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兰虎: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2 次 更新时间:2026-11-18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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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兰虎  

 

[摘 要] 过错推定规则是能够兼顾处罚公正和处罚效率的重要归责原则选择。但结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这一规则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诸多疑问。对此,首先应当明确过错推定规则作为行政处罚原则性归责原则的基本定位。其次,在过错推定规则适用范围的具体选择上,应当结合行政处罚的目的、种类以及违法应受处罚行为的特征进行确定。最后,为了合理准确适用行政处罚中的过错推定规则,应当明确当事人通过举证排除被推定的过错的具体证明标准,完善相关行政裁量规制和权利行使保障,细化推定过错减轻的举证标准。

[关键词] 过错推定;行政处罚;基本定位;适用范围;证明标准

 

一、问题之提出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所谓过错推定规则,是指行政机关对违反了行政管理秩序而应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对人,在证据收集和事实查明时,只需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符合应受处罚行为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也即能够直接认定当事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从而能够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再进一步承担收集相对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证据责任。而当事人如果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自身不存在主观过错,则不应受到行政处罚。如果不能证明自身不存在主观过错,则仍要受到行政处罚。

在责任主义原则下,违法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故意或过失才可能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而受到行政处罚。基于对这一原则的强调,有学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的新增,视为立法上对于行政处罚过错归责原则的明确。

应当说,通过新增《行政处罚法》条文的方式,将主观上存在过错明确为行政处罚的主观构成要件,有利于更好实现行政处罚执法效率与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平衡。然而,行政处罚执法量大面广,部分违法行为的主观过错可能难以完全查明,而提升行政执法效率的实际需要又较为强烈,此时,在过错归责原则下合理适用过错推定规则,十分具有必要性。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行政处罚法》第33条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过错推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主要归责原则。

在过错归责之外,过错推定规则由于具有有效弥合“无过错即无责任”的人权保障理念和客观执法效能之间张力的作用,显示出了更好的实践适用价值。当前,行政处罚中的过错推定规则虽然具有兼顾保障执法正义和提升执法效能的巨大潜力,但也存在规则模糊和粗疏的基本问题。因此,有必要检视现行《行政处罚法》中过错推定规则存在的模糊和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规则解释和规则细化完善对策。

二、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规则的基本定位

过错推定规则是否在《行政处罚法》中存在直接依据?过错推定规则是否是一种独立的归责方式?过错推定规则在多元归责体系中的地位如何?这三个问题集中归纳了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规则的定位问题可能存在的争议。因此,深入探讨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规则的基本定位,可以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一)《行政处罚法》中是否确立了行政处罚的过错推定规则?

对于这一问题,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观点。否定者认为,按照文义解释,《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主要明确了当事人通过主观无过错证明排除行政处罚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不需要承担证明当事人存在主观过错的证明责任。肯定者则认为,结合《行政处罚法》第33条3款,第33条第2款旨在确立行政处罚的主观归责原则。同时结合《行政处罚法》第40条、第54条对行政机关负有查明事实义务以及应全面查明事实的要求,第33条第2款应是对过错推定这一例外性规定的明确。

应当说,对于《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是否明确了过错推定规则,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的解释方法问题,而是需要更加聚焦理论和实践所结合的制度之维,结合行政处罚体系,进行更加综合和实质性地解释。早在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对《行政处罚法》进行释义时就明确指明,不需要细化证明到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行政机关只要能够认定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实施了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便可依法作出处罚。

深入探究,这一解释更多可以理解为是在大多数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中,为相对人设定了一个一般性的注意义务,违反了这一注意义务,便至少构成了过失,由此行政处罚的主观要件也得以完整。这种一般性注意义务的隐含解释,更像是在实际上确立了过失推定规则。然而,实践情况是,即便全国人大明确了过失推定、或者至少是主客观并重的行政处罚归责原则,行政机关在实际执法中、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的审判中,仍主要适用客观归责原则。这或许已经足以表明,在效能目标之下,无论是执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更倾向于以客观的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作为行政处罚的主要构成要件。

因此,从推动行政处罚法治进步的角度,《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内容的新增,价值不仅仅在于更加明确确立过错推定规则,因为过错推定规则在有关解释中早已经被立法机关明确,在实践中也已经被行政机关以存在一般性注意义务的解释方式予以适用。更富有推动行政处罚法治实质进步意义的是,明确和加强保障当事人通过无过错证明排除处罚责任的权利,从而减少实践中存在的简单粗暴执法损害相对人公平正义获得感的现象,使得行政机关更好兼顾执法效能和执法公正,综合实现违法行为打击和相对人权利保障的执法效果。因此,从实质法治的角度,运用综合解释的方法,《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当然是通过正式法律条文的方式对过错推定规则的确立。并且在此基础上,该条款还强调了当事人证明主观无过错以免除处罚责任的权利,也是其所确立的过错推定规则的重要内涵。

(二)《行政处罚法》中的过错推定规则是否具有独立性?

