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政法论坛》2026年第2期
摘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权威的生成是内容权威与体制权威混合作用的产物。其无法获得立法赋权而不具有形式权威,导致其在拘束力方面难以与正式法源等量齐观。在“同案同判”司法义务要求下,必须寻求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强化路径以实现法律适用统一。现有路径并不可行,形式权威强化路径是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否定,这与法律多元主义的现实需求不符;内容权威强化路径只是为法官提供了分量更重的引入理由,不会生成法官的适用义务。未来应在照顾其权威来源基础上实现从单一到综合的强化路径调整。在内容权威方面,需要严格规范制发程序、强化备案审查以供给裁判说理的可靠来源,建立裁判文书说理、裁判过程说理的约束性机制保证规范命题的正确性。在体制权威方面,不用或误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导致曲解制定法规则或与法律体系内在价值悖离的,即未能通过法律体系的连贯性或融贯性检验,可通过二审改判或再审监督的方式施加制度性压力。
关键词: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形式权威;内容权威;体制权威
一、问题的提出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是最高司法机关出于释法目的而制发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文件。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将“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权力授予“两高”等主体,“两高”依托该授权发布了众多关于法律适用的司法文件,这些司法文件逐步以“司法解释”代称。随着司法解释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其制发主体、制发程序、制发形式日趋严格,日益凸显的重要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司法文件无法归入司法解释范畴。后来,最高司法机关有意识地将自己发布的司法解释以外的司法文件称之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司法文件逐渐与司法解释分道而行,前者既包括以法律具体应用为任务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也包括与司法业务无关的司法行政性质文件,后者则专指最高司法机关制发的、符合法定形式和文号要求的、历经严格制发程序保障并以法律适用为目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制定法显然有别,但二者也颇有共通之处。一方面,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54条规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应参照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适用上同样具有抽象性、反复性和普遍性,因而它取得了制定法一般的规范性效果。由此,它与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进一步的追问和辨明。
制定法体系存在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紧张关系。在回应型法理论下,法律不是消极、被动地因应社会,而是积极、能动地回应社会。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又要兼具能动的开放性,法律实施机关需要顺应社会变革潮流并富有弹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为调和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着制定法的权威,达至“在法律的缝隙中立法”目的。在此意义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可以视为制定法体系的延伸。在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法源理论看来,一切得以对法官裁判产生影响的规范材料都可以成为法源,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自然也在其中。这些法源因其来源以及法律文本的要求,权威高低存在明显或微妙差别,对法官裁判提出了强弱差异的遵从要求,其本质可以还原为法源的规范性要求。规范性是指对人们的行动能够产生主导作用的某种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指出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等位阶较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才有“资格”充当裁判依据,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只能担负裁判理由部分的说理角色。二者分工负责,裁判依据解决裁判的合法性问题,裁判理由负责裁判的合理性证成。因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规范性要求体现为,第一,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必须适时引入司法裁判进行说理;第二,一旦引入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其必须为裁判结论提供合理性证成。
然而这一要求的规范力不足。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制发模式决定了它无法获得独立于内容的权威,仅“是具有事实性权威的非正式法源”,成为非司法解释的“司法解释”。由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只能定位为事实权威,只具有“弱版本”的规范力,法官可以不说理抑或轻易偏离其规范要求,这就带来了规范力不足的后果。法源的规范力由其在法源谱系中的权威地位所决定。为实现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法官的拘束能够“由弱走强”,现有研究进路主要围绕强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地位展开,如严格规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制发程序,推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向司法解释转换等方案。但由于司法体制、制度结构、现实需要等原因,这些权威强化进路目前都难谓成功。考虑到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体量数倍于司法解释,其实践运行恰似静水深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甚至支配司法裁判的运作逻辑,因而梳理其在法源谱系中的权威地位并说明其规范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意在呈现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源谱系中的“弱权威”地位,并以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权威的强化为己任。首先,阐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弱权威”的生成逻辑,说明其权威来源。其次,揭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弱权威”的规范性难题与当前的权威强化方案,在此基础上论证现有方案的单一性及其不足。最后,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来源出发,对其权威强化方案进行从单一到综合的路径调整。
