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一个时代的终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3 次 更新时间:2022-11-14 00: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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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英属13个殖民地历史的最后一笔,是用刀剑和鲜血写下的。在英国政府推出“强制措施”以后,殖民地居民除了武装反抗之外,是否就真的就无路可走呢?这取决于当事者从什么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如果他们稍稍向英国的权威低头,就可以像他们北面的邻居加拿大人那样,继续安稳地作“英王臣民”,而根本不会沦为他们所说的那种“奴隶”。但是,殖民地居民对他们的命运另有考虑,他们的决定和举动,用“逼上梁山”的逻辑是无法解释的。

   英国的进退失据

   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英国政府在1763年以后的确犯了一连串的“错误”。最大的一个“错误”或许在于,英国决策者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来进行早该进行的改革。殖民地利用以往母国管理的宽松和混乱,获得了极大的自主发展的空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母国的依赖不断减弱,居民的共同体意识愈益增强,开始把自己看成与英国本土居民完全平等的自由人民,已经无法忍受母国以强化控制为目标的政策调整。1764年以后,英国政府的各项措施屡屡碰壁,最根本的原因也许只能从这里寻找。

   英国政府的另一个“错误”是,他们不了解殖民地居民究竟反对什么,需要什么。1769年,富兰克林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废除那些法律,放弃那些权利,撤回军队,退还金钱,恢复人们所要求的老办法”,那么在英帝国内部恢复和平与团结便不是不可能的。他在1773年仍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英国当局,政府的力量有赖于民心的向背,英国如果给殖民地派去好的总督,愿意了解那里人民的利益,推进那里的繁荣,人们就会认为过去的干涉乃是明智而善意的,是出于对他们的福利的关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然而,英国决策者根本不愿听取这类意见。在“强制措施”出台以后,殖民地居民指责英国政府要使他们沦为奴隶,而诺思则宣称他不过是要在马萨诸塞恢复秩序。当双方对同一举措的判断如此大相径庭时,英国政府并没有认真考虑殖民地的反应,而是一意孤行,方枘圆凿,最后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就当时的情势而言,英国政府犯下这些“错误”是不难理解的。英国决策者大多没有到过北美,对殖民地的情况所知无多;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外是王家官员的报告和书信,殖民地驻伦敦代理人的证词,以及英国人所写的北美旅行记。这些信息来源不仅狭窄和片面,而且十分迟缓。一封从波士顿发出的信件,通常要经过一个多月才能到达伦敦。盖奇于1765年10月12日给英国内阁写信,汇报殖民地抵制《印花税法》情况,信函送达白厅时已是11月15日。在通常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只能根据30多天前的情况来判断局势和制定对策。无法依据及时而可靠的信息来进行决策,其举措就难免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待到计穷势蹙之际,英国政府手里就只剩下诉诸武力这一招了。

   而且,英国决策者坚持殖民地必须依附于母国的观念,不肯承认殖民地的特殊利益,更不能容忍殖民地与母国平起平坐。1764年6月,罗伯特·理查森明确表示,“我们获取殖民地的意图,不过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便利,因而不要想象我们会将他们的利益放在我们的之上”;“我们以某种方式创造了殖民地,因而有权赐予他们法律”。1774年,卡马森勋爵在议会下院指出,殖民地居民艰难地迁徙到异国他乡,为的就是要用其劳动所得来回报“主人”;如果殖民地不能增进母国的利益,那么殖民地政策就是罪无可恕的。还有人甚至宣称,“我向来认为殖民地乃是公共大农场,殖民地居民就是我们的佃户”。另外,在英国朝野一些人看来,当初取消《印花税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致使殖民地得寸进尺。他们相信,只有采用强硬手段,才能迫使殖民地服从母国的权威。在这类观念支配下,殖民地的利益及态度,在英国的决策中就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与此同时,殖民地居民却日益关注和重视自己的权利,对于任何损害其“自由”的举措,他们都要加以抵制。而且,他们相信自己已具备了抵制的实力。这样一来,殖民地和母国反目成仇,就是在所难免的事了。

