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行政机关怠于履职与第三人侵权叠加引发的损害纠纷中,公私责任划分成为重点问题。我国责任分担模式历经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等模式的发展,《行政赔偿解释》正式确立补充责任作为适用范式。补充责任模式能够简化公私诉讼衔接、填补第三人赔付不能的救济缺口,但也存在制度短板。一是行政赔偿责任依附私法实现、弱化公权力失职的独立可归责性;二是无法规制第三人具备赔付能力但行政失职放大损害的情形。本文保留行政赔偿归责基础,引入风险责任分担模式,并区分两类适用场景。在第三人无赔付能力时国家兜底赔偿,第三人可足额赔付但行政失职造成损害扩张的则由国家仅就扩大部分独立担责。在诉讼实现上,恪守民事侵权责任优先的基本定位,依托民事诉讼先行、行政赔偿有条件适用的诉讼路径,同时实现两类诉讼事实认定协同、赔偿标准区分适用,避免受害人重复受偿。本文最后结合《国家赔偿法》修订契机,提出增设风险防控失职赔偿基础条款、公私混合致损责任区分条款的立法完善建议。
[关键词] 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行政赔偿;补充责任;风险责任;公私责任划分
在我国,随着学界研究和审判实务对行政怠于履行职责的讨论不断深入,怠于履行职责致损应被纳入国家赔偿的理念已得到普遍认可。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5项和第4条第4项规定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形成了对行政赔偿范围肯定性列举的开放式结构,为怠于履行职责的国家赔偿提供规范依据。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受案范围条款中对“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情形作出明确列举,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被正式纳入行政赔偿制度的调整范围,并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具体适用。
在公权力运行与社会民事活动深度交织的当下,大量损害案件并非单纯由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直接导致,而是同时叠加第三人的民事侵权行为,形成责任交织的致损形态。此类情形中,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监管、防控职责虽并非直接制造损害,却通过放任或未能有效阻断风险,使第三人的民事侵权行为转化为现实损害或扩大损害后果,这一复合致损结构对我国现行国家责任体系提出挑战。本文以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公私责任划分为研究对象,在梳理相关规范与实践的基础上,反思现行补充责任模式的制度功能及其局限,依托责任分配法理重构适配该类案件的责任认定逻辑,试图探索更为科学的公私责任定位与承担路径,为厘清公私交织侵权场景下的责任边界、完善权益救济路径、统一司法裁判标准提供理论参考。
一、补充责任模式在怠于履职责任划分中的兴起与评价
在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并与第三人侵权共同作用的情形中,国家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在结果层面构成一种共同致损的责任结构,并逐步形成区分公私责任、以第三人侵权责任为核心的处理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围绕行政机关与第三人在复合致损结构中的责任定位,先后出现了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与补充责任等不同责任配置模式。
(一)怠于履职公私责任划分模式变迁
学界早期曾尝试将民法连带责任适用于行政怠于履职的公私责任认定场景,该责任模式以行政机关与第三人存在意思联络、共同侵权为适用前提,二者需对受害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与第三人通谋侵权的情形极为罕见,连带责任极少适用。在此之后,按份责任模式一度成为我国划分行政怠于履职公私责任的主流方式。该模式依据行政机关与私主体在损害发生中的作用大小、职责边界划分赔偿比例,将行政机关赔偿责任限定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私人侵权责任相互独立、互不替代。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对公安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行政赔偿作出批复,正式确立了行政机关按份额承担行政赔偿的裁判规则。然而,当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存在资力不足、主体消失或责任落实困难等情形时,按份责任对于公私责任的明确区分方式导致当事人的损害难以充分修复,引发救济断裂。
