旧转型时期的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位置挪移,以及在这种近乎乾坤大挪移般的巨变中,各种地域、阶层、人物的不同感受以及命运,描绘着世纪初思想史那幅相当错综复杂而且不断变动的地图。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描述,按照罗志田在该书中反复提到的,即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新旧之分,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所谓新旧“大致都不过是相对而言”,而“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全国性语境中几乎已不存在真正纯粹的守旧派”。(83页,参看120、121页)例如湖南,他追溯了湖南在文化和思想领域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指出在乾嘉考据学风行的时候,湖南的学风是不在风气时尚中的,但是由于湘军的缘故,“杂而不纯”的湖南学风却以经世开始影响全国,后湘军时代,湖南民风虽然仍然守旧,但士风却趋于从新,魏源、郭嵩焘、曾纪泽被重新发现,并被确定为近代湖南的文化传统主流,已经表明这种普遍的趋势。即使是像过去被盖棺论定的王先谦和叶德辉,实际上也是“旧中有新”,前者“是湖南初期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包括时务学堂在内的许多新政机构,都是以王领衔禀请开办的”,他主张开办轮船公司,甚至比通常看做较新的张之洞等“新派人物的观念还要更新”。(123、124页)与陈宝箴、皮锡瑞一样,王在《虚受堂文集》一开始的《科举论》反对因“乱党倡之故而复其(科举之)旧”,在《工商论》中提倡重视西洋的“轮船铁轨”和“火器”之术,如果推前若干年,大约都会使人觉得他不像想象中的保守派,倒像是他在《郭筠仙先生西法画像序赞》中极力称赞的郭嵩焘。而后者则很清楚地意识到了世界的变化,和王先谦把西洋叫做“大西”一样,他主张把清史中的《外夷》易名为《外国》,更看到了“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正如作者所说,他不仅不旧,“而是已‘新’得出超一般儒生的见解了”。(128页)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裹挟一切的新潮,影响着几乎每一个生活在这种变局中的人,无论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无论是上层的还是普通的。正是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潮流裹挟的时候,这种潮流就是思想史需要认真看待的内容,也构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例如该书所提到的刘大鹏,通过他的《退想斋日记》,罗志田分析了这种时势是如何地影响边地普通读书人的心态的。当新潮来临时,由于晚清政府有意提倡的商战意识,“商人和商务都呈上升趋势”,旧的举业已经开始衰败,“弃儒就商已渐成风气”,因而士人的地位明显降低。(167—168页)到了1895年,刘氏到了北京,知道新学应当读什么书,于是思想开始转化,渐渐他察觉到科举的题目变了,考试的内容变了,“中国渐成洋世界”,1903年落第后更开始明白“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的大趋势,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刘大鹏开始无可奈何地注意新学、追随新潮。到了1905年,他知道了“天下学校全改为学堂”,正如罗志田所说,科举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177页)从地方到中央、从读书人到士大夫的上升途径被遮断,维持文化身份、维护价值系统的依据被改变,于是他只好开始转变自己的心态。在这些人的内心中,新与旧的冲突与痛苦始终存在,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从新”的立场。如果说,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是边地小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那么林纾的经历则是位于中心都市的士人典型历史。罗志田的研究指出,常常被作为“旧”代表的林纾,实际上本来可能恰恰是“从新”的。《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这篇文章的切入思路相当巧,林纾之所以被看成是旧派,当然是因为他作为与蔡元培论战的对手。不过罗志田指出,仅仅因为他与蔡之对立而把他归为旧派,其实太简单化了,尽管他“古文做得好,被许多人认为是清季桐城派的一个殿军”,在五四时期被斥为桐城妖孽的古文似乎已经被论定是“旧”玩意,但是他“大译西人小说,流布甚广”,而小说却恰恰是文学中取代诗词正统地位的文体,西洋小说更是晚清“唤起民智”的“新”东西。于是,他的处境相当尴尬,作为一个功名仅为举人的文士,他并不被主流士大夫看重,作为守旧士人的代表,他又不被新派知识分子认同,翻译小说不算是旧派,写古文又不入新派,他“直接帮助培养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而且也促成了后来自己不能认同并要反对的趋新倾向”,(265页)而他的尴尬,恰恰是那个时代思想与社会在新旧之间尴尬的象征。