   同时,英国的殖民地政策还受到了国内政局的制约。乔治三世一心要做个有作为的国王,力图振兴王权。他在内阁人选上网罗声气相通的人,对内阁决策从旁干预,导致首相频繁更换,内阁成员经常变动。1761年皮特辞职后,接下来的几位首相任职时间都不长:毕尤特伯爵11个月,格伦维尔不到两年半,罗金厄姆侯爵只有一年,皮特重新执政两年,格拉夫顿公爵一年。直到诺思勋爵执政后,内阁才获得了十余年的稳定。政局变幻不定,导致殖民地政策失去了连续性。此外,“威尔克斯事件”及其所引起的政治风波,也吸引了议会和内阁的主要精力,使之不能安心讨论北美问题,难以细致估量殖民地政策。

   在今天来看,身处复杂情势之中的英国决策人物,并不能预知事态的发展和结局,他们只能根据自己所持的标准行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来做判断,并受到许多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因素的支配,因而其行为处事就难以遵循应有的逻辑。那些对殖民地抱有同情和理解的人,包括伯克和巴雷在内,在当时反而显得不入时流。当北美独立运动已呈无可挽回之势时,伯克还希望英国政府调整政策,以使殖民地居民回心转意。虽然他的意图已显迂憨,但他对当局举措的严重后果,早有不祥的预感。他深知,对于热爱自由的美利坚人来说,高压政策只能促使他们和母国决裂。可是,英国政府的核心人物并不是伯克的知音。他们决意奉行的措施,除了不断推动殖民地居民走向分离外,没有给英国带来任何裨益。

   革命舆论的成熟

   当英国政府在殖民地政策上翻云覆雨的同时,《印花税法》危机所触发的政治辩论,仍在继续进行,而且辩论的主题不断深化,言辞更为激烈。这种辩论不再停留于申述殖民地的主张,而实际上是在为反英做宣传鼓动,为独立做舆论准备,促进了革命的政治理念的形成。

   殖民地反英领导人大多饱读各种典籍和时新书报,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思想素养。他们在写作时随手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孟德斯鸠、波林布鲁克、哈林顿、西德尼、弥尔顿、托马斯·戈登、约翰·特伦查德和布莱克斯通等人的言论。他们还有选择地运用历史知识,或者重新解释历史,以支持自己的论说。他们用浅显清晰的语言,将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和限权政府等理论,转化为普通人可以了解的常识,从而在欧洲政治文化和北美革命思想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成功地塑造了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作为这场辩论的主要参加者,约翰·亚当斯在晚年回首革命的往事,认为“革命爆发于(独立)战争开始以前”,“发生在人民的思想和心灵上”;人民在“原则、观点、情绪和感情方面的这种剧烈变化”,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

   殖民地政治话语的核心词汇,仍然是“自由”和“权利”。“自由”被作为检验任何事物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试金石。时人所谈论的“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系列具体的权利,是“行动的力量”和“免于强制的自由”,是人民“对压迫的政权”所施加的“宪法制约”。而且,“自由”和“权利”也不仅仅见之于精英言论,而且也广泛存在于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在北美的每一个角落,“农场主和他们的家庭主妇”都在“争论政治问题和积极地确认我们的自由权利”。威廉·曼宁后来回忆说,他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在争取独立的时代,却经常读报,十分关注自由和自由政府的命运。这种深深植根于民众意识中的自由情结,乃是独立运动的根本动力,对革命的进程和特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殖民地人士的观念中,虽然自由源自人的自然权利,但并非任何人都能享有自由;只有具备自由意识并愿意为之而斗争的人,才配享有自由。他们深受英国政治反对派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权力”和“自由”二元对立的政治观念,认为“一种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就会颠覆所有的自由”。他们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英国政府中有人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密谋剥夺殖民地的自由。对此,他们宣称要不惜手段予以还击。1774年底,乔赛亚·昆西到英国为殖民地的事业而奔走,但他不久就对英国的状况感到十分失望,他断言英国此时到处充斥着“腐败、卑鄙、欺诈和过度的压迫”,曾经是自由的英国人已经沦落到“凄惨的屈从地位”。约翰·亚当斯认定,若干年以来,有一个秘密帮派一直在谋求推翻马萨诸塞的宪章。杰斐逊在《英属美洲权利综论》中,更是言之凿凿地指出:“单一的暴虐之举可以归之于一时的偶然舆论,但这一系列的压迫,始于一个特别时期,大臣几经更换而施行则一成不变,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存在着一个要将我们变成奴隶的处心积虑的系统计划。”唯一的对策,就是如塞缪尔·亚当斯所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由,反击对自由和宪法的一切进攻;要用极度的细心、慎重、顽强和坚定来维护自由;因为这事关尚未出生的千百万人的命运。