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公私责任划分思路的调整。为了避免增加国家负担,同时又使相对人获得赔偿,应在相对人穷尽其他救济手段的条件下才由行政承担赔偿责任,行政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损害,而不是增加相对人收益。在此基础上,补充责任开始被提及。在相关行政赔偿请示答复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对于第三人无法赔偿的,应根据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而公安机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追偿。这一批复不仅解决了个案中的责任分配问题,更在规范层面首次系统构建“第三人责任优先、行政责任补充兜底”的补充责任分担模式。其审判逻辑在于,行政机关并非与私人主体共同实施侵害行为,但其怠于履职行为客观上放任了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因此在主责任无法实现的情形下,应当由国家对公民权益损害形成兜底性保障。由此,公私责任划分不再是简单的责任切割,而是转化为一种具有层次结构的责任配置——私人主体承担直接责任,行政机关承担补充责任,共同指向公共利益的实质修复。
2022年《行政赔偿解释》吸纳了该批复的观点,并将其从公安机关的怠于履职推广至所有领域,完成了规则的升级、拓展与法定化,补充责任正式成为行政怠于履行职责与第三人侵权竞合时的责任范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政赔偿解释》没有沿用原批复中规定的“行政机关赔偿后可向第三人追偿”的条款,明确行政机关对其怠于履职的行为本身具有可归责性。
综上,对于行政怠于履职行为,我国已通过司法解释与个案裁判,形成了以民事责任为主、行政赔偿责任为补充的基本处理模式,这一处理方式在实践中被普遍采用,并逐渐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运行逻辑。然而,该责任结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权利救济、是否对行政机关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行回应以及其对行政赔偿责任功能的影响,仍有必要对其运作效果加以分析。
(二)补充责任模式的制度优势
从实体规范结构看,在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与民事侵权行为交织的情形中,适用连带或者按份的责任构成模式确实会面临公法与私法评价标准难以统一的问题。毕竟民事侵权责任以过错、因果关系及损害填补为核心,而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则主要依据其法定职权配置、监管义务及行政程序规范加以判断,二者分别适用不同规范体系下的评价逻辑。而补充责任模式则是通过区分第三人侵权责任与行政机关履职责任的规范基础,将二者分别置于各自制度轨道之中,并以损害修复为连接点,在尊重规范差异的前提下实现责任协调。同时,在直接侵权人下落不明、无财产可供执行等民事救济落空的场景下,补充责任模式可由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进行赔付,填补民事求偿不能而导致的救济缺口。
从程序运行角度看,补充责任模式也降低了公私法程序衔接的制度成本。连带或按份责任的适用往往意味着需要在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同步或先后展开责任认定,并在不同程序中对损害事实、责任比例及赔偿范围进行协调。由于两类诉讼在举证规则、审理主体及裁判逻辑上均存在差异,实践中跨程序衔接常常面临操作困难。相较之下,补充责任模式的触发并不以公私责任的精确分割为前提,对行政责任的审查可以在相对独立的程序中完成,提升了制度的可操作性。
(三)补充责任模式的制度缺陷
尽管补充责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行政怠于履行职责后的责任划分难题,但是其也存在相当的制度性不足。从责任性质上说,补充责任将行政机关的责任置于从属和后置位,弱化了国家责任的独立性。在该模式下,行政机关的责任往往被理解为对第三人侵权责任无法实现时的填补性安排,而非对自身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所应承担的直接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行政机关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失职。从国家责任理论角度看,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所引发的责任,并非源于其对他人行为的担保义务,而是源于国家未能履行其对社会成员负有的公共法定义务。国家责任的制度意义,正在于通过对国家权力失职后果的直接承担,彰显公权力运行的可归责性与受控性,并借此实现对人权的制度性尊重。当国家的责任承担仅以第三人侵权责任无法实现为触发条件,且行政机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因素而非其自身履职状况时,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可能削弱行政机关主动履职、强化风险防控的制度激励,也不利于国家赔偿制度在风险预防与治理层面功能的充分发挥。