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弱权威”的生成逻辑
法官在解释法律或者填补法律漏洞的作业中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受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拘束,这是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规范力所在。由于拘束力本质是对法官行为的强制和要求,因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具有权威性,因为权威要求受众的服从。正如拉兹所言,权威的功能即在于促进行动者对理由的服从。因此,法官是否会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保持尊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从,取决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性。
(一)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形式权威的缺失
澄清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性,必须确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源理论谱系中的位置,也即在与其他法源的权威比较中确证自身。倘若没有参考坐标,就谈不上权威高低和拘束力大小。而确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源谱系中的权威位阶,最直接的比较对象是司法解释,二者不仅制定主体相似,应用面向也都是针对法律适用问题。但在此前,需要说明规范的权威来源,即可能影响权威建构的要素,这是权威性比较的基础。
凯尔森的规范体系理论可以提供这种权威来源的分析路径。在凯尔森看来,基础规范存在静态规范体系和动态规范体系两种,静态规范体系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那些行为规范所调整的人被假定应当像规范规定的那样行事,“它们的内容具有一种保证它们效力的直接明显的特性”;动态规范体系与之不同,其不是通过智力活动的内容所获得,而是凭借基础规范一开始确立起的权威,而且这个权威还可以依次把创造规范的权力授予某些其他的权威,“创造规范的权力从一个权威被委托给另一个权威:前者是较高的权威,后者是较低的权威”。凯尔森揭示了规范效力的权威来源于两方面:一者是依靠规范内容的正确性,它建立在智力活动基础之上,因其内容合理而取得应然的作用力;二者则是规范背后制定主体的权威地位,并且随着授权链条的延长,制定主体的权威在逐步降低。由此可以得出规范在权威性比较的两个基点,规范的内容以及规范的效力来源,前者通过司法理性与经验的嵌入为法官依法裁判提供实质理由,后者依靠立法赋权为法官提供权威理由。当规范的内容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时,其规范效力更易获得普遍认同,从而增强权威性;而若规范的效力源于权威主体的授予,则即便内容存在争议,仍具形式上的拘束力。内容权威与形式权威交织作用,共同塑造了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威地位。
从权威的生成路径来看,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不具形式权威的获取路径,这与司法解释判然有别。形式权威的取得必须来自立法赋权,“司法解释的制度性权威是通过‘授权—行权’与‘取效—予效’两项机制获得的”。一方面,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授予“两高”司法解释权,“两高”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行权,由外至内的“授权—行权”机制得以建构;另一方面,“两高”将制定的司法解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并基于后者的宪法地位及职权在外部确认报备的司法解释的效力,由内而外的“取效—予效”制度得以确立。“授权—行权”和“取效—予效”机制充任了哈特主张的“承认规则”,承载了提供“鉴别体系内其他规则之判准”的功能。“承认规则”为司法解释的效力来源提供了明确的制度标识,司法解释能够凭借其在法律体系中的正式地位获得稳定的权威基础,可以视其为动态规范体系中由基础规范所确立的权威链条的延伸,具有明确的制度性权威。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则缺乏“承认规则”的支撑,其制定主体以司法机关为主,并未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更未接入全国人大的备案体系。其制发程序较司法解释更灵活、方便,无须提交最高司法机关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由分管领导签发即生效。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效力来源无法回溯至全国人大并获得个别确认,因而难以被接入动态规范体系的权威链条之中,只能依非正式法源予以对待,其无法取得立法赋权意义上的形式权威。由于法源理论的意义本身就在于划定依法裁判的“法”之范围,适用司法解释就成为了法官的“依法裁判”义务,而适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则无此拘束。
(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体制权威的弱势
尽管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无法取得形式权威,但它仍是一种“照章行事”的要求,而且是来自“两高”的规范性要求,下级司法机关需要“认真”对待。“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能取得优势法源地位,并不是因为宪法法律明确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创制规则的权力,而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行政领导’,具有司法体制上的最高权威。”这种行政权驱动的自上而下的裁判要求来源于司法系统的体制性权力派生,可以归入韦伯提出的法理型权威范畴,也是规范可能具有的除形式权威与内容权威之外的第三种权威来源。法理型权威依靠官僚科层体制实现,“在依照章程进行统治的情况下,服从有合法章程的、事务的、非个人的制度和由它所确定的上司——根据他的指令的正式合法性和在他的指令的范围内服从他。”科层制结构中的上级对下级拥有相对的支配性权威,下级一般会遵守上级的命令。组织一般存在一套首尾一贯的正式规则,且这些规则经过强制或协议制定,规则覆盖范围内的组织成员就应当对这些规则进行服从,“组织的成员之所以服从一个支配者,并非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一个无私的秩序”。在人民法院系统中,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在人民检察院系统中,上级检察院与下级检察院构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映射了科层体制中的“上下级”关系。上级科层具有压服下级科层的强力手段,比如,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上级人民法院对于上诉案件可以依法改判、发回重审等等。“两高”藉由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的体制性权力串联,实现了由下对上的普遍遵从。
