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梁启超在190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本文以1929年为例,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历史学家关注的领域已经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四裔甚至世界,“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但是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并一直延续至今。
关键词:新史学 1929年 科学 疑古 民族主义 世界主义
小 引
1929年1月19日,在世纪初写了《新史学》,并始终期盼新史学诞生的梁启超在北京逝世。虽然当年梁启超以其健笔几乎横扫了中国思想界,影响过一代人,但经过清末民初的风风雨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似乎已经渐渐从政治中心淡出。因此,在这一天的《民国日报》上,这份官方色彩和党派色彩都很浓的报纸,只发表了一则短短的消息,宣布梁启超的逝世。次日在同一份报纸的《星期评论》副刊第2卷第38期上,又发表了署名德徵的短评《悼梁启超》,似乎为他盖棺定论,说他“少年时活动颇有声色,晚节亦甚好,惟中年颇多疵眚,一误于主义信仰,再误于投降军阀”。
不过,学术界却并不特别看重“主义”和“政见”的是非,对梁启超的去世,仍然相当惊愕和惋惜。《学衡》第67期在卷首刊出了梁氏遗像,下面有籍忠寅的挽诗,用了这样沉重的语句:“彼天本以人为铎,举世相忘水有原,积粪偶然金可没,斯文未信火能燔,沧江千古清无改,不必巫咸下问冤。”同期又转载了《大公报》素痴的文章《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和历史学家缪凤林的文章《悼梁卓如先生》,前一篇特别对梁启超在历史学上的意义做了极高的评价:“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方案,首创于官报及帝谱而外,别创以民族及文化为对象,借国民之照鉴之历史”,就是在肯定他提倡“新史学”的功劳。是年在南京创刊的《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再次发表缪凤林的上述文章,指出梁启超的著作虽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义焉,则其研究以史学为中心是也”,并一一胪列他在国史新观念、政治史、学术史、财政史各个方面的贡献,说他“方面既众,观点亦异,实开史学无数法门”。
“开史学无数法门”,这并不仅仅是梁启超所象征的那一系学者的私下说法。1月20日,胡适、陈寅恪、任鸿隽等一大批学界精英出席了梁氏大敛,“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大多数学术界思想界人的记忆中,并没有忘却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当时执学界牛耳的胡适虽然对他仍有一些非议,如“才高而得不到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但还是在1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其实,胡适关于“成就甚微”的评价,可能有一些并不那么恰当的私心和偏见,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凡是新思想和新方法,似乎大都与梁启超有关,尤其是历史学,尽管他本人所实践的未必是“新”思想和“新”方法,但是身虽旧而心已新,在他的生前身后,各个方面的新的思想方法已经开始出现。毕竟一种新思路和一种新方法,从被意识到被实践,总要有一段过程。就史学而言,如果说梁启超那个时代提出“新”的中国历史学,其实只是在观念上接受西方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话,那么在他去世的这一年前后,也就是1929年前后,真正可以称上“新”的历史学,就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初现端倪了。
1929年:中国历史学界值得注意的几件事情
历史很奇怪,有时候一连多年都很平静或者平庸,但也有时候,大事会集中在一年接踵而来,令人觉得这就该是一个象征的年头。1929年,中国历史学界确实发生了太多值得纪念的事情,仅从1930年年末余逊、容媛所编的《民国十八、九年国内学术界消息》来看,就有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中研院史语所派李济和董作宾到安阳开始科学发掘殷墟、北平图书馆购得西夏文河西大藏经、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贝勒庙北之古城等等,好像很多历史学界的重大变化都出现在这个年代。不过,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看,我更注意的是以下几件并未写在此文中的事情,因为这几件事情,从事后看起来,在史学史上似乎更有象征性。
1929年,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将原来的八组并为三组:历史学(一组)、语言学(二组)、考古及人类学(三组),组长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从此真正开始了史语所相当有效的历史研究。且不说史语所成立和北迁这件事情本身,当时中研院史语所提倡的这种历史研究,就有相当清楚的大理想和大方向。据说,主其事的傅斯年的目的,就是“以历史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傅)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很多年以后,李济《感旧录》里还说到这一点,“当时学术界(对外人文化侵略)普遍存在着‘不满’和‘不服气’的情绪,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只有自己去搜集去研究,直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站在国家学院的地位,把学术界这种情绪导入了正轨”。不过,让我们感到有趣和深思的是,实现“东方学正统”,这种看起来具有相当民族主义色彩的学术理想,却要通过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即西方现代知识方法的途径来实现,其中包括历史学与语言学的结合、确立史科学的中心地位、遵循进化的历史观念等等。这背后隐隐透露出来的是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影响,正像傅斯年本人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所说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同样是在1929年,和傅斯年相当接近的顾颉刚,从广州中山大学转到了北平。傅斯年和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曾经也建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研究所名为“历史语言”或“语言历史”,其实意思是一非二。