从权利保障的实际效果看,补充责任也可能导致受害人救济路径的延迟与不确定。国家赔偿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保障机制,当公权力运行偏离法治轨道并对个体权利造成侵害时,国家应以自身责任承担来修复权利受损状态。但如果仅将行政机关的责任定位为最后兜底,行政怠于履职对权利侵害的规范评价被延后甚至被间接化,可能导致公民权利在救济顺序与救济效率上的双重弱化。虽然公私分立的基础和程序在责任逻辑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实践中可能增加维权成本,延缓损害填补进程,尤其是在第三人赔偿能力明显不足或侵权主体难以查明的案件中,补充责任的后位性更容易削弱其对权利保护的现实功能。
(四)补充责任模式的制度留白
除制度不足外,我国现行补充责任模式还存在制度留白。《行政赔偿解释》规定的补充责任模式的适用场景为第三人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等对第三人无法进行追责的情形,也即仅着眼于第三人责任无法实现的特殊情形,而未充分覆盖其他更为复杂的致损结构。实践中尚存在大量案件,尽管第三人侵权主体明确且具备追责条件,但行政机关的怠于履职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与扩大,此类情形亦对既有责任配置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可以看出,现有制度显然无法充分回应损害结果在实质上系国家与第三人侵权行为共同作用所致的情形。尽管第三人侵权构成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其责任地位不容否认,但行政机关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并非仅具有形式意义上的关联,而是在风险演化过程中客观地削弱了对危险的约束与干预,使损害结果在范围、程度乃至不可逆性上明显加重。从理论上看,行政机关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对相关社会风险负有预防和控制义务,其怠于履职行为理应纳入责任评价视野。从实践效果看,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往往直接导致风险持续积累并放大第三人侵权行为的危害后果。在此意义上,将此类案件简单理解为“民事责任为原则、国家责任为补充”的单线结构,难以真实反映损害生成的实际机制,也不足以为责任分配提供充分的规范依据。事实上,在监狱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死的赔偿案件中,法院也已经注意到怠于履职对损害结果发生和扩大所起的作用,进而判决监狱承担一定国家赔偿责任。基于上述考虑,应当重构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公私责任划分结构。该重构不宜简单沿用民事侵权法中以过错为核心的按份责任或者连带责任逻辑,而应在尊重第三人侵权责任首位性的基础上,引入以公共利益保护与风险治理为导向的责任配置模式。
二、风险责任模式在怠于履职责任划分中的引入
(一)风险归责原则在怠于履职国家赔偿中的功能及挑战
抛开公私混同所导致的侵害不谈,在单纯由于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所引发的损害赔偿问题上,依赖以行政违法为核心的传统国家赔偿责任模式也逐渐显露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充斥着风险的现代社会中,行政机关的职责并非仅限于对个别违法行为作出反应,而是承担着对潜在的人为风险进行预防、控制与管理的制度性任务。就此有观点认为,2010年《国家赔偿法》第2条删除了“违法”二字的实质,就是将国家赔偿责任区分为违法之赔偿责任以及建立在风险责任思想上的赔偿责任。甚至风险(危险)责任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归责事由和完整的责任形态,并与违法、过错(责任)等泾渭分明。从责任基础上看,风险归责原则确实能够为怠于履职国家赔偿责任提供一种更契合现实的解释路径。不同于违法归责以公务人员主观过错、行政行为违法为评判标尺,风险归责的审查重心在于行政机关是否在法定权责范围内落实完备的风险防控举措。只要行政机关具备风险识别、处置能力却疏于管控,致使可控风险转化为实际损害,便具备承担责任的正当基础。
但是风险归责原则的适用也面临巨大挑战。在理论层面,以往国家对于风险的预防责任并不属于法律责任的范畴,而属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责任。即使到法律层面,何种风险在法律上无法作为剩余风险被接受,也需要由规范性价值决定。若采用风险归责原则,理论上只要证明损害发生于行政活动的范围内,来源于行政活动的瑕疵,就可以推定行政机关违反组织义务从而承担组织责任。其次,由于风险界定本身受制于行政资源与客观技术条件,事实上在裁判中很难清晰地划分不可归责的剩余风险与行政负有管控义务的法定风险。更何况,若径直将风险归责上升为独立归责原则,突破现行行政赔偿依托违法、过错构建的制度框架,也缺乏成文法的明确规范支撑。
(二)风险责任模式引入怠于履职公私责任划分的可行性
