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庆 王芸: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意蕴、实践逻辑与推进策略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2 次 更新时间:2026-11-19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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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庆   王芸  

余庆,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芸,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桃力民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小学教育的永恒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明确提出:国家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增进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情感,传承民族精神、增强国家观念,壮大和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多民族聚居形成独特而复杂的地理、文化和历史传统,语言环境、民族交往、教育资源等多重因素交织,构成了独特的社会生态。边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面临的不是单一的课程实施的问题,而是多元文化并存、多重认同交叠带来的复合性挑战。边疆民族地区学校常常承担超出一般学校的社会整合功能,探讨其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也关乎在更大的范围内凝聚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共识,防止狭隘地域认同、族群认同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意蕴

爱国主义教育是提升民众国家认同程度的基本途径,也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与一般地区相比,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回应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差异和认同差异,还要服务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发展的现实要求。

(一)目标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边疆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在共享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也可能因生活方式或文化传统差异而强化基于族群、地域的文化认同,并与国家整体认同形成一定张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高于民族(族群)认同的地位,族群的认同不能超越或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国家的文化认同必须大于族群的文化认同。”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就在于扩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合内容,促进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巩固国家认同的主导地位。如若缺乏有效的教育引导,来自私人生活和地方经验的文化归属感未必能够自然上升为统一的国家认同,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引导工作。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题,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以中国各民族为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自知性意识,核心内容是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其中,对伟大祖国认同的最高体现是爱国主义,其他方面的认同也都与爱国主义高度相关、相互依存,为爱国主义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内容依据。随着国家将“五个认同”确立为边疆民族工作的核心目标,爱国主义教育获得了更为具体的内容指引。

从学理角度来说,国家认同的形成同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是包括文化、传统和共同祖先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既是历史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也是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个体原初的认同是自然生发的情感依恋,只有在教育和公共生活中不断拓展,才能上升为具有包容性和团结性的统一的国家认同。借助普及的国民教育体系,教育过程最能贯彻国家意志,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培育民众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学校教育通过知识教学和交往实践,使学生从家乡生活出发,理解个体成长与国家整体发展的关系,使其地方归属逐步扩展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家认同问题,就不简单是人们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没有合理、有效的国家建设,就不可能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国家认同”。国民教育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家与个体、制度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直接塑造民众国家认同的能力。就此,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目标就更为突出,不仅要激发各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更要引导其超越狭隘的局部认同,将情感认同上升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认同,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成为可落地、可检验的核心目标。

(二)安全维度:完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促进边疆地区稳定发展

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具有价值引导功能,也在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中具有现实意义,是完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的制度要求。由此,爱国主义教育已不再只是情感认同教育,也承担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促进边疆长治久安的功能,是国家安全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功能的转变,反映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

相较于其他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挑战。一方面,地缘环境特殊,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任务更为突出;另一方面,教育发展条件参差不齐,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依旧存在,在客观上制约了国家安全教育的系统推进和整体效果。与此同时,在当前信息快速流动、境内外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的背景下,若缺乏系统引导,部分青少年可能将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割裂开来,甚至弱化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整体认知,在思想层面埋下影响边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隐患。上述风险,表面看似是文化与思想层面的分歧,深层原因在于国家认同基础仍需进一步夯实。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不仅要靠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也需要广泛而稳固的国家认同基础支撑。一旦认同根基松动,民族团结就会失去思想基础,社会稳定也会缺少内生动力。

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集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教育为一体,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宗旨,以提升安全素养为目标”的系统工程。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国家的指导思想、历史沿革、政治制度、文化符号等丰富内容,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形成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国家认同,自觉维护国家统一与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教育的目标任务高度一致。此外,爱国主义教育还涵盖深化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国防教育等内容,在边疆民族地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能有效丰富国家安全教育的载体途径与课程资源,在根本上夯实边疆稳定的认同基础。

(三)时代担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文化承载着民族精神,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随着现代国家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有效的治理单元,爱国主义精神扩展为面向国家共同体的政治情感。对边疆民族地区而言,既要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要揭示民族长期交往形成的共同历史和现实联系。只有使学生理解家乡的语言、习俗、历史记忆如何融入中华文化的整体发展,地方经验才能成为通向国家认同的起点。国家共同生活的图景并不是凭空形成的,需要借助共同的语言、文化符号、历史记忆和价值追求来实现。从认同的内在结构来看,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文化认同与两者都有重叠,与谁重叠的内容越多,就代表着哪种认同占据强势地位。因此,文化认同构成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础。边疆民族地区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这既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关于文化的重要规定。相较而言,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较多通过教材融入、仪式教育等方式纳入国民教育的法定内容,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阶段并不是单设科目,而是以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的形式出现,缺乏统一的内容标准和实施形式。有调查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工作已初见成效,但无论是在思想认识、实施现状还是资源保障层面,都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对边疆民族地区而言,既是需要直面的问题,也是契机。边疆民族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红色文化和边疆文化资源,蕴含着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要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开发在地教育资源,以具体可感的在地叙事深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理解,推动文化认同从局部走向整体。