适用司法解释裁判可以还原为法官的“依法裁判”义务,而运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裁判只是“同案同判”的司法要求,二者的权威差异体现在前者是一种“强主张”,后者是一种“弱主张”。如果法源性资料能够充分供给可以充当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且其内容具体清晰,那么法官只需“依法裁判”即可。“然而受制于制定法的滞后与有限理性,规范之裂隙不可避免,司法活动就必须以依法裁判为己任,在法官的解释与裁量活动中扩展法秩序的弹性空间,使其蔓延至原则权衡以及价值衡量的灵活地带。”这种裁量空间体现在,第一,存在立法计划的不完整,法源性资料未能提供任何法律适用所需的法律规范情形。第二,法源性资料在形式上提供了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但部分构成要件或者法律效果过于抽象、不确定,未能达到法律适用所要求的清晰和具体程度。因此,法律的具体化必然形成裁量空间,这导致同案同判成为应当考量的司法标准,“同案同判其实就是限制自由裁量的重要工具”,它也彰显了司法对形式正义的追求,提高了司法的可预测性。为了实现“同案同判”,“两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统一法律适用,包括起草制定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发布指导性案例、落实类案检索制度、建立全国法院法律适用问题专门平台等等。由此,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拘束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司法机关的体制性权力派生,但这种体制权威根本上是出自“同案同判”的司法要求。而在“依法裁判”与“同案同判”的关系上,“依法裁判”属于更加基础的司法裁判义务,二者一旦发生冲突,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因为,“同案同判只是意味着按照‘法律上正确’或‘获得有效法律支持’的同案去判决”,它是以“依法裁判”为逻辑前提的,因而它属于司法裁判中的衍生性义务,这与“依法裁判”属于司法裁判的构成性义务明显区别。正是“依法裁判”与“同案同判”对裁判义务不同强度的要求,决定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体制权威要弱于司法解释的形式权威。
(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内容权威的匮乏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还源于其自身的正确性,取决于其自身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司法裁判提供实质理由,这是它的内容权威。正如德沃金所言,“法律不同于许多其他社会现象,法律是‘论证性的’(argumentatiue)。每个法律实践的参与者都明白,法律实践允许什么或要求什么,都取决于某些命题的正确性”。法律论证通常是一种混合型论证,它既要运用实质理由,也要运用权威理由。“在法律论证中,权威论证相对于正确性论证具有初步优先性。但这一优先关系并不是不可反驳的,这可以通过理由分量间的权衡来实现,但需要由反驳一方来承担相应的论证负担。因此,法律论证包含着以权衡为基础的权威与正确性的协调模式。”形式权威是立法赋权提供的权威理由,体制权威是司法权力派生提供的权威理由,二者都可与内容权威结合进行法律论证。在法律论证中,权威理由和实质理由可以也应当并用,但二者通常是此消彼长的,“形式性权威足够用时,实质理由就是可有可无或者锦上添花的。相反,越是无法诉诸形式性权威,就越需要更多、更强的实质理由”。
如何判断实质理由是否充分,这需要个案判定,而法官对实质理由的服从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通说”,这是来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向心力约束。法律观点的正确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识,如果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越能贴近或者反映这种共识,那么它提供的实质理由就越充分;相反,它对法官职业群体的吸引力就越低,就越会被排除在法律论证之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就指出“会议对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些疑难法律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可见,一种法律观点因为获取了足够共识而成为“通说”,它就具备了从实质理由向形式理由进行转化的可能。《九民纪要》所具有的这种“通说”性质,它在说服法官上起到了一种“权威理由”的作用,法官如果要背离“通说”进行裁判就要承担更多的论证负担。因此,由于《九民纪要》提供了高质量的实质理由并兼具权威理由,那么法官在“个案正义”的裁判目标下就必须借助其展开法律论证。
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大多并未经过严格的调研、论证和审议程序,其在制定过程中可能更多地受到临时性、应急性需求的影响,导致内容上可能存在碎片化、模糊化的问题。从实质理由的论证强度来看,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内容的系统性、逻辑性和规范性上往往不及司法解释。另一方面,最高司法机关释法形成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立法机关立法活动存在本质区别。“无论如何,法院拥有的资源都不足以按照理性的政府政策制定所要求的系统、全面的方式来收集社会资料。”司法解释性质文件通常是司法机关在当下社会结构框架中定向就特定具体问题给出的权宜解答,多是“两高”基于承载政治意图、接轨国家任务,沟通公共政策的考虑而临时形成的规制策略。司法机关无法广泛地诉诸社会实践资料并以之为基础展开“立法”工作,导致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缺少历史向度的回顾考察,欠缺对其施行效果的跟踪调查,亦缺乏前瞻性的必要规划。因此,司法解释性质文件难以形成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实质理由,不足以反映理论与实践的共识和需求,也就影响了它在司法适用中的权威分量。
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规范性难题与权威强化路径
