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构成要件行为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能淡化其在构成要件行为中的地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契合了受贿罪的本质,应将其视为受贿罪的本质要件,并以其指导对其他要件的理解,以克服实务与理论上将受贿罪视为财产犯罪的弊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需要达到具体职务行为的程度,其规范内涵在于以职权行使为对价,抽象的职权行使便已足够。职权行使不限于本人直接实施的职务行为,本人职权实质影响力范围内的事项都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制约范围之内。现行刑法虽规定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但仍有改善空间。对于未来的立法而言,应当规范化该要件的表述,进一步提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地位,不仅应跳出索取与收受型受贿的窠臼,改以本质要件将受贿罪区分为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受贿两种类型,而且应该改变受贿罪计赃论罪的处罚模式,以违背职务与否区分受贿罪的轻重。
关键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罪;权钱交易;职务行为;职权行使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85条明文规定的受贿罪的法定要件之一,是受贿罪被视为职务犯罪的根据之所在。“受贿是一种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即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和地位来谋取私利。”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是贿赂认定的决定性标准,“受贿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所以贿赂是以一定的职务权限的存在为前提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与利益间的对价关系的体现”。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是受贿罪构成要件行为的独立组成部分,甚至有学者倾向于否认受贿罪职务犯罪的属性。实务中则更为关注各种变相受贿行为,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是受贿罪的行为要件,而且是受贿罪的本质要件,应回归到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中心的框架,解决受贿罪理论、实务乃至立法上的各种疑难问题。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的本质要件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构成要件行为的组成部分
以立法规定为基础,刑法理论历来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之一,无论是索取型还是收受型受贿,都以满足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为前提。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看似理所当然的立论,结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进行了反思。
反思主要沿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是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视为受贿行为的伴随状态,因而否认其是独立的行为要件。张明楷教授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是对特定实行行为的一种描述,也可谓实行行为的特定方式,因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实行行为。”另有观点也类似地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属于证明贿赂关系存在的‘状态要素’,并非‘行为要素’。”另一个则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职务行为解绑,从而否认其行为属性。例如劳东燕教授认为:“受贿罪是单一行为犯,实行行为是获取财物的行为,无论是利用职务便利还是为他人谋取利益,均非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应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利用公共职位的影响,而不要求与特定职务行为或活动相关。”
首先要强调的是,上述观点并非试图否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明文要件,而只是否定该要件的行为属性。在此意义上,此类反思无疑是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否定职务便利要件的行为属性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确,并非所有的构成要件要素都是行为要素,如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的特定时间、地点、方式等就属于非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也仅系一种特定方式或状态要素呢?本文认为,受贿罪是和抢劫罪等类似的复行为犯,贿赂收取行为仅为构成要件行为中的结果行为,其原因行为是权钱交易的约定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则是约定权钱交易的法条表述。正如抢劫罪是利用暴力、胁迫等手段行为而获取他人财物一样,受贿罪是利用职务便利而获取他人财物,不能说只有获取财物的行为才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相反,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正是要和行贿人就权钱交易达成一致,该交易约定行为是受贿罪构成要件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之后的贿赂收取行为不过是交易行为约定后的结果行为而已。
建立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基础之上的权钱交易是一种客观行为,需要受贿人和行贿人明示或默示地沟通交流并达成一致。该行为是独立于贿赂收取行为之外的组成部分,不是附属于贿赂收取行为的所谓状态或方式。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受贿行为的特定方式或状态,将使受贿罪行为构造中的原因行为被弱化。“职务上的便利”是一种规范要素,不如抢劫罪中的刀枪棍棒等物理工具那样具有可视性,因而对其的利用是无形的,主要表现为贿赂双方的沟通交流。这显然不能成为否认其行为属性的理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单纯利用被害妇女昏醉状态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同。后者的场合,被害人陷入昏醉状态与行为人无关,行为人只是利用了已经陷入的昏醉状态(如被害人自己醉酒)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可以认为行为人只实施了单一行为,利用被害妇女的昏醉仅为强奸行为的特定方式或伴随状态;如果行为人自己使被害人陷入昏醉状态再与之发生关系的,则仍然是复行为犯。以贿赂双方意思沟通为前提的受贿罪,显然与第二种情况类似,而不是第一种,因为对职务便利的利用是国家工作人员有意造成的。第一种反思途径因而并不合适。
