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反思“思想史的写法”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8 次 更新时间:2026-11-21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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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剑鸣  

 

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上)”的结尾,葛兆光老师提到了“个人的《思想史》”。从一定意义上说,葛老师这部巨著的确是“一个人的思想史”。这样说有两层意思:其一,它是一部由一个学者独力写成的思想史,不同于许多“成于众手”的同类著作;其二,它是一部富于鲜明学术个性、有着出众创造性的思想史。前一点无须赘言,后一点则主要表现为,它在体系独特、境界高妙、学识丰厚和新见迭出之外,还就“思想史的写法”做了有效探索。

葛老师自承长期怀有“重写思想史”的愿望,一直在思考“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他十分重视“写法”,在书中用了150来页的篇幅讨论“思想史的写法”。他认为,“写法”的背后牵涉意识形态、历史观念和当时形势,反映秩序、视角和视野的变化,能够带来思想史本身的改变。这就是说,不宜把“写法”狭隘地等同于选材立意、谋篇布局和行文表述,它涉及思想史的理念、内涵、路径和方法等多个环节或维度,实际上是对“什么是中国思想史”这一问题的集中解答。《中国思想史》用实例呈现了思想史的一种新的写法。这或许是本书最突出的学术贡献。

何为“中国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最初动笔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作者就在思考中国思想史的内涵、路径和表述的革新:什么应当而且能够写入思想史?思想史有哪些不同的写法?

思想史的先驱和近亲是哲学史。按照美国学者的说法,狭义的哲学史属于哲学的一部分,而广义的哲学史则涵盖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多种人类智力活动及其结果,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史。但在葛老师看来,“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并不足以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无法包罗中国古代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而且事实上,此前出版的多种中国哲学史,与真正的“思想史”也的确有较大的距离。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严重的是,在以往中国思想史中反复书写的所谓“历史脉络”,其实只是一种思想的“谱系”,而不是“历史”本身;其目的在于确认“道统”或论证“当下的合法性”,而不是“尽可能地恢复哲学或思想的历史”。这种哲学史范式的思想史,停留于观念的“谱系化”,是一种非历史的思想史。它虽然也包含社会背景,也采用历史分期,也触及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但没有对思想的历史语境做深入探析,也不关注思想观念与实际生活的互嵌和互动,因而不能说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思想史”。

接着,葛老师谈到了思想史的三种写法:“确立事实”“真理评价”和“追踪旅行”。他自己偏向最后一种,即注重语境,考虑时空,努力追寻思想者的历史足迹,以重建他们的思想世界。关于史华慈、斯金纳等人倡导的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主义或语境主义方法,葛老师在书中均有提及;他还特别强调,要采用“内在”与“外在”结合的方式,以促成“思想史有效的写法”。这显然是要把思想史从哲学的王国搬迁到史学的领地。这种思想史书写的理念,与国际思想史研究的前沿进展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在美国史学界,关注文本和语境的互动,兼顾“内部主义方法”(internalist methods)与“外部主义方法”(externalist methods),正是近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趋向。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内涵,葛老师同样有明确的主张。在他看来,历史中的思想不等于出自精英的若干重要观念的组合,而是一种知识、思想和信仰的综合体,是“最普遍的,也能被有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常识”,是“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和思想”,其形成、传习和影响都不同于经典中的观念。不过,知识、思想和信仰之间的边界并不是特别清晰,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易把握。葛老师从三者之间多维、多向的互动着眼,看到了其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思想需要知识来支撑,比如,中国早期关于宇宙空间和历史时间的知识,构成古代思想的一个基础;另一方面,知识的发展又离不开思想的滋养,比如,汉代之前即有“六经为知识渊薮的观念”。诚然,思想可以提升知识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可以有凌驾于知识之上的自负,因为知识也能“引出”思想,“知识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不同的知识系统乃至技术可能生成迥异的观念。此外,知识和思想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转化成信仰,而成体系的信仰不仅包含知识和思想,而且影响知识和思想的演化。