法的安定性要求政府在所有的行动中都受到事先已明确与颁布之规则的拘束,这些规则能使人们清晰地预见到掌权者在既定情形中会如何使用强力,并根据这一认识来安排自己的行动。法的安定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可预测性,二是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前者针对普通民众,后者指向政府官员。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弱权威”与法的安定性追求不符,其不仅可能导致法官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运用专断,也难以为当事人提供稳定预期。对此,解决之道是提高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性,需要从权威的来源入手进行溯源强化。
(一)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规范性难题
回归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本身对法官的规范性要求,一是法官裁判应适时引入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二是恰当援引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说理证成。这两方面要求的完成度集中反映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规范力境遇。在适时引入问题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援引力度不高,甚至不少处于“闲置”境地,这与适时引入的运用要求难以贴合。举例而言,《人民法院报》多年来持续评选当年度的“十大司法政策”,这些司法政策既包括司法解释,也包括政策类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既有研究表明,2010年至2021年期间所发布的“十大司法政策”总计有63个政策类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而实际被法官援引适用的政策性文件共计只有37个,占比58.7%;作为说理或裁判依据超过100件的政策性文件只有9个。部分文件甚至自发布后长期处于“沉眠”状态,未能对具体案件的审理产生实质性指导作用,这种援引率的不均衡与大量“零援引”现象,直观映射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规范力不足与其适用愿景的现实割裂。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担纲裁判合理性证成角色同样有些力不从心。在静态视角下,司法裁判仅指向裁判结果的合理性证成,而动态视角下司法裁判还包括法官组织主持庭审活动的动态过程,因而其合理性证成还包括过程性说理的内容。以结果性说理和过程性说理为坐标进行审视,一方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结果性说理空洞化和形骸化现象显著,具体包括三种情形。第一,法官虽实际参考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精神,但出于对其效力层级的顾虑,刻意回避在裁判文书中直接援引,导致其规范指引作用的隐性化。比如,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李某奎故意杀人、强奸案”,二审改判核心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的死刑政策。“二审裁判文书并未直接提及上述死刑政策的司法适用,但却在本质上无法否认该死刑司法政策的‘独特贡献’”作为二审改判的核心依据,该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却未能在裁判文书中“跃于纸上”,此举直接引发了后来社会公众对裁判正当性的强烈质疑。第二,裁判文书中仅简单提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名称或文号,未结合案件具体事实阐述其与裁判结论之间的逻辑关联,使得该类文件在裁判说理中沦为形式上的点缀。例如,在“李某等与青海天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的金融借款合同借款人有权以贷款人主张的利息费用过高,并且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以此支持上诉人请求。然而对于“显著背离实际损失”这一要件,裁判理由部分未作任何分析和提示,使得该规定在个案中的适用缺乏实质性论证。第三,当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其他法源性资料存在潜在冲突或需要进行价值权衡时,未能说明所适用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比较优势。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当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正式法源,或指导性案例、习惯法等其他具有一定拘束力的法源性资料在内容上出现交叉、重叠甚至抵触时,部分法官往往直接选择适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却未在裁判文书中阐明为何优先适用该文件而非其他法源的具体理由,也未对不同法源之间的价值取向、规范目的以及适用效果进行比较分析,无法体现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特定案件中的比较优势。比如,在“梅州某股份有限公司、郭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裁判文书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与《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虽然都属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文件,前者作为新法得以排除旧法而适用。然而,“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冲突解决规则所适用之“法”应限定于正式法源,新法与旧法虽然都具备形式权威,但后者代表立法者的最新安排进而对前者取而代之。但对于作为非正式法源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而言,其不具备形式权威,无法代表立法者意志,其不能简单依靠“新法优于旧法”的裁断规则进行比较取舍。反之,法院应在阐明二者实质合理性的基础上,用以说明新法之所以胜过旧法,在于它提供了更多实质理由,否则就应当旧法胜出。
另一方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缺乏法律议论的过程性沟通和审判流程阶段的均衡关注。第一,关于能否适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缺乏对当事人异议的回应性论证。当事人常以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缺乏明确法律授权、内容与上位法冲突或对案件事实缺乏针对性等为由,对法官适用该类文件提出异议,但现行诉讼程序中并未设置专门的回应机制。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往往对当事人的此类异议不予置评,或仅以“于法无据”等模糊表述简单带过,未能就异议的合理性展开实质性审查和说理。比如,在“佛山市铭鸿某贸易有限公司、於某等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中,原告主张依据《九民纪要》关于股东加速到期的规定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被告辩称《九民纪要》只是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不能作为法定依据。