所谓过错推定规则的独立性,主要是指过错推定与过错原则和客观归责原则在法律条文理解时的区分价值。对此,存在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现行《行政处罚法》中的过错原则就是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规则是过错原则的现实可能形态。如,有学者认为,考虑执法实践需要,现行《行政处罚法》将主观过错规则限定为了过错推定规则。第二种观点认为,过错推定规则在事实上与客观归责原则功能高度关联,过错推定与客观归责在实践上是统一的,因此无太大的区分必要。相关学者认为,过错推定原则在主要考虑客观行为违法性的同时,也为行为人提供了自证的权利。还有学者则更加直接地指出,行政处罚不应当过多强调主观要件,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通常也可以视为对法律规范中的一般性客观注意义务的违反,而这可以推定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第三种观点认为,过错推定规则与过错原则和客观归责原则均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具有规则构造和功能上的独立性。相关学者认为,纵观单行的行政处罚领域立法,明确规定过错推定的规范较少,故而将过错推定作为行政处罚一般性归责原则的例外,更符合立法的整体倾向,且有利于避免对于违法行为人设定过于严苛的证明责任。章剑生教授认为,《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机关承担查明事实的职责,且应当进行全面查明,主观过错证据的查明自然也属应有之义,故过错推定中的举证责任转移,相对而言是一种特别规定。

总体而言,第三种观点对于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规则的独立性内涵的界定更加准确合理。理由是,一者,过错推定规则与客观归责在实践中的混同,本质上是对一般性注意义务的解释滥用,过错推定所强调的“无过错无责任”理念具有独立价值。实践中,行政处罚执法主体和行政处罚案件的司法机关,以客观违法行为的成立,即构成违背各类单行的行政管理秩序法上一般性注意义务的认定,更多是一种效能原则下的执法和司法便宜。从执法和司法的效果而言,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有无,是否被充分确证和公平认定,直接影响的是当事人在处罚案件中的公平正义获得感。不存在执法冤错也不存在执法遗漏,是行政处罚争议是否被实质性化解的重要评价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过度在所有案件中原则性地运用一般性注意义务的法律解释,并不利于良好执法效果和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取得。

二者,过错推定规则与过错规则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将过错规则结合执法实践,片面限定为过错推定规则,有违背过错规则的本质理念之虞。从性质上而言,无论是过错规则,还是过错推定规则,均将主观要件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构成要件,二者均坚持责任主义理念,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因而“无过错即无责任”。但从实践的视角,过错推定规则和客观归责原则,均取消了行政主体证明当事人存在主观过错的证明责任。在“证有易而证无难”的一般证明常识下,加之当事人的自证权利如果缺乏保障,那么过错推定规则在实际适用中就存在“推定即既定”的风险。因此,过错规则强调对于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关注,是行政处罚过罚相当原则的具体转化,而过错推定规则更加强调对人的客观行为的关注,是上述执法理念的实践调试,二者所固有的张力,将随着“行政处罚中过错原则即过错推定规则”的混同而愈加撕裂。因此,从区分实践适用上的巨大差异的角度,需要更加强调过错规则与过错推定规则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

三者,过错推定规则构造和功能上的独立性,集中体现在证明责任的全面设定和合理分配上。在客观归责模式中,不存在主观方面的证明责任,处罚决定在所不论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这就可能导致事实真相被片面呈现,当事人在处罚案件中的真相正义被部分遮蔽。在过错规则中,主观方面的证明责任被分配给了行政机关,这就可能导致行政机关举证成本畸高,行政机关在举证时的程序公平可能被矫枉过正。而过错推定规则,不仅仅具有合理分配举证成本,维护行政执法效能的作用,而且也为当事人陈明冤抑提供了程序通道,兼顾了执法效能和执法公正,平衡了行政机关的职权履行保障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防御保障。

(三)《行政处罚法》中的过错推定规则是原则性规定还是例外性规定?