我揣想,罗志田反复描述这种新旧的关系,是要重新建构一幅复杂的近代历史中的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过去的研究确实有种种问题:首先,无论是传统的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干,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洪仁玕、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标志的政治史线索,还是由“坚船利炮”到“制度法律”,再由“制度法律”到“思想文化”画出若干阶段的文化史线索,基本上把思想史看成是一批被预设为“先进分子”的新派的连续过程,以及中国上层士绅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过程。这正如罗志田所说“只给新派一边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诉的机会”,(118页)或者是以罗志田说的“后见之明”预设了一条中国必然向西的道路,而不考虑当时任何其他途径的可能性或合理性。其次,理论上的边界清楚和历史上的清晰预设,虽然常常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也常常代替了实际历史的复杂过程,不要说以进化论为历史线索的节节上升步步发展,就是50年代影响很大的芮玛丽的《同治中兴》,把三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划出如此清晰的变化,似乎也有些清楚得让人生疑。而这种清晰的线索,恰恰是以舍弃很多历史细节和文献为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如此之丰富的历史文献始终未能充分进入社会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视野的原因。我想,罗志田这部书之所以挑选了像王先谦、叶德辉、林纾、刘大鹏等人来透视近代思想历史,指出这种“旧”中有“新”的文化现象,也许正是有意在寻求一种“复杂性”。我一向以为,分析的历史越复杂,其趋近原状的可能也越大。把那个大变局的历史用刀切开,连人物连带思想分成新、旧是很轻易的,但这种多少有些强历史以就己的方式隐匿了很多文献,也逃避了很多责任,使得我们这些看着近代偕多文献眼红的古代中国研究者感到实在可惜,觉得我们的同行行为什么如此轻易地趋短弃长,放着这么多的文献不用,放着这么诱人的分析不做,却跟着某种本来就另有目的的观念框架,把自己拥有的那段丰富历史变得如此枯燥简单。

二

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史的复杂,不仅在于那时的大潮中,所有的“旧”中都有“新”,而且在于所有的“新”中还有“旧”,毕竟中国历史始终是一个连续性过程,毕竟中国近代还没有被彻底“殖民化”。尽管我们说这是福科所说的“断裂”时代,但是,正如罗志田所说的,由于“西方对中国文化不能直接破除”,(23页)“由于社会之根未被完全铲断”,(27页)所以,不仅思想的连续性一直存在,而且试图借助西学重新恢复中学之血脉的希望和想像始终没有断绝,所以在“趋新”的背后始终有“依旧”的影子。我很赞成罗志田的一句话,“19世纪的‘西潮’其实已成为20世纪的‘中国’之一部分”,(6页)我需要补充的只是另一句话,“19世纪的‘中国’其实有时也是20世纪‘新潮’的一部分”,文化与思想的传播与交流,有时就像翻译,看上去是用此译彼,实际上有时却是化彼为此。在19世纪中国接受西潮的时候,为了理解,常常不得不翻检自己原有的思想资源去对译和解释,于是在这时既有个首次理解西洋新知的想象,也有个重新诠释中国旧学的现象。就像西洋人编英汉词典把“calendar(日历)”翻译成“皇历”、“通胜”,把“newspaper(报纸)”翻译成“京钞”、“邸报”,把“attorney(律师)”翻译成“写呈子的”一样,中国人也会把“科学”解读成格致,把“逻辑”想像成因明,把“民主”想像成“民为贵”。在这种重新诠释中,西洋知识进来了,但是古典知识也进去了。我总觉得,如果在时间上再向上追溯一些,这种新旧杂陈的思想现象会看得更清楚,把外来的冲击和内在的变化合而观之,这种思想资源互相纠缠的知识变化也会描述得更明白。好在现在对于所谓“近代”一词的看法已经不必那么一致了,政治史中的1841年也不必定是大限了,特别是文化史更不必依傍这种政治史的年表了。政治上的新旧不会因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划然两分,文化史的新旧纠缠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书的副标题是“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罗志田显然也希望在关于“新”与“旧”的权势转移讨论中,把学术、思想与社会史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近来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趋势。不过,并不是说追踪这种趋势便可以功德圆满,其实如何把思想、社会和学术这三者复杂的互动关系清晰而且合理地建构起来,常常因为运思的深浅大有不同。在罗志田此书中,关于社会史方面,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关于“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社群”和“边缘知识分子”的论述。他指出“由于科举制废除而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缺乏,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社群的崛起客观上促进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日益边缘化,而身处城乡之间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则相当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性的社会变动”。(10—11页)因此,在通常以“政统”与“道统”、“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为二元对立的社会分析架构中,夹进了一个中间层。而且事后看来,这个中间层又恰恰“由边缘而中心”,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与学术变动中进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无疑促进了对近现代史复杂性理解的深入。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罗志田在《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中对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以后的社会分析,虽然受到中心与边缘的理论以及余英时关于知识分子边缘化论述的影响,但是,由于他更细致地分析了由于城市与乡村的教育差别、内地与沿海的知识差别、旧的传统的上升途径的崩溃和新的上升渠道尚未建立、新知与旧学的藕断丝连,以及新身份与旧职责的矛盾等等因素,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士”在向“知识分子”蜕变过程中不仅分化,而且开始失去了“四民之首”的意义,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身已新而心尚旧”的精英分子“与其他社群的疏离”,(206页)可是,这些本处“边缘”的其他社群(商人与军人)以及边缘知识分子(处于城乡之间的)在这种社会变动中的上升,对于后来中国恰恰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想,区分出这一阶层的面向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这就像过去对于近代中国的结构分析中在“国家”与“民众”格局中加上“士绅”阶层,以及晚近在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在“公”、“私”之间加上“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一样。在近代思想与学术史分析框架中由于有了这一“边缘知识分子”的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可以有一个更合理更深刻的解释。比如,尽管精英以为自己在面对大众,但是实际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才是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听众和追随者”,(229页)这些知识分子有时候成了权势转移的重心,“受过一些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倾斜”,(232页)于是,“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上层知识分子反向边缘知识分子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235页)最后,这种权势重心的转移,也在一些人心中建构了一种想像中的知识分子道路,“精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240页)这是相当精彩而且相当有启发性的思路,尽管,这种思路尚需要更多的文献来填充和证实。