顾颉刚是传统学问的激烈批评者,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形容那个时代的学术界说:“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自倒了。加以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相,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这其实也是他的自况。这年2月,在为这个新成立的研究所《年报》作序时,他更是意气扬扬地说:“我们这班人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认识”,这个由于西方刺激而引出的学术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在内)和语言文字之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他称这是“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看起来,他和傅斯年的理想相当一致,都要建立近代的历史学,打倒过去的旧史学。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情在学术史上很重要,它也和顾颉刚有关。顾所编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明令禁止发行。这恰好涉及当时新的历史学理念,“疑古”这种充满现代意味的历史学理念,在当时不止是“改革”,其实颇有“革命”的味道,它背靠西方的理性审察中国的传统,有时甚至激烈得连同样处在革命中的人也担心,如果它成了教育青年的教材,是否会瓦解民族认同的历史依据?国民政府禁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初中教科书,就是因为它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作为建设一代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教科书,戴季陶相当严肃地指出,这会“动摇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
这件事情也引起胡适的注意,因为也与他有直接关系。1929年4月1日,胡适的日记中有一份剪自《醒狮周报》第198期的剪报,题为《一件比蒋桂战争还要重要的事》,作者署名“阿斗”,文中说到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教科书,一种是王钟麟编、胡适校的初中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一种是顾颉刚、王钟麒合编,胡适校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这两种书都是在蔡元培长大学院的时代正式经过审定的,最近都由教育部禁止发行,并通令全国不准采用”,原因与顾颉刚等关于古史的讨论有关,尽管顾颉刚因为是教科书的缘故,还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只是说“尧舜揖让的传说,没甚根据”,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是周末学者“托古改制的捏造”,但是,因为山东曹州重华学院学董丛涟珠呈请禁止,得到国务会议的赞成通过。胡适日记中贴的这份剪报说:“戴季陶这一天神色仓皇,一手握着这几本教科书,一手抵在桌上,在会议席上大放厥辞,认定这两部历史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
如果说这是“动摇国本”,那么,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史学界的重要事情,则又好像是在“巩固国本”。年初,何炳松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批评各种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看法。他的结论是:“西洋人自大轻人之心事并亦流露于学术研究之中,殊出吾辈崇拜西学者之意外,而各种新神话之兴起,此或即其主要之原因。吾国学者对于西说,每每不分皂白,活剥生吞,遂至堕入此辈学术界‘帝国主义者’之玄中而不自觉。”何炳松这一结论的主要批评锋芒,与其说是对准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人,还不如说是对准中国自己的历史学界。这件事情的来由和意义,在同一年稍后金兆梓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6卷第24号的《中国人种及文化之由来》一文中说得很清楚。金氏一方面指出,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了蒋观云氏《中国人种考》,但由于蒋怀疑“吾国之旧传说,举一切文明之原始集中于黄帝轩辕氏,疑而不得其解,见法人拉克伯里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遂信其说,以为黄帝者,实来自巴比仑之一酋长,举巴比仑原有之文明,举而措之于中国,故有此顿进之像”,这段话说明了“西来说”的底蕴,其实也是“科学主义”、“进化论”,与“疑古”有关。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何炳松虽然破除这种说法,但是却寄希望于考古学,这也未必尽然,安特生(J. G. Anderson)也是考古学家,但是同样用来证明“西来说”,所以实际上关于“中国文化”的来源问题,并不是科学与考古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解释的问题。
很多年以后(1974年),李璜回忆那个时代的历史研究,还念念不忘那场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争论。他说,那个时代文化西来说曾经挟“一元说”而“甚嚣尘上”,主要的论点就是:“一,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影响于中国的象形文字,二是巴比仑的七星信仰之影响于中国东海齐国的方士五行之说”,其实这两个所谓的证据,在数百年前的欧洲就已经传开了,只是这时又挟西方历史科学之名,加上考古的一些资料,在中国向西转的大潮中,借了西风又“甚嚣尘上”。正是在1929年,中国学术界又重新开始检讨这次“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好像情势逆转,不少学者已经倾向于不赞同这种“中国文化西来”的说法了。
“新史学”:试图成为“科学”及其与西方的“接轨”
这几件事情之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其实透露了中国历史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一种两难状况,桑兵已经看到:“在正统崩坏,中体动摇之下,中国学人陷入文化夹心状态”。什么是历史学界的“正统崩坏、中体动摇”?就是传统中国历史学资料和方法的合理性,已经受到极大的挑战,重新建立的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论述,其真实性不仅要依赖科学的考古学来支持,而且其价值也要依赖西方“科学的史学”的证明。什么是中国学人的“夹心状态”?其实就是这种来自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普遍真理”,往往会瓦解民族历史的根柢和自信,不由得引起中国历史学界中人对于历史研究意义和价值的困惑和疑虑。