相较于创设独立于违法归责的全新归责原则体系,将风险责任的理念以责任分担模式的形式嵌入公私责任划分规则之中,则是符合我国现有制度的务实选择。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下,行政责任的判断仍应以违法性为前提,而行政赔偿的构成除违法行为外,还须满足法律所规定的因果关系等要件。但仅依靠违法与因果关系等传统判断逻辑,难以妥善处理公共风险分配失衡引发的救济难题。例如,损害穷尽私法救济途径仍然难以获得填补时,风险治理的理念就可在此发挥作用。风险分配机制主要表现为运用侵权责任机制来解决损害承担问题,也就是何种风险损害需要由哪一主体承担。风险责任理论要求国家对社会整体风险负有制度性预防、控制与担保责任,如若行政疏于履职致使本可被管控的危险变成损害,就可要求其为治理失灵承担责任。同时,这一责任不宜被泛化,毕竟风险责任的内核仍然是公共风险治理下的权责匹配。风险责任并不必然要求国家需要概括承受全部社会风险带来的所有损失,也不要求由国家对于社会风险致损承担第一顺位的责任。
行政怠于履职叠加第三人侵权所导致的复合致损,与风险责任区分直接侵权责任、公法管控失职责任的分析逻辑天然契合,能够精准适配此类多层次的复合责任结构。第三人侵权是损害发生的直接诱因,对应私法层面的首要赔偿责任;行政怠于履职并未直接制造侵害结果,却因未落实法定风险防控义务,使得潜在风险转化为实际损失或加重损害范围,也应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具体而言,风险责任模式在怠于履职的公私责任划分中又可以适配两种情形:一是第三人无力赔偿、下落不明致使受害人无法获赔,行政机关基于社会风险分配理念对损失实现兜底赔付;二是第三人有全额赔偿能力,但行政怠于履职行为造成损害额外扩大,行政机关就扩大部分损失单独担责。通过区分公法管控失职责任与直接侵权责任,精准拆分双重致害成因以实现公私责任的合理界分,进而维系社会风险分配的公平性。
在制度运行层面,风险责任模式的引入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一方面,风险责任模式的判断核心围绕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履职必要性等展开,无需在民事侵权与行政怠于履职行为之间强行划分过错比例,有助于降低司法裁判的技术负担、统一类案裁判尺度;另一方面,该模式完全依托现有诉讼制度框架运行,行政责任仍然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既有制度渠道加以实现,与民事侵权诉讼形成分工协作而非制度冲突的关系。在怠于履行职责与第三人侵权并存的情形中,风险责任模式既能够作为连接公私责任的规范纽带,也为构建更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行政责任体系提供了现实路径。
(三)相较于补充责任模式的优势
前述分析表明,风险责任模式在制度层面具有可行性。而相较当前通行的补充责任模式,风险责任模式在适用边界、归责逻辑与制度功能上均更契合行政怠于履职与第三人侵权交织的复合致损结构。最为浅层的优势在于适用边界的拓展。补充责任模式始终将行政责任依附于第三人责任,仅在第三人赔偿不足、无力承担或下落不明等责任落空的特殊情形,适用场景极为狭窄。对于第三人具备赔偿能力、但行政怠职放任并导致损害加重的常态情形,缺乏覆盖能力,致使大量政府治理失灵案件难以获得有效归责。风险责任模式则跳出对第三人责任状态的依赖,以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风险防控义务为独立判断标准,无需以第三人能否追责为前提。只要行政失职未能阻断风险转化、放任损害发生或扩大,即便第三人有能力赔偿,国家仍需对失职造成的损害部分承担责任,由此填补补充责任无法覆盖的制度空白。
适用边界拓展的深层逻辑是归责基础的根本转换。补充责任的归责逻辑具有明显的依附性与滞后性,始终将行政责任视为第三人侵权责任的附属产物,其归责触发完全取决于第三人责任能否实现,本质上是一种以私法责任为中心,公法责任为兜底的被动逻辑。行政失职的可归责性被弱化甚至遮蔽,国家责任沦为对私人责任的补充,而非对自身公法义务违反的独立评价,难以真正体现行政怠职在风险治理失灵中的独立过错价值。相较而言,风险责任模式则彻底重塑责任分配逻辑,实现行政责任从依附性归责到独立归责的根本变革。它不再以第三人责任状态为前提,而是以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风险防控义务为核心判断基准,行政责任直接源于国家未尽风险预防、阻断与管控的公法职责,与第三人侵权责任相互独立、并行评价。即便第三人能够赔偿,只要行政失职放任风险转化、加剧损害,国家仍需为自身过错承担责任,彰显公权力失职的独立可归责性。
责任分配逻辑的革新进一步推动制度功能的优化。由于补充责任的价值仅能在第三人责任落空时提供事后填补,因此其无法形成对行政机关的有效履职约束,也难以实现倒逼依法行政的制度目标,甚至可能诱发履职懈怠。风险责任模式则具备更为系统、多元的制度功能,其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承担事后赔偿责任,同时也包含预防、纠正、管控等职责。同时,它将国家责任从被动兜底转向主动担责,彰显公权力在当下社会中的治理主体地位。既然风险责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备适用可行性,那么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具体适用路径,核心在于从实体规则建构与程序运行衔接两个维度,厘清适用场景与操作方式。
三、风险责任模式在怠于履职责任划分中的实体构造