葛老师还提到了知识、思想、信仰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谈到,国家塑造和掌控知识、思想、信仰的秩序,知识、思想、信仰则支持或服务于政治权力;社会孕育知识和思想,知识、思想嵌入社会而影响社会生活与制度建设。这不免让人想起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话:“只有把(观念)看成既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又是社会实际的生产者和建构者,它们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比如,从思想与社会条件的互动着眼,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举例而言,我读到葛老师关于宋代思想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不禁生出一点联想:宋代统治者的“开明重文”似乎只是表象,而实际奉行的是一种内化的、柔性的乃至更加全面的专制统治。

关于思想史的内涵,葛老师还强调,思想并不仅仅出自精英的头脑,而且也涵盖普通知识人的生活和信仰。可是,传统的思想史或哲学史,却不啻“思想家的博物馆”,类似某种“花名册”和“光荣榜”的合体,也就是把思想史变成了“精英与经典”的擅场。葛老师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希望把“来自下层的历史”和“来自上层的历史”结合起来,以展示一种更加均衡、更加完整的思想史画面。他耗费巨大心力,努力从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与思想无涉的材料(民间资料、考古发现、技术文献、文学作品、图像建筑等)中发现知识与思想。只是某些限制实在难以逾越,那些完全不识字的人的思想和信仰,一时仍无法纳入思想史的叙事框架。葛老师所讨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主要还是来自那些有知识的人。不过,较之此前的思想史写法,这已然把视野扩展到了长期遭到忽视的众多思想的生产者、转述者和使用者。

对于“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葛老师也没有弃之不顾。虽然它们不再被看作思想世界的全部,但在“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衬托和映照下,它们展现出了不同的意义,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层次丰富、不断变化的思想系统之中。

在英语学界,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有各式各样的说法,而且随着这个领域的演化而不断更新,目前常见的有“思想”(thought)、“观念”(ideas)、“精神状态”(mind, mentality)、“意识形态”(ideology)、“意义”(meaning)、“话语”(discourse)、“语言”(language)乃至“文化”(culture)等。作为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思想史”,在英文中则有两种常见的说法。一种是“history of ideas”(观念史)。在美国,“观念史”研究最初是由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者共同发起的,偏重对思想做“内部主义”的考察。后来,因阿瑟·O. 洛夫乔伊的突出影响,“观念史”成为一种打上了他个人印记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盛极一时。洛夫乔伊系哲学专业出身,他所倡导的“观念史”更偏向哲学史,尽管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有学者指出,“观念史”后来陷入了两面不讨好的窘境:哲学家认为它不够哲学,历史学家又觉得它不够历史。另一种是“intellectual history”(智性史)。这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哈维·鲁滨逊较早使用的一个提法;美国史学界对其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看法一度分歧颇大,有人称它研究的是“知识人”(intellectuals)的历史,有人坚持它应研究“观念”(ideas)的历史,还有人相信它探究的是“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心态活动(mental activity)”。另有一个美国学者谈到,“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对象在于“历史中人的智力运作及其成果”,而且天然地与“知识人”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是综合此前各种说法,给“intellectual history”下了一个简洁明了的定义。尽管美国学界经常把“intellectual history”与“history of ideas”互换或混用,但前者的包容性和适用面显然远胜于后者。

葛老师这本《中国思想史》的标题,英文译作“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而不是“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比较贴近本书在内容与方法上的特点。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谈道,“intellectual history”探究的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发展和运作的思想和情感(即知识、意见、信仰和态度)的相对持久的组织形态”。葛老师这本书论述的正是古代中国知识人的智力运作及其结果,也即其副标题所凸显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葛老师还提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在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不必画地为牢”,因为思想史天然具有“多学科”的特性。显然,这种“多学科”特性所反映的是“思想史”内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自然不是“观念史”或“哲学史”的概念所能包容的。

思想史的“元史学”

关于历史书写与过去实在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外史家也有多种多样的看法,而总的趋向是承认写出的历史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之间,绝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在《中国思想史》中,葛老师对于写出的思想史与实际思想世界之间的反差,不仅抱有清醒的意识,而且力图以别出心裁的手法来消减这种反差的不利影响。