劳东燕教授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职务行为解绑具有合理性。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实施一定的职务行为作为贿赂的对价,这固然是受贿罪的典型样态,却远不足以概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全部形态。无论实务还是理论中,都肯定受贿人收受贿赂却未实施特定职务行为的,应论以受贿罪,这充分说明了不能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职务行为联系在一起。但是,劳东燕教授因此就彻底否定贿赂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以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属性,则走得太远了。受贿罪中所谓的权钱交易,虽不要求贿赂与职务行为间的对价关系,但至少应要求其与职权行使存在对价关系。该对价关系同样应该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行为予以体现。关于职务行为与职权行使的差异,下文第二部分另有分析,兹不赘言。
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解为达成权钱交易的对价行为,并非牵强附会之举,而是规范理解其文义的当然结论。就行为而言,此时重要的是对职务便利的利用,有利用就有行为,无利用则无行为。所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自然就是以其为筹码,与行贿人达成权钱交易的约定。通常情况下,先达成一致再收取贿赂,利用行为与收取贿赂行为的分立比较清晰。在默示等场合,利用行为并不明显,甚至与收取贿赂的行为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不应影响默示型利用行为的独立性。正如用枪指着被害人同时伸手去拿被害人的钱包一样,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二者是同时发生的,但仍然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在索取型受贿与收受型受贿中表现略有不同。前者的场合,索取者主动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达成权钱交易的约定,行为表现更为明显;后者的场合,他人主动发出权钱交易的邀请,国家工作人员被动答应即可。但在规范构造上,二者没有本质区别,都以权钱交易为前提,这也是立法者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规定为索取型受贿与收受型受贿共同的行为要件的原因。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贿赂收取因此是受贿罪的两个独立行为,二者处于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关系中。可能会有人以所谓的事后受贿为例反驳二者的原因与结果关系,因为通常应当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而不能是结果在前,原因在后。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事后受贿中的“事”是指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不是约定贿赂的行为。众所周知,对于受贿罪的成立而言,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并不需要现实实施,以该行为为基准区分事前还是事后受贿,对于受贿罪的认定而言因此也是无意义的。实际上,如果双方约定先办事后收钱,则约定时原因行为就已经实施完毕,事后收取贿赂的行为无论间隔多久,都是结果行为的具体表现方式,并未影响二者之间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如果双方未事先约定,事办完后国家工作人员才主动或者被动收受他人财物的,则在主动或被动收受财物时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才先后成立,事先实施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双方约定之前根本不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行为。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本质地位
以上述论述为根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当是受贿罪毋庸置疑的行为要件之一。考虑到下述理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是受贿罪的行为要件之一,而且应当是受贿罪的本质要件。
首先,受贿罪的本质决定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才是受贿罪的本质要件。关于受贿罪的本质即其保护法益,主要有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说、不可收买性说、公正性说以及信赖说。无论哪一种,都是以职务行为为中心的学说,只是关注的重心分别在于职务行为的不同属性而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正是以职务为中心的要件,该要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收取行为必须与职权行使之间存在对价关系,“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具有对价关系,是贿赂的根本特征”。显然,没有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国家工作人员仍然可以收取他人财物,也仍然可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但是其行为却不再可能构成受贿罪。换言之,受贿罪之所以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职务犯罪,是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直接决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以行使公权力作为对价谋取私人利益,腐蚀了职务行为的根基,动摇了国民对国家公职人员制度的信赖,这一点才是受贿罪的本质之所在。要说明的是,关于受贿罪的本质,笔者持义务犯说,即受贿罪的本质在于对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因职权行使而从他人处非法获利的制度性义务的违反;受贿罪的不法内涵因此主要不在于权钱交易导致的财物收取行为,而在于权钱交易背后的义务违反性。此一观点也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本质地位不冲突,因为正是该要件体现了国家工作人员所负之积极义务。