文化认同在深层上体现为价值认同。在价值维度上,“任何现代国家都必须建构相应的国家核心价值体系,而任何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都必须对基本的价值形成合理的结构安排,明确价值的优先顺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重要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追求,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引领。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着力点,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凝聚价值共识。这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更能夯实共同的文化基础和象征符号,强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二、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逻辑

边疆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独特性,体现在教育对象的生活经验、认同结构和地域场景之中,要求立足特定的地域文化和情境结构,遵循认同形成的内在逻辑,在持续的行为实践中加以巩固。从实践层面审视,呈现出三重逻辑:其一,植根地域文化的情境性逻辑,以生活化场景为入口;其二,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的渐进性逻辑,揭示认同的深化机制,推动情感归属向价值认同有效转化;其三,以常态化活动为载体的行为养成逻辑,将认知积累与情感体验转化为稳定的行动倾向。三重逻辑层层递进、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整体框架。

(一)植根地域文化的情境性逻辑

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根植于独特的地域文化情境。个体对国家的理解,往往首先来自语言文字、节庆习俗等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认知,而非抽象的政治制度。这一认知起点决定了教育活动的方向,即要遵循个体认知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有学者将其总结为“随着个体认知的深化,学生对国家的认识会从具体形态到象征形态,最后上升到抽象形态”。这符合青少年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也为理解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参照。

边疆民族地区在学龄儿童的族群构成、生活史、语言习惯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既是他们最初的生活情境,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因而,应以地域文化为起点,在学生熟悉的情境中通过真实的情感共鸣,逐步建立起从“我的家乡”到“我的祖国”的情感通道。具体来说,边疆民族地区有大量在地化的爱国主义资源,既有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故事,也有当代爱国戍边、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这些根植于真实生活情境的在地化叙事真实可感、地域认同度高,是建立起上述情感通道的重要依托。以在地叙事为起点,在学生熟悉的情境中激发情感共鸣,再通过系统的课程内容将这一共鸣引向更宽广的国家认同,是情境性逻辑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基本途径。

情境性逻辑并不意味着教育内容止步于地方性经验,而是要借助在地情境打开认知入口,完成从地方到整体的认知扩展。对边疆民族地区而言,学校教育既要尊重学生具体生活经验,又要通过统一的课程内容和系统的知识教学,帮助他们形成跨越地域的共享文化认知。地方历史和语言习俗应置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历程中加以理解。学校由此引导学生从熟悉的家乡经验逐步走向共同的文化认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统编教材的推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都是将地方性经验整合进共同文化认知框架的系统机制。通过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共有的地域、习俗、历史记忆、符号象征等内容系统融入学校教育,使学生对国家的理解从个体的生活经验扩展为统一的整体认知。情境性逻辑以地域文化为起点,在真实情境中唤起爱国情感,借助系统化的课程机制将这一情感引向稳定的国家认同,实现由具体到抽象、由情感到价值的认同深化。

(二)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的渐进性逻辑

认同是人的基本需要,维系着本体的安全感,伴随个体终身发展。认同的过程始终有情感伴随,随着个体的成长,认同范围逐步扩大,由家庭、亲缘延伸至更大的社会群体,形成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联结,即社会认同。正如社会认同理论所指出的,“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这印证了认同的基本机制是归属感先于抽象的制度认可,情感联结先于理性判断。对边疆民族地区青少年而言,认同发展始于对本民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归属感。这种具体真实的认同并非国家认同的障碍,但若缺乏积极的干预和引导,个体的认同可能停留在族群层面,形成基于民族、语言、宗教等的社会区隔,难以自然延伸至国家认同层面。

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二重实践逻辑,是以文化认同为起点,通过系统有效的教育介入,逐步将认同范围扩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对国家政治制度的理性认可。学界通常将国家认同划分为文化国家认同和政治国家认同两个维度,前者对应着对国家主流文化、历史、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归属感,后者对应国家政治制度和公共秩序的接受和支持。个体国家认同的发展,大体遵循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的渐进性逻辑,与青少年认知和道德发展从具体到抽象、从情感到理性的规律相吻合。