葛老师指出,后人所知的思想与实际的思想世界之间,有着多方面的差异。首先,“我们能看到的精英与经典的资料”,并不能等同于“完整而真实的”思想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留传下来的思想资料与“精英和经典”的原初状况并不是一回事,资料的失传或残损,造成“精英和经典”的面目也不完整。另一方面,有些“精英和经典”在具体时代的实际生活中未必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与实际生活和日用常识存在一定距离。进而言之,上层人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与普通人的生活之间存在鸿沟,而普通人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则早已为历史的尘埃所掩埋。这样就意味着,实际思想世界的一大半面貌,后世的思想史研究者往往是无从窥见的。

其次,作为过往思想世界标志的“精英与经典”,其在当时的影响和后世的认知之间,也可能有很大不同。有些著作或观念,在当时广受关注,普遍流传,却不为后世所重,甚至完全淡出了思想史视野。比如,早期儒学中有“七十子消失”之说,新出土的文献揭示,他们的思想直到秦汉时期仍颇有影响,但后来却完全遭到遗忘,成了葛老师所说的“历史减法”的牺牲品。这种“历史减法”,乃是社会变迁、价值演化和历史书写模式的共同作用所造成的。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些著作或观念,当时并不被看重,但在后世的思想叙事中,其地位却得到极大的提升。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通常来自葛老师所说的“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和“意义的强调”。这就是说,思想史写作的旨趣和技巧,通常会影响“精英和经典”在思想史上的位置。

再次,思想史的书写着意于“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的脉络”,这就“已经改变了思想史的原生状态”。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任何历史书写都无法呈现过去实在的原生状态,而杂乱无序的历史碎片也是难以让人理解和接受的。换言之,无论何种思想史的写法,都不得不把实际思想世界加以条理化和整齐化,尽管这必然破坏实际思想世界的原貌。因此,对历史化的思想史写作来说,关键在于要尽可能使写出的思想史与实际的思想世界处于某种平衡状态。

对于这种平衡性的追求,在葛老师的书中集中体现为对思想史的“空白”与“断裂”的处理。实际的思想世界并无“空白”,也可能没有断裂;可是,在那种“思想家的思想史”的书写模式中,如果缺少伟大的思想家,没有重要的思想观念,看不出明显的思想发展脉络,在思想史上就等于“空白”或“断裂”。葛老师不接受这种理解,在他看来,“平庸”不仅是思想世界的一个面向,而且很可能是思想“凸显”前的一种“蛰伏”;而“停滞”也许只是创新和巨变的间歇,并不是真正的“断裂”,如果忽视“停滞”,可能无法解释后续的变化和发展。所以,“平庸”和“停滞”都应是思想史书写的对象。葛老师在书中还提到,要去“寻找被减去的历史”。他花了大量篇幅,着意叙述以往思想史书写所忽略时期的思想状况,或揭示某个重要时期不被看重的思想面向。这样写无疑缩小了思想史与实际思想世界之间的反差。

史家理解过去不易,而理解过去的思想更有特殊的难度。思维和语言、想法和表达、观念和行动之间存在多重阻隔;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表达观念的语言,其含义和意图也不易判断。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曾说,“不能用20世纪人的眼睛,去读16世纪的文章”。因此,后世的研究者必须深入探究前人所处的环境,理解他们的语言、用词和思维习惯。用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话说,研究历史就是“与过去的对话和辩论”。这样或许有助于克服今人的后见之明和自以为是,尽可能历史地理解前人的观念和行动。这样的尝试在葛老师书中所在多有。比如,在讨论战国时“仁”的含义时,葛老师首先发问:“‘仁’是什么?”接着用《论语》《国语》等当时文献中的语言来回答。这相当于先把问题抛给古人,然后再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解答。这无疑是旨在借助“与古人对话”来缩小历史书写与过去实在之间的鸿沟。