不过,作者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思想和学术史上,而这种思想与学术史又集中在士大夫或者说是知识分子身上,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从我个人的阅读兴趣而言,我总是希望关于近代社会中新与旧的讨论视野可以拓得更广一些。因为,当中国被抛掷到“全球背景”并在其中处于一个相对较弱势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又被始终自以为处于天下中心的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一致醒悟以后,这些“新”与“旧”的复杂关系就几乎在所有社会生活中都表现出来。当年,陈旭麓曾经有一篇《辨“夷”、“洋”》的文章考证说,“洋、夷二词的正式交接点,则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也许,官方政治历史转换可以有这样一个日子作为象征分开“新”、“旧”,但是,社会生活史中的“新”即欧风美雨,却仿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旧”也就是传统的有体有用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并不像“雪狮子向火,一下子化去了”。只有描述出“新”与“旧”的交接交替,在社会生活中各种方面各种角落的逐渐呈现,才能显示出这一变化的复杂性,也才能胜任这种复杂思想变化的社会史背景。罗志田曾经用了刘大鹏这么一个不在中心的普通士大夫的日记,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这种变迁不仅发生在士大夫或精英知识分子身上,也不止是发生在罗书所说的边缘知识分子身上,甚至不仅发生在心态上,而且发生在生活中,还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寻找它的诠释背景,因此,研究者还可以把社会史视野放得更宽。张灏曾经指出,报纸杂志、新式学校以及学会这类新的制度性传播媒介,在1895—1920年间的兴起,是思想史相当重要的背景。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学者在研究书局、报纸、学校,一旦这些研究的结果可以勾勒一幅近代社会生活的图景,那么关于知识阶层中的“新”与“旧”的转换就有了更清晰的背景,这就像透明玻璃的背面需要一层膜才能成为镜子一样。同时,还有人在提倡语言的研究,任何思想的表达都需要语言文字,而近代语言中的“士”与“洋”、“白话”与“文言”、新词与旧语之间的交替和互换,“典雅”的没落和“俚俗”的上升,不仅象征着表达方式的变化,而且象征着身份文化与社会符码的嬗变。它也属于这种“新”与“旧”转换的背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词汇史中关键词的思想史问题,也有人研究西洋、东洋和中国的语言接触。当然,社会生活史的面向绝不止这些,在知识群体活动的中心如学校、报纸、书局之外,在表达思想的语言文字之外,还有民众生活的各个角落,近年来,我一直相当关注例如历书、年画、广告、通俗戏文、小曲、地图以及城市空间变化等等过去不常被研究者看重的边缘史料和边缘领域,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或许是东西方的共识。也许,这里有学术风气的变化,据说,去年(1999)获得大奖的约翰·道尔(John W. Dower),在他的获奖历史著作《接受失败:二战结束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中,就使用了大量日本学术的、档案的及流行文化的材料,如歌曲、杂志、广告,尤其是日本的卡通画。前面我说过,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有令人羡慕的广阔空间,这里所谓的空间,包括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了可以通过这些资料复原的社会生活,也包括了由于这些具有现场感的社会生活场景的复原而带来的真切体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这种视野被拓展得更宽的时候,也许我们还可以发现,新与旧的复杂纠葛,还发生在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知识阶层与民众、思想世界与社会生活、官方与民间之间。所以,如果能够把思路和视野更放宽些,那么这种“新”与“旧”的变迁史,可能更有意思,也更具有复杂性和立体感。