其次,受贿罪的三大法定要件之间的关系,表明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本质地位。受贿罪有三大法定要件:“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三者的关系网之中,利用职务便利是原因行为,索取或者收受财物是结果行为,二者之间作为原因行为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地位无疑更具有决定性。“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为收受型受贿的法定要件,但学理上不乏将其视为全部受贿罪必要要件的主张。然而,即使将“为他人谋取利益”提升为全部受贿行为的必要要件,其地位也难以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相提并论。实际上,实务以及理论均认为,所谓“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要求实施具体的谋利行为,更不要求所谋取的利益得以实现,仅要求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已,而该承诺行为完全可以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涵括。如上所述,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职权行使为对价,与他人达成权钱交易的一致。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无疑是权钱交易达成的表现方式之一,完全可以不作为独立的要件。我国有学者也已经意识到该问题,认为“谋利要件在我国受贿罪构成中的功能设定(体现职务要件的对价性),决定了其体系地位:它是从属于职务要件的子要件(二级要件),而非与职务要件并列的独立要件(一级要件)。体系地位又进一步决定了其本质属性:谋利要件并非行为之属性,而是职务之属性”。如果“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为权钱交易的表现方式之一,实质上是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组成部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相较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优越地位便一望可知了。三大法定要件中,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决定性地位因此得以确立。
再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本质地位是为司法实务纠偏以及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保持一致的需要。我国司法实务上对受贿罪普遍存在重财物轻本质的现象,大量索要或者收受财物没有成功的情形对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没有按照犯罪处理;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也不以犯罪论处。前者的场合,无论收受财物是否成功,行贿人与受贿人就权钱交易达成一致,就已经完全充足了受贿罪的本质,一个完全充足受贿罪本质的行为,不应该仅仅因为贿赂收受未成功而无罪处理。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的场合,同样完全忽略了受贿罪的本质,因为“他人财物”背后的财产法益并非受贿罪的保护对象,作为贿赂的财物其实是赃物,行贿人自行贿之始便基于不法原因给付而丧失对财物的所有权,不再受刑法保护,根本不能退还给行贿人,更不用说因此而不以受贿论处了。实务上的种种做法显然是过于重视“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要件的后果,无异于表明“司法实践事实上一直将受贿罪当作财产犯罪对待”。这是不合适的,要克服这些错误做法,就应当重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所体现出的职务犯罪的本质,而不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要件中的财物及其背后的财产法益。
另外,反腐败不仅仅与国内法有关,更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为了更有效地与腐败犯罪行为作斗争,我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公约》,该《公约》于2005年10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已于2006年2月12日正式对我国生效。《公约》第15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二、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其中明确提到了贿赂犯罪的成立以公务与贿赂之间的对价关系为必要,且该对价关系为贿赂犯罪的核心。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并未明确提及该对价关系,由于《公约》的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应当将刑法中的相应条款朝向与《公约》立场一致的方向去理解。那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应有内涵及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在内涵上只有该要件可以与上述对价关系相一致。如果不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为中心理解受贿犯罪,可能导致我国刑法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不一致,进而影响相关国际合作。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规范内涵
在确立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本质地位之后,为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有必要厘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规范内涵。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范围:从主体到职权
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涵,司法实务以及传统观点多有阐发。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则进一步扩大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范围,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贪贿司法解释(二)》第14条也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该实务立场也得到传统观点的认可。
从以上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中,可以看出实务以及传统观点的立场主要是围绕职务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认定的,即从早期的本人职务范围扩展至包括有隶属和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范围,从而扩大职务便利的范围。应该说,从主体角度切入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是非常直观的,可以形象地说明职务便利的范围是如何逐步扩张的;通过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张,也能非常形象地说明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不同。问题在于,该主张存在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每位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的职务范围是明确的,然后才能通过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扩张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范围之内。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上,如后所述,存在各种复杂情形需要讨论,以至于其远非不言自明的当然之理。
