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 202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时代新人精神生活质量调查研究”（VBA25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叙事（Narrative）是“让接受主体将抽象的人物和事件‘情节化’为有内在意义向度文本”的一种思维和言语行为。[1]以叙事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的“宏大”概念具象为有情节、有角色、有冲突的“故事群”，不仅能传递事实，更为引导个体建立与国家共同体的情感联结、理性认知与责任认同提供了全新的运作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2]《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也强调要建好用好数字文化社区，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这为“数字技术+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融合提供了政策依据，也预示着叙事实践从相对静态的文本形态，转向一个主体更多元、场域更交融、手段更丰富的数字生态。在此背景下，探究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叙事的基本样态、研判其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并探赜可能的优化发展进路，对有效凝聚国民共识、培育深厚爱国情怀、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叙事的基本样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3]在数字生产力引擎下，爱国主义教育叙事转向在广度与精度上兼顾政治引领、情感涵育、价值内化的新样态，并在主体、场域、内容等维度上实现了数智化转型。 

（一）叙事主体多元化 

在叙事学视域中，“叙事主体”指叙事行为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建构叙事意义的核心。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叙事主体集中于权威组织，呈现出高度集中化与单向权威宣导的特征。数字技术催生了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拟主体”叙事力量：向上，辅助权威主体将宏大叙事转化为青年话语；向下，降低内容生产门槛，释放社会力量参与叙事共创。由此，一个由权威主体、智能“拟主体”与民间个体共同构成的多元叙事格局正加速形成。

技术赋能主体运用政务新媒体、数字博物馆等形态，让权威声音以贴近青年一代认知习惯和情感需求的方式在流量竞争中“可亲近”。数字工具也使普通网民成为叙事内容的重要生产者，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大规模语料数据支撑下，自媒体创作者可整合优秀传统文化、红色事迹等海量资料，动态生成贴合不同群体接受习惯的叙事文本。[4]二者在内容市场上相互竞争且彼此共赢，共同赋予爱国主义教育叙事更具想象性的发展空间。 

（二）叙事场域立体化

“场域”是行动者惯习展开的行动空间。爱国主义教育场域沿此脉络延展为一个融技术架构、叙事生产、传播与接受于一体的复合空间，既包括教学物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也涵盖技术逻辑主导下的“权力—意义”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正是在给定的“场域实践”中展开人与物、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从而实现对个体思想塑造、行为引导、情感培育的全面关照。[5]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推动叙事场域从“可观看”的二维媒介向“可进入、可互动”的拟真情境迁移，使学习者在全景式呈现和真实性再现的空间域中“身临其境”体悟叙事事件的原初场景，萌生“在场”感知与“共情”体验。在教学实践中，数字叙事场域通过技术介导打破教师“一言堂”、学生“旁观者”的陈规，如多模态符号（图像、声音、文字）融合叙事功能，既能调动学习者多感官系统的协同参与，又能拉近叙事主客体间的交往距离，使教学实践从单一的知识传授空间转向知情交融的意义生成空间，弥补“离身”说教的固有局限。尤为关键的是，临场感、沉浸式的叙事体验始终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涵育目标，也就是说技术打造的“场景”“体验”皆作为手段，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从“入眼入耳”的形式传递走向“入脑入心”的价值内化。 

（三）叙事内容精准化 

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内容多围绕教材体系展开，强调文本的统一性、严肃性和系统性，这一模式在确保价值导向正确、知识结构完整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在长期实践中也暴露出形式趋于固化、叙事方式偏重理性概括等局限。对此，内容的数字化转型，是关乎在坚守核心价值立场这一“常量”的前提下，如何对表达方式这一“变量”进行创新的重要探索。 

一方面，数字技术助力教育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永久存续。借助数字孪生、三维建模、云计算等手段，可对革命文物、历史遗迹等关键叙事要素进行数字化复原与智能标注，从而为叙事内容的创造性转化积累更加丰厚的素材。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支持叙事策略的精准匹配与动态优化。与传统教育叙事更多从教育者视角出发、强调“应当传递什么”不同，数字叙事能够借助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推送系统，根据用户的多元特征识别其偏好与接受习惯，实现更具针对性的内容匹配，真正关切“受众需要什么”。例如，面向关注民族精神的群体推送英雄楷模事迹，面向科技爱好者呈现大国重器的发展历程，以更贴合受众认知的方式，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有效融入不同群体的思想认知之中。 