但法院最后说理裁判部分未对《九民纪要》的相关条款作说理论证,径行认定股东出资负有加速到期义务。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也削弱了当事人对裁判过程的参与和认同,导致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适用缺乏来自当事人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进一步加剧了其“弱拘束”困境。第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上诉审和再审程序中的拘束力衰减明显。在一审程序中,部分法官可能基于“同案同判”的司法要求或上级法院的指导意见,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予以一定程度的重视;但进入上诉审或再审程序后,上级法院在审查下级法院的裁判时,往往更侧重于对法律、司法解释等正式法源的适用审查,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援引情况关注较少。当下级法院未遵循或偏离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指引作出裁判时,上级法院在二审或再审程序中,通常不会像对待违反司法解释那样直接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改判,而更多是通过“事实认定不清”“法律关系定性不当”等其他理由进行调整,或仅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间接指出,缺乏针对违反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明确纠错机制。这种纠错力度的弱化,使得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司法裁判的刚性约束不足,难以形成稳定的制度性压力促使法官严格遵循,其拘束力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弱化特征。
(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强化方案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不适用、隐性适用、说理欠缺、拘束力审级衰减、缺乏对当事人异议的回应等,都共同指向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弱拘束”的规范性难题,这是其权威不足所引致的。因应的解决方案是提高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性,理论上提出了大致如下的应对方案:
第一,赋予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形式权威。“事实上,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所构建的具有制度性权威及法律效力的(广义)司法解释体系之外,根本无需另行在规范层面创制概念、地位、效力皆较为模糊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司法解释相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不足源于其只能“两高”内部确权而无法接驳外部立法赋权,因而不具有形式权威。但如果“将既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中的重要内容分流至以司法解释为主的制度载体,继而依托司法解释备案审查达成实质意义上的备案审查全覆盖目标”,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就会成为司法解释的蓄水池,建构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司法解释”的权威升级路径。由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制定法权威体系中难以找到容身之处,“两高”应当停止制发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辅以建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升级路径,直至最终完全废弃此类文件。
第二,强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内容权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提供的实质理由不充分,原因在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制定未能经受严格的调研、论证和审议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建立起某种程序化的工作机制,来限制和约束这些司法解释之外的司法文件的制定,即便不能完全达到像制定司法解释那样的严格程度,至少也不能像现在这般在形式上和制定程序上过于随意”,通过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制定程序的规范化约束,实现提高规范内容质量的目的。理想图景是参照司法解释的制定流程,引入立项调研、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审判委员会讨论等环节,确保文件内容能够充分吸纳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提升规则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权威强化方案的不足
“传统观念认为,权威分为理论权威和实践权威:理论权威作用于行动者的信念,提供的是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信念理由;而实践权威直接影响人的行动,它发布指令意图改变权威对象的行动理由。”两种权威相同的是提供给人们行为的理由,并要求人们受其拘束,不同的是实践权威与理论权威给出行为理由的模式存在差异。按照拉兹对权威的理解,权威指令排除了其他理由,促使人们按照权威指令行动,这是服务性权威观的核心内容,它包括三个关联命题:依赖命题,所有的权威指令必须建基于行为主体早就拥有的独立理由,不能无中生有;通常证立命题,通常情形中直接按照权威指令行动要好过于自己权衡理由后的行动;断然性命题,权威的指令排除或替代了行为人的理由,成为行为的最终理由。服务性权威观的贡献是解释了权威指令为什么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且为其提供了正当性的证成,构建了一种“理由进—义务出”的论证模式,这种行为义务体现了对人们行为的强拘束力。法律就是典型的实践权威,因为它对法官提出了“依法裁判”要求,不论法律的内容是否正确,法官都必须按照法律要求行事,这就是立法赋权生成的形式权威所带来的拘束力。倘若以司法解释作为制度载体容纳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内容,就能使之升格为形式权威,拘束力不足问题固然可以迎刃而解。但这一路径并不可行。一方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权威升级与法律多元主义的现实需求相悖。为因应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凡是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一种指引和约束作用的,都是一种规范。凡是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一种指引和约束作用的规范种类,都是一种规范类型”。