也就是说,职务主体仅仅是职务便利的一个侧面,问题真正的关键并不在于职务主体是谁,而是如何界定享有一定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之范围。对此,实务以及传统观点的立场与其说给予了回答,不如说加以了回避。而且,为什么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和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也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与利用本人的职务便利之间究竟有何种共同之处以至于可以相提并论,也是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为此,《贪贿司法解释(二)》第14条给出了进一步的回答,指出:“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其中指明了判断隶属、制约关系的具体途径,但是背后的理由仍然付诸阙如。
也许是对于上述过于形式化理解的不满,不少学者跳出主体范围的藩篱,开始结合职务行为本身的内涵提出更实质化的见解。张明楷教授指出:“职务行为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职务行为,也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般的、抽象的职务权限的行为,还包括与职务具有密切关联的职务行为。”此类观点不再拘泥于职务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回归到职权的范围本身,是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规范内涵更直接的说明,值得肯定。其中反复提到的具体与一般的职务行为以及与职务有密切关联的行为,是探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规范内涵无法回避的问题,以下分而述之。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规范维度
如上所述,学界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抽象/具体以及密切关联两个维度。从上述国内学者对具体与一般职务行为的分析来看,其所理解的具体与一般主要指的是职权来源在规范上的明确性,即实施相关职务行为是否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如果明确处于其法定职权范围之内,则是具体的;否则就可能是一般的。如此理解之下,具体的职务便利自不待言,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扩张至一般的职务便利,可以较好地处理实践中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职权范围的难题。因为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国家工作人员职权范围的规定通常是比较抽象的,有时甚至没有明文规定,需要在实践中根据具体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可以说具体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职权范围处于一种动态的不确定状态其实是一种常态,通过引入一般性的职务便利维度,以抽象的职权范围去涵摄各种具体的职务行为,就成为理解职务便利之范围的应然也是必然途径。在此意义上,承认所谓的一般职务行为厘清了“职务便利”的部分内涵,有其意义。
但是,如果将一般与具体职务行为的理解局限于职权来源的明确性层面,只是描述了“职权”的应有之义,意义有限。还有一种可能是,这里的“一般”与“具体”更多地应是对职务行为抽象程度的描述,而不是指向职权来源。对此,德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与理论可以作为参考。《德国刑法典》第331条不违背职务受贿罪原本规定的是“以其已经实施或即将实施之职务行为(Diensthandlung)作为对价”,1997年“职务行为”被修正为“职务行使(Dienstausübung)”,以缓解实务中职务行为认定的难题;但第332条作为加重犯的违背职务受贿罪则仍保留了“以其已经实施或即将实施之职务行为作为对价”的用语,以限缩其范围。“职务行为”与“职务行使”的区别即在于具体职务行为与一般职务行为的不同。前者需要双方对职务行为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以明确职务行为具体的义务违反性;而后者只要抽象地与公务人员的职务活动有关即可。例如,公务人员同意为他人办事的场合,只有在双方对办事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时,才能满足“职务行为”的要求;而只是笼统地答应他人,办事内容尚不确定,就已经是与“职务行使”有关了。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一般与具体的职务行为指向职务行为本身的抽象程度,而不只是职权范围规定的抽象程度。也就是说,根据职务行为的内容确定与否以界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范围。我国刑法并未同德国那样明确区分“职务行为”与“职务行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都被认为是涵盖了具体职务行为与一般职务行为的。尤其是不少场合下行贿人行贿时尚未确定具体的请托事项,而是作为所谓感情投资,提前输送利益,等有事相求时再请国家工作人员办事。此时,如果拘泥于具体职务行为说,就难以按照贿赂犯罪处理;而按照一般职务行为说,只要双方事先就办事达成一致,即使具体要办的事项的内容尚不确定,甚至是否有要办的事项也不确定,就已经是与职务行使有关的行为了,可以论以贿赂犯罪。当然,如果连双方就职务行使达成一致都证明不了,即感情投资时无法确认国家工作人员明示或者暗示地同意可能动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利的,则难以确认权钱交易关系的存在,在现有刑法规定之下,不能按照贿赂犯罪处理。
职务行为能否当然包含抽象的职务行为,理论上并非没有反对意见。许恒达教授结合德国刑法与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的差异指出,除非立法者有明确授权,否则“对价关系”在解释上,仍应把握给付内容的特定性,在贿赂交易过程中,公务员当然必须特定其进行交易的具体职务行为内容,否则根本无法形成真正的交易;而且受贿罪以信赖利益为保护法益,判断信赖受到损害而入罪时,必须采用相对明确的标准,否则很容易造成信赖与民粹意识的联结,“人民信赖减损”势必变成一种入罪的非规范理由。故而公务员究竟要实施何种对待给付,必须至少在方向及内容上可得特定。许恒达教授针对台湾地区“刑法”的评论对大陆地区刑法也是适用的,因为大陆地区刑法也没有如同德国刑法那样明确区分具体职务行为和抽象职务行为。不过,无论从文义可能性的范围、刑事政策还是司法实践来看,大陆地区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都可以并应当涵括抽象职务行为。在文义可能性方面,“职务便利”在字面上无疑是有充分的解释空间的,与抽象职务行为不是排斥关系。在刑事政策方面,大陆地区历来奉行对腐败零容忍的高压反腐政策,难以想象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可以将以抽象职务行为为对价的腐败行为排除在受贿罪处罚范围之列。在司法实践方面,大量的案例以及司法解释一贯的立场都是将抽象职务行为视为“职务便利”的当然内涵。因此,本文在结论上认同大陆地区刑法受贿罪中的“职务便利”当然包括具体职务行为与抽象职务行为。