不过,正如胡适所说的,这个时候“科学”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词眼,挟“科学”而来的西方历史学思路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话语权力”。这一年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开始出版《史学年报》,第1期的《发刊辞》中就承认中国史学渊源虽早却进步迟缓,因袭多而创作少,“及至今日反落欧西诸国之后”,并大力赞扬西方的历史学已经分门别类成为学科,“史料之分类与审定也,史学理论也,历史哲学也,考古也,类皆议论将定,成为科学”。所谓成为科学的标志,一是分门别类和有确凿证据,二是依照进化理论,可以鉴古知今。这种关于历史学的思路大约已经深入人心。同年5月,新创刊的《成大史学杂志》第1期《发刊辞》是刘掞藜执笔写的,他反复引用何炳松1924年翻译的鲁滨逊(J. H. Robinson)《新史学》的话,对“历史”的意义进行诠释,一而言“过去可以解释吾人之现状及事业”,再而言“现代种种习俗及制度,无一不可以历史解释之”,三而言“史之为物,可以明了吾人之现状”。在同一年的《成大史学杂志》第2期上,他又发表《中国古史答问》,明显地接受了古史辨派关于历史资料的原则和社会史家关于进化的思路,批评以神话当历史的做法,“今余之叙古代政事史迹,惟以《易》、《礼》、《书》、《史记》等取材严谨者为据”,并且要用《白虎通》这样可以论证社会进化“与今日社会学家所言者相符”的材料来重述古史。同一期中,周维权《三皇五帝说源流考略》,也同样一方面承认“今日欲言古史,则当本进化之立场,溯初期之媒孽,而后真相乃可明”,一方面承认“真确证据,有赖于地质学家与古物学家之努力(如殷墟甲骨文之发现是)”。
这也是罗志田所说的“东西学战”的结果。从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以后,西风渐渐压倒东风,中国历史学已经在全面趋“新”转“西”,绝对意义上的固守传统的史学家已经几乎不存在,素来被评为保守的《学衡》杂志,在纪念梁启超的那一期上发表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是把介绍西方思想、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用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作为梁氏最大的三个贡献。既“西”且“新”,可以看出这种最保守的人也追随新潮的大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中,传统中国历史学那种以帝王将相和王朝为中心的循环的兴衰记载,以政治、道德和伦理鉴戒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无论在最激进的还是最保守的学者中,都似乎渐渐被遗弃。20年代以来,在整理国故的旗帜下,把清代考据学的传统悄悄换了一个包装,嫁接为西方的科学方法,东洋和西洋的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更刺激了中国学者中间这种“新”史学的风气。
从这一年历史学家的兴趣重心和研究领域,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学如何努力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对于四裔历史的重视,对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对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偏重,对于考古发现以及其他新材料的发掘,这些本来都是现代东洋和西洋汉学的风气,到了1929年却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共同取向。我们不妨看看这一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学家研究的兴趣和几个著名杂志发表论文的领域。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的陈寅恪在进行《蒙古源流考》的研究,徐中舒写了他最著名的论文《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赵光彦在搜集唐代以来的壁画和造像资料,容庚则在进行《古器物编目》。第二组的赵元任则在进行谣歌和两广方言的整理,忙里偷闲,他还撰定了严氏国际音标,翻译了高本汉关于上古音的一篇文章。罗常培则写出了相当著名的《耶稣会士在中国音韵学上之贡献》,史禄国撰写了《猡猡方言研究》,李方桂则在海南进行五指山黎人方音的调查。第三组集中在安阳考古,9月编定第一期发掘报告以后,又继续第二期发掘,若不是河南省政府的阻挠,成果可能会更大。不过,11月,由于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保护,发掘重新进行,同时,李济已经对安阳出土的陶片和器物进行了研究,董作宾则编成了商代卜法之推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一年,李家瑞整理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百本堂旧钞北平唱本80多捆,得2000多种,分了25类。而更加工程浩大的是对明清档案的整理,这一年听从陈寅恪等人的建议,把8000麻袋档案重新收购回来,9月由徐中舒等人把存在天津的一半运回北平,傅斯年亲自监督,立即开始了清理和登录,10月整理了214麻袋、76席包,11月整理了500麻袋,12月又整理了468麻袋,陆续发现了《崇祯年间兵部题行稿》、《清初揭帖》、《摄政王吉儿哈郎入关奏表》、《朝鲜与金国重申盟誓书》、《钞本建文帝实录》等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是在1929年前后,中央研究院还给陈垣出版了《敦煌劫余录》,同时,故宫博物院也出版了史料性的《筹办夷务始末》、《文献丛刊》、《史料旬刊》。
科学地整理史料,可能是最容易最方便将旧历史学方法转移到新历史学方法上来的一个领域,王汎森曾经说到20年代傅斯年、顾颉刚、胡适、李济这一代历史学家在史料拓宽上的努力,而且具体地说到了明清档案、殷墟发掘,指出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已经表达了对“经”的质疑,认为清儒全力治经,“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跳不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去”。1928年,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又批评清人说那三百年的学术,只是“纸上的学问,纸上的功夫”,“最大的成绩,不过是两大部《皇清经解》而已”。傅斯年也一再指出,虽然清儒治经的方法已经是旧学中“最可信最有条理”,但“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1928年底,何炳松完成了《通史新义》,这部以法国历史学家瑟诺博司(C. Seignobos)的史学观念为基础的历史理论著作,在一开始也用了10章的篇幅,大谈从西洋史学经验中挪借来的史料考证和排比的科学方法。可以说,到1929年,发现新史料,突破旧藩篱,成了历史学由“旧”向“新”的一个标志,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显示了那个时代历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方向。