法律规范、党内法规、党的政策、国家政策、社会规范,都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规范类型,在各自的不同场域中发挥着功能和作用。继续沿用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二元划分固然可以保持法律体系上的整齐划一,但无法否认非法律规范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就指导和规范审判工作而言,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相较司法解释显然更灵活、方便,这由既定的制度资源所决定,必须分化不同的规范类型以适应不同的审判需求。因此,“各种规范在内容、认知和动员等层面的互动过程虽然不免矛盾冲突,但同时也为社会活力维系、各种价值存续、选择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协调提供了空间”,以某种规范取代或者压制其他规范既不现实也不应当。另一方面,只要制定法体系存在解释法律或者漏洞填补的现实裁判需求,即便废除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也会催生其他“替代”规范。法教义学为基础的制定法体系构建了一套高度抽象化和体系化的概念和规则体系,使之成为形式理性的化身,促使“法律能够与伦理等实质理性分离,构成‘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法律秩序”。然而这种静态的法律秩序必然受到实质理性的冲击,“形式的司法裁判赋予利害关系者藉以维护其自身形式上合法利益的最大自由,而由于经济力量的分配原本就不平等——此种不平等性亦藉由上述形式的裁判而合法化,所以,此种自由遂一再产生出破坏宗教伦理、甚或政治理智之实质要求的结果”。个案裁判的时空性呼唤法官从抽象到具体的裁量,为了避免裁量尺度的巨大落差,缓和实质理性对静态法律秩序的冲击,就需要建构法律适用统一的调控机制。最理想的调控工具是指导性案例,但我国指导性案例数量稀少、供给规则有限限制了这一调控机制的功能发挥,那么在替代性调控机制缺乏的当下,“废除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也许它就会冒一个新的替代品”。
第二种方案强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内容权威旨在提高规范的正确性,本质上指向的是一种理论权威。哈特曾言,一个人要在某一领域成为权威,他就必须更有知识,并能使他人合理的相信他对于该领域的见解往往更为正确。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法官的指引功能,很大程度体现为它是“两高”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给出的专家意见,在知识输出上具有推定的优位性。但不同于实践权威“理由进—义务出”的论证模式,理论权威给出理由的方式是一种分量加重命题,“一个权威建议采取一项行动的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创造新的理由,它仅仅应当加重建议所支持的那个(些)行动理由的分量,使其通常具有凌驾于其他反对理由之上的效果”。因此,理论权威并不主张理由排除,而是着眼于理由权衡。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内容权威的面向上发挥的功能是,在制定法难以给出清楚明了的确定答案时,法官可以按照不同的理由给出不同的裁判,但是因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支持了其中的某一理由,它就改变了法官对既有理由的分量评估,最终在理由权衡之下作出确定裁判。在这一过程中,理论权威并不生成行为义务,只是作用于行为人的主观信念,是一种“理由进—理由出”的论证模式。由于理论权威不输出义务,它的正确性不论如何强化也不会带来法官的义务遵从,在解决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审级拘束力衰减、说理空洞等问题上意义注定十分有限。
四、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权威强化路径的优化
法律体系需要“测度立法权威所确立的价值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从而找到弥补两者罅隙的方法”,在此意义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价值和功能毋庸置疑。但因其权威不足,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法官的拘束力难以有效保障,直接制约了其助力“同案同判”的功能发挥。如果承认法律是“一个如同生物体般遵循普遍规律演进的、可被经验考察的有机体”,那么法律的权威就不仅是建构的,而且可以被强化的。现有的权威强化方案寄希望于对单一权威来源的路径强化以毕其功于一役,但现实却是两种不同的单一路径各有局限,其权威强化需要在照顾其权威来源的基础上提供更加综合的升级路径。
(一)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权威强化路径的逻辑转换
权威来源的纯粹“理想类型”只存在于“真空世界”,往往实践中的权威以混合体的面貌出现,其权威来源只是存在成分与比例的差别。对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而言,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渐进地转换为司法解释直至取消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这一形式权威的强化路径并不可取,它否定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纾解制定法抽象性与具体现实情境之间张力的功能与价值。而一旦决定保留该制度并使其规范化,剩下的权威强化路径则需要着眼于内容权威和体制权威两方面的权威来源。
在内容权威方面,必须承认规范内容会影响规范的权威和正当性,并对人们援用这些规范的能力和方式产生激励或限制作用。然而,单一的内容权威强化只是提升了规范命题的正确性,纯粹的理论权威并不产生约束力,它必须与体制权威结合才能产生规范力,进而转化为实践权威加以对待。部分实践权威正当性正是建立于他们的理论权威之上,比如足球教练和航海专家等,他们的权威都是源于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这一类实践权威应当保持其命题的正确性,因为一旦经常犯错,就会导致权威被冲击甚至丧失(他对于我而言不再是个专家),进而实践权威也就不再具有规范力。
在体制权威面向,必须用一套制度化安排确保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规范力。权威与权力相比,除了指一个群体和机构操纵及形塑民众的观念和行为的能力,“它更涉及一套机构以及制度化的安排,并在这种安排中运作”。体制权威需要制度性安排的支持与保障,马默提出的制度性权威观认为,权威的治理权力以及行动者相应的服从义务来源于特定的社会性事实或者是制度性装置。所以权威需要制度性的建构,要以制度性或者社会性事实作为支撑。而作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而言,围绕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的条条关系展开的制度性构建就是这种制度性权威的现实支撑。因此,在体制权威的强化面向上,需要构建一套以“两高”为主导、上下级司法机关共同参与的制度化机制。
(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内容权威强化