如同抽象维度一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密切关联维度同样是对其核心内涵的一种扩张,即除了可以包括核心职务行为,还包括与职务具有密切关联的行为。我国司法实务从主体范围角度界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质上就是在不断确定密切关联行为的范围。理由在于,所谓“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其实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权的影响力范围的扩张,将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在一定条件下视为与本人职权有密切关联的行为,从而纳入本人职权范围之内。因此,利用本人职权与“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可以相提并论之处,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对两类职权行为均具有实质影响力。这也是司法实务对利用他人职权反复强调“隶属、制约关系”的实质根据之所在。当然,职务密切关联行为与“隶属、制约关系”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究,实质影响力的表现形式也需要厘清。
对此,日本刑法理论有可资借鉴之处。在日本,职务密切关联行为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由公务员本来的职务行为所派生出来的行为类型。与本来的职务行为相关联的公务员按照惯例所担当的职务行为,以及属于本来的职务行为的前置阶段、准备阶段的行为等,就属于此行为类型。第二种是利用自己的职务所形成的影响力而实施的行为类型。该类型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四种行为:(1)向与自己具有同样权限的公务员做工作;(2)向与自己具有不同权限的公务员做工作;(3)针对非公务员的行政指导行为;(4)针对非公务员的斡旋行为。山口厚教授认为,第一种本身在实质上就包括在公务员的固有职权范围内,第二种只有在该行为可以被视为行使自己的职务权限的情形,才可以无障碍地肯定职务密切关联性;后两种情形只有在其结果可能影响本来的职务行为时,才能肯定具有职务的密切关联性。
本文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密切关联维度是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内涵的重要补充。该维度表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除了涵括自己的职务行为,还可以表现为对他人行为的扩张利用,以及对自己职务行为的关联性扩张。职务关联行为之所以可以被纳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范围,是因为这些行为都处于国家工作人员职权的实质影响力范围之内,动用该影响力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息息相关,以至于在规范上可以被评价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黎宏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质上就是利用‘职权上的限制、约束’即制约关系。”由此,实质影响力的判断就彰显出其重要性。《贪贿司法解释(二)》第14条要求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作为实质影响力之表征的“隶属、制约关系”,这是灵活且正确的做法。但是,如果确实难以确认职权的实质影响力的存在,而是利用职权之外的影响力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做工作的,不应肯定职务密切关联行为的存在。
由此而言,《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应当理解为拟制规定,是对缺乏“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利用。同时,该条规定的存在,也从反面说明,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具有实质影响力的密切关联行为,应当视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以直接成立受贿,而不是斡旋受贿。关于斡旋受贿,《贪贿司法解释(二)》第1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请托人财物,向请托人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以受贿论处。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其中,“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之规定是一项重大突破,以至于黎宏教授认为:“这一规定,不仅明确了(斡旋)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而且消除了其和《刑法》第385条规定的(直接)受贿罪之间的差别。”
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实在实际效果上几乎将斡旋受贿与直接受贿等同视之了,但《刑法》第388条的明文规定不能因为司法解释而被架空。准确地说,该解释结论是将“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意图或者目的要素,而不是放弃该要素。即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意图“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就够了,不需要实际转达,更不需要实际谋取。司法解释的立场是否符合立法原意另当别论,无论如何,在成立要件上,斡旋受贿仍然与直接受贿不同,斡旋受贿仍然是一种拟制规定。不能因为司法解释的规定而模糊直接受贿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与斡旋受贿场合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要件之间在实质影响力上的差异。实务上在认定斡旋受贿时,仍然要对行为人是否在欠缺实质影响力的前提下,意图“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单独判断与证明。此时,斡旋受贿就如同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型绑架罪一样,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也没有明确写明“目的”或者“意图”二字,但理论与实务均认为只要有将他人作为人质的目的或意图就成立绑架罪了,并不需要再实施额外的行为。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规范本质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归纳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规范本质。