(一)风险责任模式的归责判断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所提出的风险责任模式,并非对违法归责原则的否定或替代,更不属于归责原则层面的体系重塑。风险责任模式中,国家赔偿的成立依然以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存在公法上的注意义务为前提,其成立仍需以职权、违法行为、因果关系与损害为基本构成要件,与违法归责共享相同的制度基础与规范逻辑。引入风险责任模式并不是改变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中行政机关因违法而担责这一底层逻辑,而是在怠于履职与第三人侵权交织这一特殊场域中,提供一种不同于补充责任、按份责任的公私责任划分与实现方式,从而为复合致害情形下的责任分配提供更为精准的规范路径。第三人对应的民事侵权责任遵循私法侵权的固有归责逻辑,以侵权主体的不法行为与主观过错为成立基础,侵权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诱因,行为与损害之间成立直接因果关系即需承担完整的损害填补责任。民事责任居于基础性、首要性地位,原则上由侵权人优先对自身不法行为造成的全部原生损害承担赔付义务,恪守侵权责任法的填平原则。
行政机关的责任则聚焦于法定风险防控义务的履行审查,以行政机关是否充分、妥当履行法定风险防控义务为核心展开。在归责过程中,应当围绕行政机关对特定风险是否具有管控权限、是否采取合理且必要的防控措施等要素进行实质审查,重点考察行政怠于履职行为是否成立,是否在客观上放任了风险的传导与扩散,是否直接导致损害发生或者显著扩大损害结果。通过此种以风险防控义务为中心的归责方式,能够更准确地识别行政机关在怠于履职中的失职环节,对复合致害情形下国家责任的实现规范评价。
(二)风险责任模式在怠于履职公私划分中的适用情形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主张的风险责任模式,并非仅局限于环境保护、应急管理、食品药品等传统高风险规制领域,而是针对社会风险的普适性公法责任分配形态。风险责任虽以高外部性、高危害性风险为典型适用场景,但该理论亦强调其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是对违反组织义务的组织失灵,无法达到社会交往中对组织所付出的合理信赖,本质是国家对私权危险现实化的公法阻断责任。因此,怠于履职所涉及的风险责任分配模式贯穿于所有行政监管、公共保护与秩序维持的法定职责之中,包括公安机关怠于出警、城管部门怠于清扫等非传统风险领域。
具体而言,又涉及以下两类适用场景。第一种适用场景是当第三人下落不明或无力赔偿而导致民事救济落空的救济选择,风险责任模式能为该情形提供理论基础。《行政赔偿解释》所规定的补充责任模式仅着眼于私法侵权实现不能后的国家兜底性补救,无法从公法对公共风险分配的正当性层面解释国家赔付的法理根源。现代风险社会下,行政机关被法定分配公共领域的风险防范与治理义务,社会生产生活衍生的系统性外部风险不再由社会个体单方承受。行政监管制度的核心价值,即通过公权力的事前介入、日常管控与风险预防,实现风险负担的社会化均衡配置。第三人无力或无法追责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社会风险,若完全将该风险负担交由受害个体承担,违背公法层面风险公平分配的基本逻辑。而风险责任模式正是以国家风险治理义务为核心依据,矫正传统规则下的风险分配失衡,将本应由公共治理承担的风险负担从私人主体处剥离,实现风险损害在私人侵权责任与公共治理责任之间的合理重置,为现行确立的兜底赔付规则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二种适用场景为当第三人具备赔付能力但行政怠于履职促成损害扩大或增加,风险责任模式能为该情形提供制度依据。第三人虽能赔付由自身导致的损失,但行政机关怠于风险管控会加剧损害后果,此时《行政赔偿解释》中设定的补充责任模式却无法适用,风险责任跳出共同侵权、兜底补充的分析思路,将行政责任定性为治理失灵引发的独立分配责任,既防止责任无限扩张,又纠正补充责任中国家责任被过度弱化的弊端,还原行政监管义务的公法本质;同时,上述理念不仅可以适用于行政怠于履职与第三人侵权共存的情形,同样能够延伸适用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结合行政履职缺位所致的损害场景。
(三)风险责任模式在怠于履职中公私责任中的适用条件
首先,行政机关依法负有明确的风险预防或控制职责。风险责任的适用以行政机关负有明确、具体的法定职责为前提。该职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管理职责,而是法律法规或规章中已明确规定的风险防控、监管、审查或处置义务。例如,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矿产资源监管等领域,法律通常对行政机关设定了持续性、主动性的风险管理职责。在此情形下,国家或者政府作为一般意义上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和社会资源的掌控者应挺身而出,制度性地承担防止风险转化为现实损害的职责。若行政机关仅负有原则性、政策性或宏观指导性职责,则不宜轻易适用风险责任,以免将政策判断错误泛化为法律责任。
其次,行政机关存在怠于履职的行为,且该行为与风险实现之间存在规范上的关联性。风险责任并不要求严格的事实因果关系证明,但仍需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关联性,即行政机关的怠于履职行为在制度上放任、纵容或未能阻断风险向现实损害转化的过程。换言之,风险责任并非基于结果归责,而是基于行政机关在风险治理链条中的失守。这一规范关联性的判断,应着重考察行政机关是否未采取其职责范围内本应采取的合理措施,以及该怠于履职行为是否显著降低了风险被控制或被消除的可能性。