对于历史论题选择方向的转变,也是很容易很方便地把旧史学转移到新史学方法上来的另一个重要方向。这一年的历史论文选题,同样表现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兴趣和新取向,除了前面我们看到的史语所的各项研究,后面我们将要讲到的社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风气之外,受到东洋和西洋的汉学界影响,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对于四裔历史、中外关系、生活、文化、经济史等传统史学并不很发达的领域,以及甲骨、敦煌文书、俗文学史料等等新的历史资料,都有异常浓厚的研究兴致。举一些例子,像1929年南京中国史学会所编《史学杂志》第1卷发表的论文中,讨论中日关系史的6篇,讨论都市、社会和生活史的4篇,讨论四裔历史地理的3篇,讨论经济史的4篇,占了大半篇幅的论文是在传统历史学并不熟悉的领域。1929年由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辑《史学年报》第1期,则发表了张星烺《中世纪泉州状况》、瞿兑之《以日本平安京证唐代西京之规制》、次弓《两汉之胡风》、李崇惠《石达开日记之研究》、徐琚清《北边长城考》等等,传统中国王朝政治史已经处于很边缘的位置。1929年末出版的《燕京学报》的第6期,则发表了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陈垣《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和李俨的《筹算制度考》等等,历史学研究的风气和兴趣很明显地在转向。特别是在这一年的年末,胡适用他从巴黎抄回的敦煌资料,撰写了《荷泽大师神会传》,编成《神会遗集》(卷一神会语录,卷二南宗定是非论,卷三南宗定是非论之余,卷四顿悟无生般若颂),并作跋语4500字,真正开创了运用敦煌新史料质疑现存历史叙述,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数。
这种转向当然明显地受到域外汉学的影响。王国维和梁启超相继去世后,清华学校研究院在1929年出版了《国学论丛》第2卷第1号,除了独撑研究院的陈寅恪在上面发表《元代汉人译名考》外,研究院学生刘节则接着法国的沙畹发表了《好太王碑考释》,戴家祥翻译了日本人新城新藏的《周初之年代》,而吴其昌则对新城氏的考证提出质疑和商兑,写了《新城博士〈周初之年代〉商兑》。《学衡》连续发表张荫麟和梁敬钊翻译德效骞《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哲学之无系统之故》、《论古代中国理论学上之权力与自由之冲突》。也是在这一年,冯承钧翻译了瑞典B. Karlgren的《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6卷第5号,而法国学者葛兰言《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那种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方法,也已经在这一年由李璜传达到中国。直到40年代,杨堃在《葛兰言研究导论》中还说,葛兰言《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的绪论中所提出的方法,是“他向整个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就连并不特别专门和学术的《清华周刊》,这一年也发表有国安《利玛窦来华之前后》和羽田亨撰、钱稻孙译《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考论》这样关注中外交通的论文,东洋和西洋学术界的话题也成了中国学界的话题,随着话题的互相接近,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在趋向一致。黄孝可《一九二九年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中就特别引用石田干之助《支那学の展望》关于八大类新资料的说法,并指出日本“史学家大抵以清朝三百年之考据学为基础,而参用欧美式之科学的研究法,加以前人未睹之新资料相继发现,益助斯学之进步”。《史学杂志》第1卷第2期也刊登缪凤林专门撰写的《敦煌出土古经录未著录之〈比丘尼戒本〉》,介绍日本大谷大学所藏的新资料,并翻译了松本文三郎关于此卷的长篇跋文。
总之,在历史研究中,特别重视考古发现的证据,多种语言的对比,边缘资料的使用;在历史视野中,关注四裔历史,重视社会科学的方法,极力将语言学与历史学联结,并试图与国际学术界讨论同样的话题,这一“新”风气、“新”方法,挟“科学”之名义,借“西学”之影响,开始在中国学界普及,中国与东洋西洋的历史研究似乎有了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
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
可是,历史学的手段和目的、方法与意义之间常常有冲突,历史学尤其是本国历史学总是有重建民族历史和国家认同的目的和意义,1902年梁启超在写《新史学》的时候,就希望以“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启发“爱国之心”和“合群之力”,这一历史学思想很快就在知识界引起震荡,“提醒人们去思考‘什么是历史’这一根本问题”。在此后的若干年中,把历史学看成是重建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成了相当普遍的共识。虽然,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历史学家的目光聚焦在历史学的科学取向上面,而历史学的这一科学取向在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提倡下,成了建设“新”史学的中心,但是,这种关于历史学意义和价值的民族主义思考始终没有湮灭。在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中国,尤其是在国共分裂、军阀大战似乎有望结束的时候,很多人期待着一个统一的新中国从积贫积弱中挣扎出来,确立中国在万国之林中的位置。于是,在普遍的西风压倒东风的时候,历史学界重新涌动起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潮流,这种情绪不仅促使历史学在古史价值判断上的一些转变,也刺激了中国历史学家对于西方人在中国史方面笼罩性的理论、方法、思路和言说的不满心情。因此,即使是在纯粹学术方面,那种普遍西转的大势中,隐隐也可以看到“自立”取向的滋生。