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叙事的现实挑战

在数字技术赋能德育新体系的契机中，爱国主义教育叙事发生了提质增效、融合创新的现代化转向。然而人的道德发展具有内在规律性和独特性，看似“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技术，在转化为教育利器的过程中，也面临工具理性膨胀和价值理性萎缩的现实梗阻。[6]预判和省思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叙事在范式统合、数字异化等方面的张力问题，是发挥技术优势、坚守价值理性的必要前提。 

（一）“内容失真”蚕食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框架 

“内容为王”始终是叙事实践的核心原则。区别于一般的故事讲述，爱国主义教育叙事的根基与底色，源自其承载的故事贯穿于对真实的敬畏、对事实的恪守。然而，网络话语权的下放使得不同立场、不同取向的叙事得以广泛传播，信息资源呈现鱼龙混杂、真伪交织的复杂面貌，“技术赋权”诱发的内容生产“去中心化”正日益侵蚀着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框架。 

一是叙事方式的“泛娱乐化”消解教育内容的严肃性。“眼球经济”驱使创作者为迎合受众对“感官享受”和“情感速燃”的追求，把承载着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的叙事内容戏谑符码、抽象解读乃至畸形变现。如“网红”借爱国情绪制造话题、吸粉牟利；短剧赛道上演“抗战神剧”猎奇吸睛，把“爽文”元素硬生生植入抗战场景，抽空战争叙事应建立在对历史敬畏之上的这一事实。年轻一代若从戏说而非正史中认识国家来路，爱国表达也就只能沦为缺乏历史厚度的一场情绪宣泄。二是叙事意义的“虚无化”动摇价值认同的根基。数字空间的匿名性和开放性使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中比现实生活中更为显著。[7]部分人打着“爱国旗号”不辨真伪，将失去理性的“伪爱国”“无脑跟风”当作爱国表达在网络社群中大肆发泄、发酵，使凝聚价值共识、涵养家国情怀的叙事内容遭受虚无劣质信息的侵犯与裹挟。甚有别有用心者借助算法放大碎片化信息，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手法对党史国史军史进行选择性“重估”，导致教育对象在嘈杂的网络声浪中陷入价值“悬浮”的困境，面临理性思辨能力丧失的危机。 

（二）“算法黑箱”遮蔽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价值 

“算法黑箱”被用来形容那些不为人知的、不能打开、无法从外部直接观测其内部状态的系统，[8]而使用者常因技术认知壁垒难以洞察多层算法程序的运行机制，引发教育机理难以解释、过程难以追溯的风险。[9]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面向全体公民的一项“精神公共品”，其重要历史记忆与精神资源应超越个体偏好和圈层隔膜，平等、充分地进入公共视野。然而，算法在“黑箱效应”下重构了教育叙事主体与对象公共精神的分配秩序。

首先，算法不仅控制内容“是否可见”，还通过排序机制隐性决定叙事价值的等级，使公共共享的叙事面临“圈层化”切割风险。在信息流中，娱乐化内容可能因更高的互动数据获得更优推荐位，“冷门”却内蕴价值象征意义的公共叙事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其次，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虽能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实现更“智慧”的教学诊断和干预，但其算力更新迭代之迅速，算法内部逻辑之复杂，令教育主体的信息传递受制于“茧房壁垒”“数据偏好”，一旦教育决策让渡于算法判断，爱国主义教育所赖以立身的价值引领便有被数据主导取代之虞。 

（三）“技术崇拜”矮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目标 

数字技术的智能化、高效性、便捷性优势易使人们产生技术乃“万金油”的错觉。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并不能为人类的理性提供保障，也不必然导致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认识”[10]，对爱国主义教育而言，以盲目滥用技术为标识的‘技术崇拜’就是显例。 