一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需要实施具体的职务行为,与职权行使抽象相关即可;另一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要动用了职权的实质影响力就足够了,不局限于本人亲自实施职务行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因此实质上就是指以职权行使为对价,而不是国内学者通常所理解的职务行为。相较于“职务行为”,“职权行使”概念与受贿罪的本质联系更为直接,更能涵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实践中的丰富形态,因而也更适宜作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规范本质。虽然职务行为说也可以如同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进一步区分出一般与具体的职务行为以及职务密切关联行为,以实现其功能,但流于概念的繁复与内涵的模糊。本文主张直接以内涵更清晰的“职权行使”作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规范本质,统摄其全部的表现形态;“职务行为”则回归至其最核心的具体职务行为概念,作为“职权行使”的下位概念使用。为了进一步明晰职权行使的规范内涵,以下从正反两方面略加阐述。
关于职权行使,除了前述抽象维度与影响力维度的实质理解,还可以结合其表现形式作进一步说明。其一,职权行使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作为与不作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两种形态,根据法律与规章制度,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无论哪一种都是在行使其职权。其二,职权行使既包括合法行使也包括非法行使。合法行使职权显然是职权行使,因此而谋利的,也违反了国家工作人员所负之制度性义务。非法行使职权的,按“职务行为说”存在一定的理解障碍,滥用职权的行为与通常所理解的职务行为有一定的距离;但按照“职权行使说”则理所当然是职权行使,因为非法行使无疑也是行使了职权。其三,职权行使既包括真实行使也包括虚假行使。真实行使自不待言,欺骗行贿者虚假行使或者会虚假行使但并未真正行使职权的,职权仍然是贿赂的对价,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确实负有相关职权,就同样损及职权的机能,违背国家工作人员的制度性义务,因而也属于职权行使。其四,职权行使既包括现在行使,也包括过去和未来行使。受贿罪的规范目的并非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权的实际行使与否,而是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职权行使而获取私利,职权何时行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以动用职权之名而获取私利。
从反面来看,职权行使应以职权的动用为贿赂的对价,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不是以职权行使为对价,则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一,国家工作人员以私人身份为他人谋利后获取酬劳的,未动用职权,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例如,税务官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他人提供税务咨询后收受报酬的,或者医生在空闲时间到其他医院行医取酬的,都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无由成立受贿罪。其二,国家工作人员虽然利用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并未动用职权的,也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例如,法官在以法官的身份取得双方信任后,在小区内帮助调解了同住小区里的邻里纠纷,事后双方略备薄礼以示感谢的,法官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成立受贿。其三,职权行使应当是贿赂的对价,欠缺对价性的职权行使同样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例如,甲将自己的摩托车无偿提供给警察使用,以帮助警察抓捕逃犯,警察抓捕逃犯当然行使了职权,并且也因此获得了好处(免费使用他人的摩托车),但是此时的职权行使并非以行贿人为指向的职权行使,二者之间缺乏对价性。其四,经过合法程序向国家工作人员赠送奖金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与奖金之间虽在形式上具有对价性,但因奖金系合法接受,对价性得以被否定。例如,甲公司请求税务工作人员紧急加班协助处理出口事宜,避免了重大损失,甲公司为表感谢,经税务局领导集体同意并在符合财政纪律的情况下,通过税务局账户公开向处理事宜的国家工作人员赠送奖金,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不应被论以受贿罪。但是,国家工作人员自己私下和甲公司达成一致收受酬劳的,仍然是以职权行使为对价谋取私利,如同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一样,有论以受贿罪的余地。
总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能仅从主体范围去界定,也不必依赖职务行为概念去条分缕析,直接以职权行使的本质视角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透过其抽象维度与影响力维度,辅之以正反两方面的思考,就可以规范性地界定其应有的范围。
三、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反思受贿罪立法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以其职权行使的规范内涵,成为受贿罪的本质要件。遗憾的是,该本质要件在理论与实务上均未受到充分重视,其根源也许在于立法者在设计本罪的构成要件时,对该本质要件有所忽视,这值得反思。本文认为,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受贿罪的立法。
(一)本质要件的规范表述
我国刑法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表述受贿罪的本质要件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对比,《公约》的规定是“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德国刑法关于基本受贿罪的规定是“因为职务行使而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期约或收受利益”。日本刑法对基本受贿罪的规定是“就其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者期约贿赂的”。其中,《公约》的规定不仅明确了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而且强调了作为或者不作为在规范上的等价性,最为详尽和清晰,但略显烦琐。德国刑法的规定突出了职务行使而不是职务行为与贿赂的对价性。日本刑法与我国刑法的规定较为类似,但职务对价性的表现比我国刑法的规定更为明确。