对于这一问题,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过错推定应是行政处罚的原则性归责原则。如有学者认为,我国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是主观归责,在执法适用时主要表现为过错推定原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错推定应为行政处罚的例外性归责原则。如章剑生认为,主观方面的证据收集和事实查明是行政机关查明事实、全面收集证据这一法定职责的应有之义。故与行政机关全面收集证据和有效查明事实的规则相比,行政相对人针对主观方面的事实和证据承担证明责任,是特别的规定。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原则上可以在不要求具有主观要件的情况下,对实施了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直接作出处罚决定。这一观点更多是将客观归责作为了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在此之下,过错推定规则是在客观归责原则为主的行政处罚归责原则之下的例外性规定。

归纳而言,过错推定是行政处罚归责原则的原则性规定还是例外性规定,根本上反映了行政处罚归责原则是主观归责还是客观归责,是以过错规则为主、过错推定规则为辅的高度主观归责,还是以过错推定规则为主、过错规则为辅的有限主观归责。在高度主观归责模式中,行政机关的证明责任更多被拓展提升至主观方面,相对人对可能存在的不当行政处罚的防御权,在实际上被大大强化。而在有限主观归责模式中,行政机关的证明责任通常未被增加,从而能够维持行政执法的效能,而行政相对人则承担了主观方面的证明责任,并且也由此依法享有更加积极的排除不当行政处罚的防御权。虽然这同时也意味着证明成本的增加,但从相对人的角度而言,权利是否享有与行使权利的客观成本高低是两件事。是否享有通过主观无过错证明以免除行政处罚的权利是基础性的,而如何强化证明能力和降低证明成本则是相对次要的,且可以通过相关程序的细化和调试被优化。

从执法实践的角度,以过错推定规则为主要原则的有限主观归责模式更有助于实现执法效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中,学者将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规则定位为过错规则的例外性规定,所强调的或许不是实际执法中适用过错推定规则的案件数量是少数,而是从理念上而言,未经充分的证据事实证明,即认为相对人存在主观过错,是一种结合了执法效能需要的“退而求其次”的“中策”,而非“上策”。这种“例外性”的定位,至少在理念上强调了“无过错即无责任”的人权保障理念,强调了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案件中全面查明包括行为人主观状态在内的事实的一般性义务,为行政处罚法律关系的平衡要义提供了应然指引。而过错推定规则的“原则性”定位,能够为过错推定案件中当事人通过证明主观上不存在过错而免罚降低理念上的壁垒。

简而言之,如果从描述性而非宣誓性的角度理解过错推定规则在行政处罚中的定位,那么过错推定规则作为行政处罚的主要归责原则可能更加符合行政处罚的实际制度样态。总之,过错推定规则是行政处罚的原则性规定而非例外性规定,也是这一定位最能同时适应行政处罚构成要件理论完整性和执法实践效能性的需要。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过错推定规则更多是行政处罚理念上的主要原则,而非执法适用上的原则,在实际执法适用中,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范围仍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三、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范围

过错推定规则在行政处罚归责原则体系中是原则性规定还是例外性,更多是在理论层面进行的抽象探讨。而结合行政处罚的不同目的和种类,以及应受处罚行为的特征,方可以对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范围有更加具体、清晰、准确的认识。但立法现状是,《行政处罚法》中对于过错推定规则的规定并非具体的,根据条文推导出的规范意涵也更多是原则性的,单行法中的具体应受处罚行为是否适用过错推定规则,更是高度依赖执法机关的自主裁量。这些都表明,行政处罚过错推定规则中最基本的适用范围尚且存在极大的模糊性,亟待进一步的梳理和明确。

(一)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应与行政处罚的目的相匹配

理论上,行政处罚的可能目的一般分为报应和预防。前者是指行政处罚旨在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人进行打击和报复,后者是指行政处罚旨在通过具体执法,威慑和教育潜在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人。从主观归责的角度,对违法行为人的报复以其存在主观过错更为正当。对潜在违法行为的预防,可以结合风险预防原则,而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何在所不问。换言之,行政处罚的预防逻辑不限于通过威慑消解潜在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还可以通过执法教育,明确过失违法行为的一般性注意义务或无过错违法行为的特别风险注意义务,最终确保行政管理秩序被全面普遍遵守。如李洪雷认为,根据目的的不同,行政处罚可以分为针对违法行为本身的处罚,以及为排除危险和危害而进行的行政处罚。对于前一类狭义的行政处罚,过错推定规则可以适用。而对于后一类管制罚,过错推定的适用将不利于公共秩序的有效维护和行政效能的维持,因而不应被适用。应当说,从正当性的角度,在传统的着眼于行为本身的行政处罚领域中,对于行为本身的处罚,以充分说明行为本身的恶劣性质为正当性根据。尤其是当事人因具有主观过错因而受到行政处罚,方更加符合朴素的自然正义理念。反之,处罚本身便可能遭受权力滥用和权利侵害的正当性诘难。而在非传统的、更加关注行为后果的风险预防行政处罚领域,考察主观过错与否意义微茫,客观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可能超出行为人预见能力的结果,才是公共秩序利益所在。对于无过错行为人的处罚,乃是在向全社会宣传一种特别的风险认知和注意义务,从而更好应对非传统风险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威胁。