具体而言，教育教学中的技术至上主义始于教育主体对技术效用的“无限遐想”，他们抱持着技术使用频次与教学成效等同的观念，片面地认为技术适用于“一切”教育叙事，导致教师主体性的迷失和退场。从现有叙事样态来看，技术运行逻辑与德育育人逻辑间存在天然隔阂，二者在融合渗透过程中若把握不当，易掉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事实上，“技术决定论”更多表现为一种工具性思维。[11]倘若学生过度依赖数智技术，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重心就可能从“传递何种价值”偏移至“呈现何种奇观”，技术从承载意义的“媒介”反客为主成为被追捧的“目的”，造成情感涵育功能的本末倒置。更为深层的影响在于，对技术的滥用、盲用或误用，给了其侵入人的生活过程与意识形态的“机会”，但教育不单是信息传播和知识授受，更关乎心灵触动、人格感染、精神对话等难以量化的维度，[12]如果执着于以“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的姿态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叙事的发展，结果必然是掉入“数字形式主义”陷阱，阻滞教育人文关怀作用的正常发挥，大幅减弱数智时代德育的实际效果。 

三、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叙事的实践进路

教育与技术之关系，关涉未来教育学和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根本命题。[13]教育因其固有的前瞻性，始终承载着“塑造未来人”的崇高使命；而技术作为渗透一切的当代实践方式，已成为教育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变量。依托数字技术，爱国主义教育叙事得以突破传统教育在空间、主体、资源上的边界，迈向高度智能化的叙事境遇。然而，技术若在教育叙事活动中信马由缰，则极易诱发叙事失序、价值偏移和育人失效的危机。鉴于此，亟待构建一套以价值理性为根本引领、以技术善治为关键保障、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旨归的实践进路，引导数字叙事从样态创新向更高水平的育人效能转化。 

（一）“人技共治”：以协同治理筑牢数字叙事真实性防线 

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一直是德育研究中的“阿基米德点”。面对数字叙事带来的全新挑战，回避或摒弃技术的想法显然背离了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初衷，如何在拥抱技术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叙事表现力的同时，探索出“人”与“技”有机融合的“共生之道”，是对教育“在场性”的坚守与育人初心的当代践行。 

首先，秉持“育人为本，技术为用”的叙事理念，确立人类价值判断在叙事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如果说技术长于信息处理、效率提升和形式创新，那么爱国叙事所内蕴的情感真实性、信念坚定性与行为实践性，则属于价值认同和生命体验的深层范畴，后者依赖于人所独具的主体理性和道德良知，是算法无法全权裁量的。换言之，从叙事框架的确立、史实材料的甄选，到价值逻辑的阐释、情感基调的设定等环节，均须由具备扎实学养和明确教育意识的主体进行最终审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将“人”与“技”在叙事中的交互关系理解为双向建构、互为依托的共生体，未来德育要培育的是具有数字叙事素养的新型教育主体，他们不仅要擅长运用数字工具进行叙事构建，也要富含洞察和规避“数据遍历”“资本宰制”等算法风险的智慧，在“人－技术－教育”的复杂构型中坚守数字叙事的本真，让技术理性真正服务于人的道德生成。 

其次，加强优质叙事内容供给，构建覆盖生产、审核、传播全链条的“人机协作”治理体系。一方面强化权威叙事主体的内容生产与价值引领能力，开发高可信度的数字化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库，依托“红色智库”把关叙事的意识形态准确性与历史真实性。另一方面建立分层级“机筛人判、人机互验”审核机制，发挥人工智能在批量识别、初步筛查环节的效率优势，将存疑内容推送至核心团队进行定性研判。对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事迹及政策解读的叙事内容，还须实施多重校验，从源头上遏制“泛娱乐化”与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蔓延。 

（二）“虚实交融”：以育人为本促进叙事场域具身化构建 

人工智能的浪潮与数字技术的演进交汇于一点，催生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并存和交融，为打造无边界学习空间创造了更多的机遇，也为形塑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叙事的未来指向开辟了新的可能。然而，叙事场域向数字维度的立体延伸也暗藏着沉浸“技术本位”迷思之风险，背离了教育是将自然状态的人引向“人的世界”的价值旨趣。[14]对此，要力促教育对象在叙事空间中“数字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和谐统一，实现爱国情感虚实互嵌、虚实相生的叙事意义衔接。 