法律论证在结构上可以被区分为“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两个层面,前者是指从既定前提中推导出作为结论的法律决定的有效性问题,后者涉及的是这些前提本身的正确性或可靠性问题。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一旦与制定法结合作为前提适用,就需要说明其本身的正确或可靠。既有的内容强化路径主张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制定程序进行规范化约束,通过严格的调研、论证和审议程序,输出更加可靠的规范内容。还有学者提出补充方案,加强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备案审查以强化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第一,就内部备案而言,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主要在审判或检察工作中适用,最高司法机关可以统筹执行备案审查的工作;第二,就外部备案而言,考虑到一些性质不甚明确乃至根本不具有立法性质的文件,也逐步被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范围,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也完全可以依托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备案审查。备案的目的是为了审查,审查的目的是为了清理。通过备案审查的监督机制及时将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时宜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及时废止,从而提高其正确性和可靠性。但以上路径的缺陷在于:第一,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调研、论证、审议、发布、备案程序越加严格规范,就越发与其自身保有的灵活性优势渐行渐远;第二,法律论证总是在具体个案中作出,大前提“发现”的正确性也应当在个案中得以证成,因而需要从个案论证的角度说明大前提的合理性与可靠性。严格控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制发过程,有助于提高整体规范的可靠性,但其只是划定了裁判说理来源的可靠范围,无法直接转化为具体个案中的可靠规范。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裁判说理的空洞化和形骸化以及关于是否适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缺乏对当事人异议的回应性论证等问题,都指涉了法官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引用缺乏实质论证,也即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具体个案中成为可靠规范依赖法官的实质论证。借用麦克考密的“二级证明”框架,实质法律议论的展开应当区分两个层次: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能够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则,即普遍且抽象的裁判规则,以及已被确认的事实,通过演绎推理对判决加以证明,这是一级证明;若案件情况复杂,裁判规则为复数,且演绎推理存在多种路径选择时,人们就必须应对如何在对立的或是诸多可能性间作出恰当判断的问题,也就是对选择的理由予以论证,这属于二级证明。具体而言,法官在引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时,应当详细阐述该文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解释为何选择该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以及该文件如何影响案件结果的判定。如果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其他法源冲突,法官必须说明论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若当事人质疑文件的合理性,法官需结合立法背景、司法实践需求及学理通说,对文件内容的合理性进行证成;若当事人主张其他法源更符合个案需求,法官则需通过利益衡量、价值排序等方法,论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个案中的优先性。
除了裁判文书的说理外,还要强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引用的过程性说理。“现代法治国家的判决都应该是在通过议论就权利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作出的,而不是,或者不应该是,审判机关的武断命令。”理性商谈理论认为,“当一个规范性陈述可能是一种特定的程序,即理性商谈程序的结果时,它就是正确或——在一种自由主义真理理论的前提下——真的”。裁判结论的得出不能为法官所专断,而是当事人与法官以对话、协商、讨论等形式互动的结果。法官在个案中应与当事人就关于是否适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以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个案如何实质影响展开对话。为了实现这种过程性说理,可以通过争点整理程序或者列入庭审焦点问题以凝聚共识,提高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引用的可靠性。具体而言,第一,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基本事实或者法律适用等方面对案件评价予以争执,只要对方当事人不认同,该事项就具有重要性和实质性,法官就应当将其固定为争点;第二,如果当事人援引的法律规范不包含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但法官认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基本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有直接影响,应当主动将其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并且列入庭审焦点进行审理。司法裁判过程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内容的共识形成,暗含对规范的正确性评价,从而能够引导法官是否适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以及如何适用。
(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体制权威强化