在这一视角下,对行政处罚的目的进一步类型化,可以对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范围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首先,可以根据主观过错的内容,将行政处罚的目的进一步细分为,针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行政处罚,以及针对行为人主观过失的行政处罚。其次,对这两种主观过错的行政处罚是否适用过错推定规则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论理分析。一者,对于针对主观故意的行政处罚,按照社会一般人的标准,客观违法行为通常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主观故意的,应当适用过错推定规则。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规定,“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依法处以警告或罚款。按照社会一般人的标准,私人车辆一般处于个人的高度控制中,号牌的遮挡出于故意的可能性远大于巧合。客观违法行为通常不能直接反映当事人主观故意的,而立法中又明确以故意作为构成要件的,一般理解为立法目的在于更多强调对主观恶性的打击而非对客观行为结果的严禁。故此,为了确保制裁的针对性,应排除适用过错推定规则,转而适用过错规则。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第18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故意以践踏等方式侮辱国徽而情节较轻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按照社会一般人的标准,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多数人不会故意在公共场所践踏国旗。如果行政机关要作出相关处罚,应当能够以更多证据证明行为人存在主观故意,如此方更加符合该条规范的立法本意。

二者,对于针对主观过失的行政处罚,立法上或者执法实践中,如果存在明确的相关的注意义务并且易于判断的,那么可以适用过错推定规则。例如,《征信业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征信机构等因过失泄露信息的,对单位处以罚款。按照职业操守,征信机构对于相关信息负有高度的保密义务。一旦发生信息泄露,推定相关单位存在过失。其理由是将证明责任转移给通常会建立起整套保密制度的单位,更有利于相关事实的充分和高效查明。反之,一般性注意义务不明或者可能存在较大判断难度的,适用过错规则,可能更符合立法上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保障的规范价值取向。当然,此处所明确的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条件,更多旨在为个案中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提供一般性的价值判断标准。个案中是否适用过错推定规则,可能需要结合多种因素进行更加综合的衡量判断。

(二)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应与行政处罚的种类相区别

过错推定规则的确立,是行政处罚理念和行政处罚实践综合衡量的结果。进一步而言,是将“无过错即无责任”的理念与执法中的事实查明效率相结合的产物。而从行政相对人的视角,这一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范围,还应当结合不同种类的处罚对相对人权益所造成的减损程度,进行更加精细的综合衡量。如有学者认为,过错推定规则可以适用于包括声誉罚、金钱罚、行为罚等大多数种类的行政处罚案件中。而对自由罚,则应当适用过错规则。首先,将相对人可能被减损的权益的重要性程度,作为过错推定规则适用条件的参考性标准,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于,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与否,对相对人而言意味着主观过错证明责任的有无,具体是相对于行政处罚行使防御权的成本。按照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当相对人行使防御权的成本越低,其所享有的防御权越可能获得便利的行使。最终,相对人越重要的合法权益获得保障的程度就越高。这与《行政处罚法》将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区别化地赋予不同效力层级的法律规范,以及通过为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设定额外的听证程序以强化相关权益保障,所体现的差异化保障逻辑相同。

其次,具体在哪些种类的行政处罚中适用过错推定规则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一,大多数案情简单的行政拘留类处罚案件仍适用过错推定规则更符合行政效能需要。主张行政拘留应当排除适用过错推定规则的主要理由一般是,人身自由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刑法中对于自由刑也通常以存在主观过错为犯罪成立要件,在行政处罚中,也应当在处罚权主体特定的基础上明确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一般性过错的证明责任。应当说,相关理由更多是基于价值判断而非实践需要。事实上,实践中行政拘留案件数量极大,普遍排除适用过错推定规则并不符合执法效能的实际需要。以治安拘留为例,多数案件仍是主要适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一最低证明标准。而且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2条,该条以规定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的方式强化保障了公安机关的调查权,而为了更好倒逼相对人有效履行协助义务,将过错推定规则适用于大多数案情并不复杂的拘留处罚案件中,这更符合行政拘留案件的立法逻辑。其二,部分行为罚和资格罚也可以排除适用过错推定规则。以责令罚为例,有学者指出,责令罚在禁止性的规定中运用较多,因此,为了维护规范秩序的强制性,一般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但行为罚和资格罚中的过错推定适用未必全然如此。在《行政处罚法》中,部分较重的行为罚和资格罚也被纳入了听证的范围,这可以视为《行政处罚法》对于较为严重的处罚种类中的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的强化。类似的,对于诸如吊销许可证、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等行政处罚措施,适度地排除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而更加注重过错规则的适用,有助于强化相关案件中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有效防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第59条规定,单位故意散布虚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相关证照。考虑到吊销证照在立法中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处罚,执法机关应当更加谨慎地进行认定,以存在散布相关消息作为推定过错的客观行为依据,存在较大的执法不公风险。其三,金钱罚未必全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金钱罚所减损的法益在重要程度上小于行为罚和自由罚等所减损的法益,这主要是一种一般性的判断,在个案中,罚款对于当事人所意味的权益减损未必一定小于行政拘留。因此,考虑个案中罚款的数额、乃至罚款对于营商环境的的影响,金钱罚中结合个案正义排除适用过错推定规则也具有合理性。例如,在“昆山某快餐店与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安全行政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中,人民法院强调,行为人不具有违法进行配餐的法律知识,不应苛责其存在主观过错,相关罚款应予撤销。