我国刑法规定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表述受贿罪的规范本质,如前所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引起了较多问题。“职务”及其“便利”的内涵以及范围,都存在较为模糊之处。此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还存在理解上的歧义。该表述既可以理解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手段,也可以理解为贿赂的对价,受贿罪的本质显然不应该通过一种有歧义的方式被表述。本文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表述中,“便利”二字不仅流于口语化,不够规范,而且是多余的,径直删除即可。“职务”二字虽然符合规范化的要求,且符合国际惯例,与德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规定并无不同,不过鉴于“职务”在汉语中通常与“职务行为”相联系,而受贿罪尤其是基本受贿罪的成立并不需要达到具体职务行为的程度,只要以职权行使为对价即可,本文主张以“职权”替代“职务”。作为受贿罪规范本质的以职权行使为对价,因而可以在法条中规范表述为“因职权行使而……”。
以“因职权行使而……”替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受贿罪本质的规范表述,不只是文字上的调整和优化,对于受贿罪的规范理解亦有着实质意义。首先,可以更清晰地突出受贿罪的规范本质。“因职权行使”的表述直接表明了职权行使与贿赂之间的对价关系,而且将对价性聚焦于职权本身,直指受贿罪职务犯罪的本质。决定某一行为是不是职务行为的,并不是行为的外在表现方式,而是行为是否以职权为依据。聚焦于“职权行使”,是最贴合受贿罪本质的表述。其次,有利于重新处理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在现有的立法体例之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关系是比较暧昧的,在理论与实务上都引发了不少问题。本文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权钱交易的表现方式,在“因职权行使”而体现了权钱交易本质的情况下,“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没有存在的必要,实务上围绕该要件的各种难题也会随之消失。回归至“因职权行使”要件中,是更清晰和更一致的解决方案。最后,为重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奠定基础。下文即将说明,本质要件不仅要规定在构成要件中,而且要决定受贿罪的类型与轻重。其中,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行使职权,以及以职权行使为对价还是以职务行为为对价,具有重要考量价值,将基本受贿罪的本质表述为“因职权行使而……”,为后续的分类提供了适宜且充分的空间。
(二)以本质要件设定受贿罪的类型
受贿罪的类型划分决定了其构成要件的类型认定,对于受贿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刑法将受贿罪划分为“索取他人财物”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两种类型。其中,索取是主动迫使他人行贿,收受则是被动接受他人财物。主动与被动背后,体现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差异。一般认为,索取贿赂情节更为恶劣,社会危害性相对于收受贿赂更为严重。刑法因此也明文规定对索贿行为从重处罚;另外被勒索而行贿但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以行贿论处,以及索贿者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等,也体现了对索贿的从严惩处之精神。另有学者认为,索取贿赂与收受贿赂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行为类型,而且在既遂标准上也不相同,收受贿赂以取得贿赂为既遂,而索取贿赂则应以实施了索要行为作为既遂标准,否则索取就是多余的规定了。
索取和收受是受贿罪中两种非常直观的现象类型,二者的存在论构造具有明显差异,以其划分受贿罪的类型是比较自然的做法,在法效果上也能对二者进行适宜的区别对待。问题在于,相较于犯罪现象,刑法更重视规范评价,面对较为简单和常见的场合,根据现象类型进行直观理解也许就够了;一旦面对相对复杂的局面,需要结合其规范本质进行思考时,直观理解往往就显露出其局限性。例如,上述所言之索贿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构成犯罪,深究之下其实不难发现,如果收受型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以承诺为要件,那么该承诺在索贿的场合其实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索贿者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筹码,被索取者交付财物,正是有利益相求。索取与收受时既遂标准的分歧,则是现象思考与本质思考之间紧张关系的余波。
如果跳出索取和收受这样主动和被动的现象思考,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本质要件划分受贿罪的类型,职权行使的方式就会来到舞台的中央。如前所述,职权行使的方式有作为与不作为、合法与违法、真实与虚假、事前与事后等不同区分,这些都可以用于划分受贿罪的类型。其中,比较常见的是以违背职务与否(违法与合法)为准,区分出违背职务的受贿与不违背职务的受贿,《德国刑法典》第331条和332条以及《日本刑法典》第197条之3就是适例。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呼吁应当根据是否违背职务设定受贿罪的类型。张明楷教授指出,应当根据受贿罪的法益及其侵害程度规定具体的犯罪类型,除了规定普通受贿罪外,还应当规定加重受贿罪,即国家工作人员因索取、约定、收受贿赂而实施不正当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正当职务的行为,其法定刑应重于普通受贿罪。
以本质要件而不是现象要件划分受贿罪的类型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其一,更契合受贿罪职务犯罪的本质。无论认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可收买性还是公正性,都是以职务行为为中心的,那么以职务行为是否违背法令来区分受贿罪的类型,就是直接以其本质为根据的分类,能突显出职权行使在犯罪成立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二,可以有效克服理论与实务上将本罪按照财产犯罪处理的弊端。现行刑法以索取和收受划分受贿罪的类型,是根据财物的获取方式进行的划分,财产法益在犯罪的认定上因此变得重要。有观点甚至认为:“财产法益是我国贪贿犯罪保护的隐性基因,我们不能否定受贿罪与财产犯罪之间的历史联系。”但是,规范地看,所谓的“财物”其实在受贿罪中是本应没收的赃物,根本不是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对于受贿罪的认定而言,应当重视的是其职务犯罪的本质,而不是财物收取的各种表现方式及其背后的财产法益。其三,可以严密受贿罪的法网,符合以零容忍态度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政策取向。当财物取得方式不再是受贿罪的分类标准,而更关注职权行使的方式时,实务上围绕财物的各种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的争议问题都变得不再重要,处罚时点尤其是既遂时点可以大幅提前,这对于受贿罪保护范围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以本质要件区分受贿罪的轻重