最后,国家责任不得替代第三人侵权责任。风险责任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否定或弱化第三人侵权责任的首要性。行政机关的风险责任应当被理解为对损害后果的制度性分配,而非对侵权行为的全部归责。若将风险责任转化为对第三人侵权行为的替代性责任,可能导致责任倒置,削弱侵权法的规范功能。
(四)风险责任模式在怠于履职的公私责任中的存在形态
就责任承担形式而言,风险责任模式也能够承载多元复合的责任体系。首先当然是损害赔偿,包括民事层面第三人的侵权赔偿与符合条件下的行政赔偿。就民事责任而言,第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规则,对自身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付责任。就行政赔偿而言,金钱赔偿以《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赔偿解释》为规范依据,行政机关针对怠于履行职责引发的增量和扩大损失以及由于民事赔偿不足或不能的部分进行赔付。民事赔偿与行政赔偿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受害人财产权益的事后填补。
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民事侵权赔偿还是行政赔偿,均属于对损害的事后金钱救济机制,其仅能填补对私主体造成的财产损失,无法修复由于行政怠于履职和第三人共同侵权所破坏的公共秩序。而行政责任兼具权利救济与公权力监督的双重属性,应具备风险矫正、秩序修复的制度功能,应配套除金钱给付外的履职性责任以共同构建完整责任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履职性责任主要包括责令限期履行职责、采取补救措施等内容。上述责任承担形式均以纠正行政机关怠于履职的状态,以恢复法定职责履行、消除违法存续状态为目标,核心是通过责任的实际履行督促行政机关落实法定管控职责、矫正履职缺位所引发的不利状态,而非仅以金钱赔偿实现损害填补。
上述两类责任分工明确,以多元构造实现对怠于履职行为的全维度规制,保障公私责任落地。事实上,司法实践也已经要求行政机关在涉及怠于履职公私责任划分中,承担更多的纠正和预防职责。在涉及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领域的案件中,当涉及怠于履行职责的公私责任划分时,法院的审理重点并未放在行政机关与第三方主体之间的责任比例划分上,而是集中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通过判决或裁定促使其纠正不作为状态、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司法裁判并未因第三人民事责任的存在而免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法定职责,而是分别从损害填补与风险治理两个维度配置责任。这也说明,行政机关承担的履职性责任具有独立价值,并不会因为第三人民事赔偿责任的成立而当然消灭。在以公共利益保护为核心目标的案件中,即便第三人已经作出了金钱赔偿,但是法院同样要求行政机关承担应有的纠正责任从而发挥其在整体风险治理中的制度功能。
四、风险责任模式在怠于履职责任划分中的诉讼实现
风险责任模式不仅要求实体法上合理划分行政机关与第三人民事侵权人的责任范围,同时也要求程序法上建立与责任结构相匹配的诉讼实现机制。只有实现实体责任配置与程序运行机制的有效衔接,风险责任模式才能真正落地,并避免因程序冲突导致责任承担失衡。在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与民事侵权并存的案件中,原则上宜采取民事诉讼先行、行政赔偿诉讼有条件并列的程序路径。风险责任的引入并不要求重构诉讼制度,而是通过民事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的顺序衔接、事实认定的协同适用以及赔偿标准的区分适用,实现公私责任在程序与实体层面的有机协调,进而形成由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相互交织而成的请求权保护规范体系。
(一)民事诉讼原则先行
民事诉讼先行是指在行政怠于履职与民事侵权赔偿交织的案件中,受害人原则上应当先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理由有二:一是行政赔偿资金取自国库,有直接侵权人时不宜将损失转嫁给全体纳税人,否则缺乏正当基础。二是第三人侵权是损害直接根源,行政不作为仅间接放大损失,由侵权人先行担责符合责任逻辑。不仅如此,民事诉讼先行还有助于避免行政赔偿诉讼过早介入第三人民事责任尚未查清的案件,减少重复审理和事实认定冲突,提高整体诉讼效率。这种程序安排并非否定行政赔偿责任,而是体现了公私责任在程序启动上的层次性和补充性。民事审理仅核查侵权事实、过错、因果与损失,不评判行政履职问题,其作用是锁定侵权人赔付能力,为后续行政赔偿诉讼奠定事实基础。