最后,进一步提炼过错推定规则在不同行政处罚种类中适用的合理标准。一者,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案件中过错推定的区别适用可以与相关案件的数量相关联。实践中被运用较多的处罚种类,通常在主观过错的判定难易程度上是较低的,相关执法判定经验也是充足的,更多适用过错推定规则往往能在不影响执法公正的情况下更好提升执法效能。二者,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措施中,推定过错规则的区别适用,可以与具体法律规范中过罚相当是否存在失衡的情况相结合。如果相关法律规范针对相关违法行为所设定的处罚措施较为严厉,而该规范中又强调以主观过错作为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那么推定过错规则的适用无疑会加剧这种过罚失当。三者,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措施中的过错推定的区别适用,可以与个案正义和执法政策充分实现等目的相结合。为了实现优化营商环境的执法政策,为了综合考量当事人的证明能力和执法效果,即使是金钱罚案件中,也可以适度排除适用过错推定规则,转而适用过错规则。

(三)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应与违法行为的特征相联系

除了执法的视角,有关行政处罚案件的司法视角也为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明确了更加清晰的条件。早在2011年印发的《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最高人民法院就结合相关处罚案件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论证认为,部分证券违法行为具有特殊性,故在行政主体承担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的同时,可以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度向原告等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尤其是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上,监管机构更是只需要证明行为人的身份、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的吻合性、行为人与知晓内幕信息的人存在形式上的联络或接触行为等部分事实,同时被处罚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提出排除证据的,人民法院即可认为处罚决定合法合理。到了2021年,在“余某林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证券领域的违法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相关证据可能存在由被处罚人控制而难被监管机构获取的情况,此时,监管机构只需要承担基础违法事实行为的证明责任,被处罚人无法做出合理说明或者提出排除证据的,违法事实依法成立。

客观而言,证券行政处罚案件中的举证责任转移的特殊规定,并不全然是应受处罚行为主观方面的举证责任倒置,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它还可能包含了客观行为事实的推定。但以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为例,根本而言,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的本质是打击故意非法利用内幕信息扰乱资本市场秩序、谋取私利的行为,主观过错是重要构成要件。如果行为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接触但事实上并未传递内幕信息,而行为人同时凭借交易经验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并进行了相关的交易行为,那么在这一假定情形中,处罚行为人并不具有正当性,因为接触知晓内幕信息的人,以及根据经验判断并进行准确的证券交易,本身都不具有违法性。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至少在《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所规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的第2、第5种情形中,行为人的“知悉内幕信息并通过相关交易故意利用内幕信息”的主观状态是明显被推定的,易言之,至少在这两种情形中,过错推定规则被适用了。

司法实践中内幕交易行为的过错推定适用,最主要的经验性结论是,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的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中,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尤其具有实践功能。对此,进一步的解释是,第一,这些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的隐蔽性,主要是作为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的事实证据具有隐蔽性。以内幕交易行为为例,它的行为本质是信息的传递和利用,信息本身是无形的,行为人甚至可以用极其隐晦且简洁的表达传递利空或利好的内幕信息,这就导致即使在通话记录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明通话内容,仍然可能难以直接明确认定行为人之间存在内幕信息传递。这些间接证据对主要事实认定构成的最大障碍是,行为人是否明知是内幕信息并故意获取和利用无法被确定。