与现行刑法区分了索取和收受两种行为类型,却没有区分二者的法定刑轻重(仅一般性地规定了索贿的从重处罚)不同,以本质要件区分受贿罪类型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必然要以本质要件区分受贿罪法定刑的轻重。违背职务受贿与不违背职务受贿在不法程度上轻重有别,区分了二者,在处罚上当然也要相应体现二者的不同。例如,《德国刑法典》第331条不违背职务的受贿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第332条违背职务的受贿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国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具有强烈的本土特色,《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受贿罪与贪污罪共用同一个处罚条款;另一方面,受贿罪是根据数额与情节区分轻重。这两点在学理上都存在质疑。首先,关于共用贪污罪的处罚条款,早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曹子丹教授就曾经指出,受贿罪与贪污罪侵犯的客体不同,不宜采取相同的法定刑。修订之后立法者维持了共用模式,但是反对意见从未间断。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修正贪污受贿罪的处罚条款之际,要求为受贿罪规定独立的处罚条款的呼声再次高涨。可惜的是,立法者只是将贪污罪的处罚从数额中心论改为了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模式,并未为受贿罪设立独立的处罚条款。反对与贪污罪共用同一个处罚条款的理由大致相同,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在保护法益、不法内涵、责任程度、量刑情节上不同,采取并轨制会带来因法定刑设置粗糙而导致的量刑不公问题,故贪污罪与受贿罪的法定刑应当‘区别对待’”。还有学者结合2017年的2 097份判决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并轨制立法下引发了“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难题,以证明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立法上应采分离制。本文认同贪污罪与受贿罪罪质不同,不应同等处罚的观点,未来的立法应当为受贿罪规定独立的法定刑。
其次,关于数额与情节并用的处罚模式,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之规定,情节都是依附于数额的补充性规定,而不是独立的定罪与量刑情节,导致实务中受贿罪的处罚最终沦为计赃论罪模式。对于受贿罪的处罚而言,该模式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其一,计赃论罪与受贿罪职务犯罪的本质相背离。如前所言,受贿罪的本质在于以职权行使为对价,数额大小与职权行使的本质并没有必然联系,对职权的偏离程度才是本罪不法的核心。其二,计赃论罪使受贿罪有异化为财产犯罪之嫌。前已有述,“司法实践事实上一直将受贿罪当作财产犯罪对待”。计赃论罪对此一不当做法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计赃论罪人为制造了司法实务上的疑难问题。“在我国贿赂犯罪‘计赃论罪’的模式下,根据刑事犯罪‘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及‘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若某种贿赂标的物的价值无法被精准折算为货币价格,只能将其排除于贿赂犯罪之列。”例如,所谓新型腐败行为中的商业机会受贿,“收受商业机会的行为,只有在商业机会转化为一定的财产价值以后,受贿罪才能成立”。如果商业机会没有转化为一定的财产价值,则“属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可以不作为受贿罪论处,而是按照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处理”。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计赃论罪的限制,所谓商业机会受贿等无法计算贿赂价格的行为,原本是可以无障碍地成立受贿的。
可以说,计赃论罪模式是导致实务中处罚受贿罪时诸多不合理现象的根源之所在。那么,如果跳出数额标准,应当以何种标准区分受贿罪的轻重呢?答案已经在对计赃论罪模式弊端的说明中跃然纸上了,即应当以受贿罪的本质要件区分受贿罪的轻重。对此,学界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张智辉教授近20年前就正确地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在受贿之后,通过违反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的方式,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或者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比受贿数额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另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受贿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该罪社会危害性主要来源于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应构建以受贿人违背职责义务的程度作为受贿罪情节轻重的标准,同时根据对这一违背职责义务的程度的轻重不同,设置不同的情节,由此决定应科处的刑罚。”本文主张不仅要根据受贿罪的本质要件区分受贿罪的类型,而且要根据受贿罪的本质要件区分受贿罪的轻重。以受贿罪的本质要件区分受贿罪的轻重,不是要否定数额和其他情节对受贿罪处罚轻重的影响,而是对违背职务和不违背职务的受贿罪区分轻重,将后者作为基本犯,前者作为加重犯,以此作为全部受贿罪处罚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对二者另行规定若干加重处罚事由,例如数额巨大、长期反复实施等。在此理解之下,既将受贿罪处罚的焦点转移至职权行使之上,剥离了数额的决定性影响力,也为数额和其他情节保留了影响途径,可以较好地协调本质要件与非本质要件的关系。当然,无论是以本质要件区分受贿罪的类型还是区分受贿罪的轻重,本文都只是提出了初步的思路,具体条款的设计还要考虑更多的因素,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四、结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是受贿罪的本质要件,在受贿罪的认定中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以及“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要件都应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制约进行理解。其中,前者实际上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应有之义,因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规范内涵在于以职权行使为对价,“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过是对价关系的表现方式之一。后者则应在尊重本质要件的前提下进行理解,不能认为索取和收受行为是受贿罪唯一的实行行为,更不能因此将受贿罪理解为财产犯罪。对于未来的立法而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方面,要件表述本身还可以更直接和更规范;另一方面,应该以该本质要件区分受贿罪的类型与轻重。
作者:何庆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