1928年冬天,胡朴安发起创建中国学会,以“研究中国学术,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他把历史学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致函多位学者,说“我们研究中国学术,完全是研究中国整个的民族。因为我们民族的思想行为,悉由历史之习惯养成。一切学术,皆为历史”。但是,在普遍的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形下,他很不愿意看到历史学的西方化,又不能公然反对看上去很正确的西方历史学理论,所以他说:“中国学术的系统与世界学术的系统完全不同,直是无从比较,既是不能比较,所谓好不好者,简直是一句含糊的话”。这背后似乎也是为了“中国学术”可以在“世界学术”中间自立,所以,他反复强调说,学术是民族的精神,必须使世界知道,中国有中国的特殊的学术。这种观点和立场受到胡适的反对,胡适不能认同“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他不赞成胡朴安草拟的第一条章程,即“研究中国学术,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而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但是,胡适的看法未必代表最大多数的历史学家,相反,胡朴安这种看上去很正义的民族主义学术立场,却得到很多人的支持。1929年初,很多人给他回信,其中,愿意参与发起的人中,有丁福保、王云五、王伯祥、吴稚晖、吴承仕、朱师辙、吕思勉、何炳松、柳诒徵、陈乃乾、孙人和等等,几乎包括了除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一系以外,所有学界的重要人物。
即使是胡适一系的学者,在西风压倒东风的紧张中也不能不产生焦虑,对于民族历史与传统,或维护或重建,总是天经地义地成为历史学家的天职。近代性与国族主义,科学与历史之间,其实一直是有冲突的,也许有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明确的意识,但是凡已有意识的历史学家总会感觉到紧张和焦虑,处在两难境地,就连后人对他们的评价,也相当难以措辞。前面曾经提到关于古代三皇五帝说是否应当在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那场激烈争论,这涉及对顾颉刚与古史辨思潮的评价问题,虽然很多人曾把顾颉刚的疑古思潮渊源上溯晚清今文学派,但从根本上来说,顾氏所代表的疑古倾向,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是来自西方“科学的”历史学方法,没有“科学”二字的支持,在现代中国学术中它是不能立足的,这一点顾颉刚也不否认。但是,这种符合西方普遍科学方法的“疑古”,尽管有“拿证据来”的有力支持,它对于中国传统与历史却具有相当强烈的杀伤力,正像顾氏自己所说的,第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第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第四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种历史观念在学术上可能廓清了古史上笼罩的浓雾,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它也可能瓦解近代中国重建民族国家时所需要的历历史认同资源,没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没有了对古代历史和祖先的认同和敬仰,民族就失去了认同基础,正如芭芭拉·塔克曼(Babara W. Tuchman)所说:“一个民族为了觉得自己是国家,不但必须有独立和领土,并且还要有历史”,没有历史的也要创造出历史,只有传说的要提升和解释为历史,有历史的更是要确认和凸显这些历史,有了这种“历史”,才有民族国家互相认同的基础。现代学者对于晚清至民国间黄帝传说和国学观念的研究,也证明这种虚构的象征背后,有着再造民族国家认同的意义,而历史研究的某种价值和意义也恰恰在此。也许正是这一隐含的原因,不仅戴季陶等人对顾氏教科书有非议,就连与顾颉刚一直同路,坚持“科学”立场的胡适和傅斯年,也都在那个时代渐渐与激烈的“疑古”分手。
这一年3月,顾颉刚去上海访问胡适,在听到胡适的一番话后颇为惊讶,后来他回忆说:“那时胡适是上海公学的校长,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这是什么原因?据王汎森的研究,胡适的文史观念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很大,是傅斯年的影响使胡适经历了“由一个拆解上古史,到重建上古史的过程……促成胡适改变商是新石器时代、孔子‘说假’等观点的,主要是傅斯年的古史观,以及史语所殷墟发掘的结果”。而傅斯年从1926年回国以后,“一旦进入史学领域,即与顾分道扬镳,走他自己的路”,并在《战国子家叙论》、《史记研究》等讲义和《性命古训辨证》等著作中,一再指出中国上古史料很少,应当充分尊重,“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据此烬余,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所以,“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胡适可能就在傅氏的这一思考中开始从“疑古”转向“信古”,并在后来写了重新评价儒家的论文。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傅斯年和胡适“从疑古到重建”的转向,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现存古史料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预设的转变,可是,如果追问下去的话,对于古代史料的态度变化仅仅是一个关于史料证据的问题么?恐怕不是。同样需要提到的是,在这种转向的同时,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即古代中国思想史是否应当按照西洋哲学史模式来叙述,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呈现出中国传统历史特殊性与西方近代科学普遍性之间的冲突。过去,和怀疑古代中国历史叙述的疑古思潮同步,在古代中国思想的重新评价上,是把中国古代思想按照西方哲学的论述一一挑选、排列出来,写成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胡适过去就是这样做的,冯友兰后来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一些人对中国古代思想的重新认识和描述,就是用西洋的名词术语作标准尺码来截短续长的,比如说老子是“无政府主义”,孔子是“改良主义”,孟子是“改进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荀子是“改进的温情的社会主义”,墨子是“原始共产主义”等等,特别是用西方的“哲学”的本体、认识论方式来切割和描述中国古代思想,更显得是圆枘方凿。傅斯年对这种按照西洋方式来排列中国思想的路线相当不满,他对西洋哲学有很多不敬的话是人们很熟悉的,比如傅斯年认为西方“哲学”和“科学”接近,是用“一样的方法”,但是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而且,他还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庆幸我们民族有“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也许这种想法也传染给了胡适,在1929年6月3日日记的手稿本中,他就说道:“哲学的根本取消……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而近三十年后的195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台北版序言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在1929年写《中古思想史》的时候,已经“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可以作为佐证的是,这一年的6月3日,胡适在大同大学讲“哲学的将来”,指出“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过去的哲学学派只可在人类知识史与思想史上占一个位置,如此而已”。