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APEC要来了,中美俄三国元首会晤也要来了。这注定是一个关键的世界历史时刻,其意义早已超出APEC本身惯常承载的区域甚至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功能。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性和标志性城市,深圳的“三巨头会晤”是中国主场的国际政治经济顶层会晤,需要磋商和解决一系列关键性的大变局议题,覆盖地缘战争、贸易政策、人工智能治理、新世界秩序等诸多基本层面。这次会晤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当代国际政治的所有重大问题,但却开创了新的“大国协调”传统与大国共治机制。
这种中国的面子,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顺利召集“三巨头会晤”。这种面子的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力基础与中华文化的和平影响力。一个文明古国和当代大国,既无比执着地追求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并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结构性贡献和方向性引导,又无比执着地坚持和平包容的政治文化和世界秩序理想,这必然是可敬的,也是可畏的。深圳三巨头会晤凸显了中国文明与政治影响力的世界性地位。中国珍惜、看重并智慧性运用这种地位服务于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的正义事业。由此,大国协调的中国角色基本成熟,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地位更加巩固。
国内外智库与媒体习惯于将此次三巨头会晤称为“新雅尔塔时刻”,既对中美俄会晤的积极成果抱持期待,也折射出某种国际政治沧海桑田的感慨与酸涩。这一认知变迁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结果。这里没有G7,没有G20,也还未达到G2,而是G3。对于21世纪以来世界强国实力对比变化及其全球治理角色更迭,美国特朗普政府比历任民主党政府更加现实和敏感,不拘泥于传统西方阵营和冷战世界观,从美国优先的利益政治出发大幅度进行帝国秩序的结构性调整,逐步形成了以新门罗主义与国际协调主义并存的新国际政治路线:在美洲实行严格的新门罗主义,实现美国的绝对优先;在美洲之外实行与美国现实实力与利益相称的国际协调主义,实现美国的相对优先。此次,特朗普是奔着美国相对优先来的,而能够第这一新的美国帝国调整目标形成实质性影响的,只有中俄两国。
特朗普政府的智库在年初曾提出过G5的设想,即以中美俄为基础,以印度、日本取代欧洲的英国、法国,构建一个更加现实且反映国际政治均衡权力的大国协调共治格局。这一G5格局整体上将欧洲边缘化,不同于联合国安理会的G5,反映了特朗普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以及国际政治重心的亚洲转向。此次深圳APEC三巨头会晤,对上述新G5格局有一定的印证。
欧洲对自身无论是整体的欧盟还是个别的英法无法上国际政治的“主桌”耿耿于怀,对欧盟同盟关系的结构性裂变和欧洲战略自主性的严重削弱痛心疾首。美国中期选举的“民主党蓝潮回归”让欧洲重新看到了些许希望,但深圳会晤又逼迫其不得不面对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民主党回归,不是民主党得美国人心,更不是得天下人心,也不是能够解决什么西方霸权维护的大问题,而只是民众对特朗普第二任内外施政效果的不满。西方霸权衰落是长期历史趋势,美国率先调整,欧洲故步自封,民主党回归只是局中反复,不改变大局大势。同时,亚洲地缘政治空间中的印度、日本对三巨头会晤也心思复杂,难以接受。高市早苗上台以来的“台湾有事论”暴露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复活企图及对美日军事同盟反华功能的过高期待,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二战结束以来的结构性低潮。这也就决定了日本在深圳APEC议程中不可能获得任何中心角色,日本的所谓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道路如果一味寻求与中国对抗,不仅艰难崎岖,甚至可能因违反联合国宪章“敌对国家条款”及大国协调共治核心利益而遭到边缘化。印度是非常有发展潜力和地缘自负的全球南方国家,既与欧美文化及精英网络深度绑定,又长期推行地缘霸权扩张政策,甚至与中国长期处于边境摩擦对峙及大国竞争态势之中。印度对内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进行国内整合与现代化,对外勾连西方、染指印太,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形成结构性长线抗衡,并试图在大变局冲突情境中坐收渔翁之利。印度和日本均有意竞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均有在亚洲甚至全球空间成为独立一极的战略企业和国家目标。
中美俄是上述变局态势中最具有国际规则与政策影响力的真正的大国,曾被普京称为世界上仅有的三个“主权国家”。这里的主权不是国家的形式外观或联合国席位的形式符号,而是外交、安全与国际政治上的真正的独立自主,以此衡量,这类国家确乎少之又少。三巨头会晤所要讨论和决定的事项目前当然无法知晓,只能猜测。但从当前世界的变乱格局及中美俄的战略互动来看,所议所决确实与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存在相似之处。1945年的三巨头是美、苏、英,是苏联做东筹备,决定的关键事项是:战后处置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远东问题、联合国问题。那次会议形成的雅尔塔协议对战后国际秩序造成深刻影响和塑造。彼时,中国和法国均被排除在外,雅尔塔协议甚至做出了不利于中国主权利益的有关安排。一战后国际秩序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奠定流的,二战后国际秩序是雅尔塔-联合国体系奠定的,1951年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是一个合法性存疑的单边补充。整体上,雅尔塔会议属于西方大国列强划分势力范围、规划战后秩序的俱乐部会议,有着霸权政治的属性和倾向。
深圳APEC的三巨头会晤因中国的主场角色和全球治理立场,而不可能是又一场“雅尔塔会议”。其一,中国坚持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必然反映在三巨头会晤的有关议题和方案中,从根本性质上区别于旧雅尔塔协议的列强霸权政治属性。其二,2026年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软硬实力基本达到谋划制定新的国际规则的地位,在新型大国关系上与俄罗斯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美国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尤其后者的规范内涵确定为尊重、公平、对等,这样的新型大国关系已然改写旧的西方大国协调共治传统,注入了中国智慧和全球南方立场因素。其三,深圳是改革开放、包容共享、和平发展的国际化先进城市,深圳会晤给全世界释放的信号具有不同于旧雅尔塔会议的新的文明信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其四,美俄在地缘冲突和全球经济事务上均存在重要的理念和政策缺陷,均存在对中国的战略支持与协调的强烈需求,中国则在三国会晤上占据主动性和引导优势。其五,中国是此次会晤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这种文明文化与国际政治身份的差异性及多元性,决定了深圳会晤绝对不是雅尔塔会议的当代翻版。其六,国际社会在1945年以来数十年的价值沉淀和制度进展,导致旧雅尔塔协议根植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列强俱乐部传统已经大有改变,和平、发展与人权深入人心,非西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大有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显著增强,这种来自更加全球化和更具实质性的全球公共领域对深圳会晤及其结果必然产生重要的限定和影响。
我们期待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政治转折点,期待这是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明新起点。
田飞龙,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