第二,过错推定规则在隐蔽违法行为中的突出适用功能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者,强化隐蔽性违法行为的打击。针对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加大相关执法力度的必要性更强。与一般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相比,隐蔽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不仅仅同样具有实质性的公共秩序和市场秩序危害性,而且其逃避相关行政处罚责任的可能性越大,对于诱导其他行为人进行模仿式的非法利益获取和市场秩序破坏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于其他守法的市场主体无疑也是一种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对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更是会形成深层的破坏。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有利于降低相关案件的执法难度,增强执法力度。二者,以举证责任分配调试,降低案件事实证明难度。行政处罚正义,贵在不冤不纵,基础在于事实真相被清楚查明。传统的行政机关承担主要证明责任规则的合理性之一,在于行政机关的专业力量有助于最大化查明事实。但当主观方面的事实证据难以为行政机关所查明和收集时,通过过错推定规则,将证明责任转移给私人,能够有效降低案件事实的总体查明难度,为处罚正义奠定更好的事实基础。三者,以举证责任分配调试,实现行政主体和私人一方的程序公平。在“吴某某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精辟地指出,在行政机关穷尽手段仍然难以收集为被处罚人掌握的证据的案件中,机械地运用一般性的证明责任分配,致使行政处罚的合法性被轻易挑战,这对行政机关有失公允。因此,通过过错推定规则的适用,适度转换证明责任,有助于恢复行政机关和私人在行政处罚案件诉讼程序中的公平博弈。

第三,可以将主观方面难以被行政机关查明这一“隐蔽性”内涵在更多案件类型中进行认定,以发现和拓展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规则的合理适用范围。例如,在操纵市场行为的处罚认定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与否便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这时通过明确行政主体的优势证明义务设定,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无过错证明义务设定,更有利于个案中执法正义的实现。

四、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的依法排除

《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那么,在过错推定规则适用的行政处罚案件中,当事人在何种条件或标准上能够实现排除证明呢,“另有规定”又可能包含哪些意涵?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过错推定排除证明的标准

1.“有证据”如何理解?

证据一般包括书证、物证、当事人的陈述、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及现场笔录等八种类型,其中,当事人的陈述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证据类型。一方面,这一证据类型对于当事人而言,通常意味着举证难度和成本一般较小、甚至最小。另一方面,从行政机关的角度,这一证据类型的证明力通常较小,且存在可能被行政机关不合理否定的较大裁量空间。在行政处罚案件的司法程序中,当事人为证明自身不存在相关过错所进行的陈述,一般可以被归纳入“合理说明”的范围中。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较早地在司法程序中明确了,当事人可以通过“作出合理说明”或“提出证据”这两种方式排除自身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在内幕交易行为中,“说明”当然可以被理解为当事人针对自身不存在主观过错的说明。然而,结合纪要全文,当事人所做的说明,被理解为对证据三性的具体解释更为准确,而非一种司法程序中的“当事人的陈述”。

因此,从文义表达的准确性的角度,《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或应修改为“当事人如能做出合理说明或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将“合理说明”作为当事人主观无过错免罚的具体方式之一,其内涵是,行政机关基于客观行为事实对推定过错的理解具有主观性,当这种主观性存在偏狭时,相对人仅仅对相关证据的三性进行驳斥,即可免除处罚,而不需要再另行举证。例如,在“翁某康诉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普陀山大队行政处罚案”中,法院指出,被处罚人在刚礼让完一名行人并半驶过斑马线后,对于又出现的另一行人,选择快速通过的方式让出道路的行为,不具有不礼让行人的主观过错。在这一案例中,行为人只需要针对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视频资料,说明其选择快速通过的原因,即可证明自身不存在主观过错,证明更加便捷高效。反之,如果不选择作出合理说明,行政相对人可能也存在提出其他为行政机关所掌握的证据的难度。而当合理说明无法有效质疑行政机关所收集到的证据时,被处罚人则需要提出其他具体的证据才能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

2.“足以证明”的客观标准是什么?

在《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需要达到“足以证明”的程度才能达到免受处罚的法律效果。首先,优势证据标准是行政处罚中较为常用和最低程度的证明标准,低于这一标准,即属于《行政处罚法》第40条所规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考虑到行政效能和执法威信的维护,当行政机关已经在个案中达到了优势证据标准的情况下,当事人如果要推翻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则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以上更为合适。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参照民事案件证明中的盖然性标准和刑事案件证明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过错推定的排除证明标准界定在了这二者之间。然而,考虑到在一般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地位平等,而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行政相对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高度盖然性之上的标准无疑忽视了这一重大的证明能力差异。因此,为了对这一地位差异的再平衡,将相关证明标准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以在优势证据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之间,作为主要的证明标准区间更为合理。例如,在有关案件中,法院指出,通常情况下,行政处罚案件中的待证事实应采用优势证明标准。主张过错推定的行政机关和反驳过错推定的相对人,围绕待证事实,本身是平等的。

其次,在过罚相当的原则下,具体而言,对于推定的主观过错进行排除,要结合行为人在个案中所负的具体注意义务是否得到了履行进行判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36条规定,食品经营者符合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对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不知情、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这三个主要条件的,可以免受处罚。在本条规范中,经营者排除自身被推定的过错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证明自身对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不知情、进货来源能说明等证据,表明自己尽到了进货查验义务。当然,相关注意义务的内容可以主要从法规范中提炼,而注意义务的履行程度还可以结合行为人的能力进行合理评价。如果行为人已经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尽了最大的履行相关注意义务的努力,那么不宜认为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可责难性。