无论是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制发还是备案审查,又或是裁判文书说理还是过程性说理,其都旨在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规范命题,一个更加正确的理由,它加重了法官将其作为裁判理由的分量,但这个理由并不直接产生行为义务。“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如何进一步使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能够产生拘束法官行为的效力,则需要体制权威路径的进一步强化,即建立一套制度化的审级监督机制,将知识与权力的力量有机融合为一体,通过专业优势和权力制约的混合作用实现司法机关的内部约束和自我约束。“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影响是以组织上的体系划分为基础而实施的,通过在不同法院之间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等级图式,对不同的法院进行职能分层结合强制性的终审制度保障,为案件审理安排了组织结构上的稳定次序与纠错途径,最终促进了统一法律意见的形成。”因此,体制权威强化的根本在于建立起上下级法院间金字塔式的等级图式,这种制度性装置可以依赖案件质量评查制度。比如《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符合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规律的统一裁判文书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定期组织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评查活动,评选发布全国性的优秀裁判文书,通报批评瑕疵裁判文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将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作为裁判文书质量评查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常规性工作之中,推动建立第三方开展裁判文书质量评价活动。但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在权力规训和压力传导方面过于“软弱”,其制度重心在于督促法官改进问题、推广优秀案例经验。这必然导致案件质量评查制度难以制造实践差异,法官在对待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说理上仍然有极大的裁量空间,因为是否因其说理不足而陷入案件质量评查的不利评价,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形成制度性压力方面,最为有力的制度性装置是二审改判或者再审监督。如果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不用或者误用可以归入二审依法改判或者再审事由,下级法院出于裁判被改判或被提起再审的担心,必然要重视上级法院在先前类似判例中所表明的态度和观点,否则其所受到的不利评价往往在法官群体看来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一路径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07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236条、第253条都将法律适用错误作为法院依法改判和当事人一方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尽管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不属于正式法源,法官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引用也只是在裁判理由部分进行说理,但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不用或者误用的仍可归入法律适用错误事由之中。回归到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说理的两种情形,第一,法源性资料在形式上提供了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但部分构成要件或者法律效果过于抽象、不确定,未能达到法律适用所要求的清晰和具体程度,需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法律解释。第二,存在立法计划的不完整,法源性资料未能提供任何法律适用所需的法律规范情形,需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法律漏洞填补。在法律的体系性要求下,法律可以分为内外两个体系,外部体系涉及到法律的编制体系以及概念、规则的具体安置,它要求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协调一致没有矛盾;内部体系则指向法律体系自身蕴含的价值判断,它要求法律内含的各种价值应当不冲突、乃至相互支持。前者是一种连贯性检验,后者是一种融贯性要求,“它要求负责判断法律是什么的那些人,将法律看作具有这样的融贯性并予以实施”。第一种情形指向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没有通过连贯性检验。该情形下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制定法存在补充与被补充的关系,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不用和误用会导致裁判对制定法的曲解,进而形成了错误的裁判结论。由于其歪曲了对特定法律规则的适用,应当将其归入法律适用错误范畴。第二种情形实质是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引入未能通过融贯性检验。尽管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引入不会直接与现有的制定法体系冲突,不会导致对具体规则的错误适用。但一旦它的引入和法律体系自身蕴含的价值相冲突,依旧能因其违背实证法上特定法律原则的要求而被评判为法律适用错误。
结 语
从裁判中心的法源理论出发,一切得以作为裁判根据的材料都属于法源,只不过这些法源存在权威大小的区别,相应的其对法官的拘束力作用形成了参差不一的差序格局。在规范开放多元的当下,接纳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这样的非正式法源并为其在规范体系中找到容身之所,才符合回应型法治下制定法体系的确定性和灵活性要求。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解决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弱权威”问题,否则,规范的拘束力不足必将消解其本身存在的意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指导性案例制度一样,都是法律适用统一的调控机制。未来随着制定法体系愈加完善,指导性案例制度能够供给更多裁判规则,法官的法律解释和类推技术更加成熟,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法源地位必将受到冲击,甚至是湮灭于现有的法源谱系之中。但在我国当下,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仍然是同案同判不可或缺的制度路径,而其权威强化就是因时循势的自然之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权威强化的面向之外也需注意,“就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而言,司法人员并非必须完全遵照其执行,偏离不仅是可能的,有时也是必要的”。正如倘若遵照法律规则裁判会带来严重不公,法官应在正确裁判目标下付出更多的论证义务偏离甚至背离制定法的要求,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运用同样需要这种反向论证,它同样要经受过程性说理的约束,并接受二审和再审的制度性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