在胡适事先写好的文字中,有对哲学和哲学史的怀疑,特别是第二部分,他对古代知识可以列入哲学而现代科学不列入哲学深表怀疑,这其实已经涉及“哲学”之现代学科弊病,而在结论部分,胡适说:“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hypothesis)”。他似乎已经把哲学看成是与科学对立的“玄学”了。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立场转变。为历史学寻找更多的新证据,守护传统历史文献的价值,这是重建中国历史学并与西洋历史学划清边界,把叙述古代中国思想和历史的语言概念,回归到中国固有的知识和历史资源中的基础,这也是重建学问凸显“中国”色彩以立足于世界万国历史之林的前提,这两方面的变化其实可能有一个共同背景就是“重建”,而“重建”却背负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汉族和中国“寻根”。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使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学术民族主义”心情和倾向。
我们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前面提到“中国文化西来说”,这种说法除了欧美学者提倡外,日本的小川琢治也写了《东亚文化的源流》,认为在金石时代,三代人是相继从中亚移民过来的,原因是中亚雨量少,生活不安定。另一位日本学者向井章翻译了安利马斯比罗《支那文明的始源》,也认为中国文明发源于地中海。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在20世纪初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况下,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蒋观云,一直到顾杨生、陈斛玄等等都曾经支持过这种说法,但是,在这种看似纯粹的历史学问题背后,又有一些关于“认同”的大问题和“自信”的大关节,在中国处于西方强势压迫下,说明文化的一元起源,有时候可以支持“民族平等”和促进“平等待我”。但是,在后起的民族急于证明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可能又需要重新书写历史,证明自己的传统悠久和精神独立。那种相当伤害中国自尊的历史考据,无论有无坚实证据,在那个民族情绪相当高涨的时代,常常会立即引起中国学者的批评,除了前面提到的何炳松、金兆梓外,缪赞虞撰写了《中国民族西来辩》,蒙文通也发表了相当重要的论文《中国开化始于东方考》。蒙文通的文章特别指出:“近二百年欧美学者为中国民族西来说,中国文化西元论,于是我国学者亦多穿凿史乘以附会之……一若西元之说已成定论。然文通窃有疑焉……吾友缪君赞虞作《中国民族西来辩》以折西来之说,而文通为此篇以明中国文化为我东方所自创,一破一立,相待相济”。
历史学并不完全像一种“无国界”的普遍性科学,现代历史学正好处在民族国家重新界定和重新建构时代,历史学不是在破坏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像,就是在建构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像,特别是当研究对象是一个关于民族起源和文化来源的神话的时候,尤其如此,按照当时的认识,它是一个“公共的信仰”,也是一个“认同的基础”。几年后,丁文江发表《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一文,曾经这样阐发历史学、语言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意义:“中国的不容易统一,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公共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要建筑在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上,历史与考古是研究我们民族的过去,语言人种及其他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我们民族的现在,把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都研究明白了,我们方能够认识自己”。他的结论是:“用科学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才可造成新信仰的基础”。但是,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有时候,“科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不要说中国民族起源和文化来源的大问题,就是在某个人物和某种思想的来历上面,考据背后也夹杂了民族、国家和历史的情感在内。像1928年,胡怀琛在《东方杂志》第25卷第8期发表文章,论证墨翟为印度人,引起了1929年的一场充满感情的讨论,很多人进行辩难和维护。方授楚在《知难》第78期发表文章反驳胡怀琛,胡适在日记中引用方的文章,斥责胡怀琛“其论甚谬”,称赞方授楚“其言甚有理”、“此论最痛快”,更在10月25日的日记中,再次批驳胡怀琛新的论文。显然,历史的考证和想像背后,其实并不只是历史研究是否符合科学的问题,问题和结论后面常常有另外的意思,在这一年出版的《清华周刊》第32卷第3期上,吴干发表《中国之民族问题》,目的就在于用科学的考证和分析,“明汉族血统混合之详情,如是则或可悉我辈非纯洁之黄帝子孙也。”而《南洋研究》第2卷第5号上林叠方发表了《大国民的使命》,却援引邹衍的大九洲说,并认定“这话断不能凭空讲得出的”,进而引申出“我们的祖先是曾见过地中海、黑海、里海、咸海的,也许见过印度洋、大西洋的,要之,我们先人是一种伟大的移民,是最早的移民”。林氏在做了一番研究后,大发议论,说“有色人种,同受蹂躏”,“不义有三,辱国为大”,指出必须卧薪尝胆,枕戈待旦,因为“大同世运去今尚遥,须唤起国族团结,将千百兆人心打成一片,我们的祖宗是世界最伟大的移民”。历史研究的背后,原来还有作为民族动员和民族认同的深意,无怪乎对“西来说”有这样一致的讨伐。
这一年的1月,就在梁启超逝世消息发布的那一天,《民国日报》开始连载胡汉民的长篇报告《有民族主义才可以讲世界主义》,好像在凸显世界一体向近代化转变中的民族自主性问题,这很有象征性。
1929年以后:“中国”的“新史学”的多种可能性趋向