最后,“足以证明”还应当结合个案中行为人的身份、事实情节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衡量。如在“昆山某快餐店与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安全行政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中,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行为人显然不具有集体用餐配送的专业性法律知识,且在疫情之下配餐也是权宜之计,主观上不具有可责难性。除此之外,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在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上,实践中也可能存在差异。如在食品安全领域,食品销售者通常被认为负有一般注意义务,而食品生产者则需要对食品安全承担特别注意义务。

3.行政机关的认定裁量权规制

毫无疑问,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是否达到了“足以证明”的标准,在执法实践中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机关如何裁量判定。因此,有必对当事人进行主观无过错免责举证时行政机关所进行的证据认定裁量权,进行必要和合理的规制。对此。制度上主要提供了两种总的裁量控制路径,一是通过执法程序和执法监督程序的完善强化执法裁量控制,二是通过个案的行政诉讼实现行政机关的认定裁量监督控制。其中,存在主观过错争议的行政处罚诉讼案件,在相对数量上一般较少,且这些案件通常能够在诉讼程序中实现证据标准的精细化审查。而且,尽管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无主观过错举证的认定是一种应受到司法尊让的行政裁量权,可由于司法机关在证据认定方面的高度专业性,相关个案的主观无过错举证认定行政裁量审查难度,通常也较小。故此,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在行政处罚程序和执法监督中完善相关行政裁量权的合理控制。初步的具体规制思路可以也分为两个层次,第一,通过各类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性文件,更加细化行政机关对主观无过错免责举证的裁量认定基准。其中,进一步细化行政机关认定主观无过错举证裁量的一个可行路径,是通过类型化客观注意义务的方式将被推定的主观过错进行适度的确定化、具体化。例如,在《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中,不同类型的食品安全相关主体所承担的不同的注意义务被更加具体化、标准化。相应的,如果食品安全相关主体能够证明自身履行了相关的注意义务,那么行政机关在进行裁量认定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具体的客观标准。

第二,通过综合运用案卷评查、发布执法指导案例等多种方式强化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主观无过错免责举证的裁量认定监督力度。即使细化了相对明确的裁量基准,为了规制行政机关追求执法效能而以畸高的标准认定当事人的主观无过错举证,强化相关行政处罚的执法监督仍有必要。其中,更加注重涉及当事人主观无过错举证处罚案件的案卷评查,能够更好激发具体执法部门和执法工作人员审慎合理认定当事人的主观无过错举证的积极性。另外,部分执法领域已经采取的发布相关典型性案例的方式,也显示出了促进行政机关更合理认定当事人主观无过错举证的积极引导作用。例如,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第二、三批农业行政执法指导性案例中的“山东省青岛市徐某某经营假种子案”和“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某消毒消杀公司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经营农药案”,均是对当事人的举证达到了“足以证明”的标准的个案判定,具有生动具体的执法参照作用。总之,在现有的案卷评查、发布指导性执法案例等制度框架中,积极将这些执法监督方式运用于提出主观无过错举证的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助于汇聚法治系统的力量,合理规制行政机关的对相对人举证的行政裁量。

(二)过错推定排除证明的依法保障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除了细化规制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无主观过错举证是否达到“足以证明”标准的认定裁量权,还可以从加强保障行政处罚案件中当事人的无主观过错的举证权利的角度,全面促进过错推定排除适用规则的完善。首先,应当明确当事人提出证据排除推定过错的权利本质上是陈述申辩权的一种具体形态。对此,有学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认为《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的“无主观过错举证规则”是《行政处罚法》第7条的延伸,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自身不存在主观过错并且应当不被处罚,就是在针对行政处罚的主观要件方面进行陈述申辩。的确,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角度,无主观过错的举证权利,与陈述申辩权所欲在行政处罚程序中达成证据事实形成以防御其处罚的目的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将当事人的无主观过错举证明确为陈述申辩的一种具体形态,有助于清晰定位当事人无主观错过举证权利的法律属性,从而使得当事人能够更加直接适用包括权利告知,和未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的行政处罚无效等程序和实体性规则。

其次,应当强化陈述申辩权的程序保障以便利当事人进行过错推定的排除证明。例如,在告知行政处罚案件相对人的陈述申辩等相关权利时,应当进一步具体告知相对人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所享有的主观方面举证以免受行政处罚的权利。再如,应当明确行政机关普遍性的将违法事实和证据及时告知相对人并为当事人提供查询便利的义务,而不仅仅限于《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的电子技术取证的情形。又如,当事人提出无主观过错举证的,应被明确为属于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机关依法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相关意见和进行复核。