三

在讨论思想文化在近代的屈折时,当然要关心诸如经学、史学之类的学术史问题,在社会史之外,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也需要重新建立一个诠释关系,因为知识变化常常是思想异动的发生背景和支持资源。

随意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的思想史习惯于依照某种政治史理路描述19世纪思想变化时,虽然也大多谈论今文经学中注重微言大义的新取向,但似乎很少关心以历史考据文献诠释为中心的旧学问,可是,据说在乾嘉时代曾经席卷士人的考据学,何以一下子就变成旧学而被新知取代呢?这种新、旧切开的历史叙述,以致于从乾嘉到道咸以后,无论是学术还是思想史,似乎总有些接不上榫连不上线。其实,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一直到光绪年间,通过越来越追求知识性和普遍性的考据学方式,一些看似旧学的学者使旧学越来越开放了它的诠释边界,以致于旧学渐渐离开了传统。不仅嘉庆时期的阮元、凌廷堪、焦循、李锐等等,用“礼”和“数”取代绝对和超越的“天理”,试图重新解释社会与自然,已经显露了一些我们现在说的“现代性”(modernity)征兆,即使像后来的王先谦、叶德辉、杨守敬、罗振玉等等也都是这样,在他们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思路中,已经有相当多很“现代”的东西。对于现代思想的学术渊源,不止要追溯到今文学,也要追溯到考据学。清代考据学的意义在于使一种以音韵、文字、训诂为中心的诠释经典的研究方法,成为经典之学的主要方法。这使经学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又由于天文、历法、算术等学问的被重视,西洋新知也逐渐转手进入旧学问,使得一些学者试图重新建立知识基础。靠这种新的诠释和方法,清代学术开始走出了宋代以来学者对于经典诠释方式的旧途径。为了解释的确凿性和知识的全面性,19世纪下半叶,人们不惜引入相当多的新知识,包括来自西洋的,比如关于天文历算的新知识,关于世界地理的新知识,关于自然现象解释的新知识。这种新知识在旧系统中膨胀,首先突破注疏的边界,质疑着注疏的确凿性,接着瓦解了经典文本的权威性,最终撑破原有的经学界限,导致经典权威性的瓦解。这里的意义相当深远,这不仅是学术史中的“旧”中有“新”,恐怕也影响着思想史中的除“旧”布“新”。

罗志田在该书的后两篇中讨论了民国考据史学的渊源,连同最近我刚刚看到的他的新作《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从历史记忆看陈寅恪与乾嘉考据的关系》、《乾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罗志田一直在为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做“学术史的寻根”。他认为,“近代中国不论思想或社会,都呈现一种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302页)所以也要“从学术演变的内外理路探讨经学从学术中心到边缘而史学从边缘到中心这样一个易位的过程”。(305页)在这里,他是把经学和史学分开处理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就清代的大部分时间言,考据分经学、史学两系统大致可成立”。我理解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中国史学的独立于经学,虽然早就有人主张……但似乎尚未形成一个达到‘约定俗成’程度的共识”,“经史两学真正取得基本平等的地位,大概还是在近代西湖冲击下经学因不能‘致用’而大大衰落之后”,(309页)而史学则因承担了“道德提升的责任”而兴盛。于是,这里的变化就可以被理解为经学与史学在近代思想学术中产生的中心与边缘的互换。大体上,如此理解当然也没有问题,不过,从追求叙述历史复杂性和考察学术史内在理路而言,我想提出的是,这种思路是否有些忽略经学内部本身的变化,而把经、史之间这种历史建构的界限当成划分畛域的真实鸿沟?