这一渐进性不会自发实现。从文化认同向政治认同的跃升,不是情感的简单叠加,而是经由深度情境理解、历史反思和价值整合才能完成的质的转变。文化认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更接近,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切入点。现行教育体系中的历史教育、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等已经承担着促进文化认同的基础功能。政治国家认同则是以文化归属感和生活经验为基础,当青少年在生活情境中感受到国家制度的公正运作和政策惠及时,制度认同便获得了经验层面的真实依托。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治体系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使制度认同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认可,完成情感归属向理性认同的深化。边疆民族地区的这种渐进性特征更为突出。青少年对国家的初始理解往往不是来自宏大的理论叙事,而是来自边境管理、守边戍边、民族交往、家乡发展变化等切身感受。当青少年能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改善、教育帮扶、民族文化保护等国家政策惠及时,他们的国家认同就获得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撑。只有将个体熟悉的现实经验与国家整体发展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青少年由对身边生活的情感认同,逐步走向对国家共同体的理性认同和责任认同,实现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

(三)以常态化活动为载体的行为养成逻辑

爱国主义教育的旨归,是使爱国主义内化为青少年稳定的行为倾向和生活方式,而非止于知识掌握或短暂的情感激发。然而,现阶段衡量爱国主义教育实际成效的方法仍不成熟,无论是知识考查,还是量表测量,抑或行为观察,都属于间接测量,难以全面反映成效。但可以确认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对青少年学生认知与情感的转变,会作为潜在的影响因素,最终作用到行为表现上,而行为的持续养成又会反过来巩固和深化认知与情感。换言之,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在于以常态化的教育活动,将认同转化为习惯,将情感转化为行为。

道德品格的形成依赖知情意行的协同发展,行为习惯的持续养成是品格教育的核心机制。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正是将爱国主义精神内化为稳定的行为习性,即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能够以结构化的力量调节实践活动,保障行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习性的形成依赖于时间的积累与行为的持续重复。这一逻辑要求爱国主义教育从事件性走向日常性,在校内外协同构建常态化的行为养成机制。

就校内而言,活动课程是将知识转化为体验、将认同转化为行为习惯的关键。升旗仪式、传统节日活动、重大纪念日主题班会等常规性仪式,在日常节律中持续积累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研学旅行、社团活动、劳动体验等实践性课程,则为学生提供在结构化情境中参与集体实践、理解公共规则的机会。活动课程并非正式课程的简单补充,而是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可围绕国家安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相应的重大社会议题,系统开发常态化的主题活动。

就校外活动而言,广泛的社会参与是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或缺的实践场域。只有在真实的公共生活中,广大学生才能认识国家、政府、社会等社会各领域具有的独特功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机理,深刻感受到个体与国家之间休戚与共的一体感。其中较为有效的活动形式是服务学习,即“将社会服务与学术学习结合起来的学习方式,可以有效弥合爱国主义教育中知识学习、情感体验与社会行动之间的鸿沟,促进学生在真实生活情境中自主自觉行动”。民族交往、家乡建设、边境治理等本地化社会参与,既是日常生活,也是服务学习得以开展的真实场域。这类参与更能激发起真实的爱国情感,使爱国主义成为根植于生活经验的自觉行动。

三、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策略

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如何将学生的在地情感经验引导为统一的国家认同,并使这种认同在日常生活中沉淀为稳定的行为习惯。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目标设定、课程建设与技术支撑三个层面作出针对性制度安排:以分学段目标设置引导认同有序推进,以课程与德育贯通提供认同深化的内容载体,以数字技术拓展行为养成的实践场域。

(一)设置分学段教育目标,明确爱国主义教育的递进要求

中小学横跨十二个年级,学生的认知能力、情感结构、价值判断和社会参与意识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爱国价值观的发展也呈现出由感性认同到理性认同、由情感归属向责任担当的递进特征。因此,应当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以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系为依据,分学段设置教育目标,低学段以文化认同为重心,高学段以政治认同为主要方向,构建纵向贯通、层层递进的教育目标体系。

文化认同有具体性、生活性特点,政治认同更具抽象性和制度性特征。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递进关系,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知识基础和情感基础,政治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价值升华。基于这一内在关系,低学段侧重文化认同目标,依托历史故事、地域文化、英雄人物等可直接感知的内容,引导他们形成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朴素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抽象思维和价值判断能力逐步发展,高学段教育目标应更侧重政治认同,引导学生理解认同国家制度、法治观念和公共秩序。如此,爱国主义教育才能避免低水平重复,实现从感知国家到理解国家、从热爱家乡到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深化。