还有学者谈到历史判断的“不确定性”问题,称“每一个经验性的断言都是不确定的”。思想史书写似乎更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因为观念、见解和态度具有更加突出的流动性和模糊性,判断无法确证,对同一证据通常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而结论经常被质疑或被推翻。比如,某一观念的确切含义和意图,某位思想家的思想来源,某一思想文本从别的文本所受到的影响等,在思想史研究中通常是难以下定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与同行的对话来推动研究的深化或扩展:同已有研究进行商兑,或质疑,或反驳,或补充,以此引出自己的见解,促进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葛老师的学术史意识特别强烈,经常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推进思考,呈现他自己对具体问题的理解和诠释。他的这种对话并不是简单地跟人争论,而是要在别人讲过的基础上增添新的东西。这样,他自己的思考就融入了学术史的脉络之中。同时,葛老师还十分重视同国际学界的对话。在这本书中,他不时提及社会史、长时段、语境主义、历史记忆、知识考古学等术语;欧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和写作模式,他也信手拈来,或商榷,或借鉴,或作为参照。比如,从芮沃寿所论隋朝确立统治合法性的方式切入,葛老师引出了“文化和思想上的指导力”的命题,并用以观照隋唐两代政治权力与思想世界的关系,探讨“盛世”何以“思想平庸”。

思想观念往往显得抽象和晦涩,难免减损读者阅读的信心和兴趣。葛老师无疑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特意采用一种同读者对话的写法,借助“亲切可读”的文字,带着读者一起探寻过往思想世界的迷宫。他不时提醒读者,下面要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并善用读者熟悉的事物来解析深奥的学理,比如,他用导游安排的旅游线路来比拟传统思想史中的线索,以说明其局限与不利后果。在谈到上古历史记述的性质时,葛老师写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上古的文献资料,其实大多是追忆而不是实录。事隔许久,回忆常常会有很浓厚的情绪,所以‘追忆’有时候就像 ‘怀旧’。”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眼前立时浮现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作者带着读者一起阅读上古文献,并语重心长地告诉读者,在读法上应当留意哪些重要关节。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中国思想史》颇有“元史学”的意味。所谓“元史学”,是指超乎具体历史著述的历史书写方式及其运作机理,或者说是对历史如何成为史学的学理性演示。葛老师在书中不时告诉读者,他写的思想史和实际的思想世界是什么关系,并演示了实际的思想世界如何在他的笔下变成一部思想史。换言之,葛老师一边写他的思想史,一边讲解自己是怎么写的,以及为何要这么写。这自然十分契合“元史学”的理念。

思想史的其他“写法”

在讨论“思想史的写法”时,葛老师倡导放弃狭隘而僵化的领域意识,以开放的方式对待思想史书写。沿着这一方向,我们不妨结合国际史学的近期趋势来看一看,思想史是否还有其他的“写法”。

最近一个时期,欧美史学界有一种把思想史泛化的倾向,倡言把“一个社会的整个文化生产”都纳入研究范围。一个事物过度扩展可能会导致自身的消亡,“思想史”自然也不可幻想“包打天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思想史”的“合法性”首先来自对“思考”(thinking)本身的关注。但另一方面,思想史要得到更新和发展,又须兼顾与“思考”相关的其他行为,并取法于社会史、文化史、知识史、书籍史、概念史等“远亲”或“近邻”。通过与这些相关或相近领域的接触,似可促成某些新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第一种是“思想的社会史”。在美国史学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社会史”的崛起,几乎把思想史从“史学的女王”变成了“史学的弃儿”。幸而美国思想史家逐渐发现,他们也可以从社会史取法,以营造新的生机。有学者提出了“观念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设想,探讨美国知识人中间形成的具体制度、共同体和网络,如何塑造了“不断变化的美国话语结构”。由此出发,美国的思想史研究者更加重视思想和社会的互动。一方面,社会孕育和滋养思想,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拥有自己的社会网络,并借助某些社会机制;另一方面,思想嵌入或渗透社会,参与社会的演变,显示“观念是有后果的”。或者说,“观念”具有“能动性”,可以引发乃至塑造行动,能够改变社会。这时,“思想”和“社会”截然两分的观点,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思想”天然就是社会的,而社会从来都离不开“思想”;思想史研究的便是社会中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书本里的“观念”。