从《新史学》于1902年问世以后的二三十年里,胡适、傅斯年所关注的“如何研究历史”问题,已经刺激了历史学转向史料学的科学化倾向。但是,梁启超《新史学》中提出“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即建立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意思,虽然出现更早,也在数十年里曾经引起过激烈争论,却未能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真正发扬,也许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里,历史学界是“启蒙”压倒“救亡”罢。
可是,在1929年前后历史学界的情况却有了变化。这里举两个很小的例子。1929年11月8日,培心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发表《几件关于学术的事》,指出:“民族之生存实以学术独立为其基础,数十年来,中国在学术方面完全过借贷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己的学术,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近年民族运动高涨,学术亦受其影响,而向独立之途走去,这的确是中华民族前途之一线曙光”。10天以后,有一个署名“豫”的人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发展研究院意见》,其中也说道:“学术独立即一民族之学术自己发展,不仰给他一民族之谓也。夫一民族欲图在世界上生存,必欲其民族性先存,学术乃民族性之骨髓也,学术不独立,民族虽生存,亦必失其生存之意义也”。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反抗专制政治制度的时候,学术独立的“独立”二字,常常是针对“政治”而言,“独立”意味着确立政治之外的评价标准,以“科学”标准作学术惟一的评价尺度。而在这个时代,学术独立的“独立”二字,其意味似乎已经开始转向,学术的“独立”好像与“民族”二字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时代的中国学术界确实有一种让“科学”说中国话的理想,1926年创刊的《自然界》,在《发刊辞》中就特别强调说:“最近三十年中,国内的知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不过从别方面看来,总觉得这种科学,仍然是西洋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好像一枝荷兰瞿麦(carnation),栽在中国式花园里,总显出他是舶来品”。它提出,用本国文字语言做适切的说明、用本国国民习惯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映证、又用科学理论来说明本国国民习惯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才可以算科学的中国化,这就像当年佛教的中国化一样。这仿佛是20年代后期的一种普遍理想,中国历史学家心里,确实也很有历史学不能独立、中国历史不能由中国人解释的焦虑,他们更有比自然科学家更直接的急迫感,因为西洋和东洋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而且“挟洋而重”,似乎他们的论文更科学,他们比中国人更理解中国古代历史,正如王汎森所说,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家处于“羡妒交加”心情中。郑天挺曾经回忆1923年陈垣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恳亲会上说的一段话:“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这话并不是没有旁证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也记载,陈垣曾经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而且记载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这大约不只是陈垣一人的看法,也许他也受到傅斯年的影响,1929年傅斯年给他的信里就说道:“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也是在1929年,李济给傅斯年的信里说,外国人表面对中国很客气,实际上却不以为然,但目前没有办法,只好“耐性等着那‘天演的’力量领着走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许我们的儿子(应该说我的)可以替我们出这口气,希望总要有的”。可见,这是当时很多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焦虑和共同希望,我们看到,在很多人的日记、谈话和报告中,这种焦虑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像1929年陈寅恪和傅斯年通信,讨论购买大内档案的时候,就说过如果“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国史”和“国耻”这两个词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他的那首《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赠言》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无独有偶,在这一年的5月27日,陈垣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讲《中国史料的整理》,建议用八种方法来整理档案,据翁独健的笔记,他也像陈寅恪一样,痛心疾首地对听众说:“我们若是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
1929年前后的中国,可能已经具备了重建中国历史学的环境,但是缺乏确立中国历史学理论基础的条件。尽管研究中国历史、整理中国史料、确立中国人对中国的解释,已经成为重建新史学的一种潜在的共识,但是,除了仍然用西方传来的“科学的”“客观的”方法寻找历史证据之外,在历史解释方面,中国历史学界却没有从自己固有资源中发掘出令人信服的说法,也没有从西方那里挪借到更适合中国的、或者更强有力的理论。所以,1929年前后中国历史学界所谓的“新史学”,成果多是在历史资料的考证和历史事实的清理上面,至于历史解释的理论却相对匮乏,无怪乎徐琚清在《谈谈历史》中讽刺道:胡适等“皮鞋跟带上带回欧美尘土的智识阶级,天字第一号的廿世纪新人物”,硬要把历史挤入“科学之林”,“大处着墨,侈谈其所谓新史学精神”,因为当时确实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信服的历史解释理论出现。按照黄进兴的说法,那个时候西方的历史主义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经过一次大战的西方,已经不能提供更有力的历史解释理论。于是,很多人都受到所谓“综合”历史观念的影响,像诚中在《史学观念之变迁及近代史家对于历史之解释》中介绍西方的八派历史解释,最后的结论是“最足以代表新史学者,乃发生较晚之‘综合史观’,亦即所谓‘历史之社会心理的解释’是也”。可是我们知道,所谓“综合”,其实正是对于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历史学各种解释单一化偏颇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补救,把历史变化的解释背景从政治扩大到社会、文化、心理等等方面,但是这种解释能够清楚地说明一切么?