在民事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审理重心应当限定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之内,即围绕第三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其主观过错状况、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以及相应的损害范围与赔偿数额展开审查和认定。不审查行政机关履职瑕疵,不对行政责任作出评判;该阶段作用是明确侵权人的赔付能力,为后续行政赔偿诉讼固定基础事实。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事诉讼不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但是也不宜机械地将行政机关从民事诉讼中完全排除。司法裁判曾明确,原告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并非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引起的民事纠纷,而是基于公民认为行政机关未尽法定职责致其损害而引起的行政纠纷,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尽管行政机关怠于履职属公法责任,但损害结果是其与第三人侵权共同造成的,如果将其完全排除在民事诉讼之外,可能导致民事案件在损害数额认定、因果关系查明、过错程度衡量等关键事实层面出现偏差。因此,建议将行政机关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民事诉讼,由其就监管职责履行情况、风险防控措施是否到位、损害扩大原因等事实进行陈述、举证与质证。如此既尊重公法私法诉讼边界,又能精准核算民事损害数额、厘清责任关联、避免事实认定碎片化,为后续可能启动的行政赔偿诉讼奠定事实基础,实现公私程序的协同。
(二)行政赔偿诉讼的有条件适用
在民事赔偿未能足额受偿,或是能够查实因行政机关怠于履行风险防控义务造成损害扩大的前提下,当事人可另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国家针对风险治理失灵对应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遵循先私后公的审理顺位,既能规避公私诉讼程序交叉冲突,也契合当前司法实务的通行做法。裁判过程中需要逐项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构成怠于履职、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实际损失范围与赔偿金额。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由于行政赔偿案件由行政审判庭进行审理,当认定行政怠于履职行为违法时,若尚有采取补救措施的空间,法院还可依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作出履职类判决。
现行规范确定的补充责任范式使得司法适用中极易导致行政赔偿责任名存实亡。部分裁判中,法院虽认定行政机关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但仍依据补充责任规则,认为财产损失系由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直接造成,应当由民事主体首先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民事主体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才由行政机关在未尽法定义务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由此判决行政机关不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此种裁判逻辑实质上将行政机关的失职责任完全依附于第三人的赔付能力,即便行政怠于履职的行为存在且放大损害后果,只要第三人完成赔付,行政责任即被完全豁免。因此本文强调,对于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直接导致损害发生或显著扩大损失的情形,即便民事第三人已赔付,行政机关仍需就其怠职致害部分独立承担责任。
同时,在部分行政机关负有明确而持续的防控职责,且其怠于履职对损害发生或扩大的结果具有实质性、显著影响的案件中,若仍机械要求当事人先行提起民事诉讼,反而可能造成救济程序的空转与迟延。尤其在第三人责任明显不足、赔偿能力严重欠缺,或者侵权主体无法查明、下落不明的情形下,应当允许受害人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由法院对行政机关怠于履职以及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审查,从而实现对受害人权利的及时、有效救济,避免因程序安排过度僵化而削弱国家在高风险治理领域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功能。
(三)公私路径协同的可能性