其实,经学的成立是由于在传统中国垄断了真理,并占据了学术与思想的制高点的缘故,并不是像史学一样。史学本身就具有类似现代学科的清晰边界,所以,无论从起源的历史角度还是从后设的学科观点看,经学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在传统知识世界分类表中被历史建构起来并凌驾于其他学问之上的学问,所以它本身也就包含有历史学的内容,正如章学诚说的“六经皆史”。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种经典之学开始真正出现裂缝,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两方面的学者在对传统与现实的双重焦虑和紧张中,都在对经典重新进行着诠释,试图重新发掘属于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来回应日益涌入的新知。但是,这种源于“全球背景”中的焦虑和紧张的诠释,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使古代中国的经典之学发生了一个根本的逆转。一方面,对现实的思考在不断地瓦解传统经典的边界,他们把心中所想所思屙入经典的解释,并依靠着经典的名义建立当下的权威话语,却在表面上把经典当成包治百病的“圣经”,出现了类似“原教旨”而实际是“六经注我”的政治诠释;另一方面,无论是所谓今文还是古文,为了确立经典的权威必须经过真伪辨证和历史溯源,为了诠释经典的真实性,又必须引入种种新知来求得解释的可靠性,在追求确凿性的名义下不断引入新知,比如新的天文、地理、名物以及历史知识,这些新知在证明知识的真实性的同时,瓦解了经典的神圣性,于是,在追求真实的驱动下,人们开始把经典当做历史文献,把经学渐渐变成了历史叙述。

正是因为这种经学的双重转化,引起了后来知识与思想的剧变,也使传统的经学向现代学科体制中的文学、史学和哲学转化与分化。特别是,当承担着知识传播和延续的教学中,也遵循着西洋分类法把经学革出体制,当做为知识分类的图书分类法,不再把经学当做独立门类而把它肢解为文、史、哲,更导致了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在近代的衰落,这当然是后话。不过,从当时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状况看,经学的这种变化的意义远远要超出具体的古典知识解释范围。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经学本来就是古代中国的主流学问,在以五经、九经、十三经以及四书为文本,用传统的经典注疏与考证方式来表现知识,并以官方确定的解释方式和叙述方式来阐述思想的时代,经典的解释有看似朦胧实则清晰的边界。这种知识支持的是一种关于“秩序”的思想,任何越出这种边界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可是,在今文经学那里,一方面,当庄存与以后的今文经学家不断把经典神圣化为“微言大义”时,经学的权威性就从文本挪移到了注释,其真理性就从经典本身转移到了诠释者的诠释,经典被当成了供奉的对象,实际上被悬置在一旁;另一方面,当今文经学需要凸显今文经典的权威性,用证据来证明它为真而另外一些经典为伪的时候,历史考据学就从后门又悄悄地溜进来充当了主角,后来经由康有为而到“古史辨”的思路,大致上就是这样来的。而在古文经学(这里权且用古文经学这个词来表示乾嘉主流经典考据学)那里,一方面,原来注释、疏证、考辨的传统本来就是在历史学中追求真实;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苦苦求真的经典考据之学,恰恰在不断地引入新思与新知,像来自西洋的天文、历法、算学知识,就在不断地挑战类似《尧典》、《夏小正》、《月令》等经典中那些古老的简略的天象描述和历法知识,来自西洋的地理和民族新知,也在不断瓦解类似《禹贡》、《周礼》等经典中关于“天下”与“邦国”的想像。当人们只能承认这些新知的确凿,并把它们也纳入经典解释甚至用以修正经典的时候,便使经学越来越转向史学。本来,经学的权威性来自它对于“真理”的垄断,史学的权威性却来自它对于“真实”的追求,然而当经学在不知不觉中转向史学的时候,“真理”在“真实”的检验下不断露出不能自圆其说的破绽,而“真实”却在不断地开放着知识的边界,因为“真理”有排他性而“真实”却欢迎所有的新知旧识。