最后,还可以明确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无主观过错举证进行如实记录并保存到相关案卷的义务,这有助于保障当事人的举证权利不被过度忽视。当事人通过一般程序进行陈述申辩,与通过听证程序进行陈述申辩,一个重要的差异在于,听证是具有正式审判特征的程序,而陈述申辩更多是一种非正式的程序。当事人在听证程序中,对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和处罚意见进行的申辩和质证,将会以被记入听证笔录的方式形成书面化的材料。从执法公开和监督的角度,当事人无主观过错举证的情况被形成书面记录材料并保存,能为后续的执法公开、和内部以及上级的执法检查监督,提供客观具体的材料基础,这对于倒逼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认真对待当事人所进行的无主观过错举证,具有积极意义。

(三)过错推定排除证明的量罚效果

从定罚的角度,当事人在提出证据排除证明推定的过错时,一般仅有两种可能,一是证明成立,不予处罚。二是证明不成立,依法处罚。但从量罚的角度,当事人无法成立的无过错证明,证明成本并非付诸东流,相关证明仍然可能具有量罚上的积极意义。我国《行政处罚法》第5条确立了过错相当的处罚原则,即要求处罚的实施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具有相当性。对此,学理上通常认为这一条为行政机关依据主观过错的程度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提供了法律依据。相应的,这一条也成为行政处罚案件中被推定存在过错的行为人证明自身过错较小从而获得行政处罚的从轻、减轻提供了依据。相关案例也明确了主观过错程度作为行政处罚从轻、减轻裁量依据的作用,如在“苏州鼎盛食品公司不服苏州市工商局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主观错过的程度明确为过罚相当原则应当包括的具体因素。除了司法上明确将主观过错的程度与行政处罚的从轻、减轻情形相联系起来。在立法上,也存在大量规定将具体执法领域中部分应受处罚行为的主观过错程度与处罚裁量关联起来。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43条规定:“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里的“拒不改正”便可以视为一种严重程度较大的主观过错。除此之外,《旅游行政处罚办法》第16条更加明确地规定了旅游行政处罚的裁量权行使应当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总之,结合上述理论、立法和司法中的共识可知,在被推定过错的行政处罚案件中,当事人通过主观无过错举证,即使因未能达到相应的过错不存在的证据标准而无法免受行政处罚,但因证明了主观过错的程度较低而获得行政处罚的从轻或减轻,仍然具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

因此,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当事人对推定的过错进行排除证明,能在何种程度上获得行政处罚的从轻或减轻。为了进一步明确过错推定排除证明的程度对于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将当事人可能被推定的主观过错在程度上进行类型化划分。例如,可以将主观过错分为故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轻微过失等。相应地,如果当事人在被推定存在过错的行政处罚案件中无法充分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但能证明自身存在的主观过错并非被认定的较重的过错程度,而属于更低一层的过错程度,那么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便应当在处罚种类或幅度上,依法合理地进行从轻或减轻。例如,《淮委水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6条规定,当事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影响着相关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具体行使。另外,在相关文件中,执法部门还将相对人的过失过错和及时改正的行为相结合,作为减轻、从轻处罚的条件,如此能够更好兼顾实现执法的温度和力度。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许多处罚裁量权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中均明确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应当在法定范围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但在许多文件中,通常只区分了故意和过失两种主要的过错类型,对于一般过错和轻微过错,则缺乏具体的规定,更多是由行政机关在实践中灵活裁量。随着执法水平的提高和执法温度的重视,将过失型过错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并匹配相应的的处罚区间,符合处罚更加精细化的裁量发展方向。

五、结语

归责原则模式是行政处罚的基础性理论,在要件层面决定了行政处罚可能取得怎样的实际执法效果。2021年《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的新增,再次引起了我国行政处罚归责原则如何选择的集中讨论。在过错规则、过错推定规则、客观归责规则等多种归责模式中,过错推定规则是平衡责任主义和效能主义、平衡行政处罚权保障和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必然主要归责原则选择。然而,在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这部基础性的行政法律中,过错推定规则总体十分概括,其他相关法规中对行政处罚中的过错推定规定也较为零散,这也对相关的规范解释和执法、司法适用产生了诸多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为此,有必要从基本定位、适用范围、依法排除等方面对行政处罚中的过错推定规则进行体系化、类型化的解释和建构,以为《行政处罚法》相关条款的完善提供理论指引,并为行政处罚执法和相关案件的诉讼审查提供规则适用依据。应当说,过错推定规则的体系化构建,对行政处罚的理论完善和实践优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有助于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在行政基本法典制定的背景下,过错推定规则的体系化构建及其规范细化完善也将有助于提升行政基本法典对单行法的整合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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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6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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