基于我国现行诉讼制度,民事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不宜在程序上合并审理。二者在诉讼性质、被告主体、举证责任与裁判依据上存在根本差异,强行合并容易造成程序混乱,亦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与制度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不存在协同空间,相对可行的路径是事实认定层面的协同: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合理援引已生效民事判决中关于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以及损失数额的认定结果,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这种做法既有助于提升审理效率,也能避免不同程序对同一事实作出相互冲突的判断。在技术上,这种协同并非程序合并,而是一种裁判结果的参照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在赔偿标准的适用上,应坚持责任性质决定赔偿规则的基本原则。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属于私法范畴,应适用民法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按照填平损失原则确定赔偿范围,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及法定精神损害赔偿。而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则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赔偿项目与计算标准。即便二者在损害结果上存在重叠,也不意味着可以简单适用同一标准,而应通过责任范围的划分加以协调。行政赔偿仅针对因怠于履职所导致的损害扩大部分,且其赔偿范围受国家赔偿制度本身的限制。在此框架下,行政赔偿责任不构成对民事侵权责任的替代或升级,而是以不同规范逻辑对同一损害后果进行分层回应,从而实现结果上的互补而非重复赔偿。
需要强调的是,基于侵权应以填补实际损失为核心这一基本原则,在行政怠于履行职责与民事赔偿相互交织的案件中,整体赔偿额的上限应以受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为限,任何责任形态的叠加均不得导致重复受偿。因而,在民事赔偿程序已经完成,且相关赔偿足以覆盖受害人全部损失的情况下,行政赔偿在金钱层面上原则上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即便如此,受害人仍有权就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法院亦应当对行政行为进行实质审查。若经审理确认行政机关确实存在不作为或迟延履职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依法作出履行或者违法确认判决,但无需再就赔偿数额作出裁判。上述安排并非意味着行政赔偿责任居于附属地位,而是基于风险责任模式下不同责任主体功能定位的合理区分。只有坚持民事责任与行政赔偿责任各司其职、相互衔接,才能兼顾受害人权益救济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之间的制度平衡。
五、结语
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与第三人侵权交织所形成的复合致损结构,已成为国家赔偿实践中日益常见且具有争议的问题类型。《行政赔偿解释》第24条所确立的补充责任范式,在规范构造上借鉴了民事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权利救济的现实需求。但民事安全保障义务源于私法经营、场所管理的约定义务与社会交往注意义务,责任定位是私主体风险防范的次要担保责任;而行政机关的监管、保护、救助职责来源于公法风险管控义务,面向全体社会公众承担系统性风险预防责任,二者在归责基础、保护范围、风险强度上均不对等,直接套用私法补充责任逻辑,就导致公法责任的缺位或不足等制度漏洞。随着风险治理逐渐成为现代行政的重要功能,行政机关在损害发生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及责任承担方式,已难以完全纳入传统的兜底逻辑加以解释。
适逢《国家赔偿法》修订契机,建议通过增设两项条款,将本文提出的风险责任模式予以法定化,从而搭建公私法规范有序衔接的制度通道。其一,增设风险防控职责怠于履行的国家赔偿基础条款:行政机关负有依法防控特定社会风险职责,因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该职责,致使原本可被合理控制的风险转化为现实损害,或者导致损害后果明显扩大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国家赔偿。其二,增设公私混合致损场景下的责任区分规则:前条所列情形中,损害结果系第三人侵权行为与行政机关怠于履行风险防控职责共同作用所致的,第三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行政机关就其怠于履行职责所致的损害扩大部分,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在第三人民事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的,应当根据行政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