   在殖民地人士心目中,自由的意义胜于生命。塞拉斯·唐纳表示,“我们不作自由人,就会死亡”;约翰·艾伦要求人们记住“自由,生命,或死亡”的格言;帕特里克·亨利宣布:“不自由,毋宁死!”可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自由,已成一些反英人士的共识。他们不仅决意捍卫自己的自由,而且怀有更为宏大的理想:“但愿我们的土地成为一个自由之乡,一个美德的安身之所,一个被压迫者避难地,一个地球上美名传扬的地方,直至时间的最后震动将整个世界埋葬于彻底的毁灭之中!”

   从这种自由观念出发,殖民地人士愈益强烈地感到,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严重限制和侵害了他们的权利。唐纳在1768年指出,英国为殖民地制定邮政法,施行《海上贸易条例》,对殖民地征收关税和内部税,限制北美制造业发展,管理印第安人贸易,限制西部土地投机,驻扎常备军,解散殖民地议会,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损害了殖民地居民的“自然权利”。进入70年代,他们对英国政策的质疑和批评日趋尖锐。约瑟夫·沃伦直截了当地指斥英国的举措为“暴政”。他在1772年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必定要被别人的绝对命令所统治,我们的财产不经我们同意要被夺走。如果我们表示不满,我们就被轻蔑地对待;如果我们申明我们的权利,这种申明就被看成横蛮无理;如果我们谦恭地将此事诉诸理性的公正评判,刀剑就被拿出来作为恰当的论点,使我们缄口沉默!”

   以往为殖民地所默然接受的母国政策,此时也成了压迫殖民地居民的证据。1772年,塞缪尔·亚当斯为波士顿市民会议起草一个文件,历数英国当局侵犯殖民地居民权利的条条“罪状”:未经殖民地同意而为其立法;未经殖民地居民同意而征税;违背特许状的授权而设置许多新的官职以实行征税,并赋予这些官员超越宪法的权力,威胁殖民地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调集舰队和军队来支持这些官员征收违宪的税收;用这种税收得来的收入供养一些权力不受节制的官员;给总督发布对殖民地居民实施压迫的指令;设置海事法庭以剥夺殖民地居民的陪审权;限制殖民地利用资源发展制造业;经常变动殖民地的边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约翰·艾伦进而提出,英国国王和大臣派战船到北美,用权力和刀剑盗取人民的财产,他们难道不是违法者吗?这种行径与海盗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有谁要因违法而受审,那无疑是他们。这种说法十分尖锐和大胆,不仅否认了母国对北美的主权,而且将英国政府推上了不正义的强盗地位。

不仅英国的具体政策受到了抨击,而且它统治北美的合法性也遭到了否认。约翰·亚当斯认为,英国议会的权威从来就没有得到殖民地居民的普遍承认,早在100多年以前,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就对《海上贸易条例》等措施提出抗议,理由是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此不受英国议会法令的约束。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认为我们和大不列颠有联系,但从未觉得英国议会是我们的最高立法权威”;只有在必要时议会才有权威,而殖民地认为这种必要性仅限于管理贸易以及与所有殖民地相关的事务方面;“我们从未许可他们对我们的内部事务行使任何权力”。殖民地人士大胆地宣布,英国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和我们的宪法无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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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的奠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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