于是,这种理论饥渴给另一种同样来自西方的历史解释理论提供了土壤。正如很多学者所看到的那样,20世纪的前20年,在中国深受西洋和东洋压迫,既想融入现代世界,又被似乎代表了“现代”的“西方世界”所拒绝的时候,中国很快对于另一个“西方”迅速产生好感,在整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学开始大踏步地进入中国,成为最有影响的历史解释理论之一。杨宽在后来回忆中曾经指出:影响他们最深的20年代的三次古史大辩论,第一是1920年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辩论,“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新探讨的开端……后来陶希圣为中心的食货学派,就是以秦汉以后的土地制度、租税制度以及财政制度作为研究讨论中心的”;第二是1923年关于中国古史传说真伪的辩论,“顾颉刚这番议论,极大地震动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在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尧舜禹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禹都是圣贤帝王,正代表着封建时代世代相传的‘道统’,顾氏的方法使‘伪古史的‘迷宫’被摧毁了’;第三是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史论战,这主要是郭沫若引起的,“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符合于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而证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讨论,都明显地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有关,或者很容易成为接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资源。
在1929年,这种历史学思潮已经很明显地占据了学术界。这一年年初,《东方杂志》发表翻译自T. N. Carver和H. J. Laski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马克斯主义的根本错误》,一篇是《马克斯派哲学的价值和缺点》,能够从反面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问题,恰恰可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家视野中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重要理论,而一些人已经在用这种理论对古代历史做一些新的解释,把马克思关于历史变化的分析方法用在中国古史中。这一年,千香译了《社会进化的铁则》,李一氓译了梁赞诺夫著《恩格斯马克思合传》,李季写了《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而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也由吴念慈译出,由张闻天、王学文主编的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思潮》月刊也在上海创刊。同时,新生命书局出版了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提出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东方杂志》第26卷也连续三期发表杜衍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大体上就是以“阶级”(贵族、新有产者)、刑罚(奴隶制度)、爵禄买卖等角度来分析《诗经》,指出:“农民便得到自然解放的机会,工业渐趋独立化,商人阶级也急剧的抬头,更加以各方异民族的渗杂混处,于是纯粹的奴隶制便不能不跟着周室的东迁而完全溃败了”。《泰东月刊》第2卷第11期发表了王仁斋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趋向》,也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特意介绍了摩尔根的研究,并为中国漫长的历史分出未开化、半开化、文明时代,还重点评介了《思想月刊》第4期杜顽庶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文。后来若干年中很多历史学常用的基本观念,在此时已经进入了历史学领域。
也是在这一年的9月,郭沫若还没有写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各篇,却已经写好了自序,这个聪明过人的文人学者看透了时势和思潮,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念和新出的考古发现都下了一些功夫,自称继承了恩格斯关于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的学说,一下子就占领了历史学界的制高点,也开了一代的风气。正如潘光哲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与郭沫若》一文中所说:郭书“是引发‘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第一声枪响,问世最早,即成众矢之的……固开风气之先,泛滥以降,此后,无论马、恩、摩尔根,言必称普列汉诺夫(G. Plekhanov)、拉迪克(K. Radek),以为立论依据者,亦不在少数”。这话说得很对,到了1929年以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已经是一种时髦。就是在1929年,杨贤江以李膺扬的笔名,依据英文本并参照日文本,将《起源》译成中文出版,后来一连再版七次。此后人们已经可以自己判断理论得失,所以,郭沫若的书出版以后也受到了很多批判,其中以李季、王伯平等人的批评最为引人注目。但有趣的是,这些批评是以是否更符合或真正符合马、恩原意为标准的,原来,郭沫若之被批判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领会摩尔根、马、恩的意思,所以不免“郢书燕说”。尽管不免“郢书燕说”,但以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普列汉诺夫、拉迪克等人的理论来讨论中国社会的这一“时髦”风气,由于相当简明有力,而且可以论证现实中国社会性质,因此,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学界,也成了后来史学的一种有力的趋向。
结 语
1929年,在中国学术界,历史学处于相当中心的位置,除了本文一开始所说的那些引人瞩目的事实之外,这一年,同时创办了三份以“史学”为名的刊物,通过几次激烈的大讨论,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考古发掘成了历史学重要的领域而受到广泛重视,而中国传统文献资料以及边缘资料,也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历史学领域空前扩展,取得了相当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处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紧张之中的中国历史学界,一方面试图通过历史学的科学化,融入世界学术之林,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重新获得解释的主动权,换句话说,是通过“现代性”的引入而确立民族史学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则对民族历史与传统的认同基础可能被瓦解而忧心忡忡,试图通过维护中国历史与传统的依据,通过维护历史研究的独立性,取得解释中国的权力,也就是说,是希望通过民族主义的诠释策略和研究方法,使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历史学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实都蕴涵着掌握“中国历史解释话语权力”的意识,都开始试图建立“中国”的历史学,同时,也都表明历史学拥有了世界背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孤立的中国历史学了。
于是,在192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学界,我们看到一批历史学家依然在“疑古”的旗帜下强调着历史方法的科学取向、客观眼光和中立立场,而另一批历史学家却在悄悄地从“疑古”转向“重建”,使科学的历史学增添了一些新的中国式的内容,还有一批历史学家在注意着民族历史认同基础的维护,他们激烈地批判西方历史学界那些容易瓦解中国传统历史的说法,只是批判中糅进了所谓“科学”的方法,同时,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在西方理论资源中,另外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开始重新理解和叙述中国历史。应当说,在1929年之后,中国历史学其实已经蕴涵了多种趋向和多样可能,尽管后来的变局使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巨大转折。
出处: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8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