在“新社会史”的刺激下,美国思想史研究者还开始重视非主流、非正统的思想。1977年,一群美国思想史学者在密歇根湖畔的温斯普里德(Wingspread)聚会,商讨如何应对社会史勃兴对思想史的“威胁”。此后几十年,美国思想史学者越来越鄙弃以白人精英为主角的思想史,转而关注那些被忽视、被边缘化的思想;他们抨击美国例外论,重新界定美国思想的主流,重点讨论非精英、非盎格鲁-撒克逊族裔、非新教徒的思想观念,以此凸显美国思想的多样性,打破单线发展的思想史观,进而重构美国思想史。其中自然包含着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涵,在学术上也有明显偏颇;但是,其理念和方法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思想史的另一种写法。我们眼里不能只有精英、经典和“时代精神”,同样需要关注农民、商人、士兵、工匠等非“知识人”的“意识”,探讨“山贼”“黑帮”和其他秘密会社的“精神状态”,揭示在特定条件下潜藏的“地下思想”。这样思想史或许能别开生面。

第二种是“思想的政治史”。前文谈到,葛老师的《中国思想史》论及国家、权力、统治者在思想变迁中的作用,这表明,政治行动和权力斗争对思想的借重,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对政治的理解和态度,在思想演化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变量”,需要研究者做更多的探究。美国思想史研究中有“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的理念,涉及“知识主张的表达、传播、接受和例示,如何塑造了特定环境中行动者中间的权力分配”。这很可能是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的翻版,如果把“知识”替换为“思想”,这一理念也是能够成立的:“思想-权力”何尝不是思想史的重要议题呢?

第三种是“作为文化史的思想史”。把思想史与文化史并置,在21世纪以来的美国学界是一种显著的趋势。2004年创刊的《现代思想史》(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杂志宣称,“我们看不出把思想史同文化史截然分开还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有一些思想史学者开始对“意义”的形成和作用进行探讨,解析人类从其自身的经历中得到了什么,这就等于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思想史学者不再片面关注经典文本,转而从图像、雕塑、建筑、小说、戏剧、艺术和人的行动中发掘“观念”,这就逸出了传统思想史的范畴,旨在解读非思想文本的意义。从这类资料中,研究者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思想图景:理论或观念弥散于社会,渗透进生活,在塑造社会习俗或引导人的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时,一般思想史方法就不再有效,而需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理论。与此同时,基于符号学理论、采用象征主义方法来探究意义的“新文化史”兴起,相当于把文化史变成了“意义史”。于是,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界线就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了。

第四种是“作为语言学的思想史”。“后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转向”,也给思想史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语言不再被看作表达思想、传递观念的工具,它实际上在创造思想;言说、修辞、话语也不再依附于“观念”,而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思想行为。J. G. A. 波科克在1985年就观察到一种新的学术趋向,即从注重“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走向注重“言说史”(history of speech)或“话语史”(history of discourse)。另有学者呼吁,要采取“政治语言史”的研究路径来革新政治思想史。斯金纳也表示,他的两本最重要的著作(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1996], Forensic Shakespeare[2014])都属于修辞学的范畴。运用新的方法来考察“语言”,或许是思想史创新的一条路径。

第五种是“全球/跨国思想史”。在欧美史学界,思想史研究同样经历了“全球转向”和“跨国转向”;思想史研究者注意到“观念”在全球的流动、联系和相互影响,重视思想、话语的跨国流动,探析思想文本的跨国转译、流传和变异。同时,作为知识和思想载体的知识人的跨国活动(比如留学、讲学、参与国际合作等),不同社会及人群对同一观念的理解和运用,国家间关系对思想跨国流动的影响,跨国思想流动与思想民族主义的关系等,都已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的确,进入现代世界以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思想不再可能完全独立存在,也不一定始终在某种单向的影响/被影响模式下演化,而通常是在全球的、跨国的思想交流、碰撞与互动中发展和变化。

最后,当前大数据方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快速更新迭代,它们会给思想史研究带来何种机遇,还有待我们的思想史研究者去探索和尝试。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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