第一，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主体性构建原则。在爱国主义教育语境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义构建性潜能应得到充分观照。叙事设计应主动引导教育对象在虚实空间的交互转化中探寻主客体关系的动态平衡。例如，让学习者依托“现实+虚拟”的育人模式，激活自身情感认知系统，在知情交融的自由叙事空间内激发意义生成、塑造完整自我。在此过程中，叙事设计必须包含“脱虚向实”的转化环节，引领学习者将虚拟空间激发的爱国情感，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志愿服务、理性爱国等具体行动，完成从“知”到“情”再到“行”的育人闭环。[15] 

第二，强化“助学者”作为意义引导者的数字叙事素养。助学者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教师、家长、虚拟学伴等，是保障育人方向的关键行动者。他们不仅要善于运用智能技术创造叙事情境，更要自觉赋能其作为叙事引导者的“数字身份”。这意味着助学者的育人逻辑应以促进教育对象获得真实他者的情感关怀为起点，在各类虚实共在场景中适时引导学习者辨析历史与现实、国家与个人、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规避在“人”“技”“场”动态互融的教育生态下可能滋生的技术异化、意义悬浮和离身隐忧。 

（三）“价值锚定”：以算法向善守护叙事生态公共性秩序 

进入数字时代，算法基于对教育对象与信息特征的精准识别和动态匹配，得以在悄无声息中实现某种思想影响预期。事实上“机器能够做很多事情，但它们不能创造事物背后的意义，更难以为我们回答更多的隐含性问题。”[16]这警示我们要科学理性地辨识算法的内在局限性，将“向善”的价值理性嵌入技术逻辑，重塑清朗、有序、富有韧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叙事生态。 

第一，驱动算法向善，以主流价值引领爱国主义教育全流程。在技术开发阶段，即应强制要求平台将爱国主义教育“核心参数” 与“价值权重”纳入算法模型，确保在叙事推荐、排序、关联等环节有效实施权重保障原则，并建立“算法补偿”机制对边缘化的主流内容进行流量扶持，以“技术正义”对抗算法霸权。同时，落实“平台主责，多方共治”的问责机制，明确数字平台作为爱国叙事生态“守门人”的公共责任，对利用算法蓄意篡改历史、恶意戏谑英雄、煽动极端情绪等乱象采取限流、标记、禁言等处置措施。此外，畅通对算法不公或内容失范共同参与的多维监督和投诉渠道，打造政府依法监管、平台落实主责、社会广泛监督、行业强化自律的多元共治格局，合力守护爱国主义数字叙事场域作为公共精神文化空间的秩序活力。 

第二，弘扬爱国传统美德，以公众信息素养筑基价值自觉防线。“爱国”历来是公民须臾不可离弃的一项基本美德。面对算法塑造的信息环境变革，公众不应止步于充当技术的“受益者”，而应成长为对数字化生存有所自觉的“数字公民”，打造在数字生活中保持理性和向善的“正向信息主义精神”，[17]不盲从算法推荐，培养自身理性研判与价值甄别能力。同时，各界要鼓励公众积极搜寻、辨识、共创优质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以个体无限能量制衡算法的潜在偏差。当更多的公众能够主动跳出“数字围猎”，积极传播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情怀才能在数字时代真正沉淀为认知上理性认同、行动上忠诚依归的“公共善”，升华为人人积极投身公共事务、共建爱国共识的集体叙事力量。 

四、结语

技术发展永远行进在路上。身处数字叙事场域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应葆有一份审慎的边界意识，自觉警惕爱国主义教育滑向“碎片化”“感官化”“浅薄化”的陷阱，仔细甄别技术究竟是对人之能力的拓展，还是对人之主体的无形奴役。对教育而言，人的需要、人的幸福终是其不可动摇的核心旨归，这一点在技术时代不应也不会改变，而今天一切技术的应用，也皆应服务于此、回归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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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娴，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王定功，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德育》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