“泰西之人接踵于中土,此虞夏商周汉晋唐宋四千年余年来所未有也”,西洋人进来了,也带来了新知,这种新知与旧识交错纠缠的时代,学术演变是相当复杂的。我想,在罗志田所陈述的经史之学中心与边缘互相易位的变化之外,经学即“中心”本身也在发生着急剧的位置挪移。这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学术史的一条线索,而且可能是相当重要的线索。因为正如罗志田说的,“史学虽然基本是儒林之人所治的学问,但在传统中国仍未能达到与经学平等并立的地位”,(309页)而经学在士大夫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它的任何变化,其意义都超出了单纯知识史的范畴,而成为思想史上相当重要的内容。忽略发生在经学中的这种“内在的演进”似乎未免遗憾。

四

从克拉克(Edward A. Kracke)所说的“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到“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中国的社会、思想与学术从自成一体,到“向西走”,确实是思想史上重大的转折。我很赞同罗志田的一个判断,这种变化就是“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因而中国失去了重心。我以为,中国思想、社会与学术这种根本的转折如果有一个象征性的时间界碑的话,并不是鸦片战争,而是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

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订,大概是近代思想史上最刺激中国人心灵的一件事情。还未签订这一条约的时候,关于是否割让台湾的事情已经沸沸扬扬。翁同龢在皇帝面前,与大臣们争得激动万分,以致于“大龃龉”,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这桩后来让人们想起来就辛酸的“胯下之辱”。马关条约签字的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话,说“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可复问?惨哉”。又过了一天,唐景崧从台北来电,对郑氏说,台湾“一旦授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铸此大错,曷胜痛哭”。这种天崩地陷的感觉并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就在这两天,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国无以为国,谋国者之肉,其足食哉。”而就在这时,一直在皇帝身边的翁同龢恰好把陈炽的《庸言》和汤震的《危言》进呈给皇帝,但是,似乎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也觉得这只是扬汤止沸。连皇帝也意识到了这种形势的严峻和残酷,尽管在公开的文书中,对主张“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的人说一些“兼权审处”的话,但在私下里说到台湾,也愤然道:“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那时,似乎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那一年里都被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所笼罩。

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大约是中国人从来不曾有过的,不要说一直激烈要求变革的人,就连今天被视为“保守”的那些官员与知识人,在那种情势下,心灵受到的震撼,也是今天的人很难体会到的。

我总觉得,“心情”虽然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也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在那种心情中,再保守的人也都希望变化自强,也许,只是自强的思路与激进的人不同而已,因此有了普遍趋新大势中的相对“新”与相对“旧”。在这种情势之下,“自强”成了中国人不言而喻的共识,“从新”成了中国人现代常有的冲动。可是,在这一思想的背后,有两种观念已经悄悄地成了近代中国人思考的基础,一个是普遍的世界观念,人们开始相信,人类必然向一个类似于西方列强的方向发展;一个个别的民族观念,只有国家的强大,才能够与列国一同存在于世界的现代秩序内。这两种观念纠缠在一起,建构了后来中国矛盾而复杂的思想、社会与学术史。也就在这一年,严复译好了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他还没有拿出去印,却已经不胫而走,陕西味经售书处抢先把它拿去印刷出版,很快就风行一时。特别是一开头的“物竞”、“天择”两词,给处在1895年那种难言心境中的中国人,增加了几分紧张,几分焦虑;而结尾处的“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谶言。而在这之后,就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

我觉得中国思想文化的真正“进入近代”,大约要以这几年作为象征性的年代。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把1895年算成是思想、社会与学术史的近代起点,因为,直到这一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并签了马关条约,看世界的心情才真的大变,天朝大国的架子才真正放下,认真地省视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知识阶层思想与学术的主流才真正地挪移到了一个“新”的思路上,后来才有了戊戌变法的巨变。这只是我的臆测,不过,我以为大概这也是罗志田的想法。罗书中相当多的论证和叙述,都隐含了这一判断,比如82页、83页、120页多次指出,“中国近代明确的新旧之分,即‘新党’、‘旧党’等群体认同词汇的频繁出现,大约即在戊戌变法前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全国性语境中几乎已不存在真正纯粹的守旧派”;115页指出戊戌变法“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象征性事件,变法本身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中国许多事情的确从此而转、因此而变”,等等。由此,我想到的是一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问题,对于所谓“近代”,文化史是否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历史分期象征,而不要依傍政治史的分期?

文章原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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