边疆民族地区的学校,尤其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可结合校情学情,从“认知和理解”“情感和体验”“意愿与行动”三个维度构建爱国主义教育目标分类,并据此提炼出各学段的具体目标。这三个维度涵盖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核心要素,能够避免目标笼统化和活动随意化。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目标分类依然有一定的综合性,主要意图是将年龄、心理特征相近的学生统整归类,保留适度的弹性空间。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细化,如将小学段划分为高低两段或高中低三段,甚至精细化到每个年级目标,从而为系统化设计提供清晰的操作依据。

(二)贯通课程教学与德育活动,促进地域经验向国家认同转化

课堂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德育活动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依托,二者在主题选择和实践路径上高度契合,理应相互嵌入、协同推进。因此,不能将课堂教学与活动实践分置处理,而应以国家课程为基本依据,形成共同的认知框架,以在地资源为情境支持,增强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形成互嵌的育人体系。

国家课程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基本内容和规范依据。统编教材已经涵盖了国情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课程标准也对核心素养内涵及总目标、学段目标做了明确要求。其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将政治认同作为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因而,学校要系统梳理“道德与法治”“语文”“劳动”等课程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明确不同学段的育人重点,避免教育内容碎片化、表面化,构建更为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学科板块。

对边疆民族地区而言,仅靠国家课程的宏观叙事还不够,需要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和现实资源,将其纳入现有的课程体系。守边戍边历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红色革命遗址、各民族共同建设边疆的现实经验等,都具有较强的教育价值。这些资源与学生生活经验距离较近,能够把国家叙事转化为学生可感、可知、可理解的具体内容,使地域经验成为通向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主题班队会、社团活动、研学旅行、社区服务、劳动体验等德育活动,也为课程内容向实践场景延伸提供了有效载体。

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学校已经开始结合地方文化资源和学生成长特点,探索课程教学与德育活动协同推进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桃力民小学为例,该校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鄂尔多斯建校时间最早的学校,红色历史底蕴深厚。“桃力民”一词系蒙古语,意为“向阳湾”。该校立足红色基因和本土文化,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形成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又前后贯通的“向日葵”德育课程体系,不仅寓意向阳生长,也以“心向桃力民”“心向家乡”“心向传统文化”“心向英雄榜样”“心向祖国”“童心向党”为进阶主题,分别融入一至六年级的班队活动课程。该体系以小学生熟悉的学校和家乡为起点,遵循由近及远、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逐步将认同对象扩展到国家,使红色文化和爱国价值观获得连续、具体、可操作的内容依托。课程教学与德育活动的贯通,关键不在于简单增加活动数量,而在于通过在地资源重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通道,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家乡、认识民族、认同国家,将爱国情感逐步转化为日常行为。

(三)整合数字化教育资源,扩展校内外协同育人场景

边疆民族地区地域广阔、学校分散,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获取和活动开展受到一定限制。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步成熟,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传播方式和实施场景也不断拓展,为突破时空限制、丰富教育体验提供了新的可能。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联通、共享和沉浸优势,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从分散建设走向系统集成、从单向传播走向互动体验。

在区域层面,各地应推进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将在地资源素材转化为可复制、传播的数字化教育内容。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开辟了专门的爱国主义教育板块,但民族团结、国情教育等针对性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各地可主动对接国家平台,推动地方优质资源进入共享体系,使边疆民族地区的经验转化为更广泛的教育资源。对有条件的地区,可建设虚拟现实场馆或数字研学空间,综合运用全息技术、传感技术、虚拟现实等方式,呈现边疆历史、红色记忆、民族团结等国家发展的生动叙事,弥补地理位置偏远而难以开展实地研学的不足。

在学校层面,数字技术不应只是展示性、偶发性的教育工具,而应与常态化教育活动深度融合。学校可结合本地资源和学生特点,建设适用于自身校情的数字化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利用虚拟场景、互动影像、数字展陈、智能穿戴设备等方式,创设跨时空、跨学科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边防实践、红色传统、民族团结和国家发展。同时,还应将数字资源嵌入升旗仪式、主题班会、节日庆典、研学准备、劳动教育和社区服务等日常教育环节,使技术体验成为学校教育节律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借助技术手段真正拓展行为习惯养成的日常场域,缩短各民族师生的时空、心理距离,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整体合力。

本文刊登在《中国教育学刊》2026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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